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范畴论文,心理学论文,思想史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1)01-0009-05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发展至今,已从最初挖掘整理型的开拓性研究逐步转到这一学科理论体系的系统化、科学化研究。其中范畴体系化是巩固、加深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理论基础的重要途径。前辈学者费尽心力提出了基本的范畴说,而范畴体系的构建则是后学们应予承担的责任。因此本文欲通过对已有范畴说不足的分析,对范畴体系建构原则的设定,以及重建的范畴体系的阐述,展现给人们一个按照自身内在逻辑结构建构的,内蕴深厚且充满个性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的全新形象。
1 范畴体系重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范畴(Category)作为人类理性思维的一种逻辑形式,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任何一门学科均是由一系列范畴构成的,科学即是范畴的系统,范畴的概括化与系统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也是由范畴组成的系统知识,做为一门新兴学科尤其需要使其范畴体系化、科学化。杨鑫辉教授认为只有抓住基本范畴,“才能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1]
正是由于认识到范畴对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本学科建立之初,就有一批学者不约而同相继提出了各自的范畴说,如潘菽教授、高觉敷教授的八对范畴说(1983年),杨鑫辉教授的五对范畴说(1981年),燕国材教授的八对范畴说(1984年)。然而也正因是草创之说,则难免存有认识上、表述上的混乱。它具体表现为范畴的划分准则各异,相互之间有脱节,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严密逻辑结构。如潘菽教授的八对范畴中,“唯物论的认识论传统”恐怕不好称之为范畴,因为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不乏唯心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论述,以唯物论统而括之是不全面的。而剩下的七对范畴则显得层次不清,逻辑结构极为松散。杨鑫辉教授五说中的人性说、佛性说、性理说可归到人性说这一个范畴中,虽各历史时期提法不一,但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而形神说则是对人性说的具体解说,因而它只能是人性说范畴的子范畴,不应与人性说并列。脑髓说更是对形神说的进一步推进,它应是形神说下的一个子范畴,故将这三个有明显层次序列的范畴并举亦不妥。燕国材教授的“八说”亦存在以上的不足。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补充了诸如名与实、常与变、群与己、公与私以及人情、面子等,但这些范围均不属于基本范畴,它们要么只能算作下属的子范畴,如名与实只是探讨认知过程的知与虑范畴的次级范畴,要么仅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如群与己、人情、面子等。总而言之,以上的范畴各说是从不同角度、按各自标准归纳出来的,它们相互交错地综合运用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中。在学科建立之初,这种多方出击的交错型范畴说对于更广更深开拓这一研究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引导后学不断前行的便捷途径。中国心理学史(包括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发展至今已近20年历史,目前它正处于进一步深化的阶段,因而在总结前辈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范畴体系确为势在必行。
2 范畴体系重建的几点原则依据
那么我们应如何循旧立新,尝试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范畴体系?我以为在做这一尝试之前,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坚持以现代心理学体系为构建框架,否则就不能厘定出真正的中国心理学思想范畴。这个问题在学科建立之初即被提出且强调过,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这一学科应以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来建构,这里必然包括范畴体系的建构。如葛鲁嘉教授在《心理文化概要——中西心理学传统跨文化解析》中就提出了一个“大心理学观”,主张抛弃西方心理学的体系,重新垒建独立的中国心理学体系。心理学本土化的中坚香港大学杨中芳博士则在论述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可为本土心理研究提供帮助时,就明确指出:“先把中国传统心理学知识体系,不以西方现代心理学为参照点,仅按其内在逻辑加以整理和分析。然后本土学者可以根据这个基础来发展现代中国人的心理知识体系。”[2]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本是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多种思想的混合体,难辨你我,如果完全弃除所谓的外在逻辑框架——现代心理学体系,那么整理出来的东西究竟为何物,就难有评判标准,人们又如何得以确认这就是中国的心理学呢?如葛鲁嘉教授的《心理文化概要》一书第三部分“本土心理学——中国的心理学传统”中的“天道”、“天命”、“心”、“性”、“理”与中国哲学史范畴又有何异?
