纠错、替代与过度进入——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市场进入问题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大量新企业的进入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并形成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形成的，认为大量新企业的进入推动了中国的转轨过程，导致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比如钱颖一(1993)、樊纲(1994、2000)、刘世锦(1993)、盛洪(1991、1996)的分析认为，中国改革能够在没有对国有经济进行私有化之前就启动，并在渐进转轨过程中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大规模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大规模新企业的进入是转轨过程中影响企业重构的重要因素(罗兰，2002；Djankov and Murrell，2002)。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转轨过程中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导致了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有姚洋(1998)，大塚启二郎等人(中文版，2000)，刘小玄(2000)，郑京海、刘小玄和Bigsten(2002)等。
而另一种观点主要是基于产业层面的分析形成的，认为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大规模新企业的进入，使许多产业出现了大量的亏损企业和生产能力闲置现象。一些学者在产业组织理论结构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下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进入是“过度进入”(张军，1998；杨蕙馨，2000)，并导致了“重复建设”(魏后凯，2003；曹建海，2002)、“逆集中化”(殷醒民，1996)和以此为基础的“过度竞争”(曹建海，2000；罗云辉，2004等)。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为什么宏观层面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有利于提高整体效率的市场进入，在产业层面的分析中被认为是一种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这样两种认识的不一致性，不但包含着对过去30年改革过程中一种重要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解，而且具有重要的产业政策含义。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比如在汽车和其他一些装备制造业中，针对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的产业政策思路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并引发许多争议。而理解把握这些不同认识和争议需要认识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应该如何理解市场进入与产业效率的关系，以及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的具体含义。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存在两种市场进入理论，一是把进入作为一种由产业超额利润和进入障碍决定的“纠错机制”①；一是认为进入是基于企业间异质性的对在位企业的替代，是市场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选择过程(Shapiro and Khemani，1987；Geroski 1991a；Baldwin，1998)。两种观点包含着对进入与产业效率关系以及过度进入的不同理解，前者强调从进入导致的市场结构(比如企业数量和集中度)变化来分析其效率含义，后者强调高效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的替代(Baldwin，1998)，以及进入是否形成了充分的可供选择的多样性，从而保证市场选择过程的最优性(Geroski，1991a)。
在现有产业层面研究中，根据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对过度进入的分析，实际上暗含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把中国转轨过程中的新企业进入作为一种纠错机制。但是，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假设条件是否成立做出具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所以其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同时，现有过度进入分析与宏观层面分析结果的不一致性，也表明应该对这个前提假设提出质疑。因为根据替代进入与产业效率的关系特征，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不但可能不是过度进入导致的结果，而且可能是一种提高产业效率的市场选择过程的具体实现形式，替代进入框架下的产业层面分析可以获得与现有宏观层面分析一致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针对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的产业政策也将失去必要的理论支持。
所以，中国转轨过程中的新企业进入主要是一种纠错进入还是替代进入，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转轨过程中新企业进入与产业效率关系的重要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市场进入决定因素分析的基本框架，从实证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分析，从而对过度进入、重复建设，以及被认为是过度进入导致的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等现象做出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对长期以来引发众多争议的针对新企业进入的产业政策思路进行新的探讨。
