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相对主义（笔谈）——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相对主义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笔谈论文,语境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相对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经常用以对抗发达国家文化侵略的有力武器。但是，文化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保护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阻碍着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
文化相对主义首先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它是一种漫布在哲学、史学、文化人类学及文化各个领域的思潮，是直接作为西方中心论的对立面而产生的。文化相对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当时法国的一些学者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民族学分析时提出，不应以欧洲人的道德标准去看待土著居民文化的思想。20世纪初，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明确提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他反对“西方中心论”，把它看作是历史领域的“托勒密体系”。他试图从相对的立场看待各种文化形态的历史，认为西方文化并不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等非西方文化占有任何优越地位，并把这种立场的转变称作“哥白尼革命”。作为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的相对论思想还不彻底，但是，他的思想和早期人类学的相对论思想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化人类学中历史特殊论或称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
文化相对主义在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斯的思想中得到了比较经典的表述。他明确主张，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不可重复的特殊性，因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同样，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有的价值准则，评价一种文化现象只能以存在其中的文化形态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各文化形态没有优劣、高低之分。
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思潮中得到了全面展开。后现代主义虽然可以做多方面理解，但是，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理论内容上，文化相对主义都是其重要的维度。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在各民族文化之间这个传统的文化人类学领域，以相对论消解了文化的元价值和元标准，而且在文化结构问题上提倡一种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元理论的多元合理性，消解了文化的深度价值和统一的评判标准。从而在诸多方面展开了文化相对主义，并把文化相对主义推向极端。
文化相对主义的现实价值是和谈论的具体语境相关的。在西方社会，文化相对主义具有限制西方中心论、消解西方话语霸权从而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落后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意义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是西方世界内部产生的思潮，但是由于它的价值取向是非西方中心的，所以很自然地与落后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亲和力，并成为落后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保护本民族文化，应对全球化的文化策略和基本的文化逻辑。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由于过分强调文化价值的相对性和特殊性，又对落后民族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一种阻抑作用，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
在这样一个基本理解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作用。
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待西方文化先后经历了“本土文化中心论”、“中体西用论”等阶段。其中，“中体西用论”是“本土文化中心论”的变种，它改变了前者的僵硬态度，而在器物层面上开始接受外来文化。此后，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一些强调中西文化各有千秋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陈独秀曾批判这种相对论思想，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是以国情特殊来对抗时代潮流（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第七卷，第1号）。这是我们对待西方的坚船利炮所采取的一个退却策略。但是，此时的文化相对主义声音尚显微弱。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闭关锁国，改革开放后我们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改革开放必然面临着外来文化，其中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在全球化这种新的形势下，我国如同一切发展中国家一样，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的侵入，也产生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思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上。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重要理论，它是改革开放的总纲领。但是，在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上却存在着歧义。
其一，认为中国特色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具体来说就是儒家思想的特色，于是持这种理解的人就到先秦的典籍中寻找所谓“特色”。按照这种理解，中国特色是已经具备的，只要去发现就可以完成了。
其二，认为中国特色是有待于形成的，是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当然也包括西方文化）的交流、激荡和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是在充分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因素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改造而形成的。
我认为，前者是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按照这种立场的逻辑，中国特色是已经完成了的，其形成不需要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因素。而且，按此逻辑出发，这种特色论也是一种拒绝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而后者在全球化过程中则是积极的、开放的、创新的。
在两者之间，我赞成后者的立场，因为后者符合文化进步论的立场。如前所述，在全球化运动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坚持了不同的文化逻辑，前者坚持的是文化进化论的逻辑，它是西方中心论的；后者坚持的是文化相对论的逻辑，以相对论对抗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文化进步论不同于文化相对论，也不同于文化进化论。
首先，文化进步论来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一个趋向“善”的过程，这个“善”是一个超验实体，它包含功利目的而又超越功利目的，具有一定的伦理学意义。所以人类的进步应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和道德判断意义。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化进化论不同，文化进化论来源于19世纪的生物进化论，其基本精神是功利主义的；更与文化相对论不同，文化相对论是否认统一性的文化价值多元论。
其次，在全球化问题上，文化进步论认为全球化最终将形成一种新的超文化形态——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既不是文化进化论所坚持的西方中心论，也不是文化相对论所坚持的文化多元论，它不是基于消除各种文化的差别性，而是基于使这些差别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整合。文化进步主义就是这种文化多样性与趋同性的统一。
再次，文化进步论主张文化的开放性，主张在全球化运动中，世界各民族文化积极交流、互动和融合。这种交流、互动和融合，一方面应是深层的，这使它成为文化新种产生的前提；另一方面，通过交流、互动和融合，形成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新的价值核心，进而形成全球文化的新秩序。这些都将成为世界文化这一超文化形态产生的基础。
总之，文化进步论应当是我们应对全球化运动的根本的文化策略和基本的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