通过现代心理学体系的转换,使古老的思想为今天的我们所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前辈学者做了极好的典范,他们的范畴无一例外地参照了现代心理学体系,或以心理实质为纲,或以心理活动为据。故而我们重建范畴体系仍应保留这一好的传统。
二是要突出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的特色之处。从历史本身出发,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确实是围绕着对心理实质、心理活动、个性心理等几大块内容的探讨,这是客观事实而并非我们主观臆造。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确实存在着自己的的逻辑结构,但在未有现代心理学体系的参照之前,这一逻辑结构未能被发掘出来。当人们面对这一博大、繁杂的中国心理学思想进行初级挖掘整理时,必然且应当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起动,但也随之获得了诸多不易统一的范畴说,这时的范畴之间缺乏一致的逻辑结构,范畴体系尚未形成;第二步则是在已有范畴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心理学体系将之贯穿起来,使之具有合理的、严密的逻辑结构,这时范畴体系方能确立;最后的工作,则是将这一范畴体系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在体系与背景的不断对比、调整的过程中,会发现这里面既有一致共通之处,亦有差异分别之点。而这些差异正是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的特色所在,它是我们应保留珍惜的精华,并用之来丰富、完整现代心理学体系。
最后一点是关于范畴的形式问题。任何事物均是矛盾的,都有矛盾的双方。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亦不是单一、独立地进行,而是从正反两方面,对立统一的认识、考察它。故而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范畴也应是成对的。在我们重建的范畴体系中即采取成对的形式,即便是作为元范畴的人性亦非孤立独存。
3 重建的范畴体系的内容与特点
明确这些问题,依据这些准则,我们在对已有诸多范畴说加以总结与提炼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范畴体系,具体如图所示:
关于这个图示我们要做几点解说:
3.1 以人性作为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体系的元范畴 任何一个范畴体系均有其逻辑起点,即构成这一范畴体系的支点,这一支点我们亦可称之为元范畴。所有的范畴均从元范畴处生发开来,且又都是对元范畴所揭示的本质的论证说明。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范畴体系中,我们将人性定为元范畴,其理由有三:①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原先那种将心理学定义仅囿于研究心理活动的科学的观点,似已过时。如今新的界定认为心理学是超科学的科学,因为心理学研究的是人性问题,有学者则干脆将心理学定义为研究人性的科学[3]。著名的心理学家梨黑也说过:“在建立科学之前,神话对宇宙进行过描写和解释。自然事件的传说是未来的物理学,对人性的传说则是未来的心理学。”[4]可见,人性在心理学中举足轻重的份量。②以人性研究为出发点的西方心理学发展至今已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人性有了不同程度的揭示,其成就自不待言。但这里却出现了问题,即心理学越向前发展越远离人性这个初始点。当然这也是崇尚科学主义的西方心理学发展历程中不可能回避的阶段与问题,即为了研究人性,揭示其规律,西方心理学唯科学主义的特性必定将之导向越来越细琐繁杂的实验验证之路,以致于各种实验研究的成果丰硕,但彼此间却难以沟通统合,甚至有面临分裂的危机。在认识过程的整合——分析——再整合的阶段中,西方心理学正处于这个分析的极端上,它要实现再度整合就必须回到对人性的关注上。所以保罗·凯琳在《皇帝的新装——心理学大曝光》中呼吁心理研究应该恢复对人性的重视。当然,此时的回归已完全不同于最初的整合阶段,而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整合,站在新起点上对人性的再探讨。③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一直都将人性置于一切问题的首要位置。我们知道,做为中国心理学思想之母体的中国哲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不论是讲本体论、认识论均要落到人性之上。讲天道是为探求人道(人性),讲格物致知则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可见,不论从心理学的本质内涵,西方心理学的发展的趋势,抑或中国心理学思想研究的汇聚焦点来看,人性都应作为元范畴。
3.2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的构成内容 确定了人性这个元范畴,再来具体看在这个元范畴基础上建构的范畴体系。此体系分为三大块:第一部分是关于心理实质的三对范畴,包括形与神、心与物、性与习。形与神即中国古代关于心理与生理的关系问题,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的身心问题。荀子的“形具神生”对身心问题做简要而深刻的回答,范缜的“形质神用”则明确了身心的体用关系。尤其是王清任的脑髓说,更为具体地阐明了心理是人脑的机能,将形神观从哲理思辨的层次推进到生理心理的科学领域,故而脑髓说可作为形与神的子范畴。心与物即关于心理与物质、心理与客观性的统一,精合感应说则极好地说明了这一观点。性与习则是关于心理的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的关系问题。