二、两种进入理论及其对过度进入的不同理解
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局部均衡分析中，如果产业偏离了零利润的均衡状态，产业内的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就会有新企业的进入，增加总产出，消除超额利润。在这种意义上，“进入是一种市场限制力、是一种使产业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果的纠错机制”②。
但是，现实中许多产业在长期存在超额利润，而且产业间存在明显的长期利润差异，为此，早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由进入形成的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调整路径是非平滑的，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调整路径，不同的调整路径决定了不同的长期均衡的利润水平，这种调整路径主要就是进入障碍”③。Bain把进入障碍定义为“产业内的现有企业相对于进入企业而言具有某种优势，这种优势反映了在位企业能够持续把价格提高到竞争水平之上而不会导致新企业进入的一种程度”④。他对市场进入的基本观点是，进入是一种使产业回到长期均衡状态的纠错机制，不过这种长期均衡状态不是零利润，而是由产业的结构性进入障碍所决定的利润水平，结构性进入障碍决定了产业间的长期利润差异。
把进入作为一种纠错机制的观点明确体现在Gilbert(1989)对进入障碍的定义中，他认为进入障碍就是在位企业由于其在位性而可以获得的一种在位者租金，观察到的产业利润高于在位者租金的程度，就是决定纠错进入的产业超额利润。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最早对进入问题进行跨产业计量分析的Orr(1974)的进入决定模型中，Orr提出的进入限制利润就是Gilbert(1989)的在位者租金，也就是进入障碍，表明进入是对高于进入限制利润的产业超额利润的一种纠错过程。
从Bain开始，产业组织理论着重从进入障碍的角度分析市场进入问题，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可竞争市场理论，通过对进入障碍的不同界定，分析进入、进入导致的市场结构变化及其相应的效率含义，并由此形成了早期的结构绩效关系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形成的新产业组织理论进一步把企业行为因素引入进入问题的分析中，运用非合作博弈理论对B-S-M(Bain-SylosModigliani)限制性定价理论进行理论层面的扩展，研究在位企业有效的进入阻止策略性行为对进入和市场结构的影响，进而形成了基于策略性行为的内生性进入和市场结构理论。
但是，Bain提出的基于结构性进入障碍的市场进入理论和基于策略性行为的内生性进入理论，其目的是为了解释超额利润的持续性和产业间差别，而不是市场进入的经验特征。正如Audretsch和Mata指出，“Bain对进入障碍的研究只是把进入作为一种长期利润的决定机制，而没有分析进入过程本身，以致对进入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进入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的了解是很少的”⑤。进入障碍可以说明产业间的利润率差异，但不能很好地说明产业间的进入差别(Geroski，1995)。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西方学者关于发达国家市场进入问题的经验研究表明，把进入作为一种纠错机制的进入障碍理论和内生性进入理论，不能对观察到的市场进入经验事实做出有效解释(Geroski，1991a，1995；Caves，1998；Baldwin，1998)，正如Geroski所言，“学者们在协调教科书中所描述的进入现象和实际进入数据揭示的进入现象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⑥。比如Dunne、Robert和Samuelson(1988)运用1972-1987年的数据研究了美国制造业的进入问题；Baldwin和Gorecki(1991)运用1970-1981年的数据研究了加拿大制造业的进入问题；Cable和Schwalbach(1991)比较了8个国家的进入退出问题。Geroski(1995)对关于进入问题的经验研究结果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综述，其主要观点是：产业的结构性进入障碍是较高的，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也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但是，相对稳定的市场结构内部却存在较多的进入和退出，也就是说在较高的进入障碍下仍然存在大规模的新企业进入和在位企业退出，大量的进入和退出并没有导致市场结构的明显变化；进入和退出是正相关的，进入率高的产业也存在较高的退出率；进入退出的程度更多地表现为产业内随时间的变动，而不是跨产业差别，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技术、产业生命周期、规制等因素。从这些观点中可以引出的结论是：产业利润和进入障碍难以对大量的进入和退出做出有效解释；高进入障碍、高进入率和高退出率的同时存在，以及市场结构并没有因为大量的进入和退出发生明显变化而保持相对稳定，表明很难从集中度和规模分布等市场结构特征的变化中分析进入的效率含义；不同类型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将会导致产业内企业类型结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产业绩效有重要的影响。
为了解释观察到的市场进入经验事实，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市场进入理论，认为进入是进入企业对在位企业的替代(Shapiro and Khemani,1987)。进入作为一种替代过程表明，即使是当价格等于在位企业长期平均成本，产业内企业获得零利润时也会存在大量的进入，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产品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随机分布特征决定了这种替代进入⑦；“从进入经验事实的角度看，进入更可能是一种分类选择过程”⑧。“进入是市场结构重构的方法之一，与进入相关的市场动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场上企业数量和产品数量的变化，而是市场上企业特征和产品特征的变化”⑨。进入是一种创新过程，是一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技术的引入过程(Audretsch，1995)。这种进入替代和市场选择过程的基础是创新，替代是基于创新的替代，选择是对创新的选择。进入替代，选择与创新的过程就是产业的动态演化过程。Doraszelski和Pakes(2006)对进入替代形成的产业动态理论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Berry和Reiss(2006)提出了进入替代经验分析新的方法(在即将出版的产业组织手册第三卷中分别为第三章和第四章)。