习与性成说表现了中国古代学者在肯定先天遗传的基础上,更偏重于环境、教育对心理的影响作用。第二部分是探讨心理活动过程的三对范畴,包括知与虑、情与欲、志与意。知与虑即关于认识过程的观点,认为认识过程是由感性认识的感知和理性认识的思维阶段构成。其中藏与壹是与知相关的子范畴,即说明感知与记忆、注意的关系;言与意是与虑相关的子范畴,即说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而知与行又是和知与虑相并列的范畴,是关于心理(认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但为避免重复,知与行做为一个附属范畴不单独列出。情与欲即关于情感、需要的观点。情欲对举表明了情感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了两者密切关联。志与意则是关于意志、动机、目的方面的观点。将志意、知虑、血气(情欲)三者并列,这与现代心理学心理过程的知、情、意三分法是一致的,同时这里又特别强调了意与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分别从意志动机(志意说)、意志与行动(志行说)、动机与效果(志功说)之间的关系详细阐述。第三部分是涉及个性心理的二对范畴,包括质与性、智与能。质与性即探讨个体的气质、个性的问题。阴阳五行说、物情不齐说、性品等级说均强调了气质、个性的差异性和等级性,习与性成说则强调了环境、教育对个性的影响改变。这四说均是子范畴。智与能即探讨智力与能力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了智力与能力的相互促进、转化的关系,智力的个别差异问题,能力、智力与“才”的关系。这里应指出才与性、才与智、才与能均是跟质与性、智与能并列的范畴,但为免重复不单独列出。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通过“才”使得质与性、智与能二对范畴贯通一气,表明了中国古代学者早就关注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之间的关联,“才”被做为一个联结点标列于范畴体系中。
3.3 突出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的特色 这些具体范畴基本上可在现代心理学体系中找到相应的范畴,这说明中西所揭示的心理规律有共通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两者之间的差异,中国心理学思想中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如情与欲范畴中的子范畴情二端说,即将众多的情感分类以好、恶二极来统而括之,使原本繁杂的情感类型清晰了然,且更突出了情感与需要(好、恶)之间的关系,即情感的积极、消极状态取决于需要是否满足。
3.4 关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的价值 对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基本范畴作了如此详尽的解述之后,还要看它究竟有无现实价值、科学价值。这一鉴别还得通过与现代西方心理学范畴作过比较之后才能得出。一般人们认为西方心理学没有统一范式,但有范畴。此范畴与我们前面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范畴不同。西方心理学中的范畴(presription)又可译为规范、法则等,是心理学家所采取的一种态度和价值观,这种态度或价值观决定着他对心理学基本问题的解释。如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经验论与唯理论、机械论与活力论等18对主要范畴。其范畴之间总存在对立面,两者常常有激烈争斗,且对立双方相互转化。心理学中众多范畴的互相争斗又造成了心理学四分五裂难以统一的局面[5]。比较而言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范畴则具有稳定性,形与神、知与虑、质与性等范畴均贯穿了中国心理学思想发展始终。且整个范畴之间环环相扣、相互依存,根本不存在彼此的攻击、排斥。
此外,西方心理学范畴体系缺少一个根本的、统一的哲学理论基础,心理学各个分支、各个派别朝着各自方向朝前发展。且由于西方心理学一直以来承续了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推崇科学主义,致使其研究迷失于数不尽的精密实验中,失去了对现实人自身的关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则一开始就从人性这个心理学的基点出发,同时人性也非孤立独存,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主客不分、天人合一的模式,与天道遥相呼应,且最终又落到人性这个元范畴上。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有了稳定的归宿,而不会象西方那样漂泊不定,找不到归着点,最终失去了方向。我们可以设想,现代心理学范畴体系如能将西方心理学研究中那些自下而上(实验研究)的经验结果,与自上而下(以天人合一为背景,以人性为基础)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相结合,则既可使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得到实证的检验,又可补充西方心理学在某些理论上的欠缺,更有助于它找到回归之路。实现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融汇,这就是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的最终价值所在,当然这还有待于我们将此范畴体系不断更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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