两种进入理论包含着对进入与产业效率关系以及过度进入问题的不同理解。
在进入纠错理论中，主要通过进入对均衡市场结构特征的影响来分析其效率含义，其中包括两种对过度进入的分析，第一种是认为进入导致产业内的企业的数量超过了总剩余最大化的企业数量⑩，或者说进入导致企业数量的增加如果降低了总剩余，就是过度进入(Von Weizsacker，1980；Mankiw and Whinston，1986)；第二种是认为进入企业的数量超过了使产业内所有企业获得非负利润的数量，就是过度进入(Dixt and Shapiro，1986；Cabral，1993；Klepper and Miller，1995)。
在进入替代理论中，进入与产业效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高效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的替代，改变了产业内企业的类型结构从而提高了产业效率；创新性进入如果形成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多样性，就能通过市场选择过程形成更好的产业创新。进入是否过度，主要取决于进入替代导致大量企业退出形成的沉淀成本损失，是否高于高效率企业比重增加导致的产业效率提高，与进入多样性选择形成的产业创新收益，而不是产业内是否存在亏损企业。
三、应当如何理解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市场进入问题
在国内学者从产业层面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市场进入问题的分析中，直接运用了进入纠错框架下两种类型的过度进入概念，比如，张军(1998)运用了第一种类型的过度进入，认为中国转轨过程中的新企业进入，使产业偏离了有效的市场结构水平，或者说适度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是有效的，而进入使市场集中度低于这一水平；杨蕙馨(2000)运用了第二种类型的过度进入，认为中国转轨过程中的进入企业数量超过了市场所能容纳的(使产业内所有企业获得非负利润)的企业数量。
这种分析显然是根据进入纠错理论从进入导致的市场结构变化把握进入效率含义的思路，对进入导致的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等现象所做出的判断，但是，中国转轨过程中的进入是否是一种纠错机制，并没有得到现有实证研究的明确支持。同时需要关注的是，从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角度看，相对于进入纠错而言，进入替代理论更有利于理解中国转轨过程中的进入问题。
(一)进入替代比进入纠错能更好地解释中国转轨过程中的进入经验事实
进入纠错理论从预期进入后利润和进入障碍两个方面把握进入的形成，为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低进入障碍导致大量企业进入，高退出障碍导致企业难以退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低进入障碍和高退出障碍形成的原因)，所以出现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等过度进入现象。根据进入纠错理论，在长期，进入障碍低，表明产业可以获得的长期利润，或者说是Gilbert的进入限制利润水平(不会导致新企业进入的产业利润水平)低，会减少进入；在短期，决定进入的是预期进入后利润高于进入障碍的程度，而不是进入障碍自身的高低，对中国转轨过程而言，进入企业明确知道目前产业内存在大量低效益企业，而且这些亏损企业短期内不会退出，所以对进入后的产业利润不会有高的预期，在进入纠错框架下，即使进入障碍低也不会形成高的进入激励。同时，退出障碍作为企业进入后一旦退出可能发生的沉淀成本，也是企业进入时需要考虑的风险因素，或者说退出障碍实质上也是一种进入障碍(Caves and porter，1977；Gilbert，1989；Caves，1998)，高退出障碍会降低潜在进入企业的进入激励。所以在进入纠错理论下，低进入障碍和高退出障碍难以解释大量进入，当然也难以解释由大量进入导致的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在明知产业内存在大量亏损企业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大量的进入。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进入企业预期到自己的效率高于在位企业，现有企业不能盈利，但是新企业预期自己进入后可以盈利，如果进入企业预期到自己的效率与在位企业的效率差距越大，或者说预期到产业内存在的低效率企业越多，进入的激励越大，进入企业的数量越多，同时亏损企业也越多，边亏损边进入(江小涓，1999)，这正是现实中观察到的情况。大量的高效率企业的进入和大量的低效率企业的亏损同时出现，进入是高效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的替代。
(二)进入替代比进入纠错能更好地理解转轨过程中的进入与产业效率关系特征，从而形成与宏观层面分析相一致的产业层面分析
在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中，在产品创新机会较多的产业发展的初期，以及当产业面临新的重要创新机会时，替代进入更为明显，因为这种时期基于创新的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以及这种异质性的不确定性，会形成大量的替代进入，替代进入成为产业创新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在中国转轨过程中，市场制度条件的逐步建立，形成了基于企业产权结构差别的企业异质性，出现了一个以企业组织形成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创新时期，企业组织形成差异成为企业间效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以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为基础的企业异质性在转轨过程中的大量出现，表明这一时期的市场进入更有可能是一种替代进入而不是纠错进入。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变化，比如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所经历的经济体制变革，必然形成重要的企业之间的异质性，所以对这些过程需要从进入替代的角度理解”(11)。从一些学者对其他转型国家转型过程中市场进入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转型进入是一种替代进入，比如Broadman(2000)对俄罗斯转轨过程中进入问题的研究，Robert和Thompson(2003)对波兰转轨过程中进入问题的研究，都表明了转轨过程中替代进入的重要性。
纠错进入假定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是同质的，所不同的只是进入企业比在位企业多承担一个相当于进入障碍的成本。而转轨过程中的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别是进入更多地表现为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进入，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所以，从进入导致的产业效率变化看，新企业进入明显改变了进入替代理论所关注的产业内不同类型企业的构成比例(比如非国有企业比重的提高)，而不是进入纠错理论所关注的基于企业同质性的市场集中度，如果进入企业与在位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其重要的效率差异，那么进入成为高效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的替代而提高了产业效率，这种分析结果与宏观层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转轨过程中的新企业进入更有可能是一种替代进入而不是纠错进入。由于中国转轨过程中企业的退出机制很不完善，大量应该退出的企业不会退出而是以亏损企业的形式存在，所以这种进入替代不是对退出企业的替代，而是对亏损企业的替代。如果转轨过程中企业组织形式差异是决定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那么观察到产业内存在大量低效率组织形式企业，就会预期到产业内存在潜在亏损企业，大量高效率组织形式企业进入，以替代低效率组织形式企业。进入企业对亏损企业的替代，实际上是不同组织形式企业间的替代，既提高了产业效率，同时也是产业内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重要实现形式。与大量进入相伴随的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是这种效率提升和创新实现的过程特征，而不是过度进入的结果。本文下面部分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四、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西方学者关于进入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中，Panel数据是一种较好的数据结构。虽然进入决定因素分析主要关注的是跨产业规律性，或者说是产业间异质性，但是市场进入的动态特征使得其决定因素中包含许多随时间变化的因素，Panel数据比截面数据更有利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Panel数据的计量分析有利于控制一些产业特有的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察因素，这对进入决定因素分析的模型设置是非常有利的。
本文选择了中国转轨过程中两个比较重要时期的跨产业样本数据，一个是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两个时间跨度为5年的连续时期，另一个是2002-2003年和2003-2004年两个时间跨度为1年的连续时期。第一个时期经历了从对计划体制的修正到市场体制建立，是中国转轨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大量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以及许多产业进入规制的放松、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第二个时期是市场体制逐步走向完善，特别是作为转轨重要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期。选择这两个时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较为全面地分析比较转轨过程中的进入现象。
本文选择了三位数制造业的产业分类。因为两位数产业分类不适合进入分析，每一个两位数产业内部实际上包含许多产业，用两位数的产业分类不能区分这些产业间在进入问题上的差别。中国的产业分类中最细的是四位数产业，但本文认为500多个四位数产业更适合作为产品分类而不是产业分类。由于不同年度统计资料中的产业分类有一些局部变化，为了能够使用Panel数据进行跨期比较，本文去掉了一些产业，以保证不同时期产业分类统计数据的一致性。最后选定的产业包含了制造业中的主要部分，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两个时间跨度为5年的连续时期形成了包含101个三位数产业的两期面板数据，2002-2003年和2003-2004年两个时间跨度为1年的连续时期形成了包括70个三位数产业的两期面板数据。这些产业包含了大多数的三位数制造产业，特别是包含了大多数进入企业较多，产业内企业数量变化较大的产业。去掉的产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占有绝对优势，产业内企业数量变动较小的产业，所以样本基本能够反映转轨过程中市场进入的主要特征。
数据来源方面，本文使用了1985年和1995年两次工业普查数据和1990年国家统计局编制的《1990年工业经济统计年报》，获得了1985年、1990年、1995年3个年份的三位数产业数据。另外，国研网中的工业统计数据库提供了2001-2004年的三位数产业数据。
五、实证分析过程
根据进入纠错和进入替代理论，进入与退出是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通过实证分析区别纠错进入和替代进入的关键。因为在进入替代的情况下，以替代为目标的进入，必然表现出与退出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在纠错进入的情况下，新企业的进入表明产业存在超额利润，在企业同质性假定下有超额利润就不会有退出，进入与退出是不相关或者是负相关的。需要注意的是，纠错进入的情况下，根据其基本理论进入与产业利润必然是正相关的，而在进入替代的情况下，产业利润不是进入的原因而是替代导致的过程特征，其与替代进入既可以是正相关的也可以是负相关的，产业利润与进入的关系虽然在理论分析中非常重要，但是在实证分析中不是区别替代进入和纠错进入的关键特征。
所以，西方学者对进入替代实证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在传统的以进入纠错机制为基础的进入决定计量模型中，加入反映进入替代的解释变量，根据替代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来说明进入是一种纠错机制还是替代过程，同时在方程中加入产业利润和企业类型结构等解释变量，具体分析进入替代对产业效率和产业内企业类型结构的影响。比如Dunne和Roberts(1991)对美国制造业的分析，Shapiro和Khemani(1987)及Baldwin(1998)分别对加拿大制造业的分析，都是用这种模型方法得出了进入主要是一种替代过程结论。本文也将借鉴这种思路建立具体的计量分析模型。
(一)加入替代变量的进入决定计量模型
该进入决定模型的含义是，进入是由进入企业预期进入后的产业利润与产业特有的进入限制利润之差决定的，γ是对两个利润之差的反映程度，
是随机误差项。
对于进入限制利润，或者说是结构性进入障碍的影响因素
，西方学者的模型中通常包括规模经济水平、表示产品差别化程度的产业广告密度和产业的研发支出水平，这也是Bain定义的3个方面的进入障碍因素。本文认为，这3个方面的变量难以有效反映中国产业的结构性进入障碍。首先，即使在西方学者的分析中，这3个变量也并没有包含所有的结构性进入影响因素，一些影响进入的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因素因为不可直接观察，同时又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所以进入随机误差项中，导致计量模型出现遗漏变量问题。其次，中国转轨过程特有的体制背景，使得这3个变量作为产业结构性特征对进入的影响是有限的，还存在许多对进入有更大影响的不可直接观察的结构性进入障碍因素，所以会导致更重要的遗漏变量问题。但是，这种产业特有的结构性进入障碍因素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时间持续性，这种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察产业异质性，可以通过Panel数据的非观察效应模型来处理。比如在Geroski(1991b)对英国制造业的分析和Dunne和Roberts(1991)对美国制造业的分析中，都使用了这种非观察效应模型来分析进入问题。本文也借鉴这种思路，把进入限制利润表示成一个产业特有的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察产业异质性
，由此建立本文的计量模型。
进入企业数量
是指当期产业内企业数量与前一期产业内企业数量之差。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反映产业内企业数量变化的净进入数据，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企业的退出机制还很不完善，许多不能盈利应该退出的企业实际上并不能真正退出，至少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不会在统计报表中体现出退出，而是会以亏损企业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正在出现变化，但是在1985-1995年时期的5年时间跨度内，以及2002-2004年时期1年的时间跨度内，这种判断还是成立的。所以，实际上是进入企业的数量。
对于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因素向量
,本文借鉴Mata(1993)和Baldwin(1998)相关思路，主要包括产业利润、产业规模、企业类型结构、需求扩张等产业特征，考虑到两个样本的时间跨度不同，所以在两个时期的分析中选择了不同的变量。在1985-1995年时间跨度为5年的两期面板数据中，包括：产业利润率Profit及其增长、资本产出比Capital intensity、产业内国有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比重State-owned、产业销售收入的对数Lnsales；在2002-2004年时间跨度为1年的两期面板数据中，包括：产业利润Profit、销售收入的增长Sales growth及其平方项、产业内私营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比重Private-sector。
是指产业内亏损企业的数量；是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察产业异质性；
是时变误差项。
(二)计量分析结果
表1和表2是分别对两个时期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检验和计量分析的结果。对于面板数据，可以有3种回归方法：混合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为了增加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分别对这3种回归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从两个表中可以看出，在个体差异显著性检验中，两个样本的F值都明显拒绝了不存在组内效应的原假设，所以混合OLS是不合适的。在随机效应存在性的B-P(Breusch and Pagan,1980)检验中，两个样本的LM检验值都明显拒绝了不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在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选择的Hausman检验中，对于1985-1995年时间跨度为5年的两期样本数据，只有在3.13％的水平上才可以拒绝不可观察产业异质性与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可能更为有效，但随机效应的结果也应该被关注；对于2002-2004年时间跨度为1年的两期面板数据，明显不能拒绝不可观察产业异质性与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所以应该选择随机效应。
根据以上的检验结果，对于1985-1995年的样本时期，主要以固定效应结果为准，同时考虑随机效应结果；对于2002-2004年的样本时期，只以随机效应的结果为准。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
(1)亏损企业数量与进入企业数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85-1995年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2002-2004年的随机效应结果中，亏损企业数量的正相关关系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估计系数也比较高，表明在亏损企业数量高的产业存在大量新企业的进入，亏损企业数量高的产业也是产业内低效率企业多的产业，存在更多的高效率企业进入替代低效率企业的机会，所以，对亏损企业的替代是进入的重要解释因素。
这一结果表明，中国转轨过程中大量新企业的进入主要是一种替代进入而不是纠错进入，因为只有在替代进入的情况下，进入与退出(亏损)才会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纠错进入的情况下，影响进入和影响退出的因素是不同的，进入与退出是不相关的或者说是负相关的。
(2)产业利润与进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1985-1995年的固定效应和2002-2004年的随机效应结果中，产业利润对进入的正相关关系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利润高的产业存在大量进入，这一结果的含义是，大量进入的产业，也是高效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的替代程度高的产业，也是利润水平高的产业，进入替代与产业效率正相关，这种结果与宏观层面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存在大量亏损的情况下有大量的进入，而且进入提高了产业效率。
(3)销售收入及其增长对进入有正的影响，表明产业规模及其扩张对进入有积极的影响。
(4)国有企业数量与进入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私营企业数量与进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数量多、市场化程度低的产业进入替代的机会少，所以进入少；私营企业数量多、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进入替代机会多，所以进入多。进入替代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实现过程，主要表现为不同组织形式企业间的替代。
六、结语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转轨过程中大量新企业的进入主要是一种替代进入而不是纠错进入。这种基于企业间异质性的进入替代，成为形成企业间异质性的产业创新的实现形式，在中国转轨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也就是企业制度变革的实现过程。所以，应该在进入替代的框架下，把握中国转轨过程中新企业进入与产业效率的关系，以及企业亏损、生产能力闲置等与进入相关的产业现象。
(一)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不是过度进入，而是产业创新的实现过程，有利于产业效率的提高
在进入替代的框架下，不能根据进入导致的市场结构变化来把握其效率含义，所以，也就不能从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等市场结构特征得出进入降低产业效率，是过度进入的结论。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意味着一些原有企业前期投入的沉淀性资源的损失，确实是一种进入替代的成本，但是否导致过度进入，取决于对进入替代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进入替代的收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效率收益，高效率企业替代低效率企业将从整体上提高产业效率，在中国转轨过程中，进入企业多的产业是亏损企业多的产业，但也是产业利润高的产业，表明大量的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虽然是一种资源损失，但整体产业的效率是提高的，这正是进入替代效率收益的表现；另一个是选择收益，产业创新是一种对各种企业创新的选择过程，不同企业的创新形成企业间的异质性，只有在大量创新或者说是大量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或者说是选择出更好的产业创新。从这个角度讲，进入替代作为有效的市场选择过程，是产业创新的实现形式，退出所形成的资源损失，实际上是为产业创新付出的代价。在中国转轨过程中，进入替代的选择收益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这一时期的进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进入，所以，进入替代实际上成为企业组织形成创新，或者说是企业制度变革的实现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进入替代、市场选择实现的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也许正是中国渐进转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转轨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效率差异，是随着转轨导致的市场制度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比如转轨前期的乡镇企业是高效率的，但随着转轨的深入逐步表现出其效率缺陷。在转轨过程中，哪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和完善的市场制度条件，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是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和非建构性特征的产业创新过程，需要市场竞争过程来选择，而不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和人为的设计。在中国转轨过程中可以看到的是，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各种类型的企业，特别是新进入企业都力求通过组织形式创新提高效率，形成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市场竞争导致高效率企业的进入扩张，而低效率企业亏损和能力闲置，在进入替代导致的市场选择过程中，与不断变化的市场制度条件相适应的企业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和演变，形成了中国转轨过程特有的企业制度变革过程。
所以，中国转轨过程中进入替代的收益远远大于进入替代的成本，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是提高产业效率、实现产业创新的进入替代的具体表现形式，不能由此得出过度进入的结论。实际上，西方学者在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进入替代的问题时就注意到了企业退出所形成的损失，但他们的分析认为，这种损失从表面看是一种成本，是进入替代实现选择过程的一种劣势，但实际上，这种劣势同时也是进入替代和市场选择过程的优势所在，比如Geroski指出：“数据特征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太多的进入者、他们太小、能够生存的太少、进入后的生存渗透又太慢，而这正是进入作为一个选择过程的必然表现，而且对选择过程而言是非常有效的”(13)。
(二)针对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的产业政策思路值得商榷
根据对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所做的过度进入分析，形成了旨在降低企业亏损的限制进入的产业政策思路。比如中国汽车产业中长期存在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限制，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
但是在本文分析的替代进入的条件下，进入是一种对中国转轨具有重要意义的实现产业创新的市场选择过程。所以，限制进入就是对替代和选择过程的限制，这种限制也可能在表面上看减少了亏损企业的数量，但亏损企业数量减少带来的是高效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替代的减少，而且是对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也就是企业制度变革过程的限制，所以这种政策的有效性值得质疑。正确的产业政策思路应当是促进进入，形成公平的进入和市场竞争环境，在提高产业效率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的市场化改革目标。
(三)进入替代将继续成为新的产业创新实现过程
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进入替代在大量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分析的时期内，转轨形成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是进入替代的主要内容，从目前看，中国的市场制度创新还将进一步发展，相应的企业制度创新也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基于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进入替代仍将存在。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下，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重要的产业技术创新时期，进入替代将成为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实现过程，所以，需要进一步在进入替代的框架下把握进入的效率特征及其相关的政策含义。
注释：
①②引自P.A.Geroski,1991a,Market Dynamics and Entry,(Blackwell.Oxford)pp.210。
③引自Baldwin,John R.,1998,"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ompet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Press.pp.360。
④引自Bain,J.,1968,Industrial Organization,New York:Wiley.pp.252。
⑤引自Audretsch and Mata,1995,"The Post-entry Performance Of Firm:Intrdu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3.pp.413。
⑥引自Geroski,P.A.and Schwalbach,J.,1991,Entry and Market Contestability: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Blackwell Oxford),pp.282。
⑦引自Baldwin,John R.,1998,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ompet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Press.pp.361。
⑧引自P.A.Geroski,1991,Market Dynamics and Entry,(Blackwell.Oxford)pp.50。
⑨引自P.A.Geroski,1991,Market Dynamics and Entry,(Blackwell.Oxford)pp.7。
⑩福利最大化的企业数量，是指社会计划者选择福利(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最大化所决定的企业数量。
(11)引自Caves R.E.,1998,"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New Findings on the Turnover and Mobility of Firm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XXVI,pp.1977。
(12)Orr(1974)建立的进入决定模型，是以Bain提出的进入限制价格假定为基础的，所谓进入限制价格，就是在位企业可以实现的，同时不会导致新企业进入的最高价格，Orr模型认为进入限制价格形成的价格成本边际意味着一个进入限制的利润水平，当不存在进入障碍时，所有产业的利润水平相同，产业间进入障碍的差别导致了产业间进入限制价格的差别，也就是进入限制利润的差别。当进入企业预期进入后的利润水平高于进入限制利润水平时才会进入，所以观察到的利润水平，或者说是进入企业预期的利润水平与限制进入利润水平之差决定进入，进入直到二者相等，也就是说零进入、没有进入时的预期利润水平等于进入限制利润水平，而进入限制利润水平由进入障碍决定。这种模型实际上是进入作为纠错机制的模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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