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移风易俗论文,英国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0）03－0382－06
在20世纪初年西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讨论中，桑巴特和韦伯提出了改造传统主义文化或曰大众心态的重要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是“自然人”，他们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和需求。由于缺乏远大的经济目标和计算意识，他们养成了自由散漫、缺乏劳动自觉性和因循守旧的生活习性。这种由传统的人生观、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性构成的传统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之一。对于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来说，这似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但在西方，从欧洲精神深处发生出来的策动力量，即“资本主义精神”却打破了这道障碍，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注：参见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尤见第4章，第20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尤见第2章，第5章。）。
但是，由于桑巴特和韦伯主要是从理论的层面分析问题，缺乏足够的反映当时大众心态变化的实际材料作依据，这一有意义的研究未能真正深入下去。70年代末以来，随着“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的兴起，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表明，1500—1650年左右的欧洲， 尤其是英国经历了一场被当时人称之“移风易俗”（thereformation of manners）的改造传统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反映出来的精神类似于韦伯所说的“入世禁欲主义”[1]（P.207—214）。那么， “移风易俗”与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如何？这将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一
15、16世纪是欧洲封建主义瓦解、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时期。这一变化首先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人口变化引起的。
14世纪初年，欧洲的人口增长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1315—1317年欧洲出现了大规模饥荒，据史学家们估计这一时期的饥荒使英国的人口损失了15%左右。欧洲人口持续增长的势头开始逆转。1347—1350年一场来自东方的“黑死病”袭击欧洲，造成的死亡数比1315—1317年的饥荒更大。大约1／3左右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总人数在2千万以上。
“黑死病”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后果。后果之一是导致了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长时期的经济萧条。因为人口锐减引起需求，尤其是对农产品需求减少，需求减少则使得生产失去推动力。中世纪开垦的边际土地被抛弃，一时间欧洲出现了许多无人居住的“消失的村庄”。在英国的牛津郡就有30个村庄被抛弃[2]（P.82）。 需求的减少还一度造成手工业生产和城市经济的萎缩。
但是，人口危机的影响并不完全是消极的。首先，它缓解了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提高了农民生产剩余产品的潜力。“黑死病”之前西欧经历了长达3个世纪的人口增长，农民的土地由于析产而细碎化。 据M.M.波斯坦教授对12、13世纪8个教会的地产上104个庄园6924户农户的统计，其中有1份地（约30英亩）的农户1503户，占22%，1／2 份地的农户2280户，占33%，1／4份地的农户占3141户，占总数的45%[3]（P.619）。据马克垚先生的估算，按照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一个农户应有1／2份地才足以维持生计[4]（第210页），说明当时农村中有近半数的农户难以靠土地维生。除了节衣缩食外，他们还得靠打工和从事家庭手工业来弥补收入的不足。但“黑死病”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据J.L.博尔顿提供的15世纪2个教会地产上农户占地面积的统计材料，其中占1份地以上的农户达67%，1／2至1份的农户占14.8%，1／2份地以下的农户只占17.8%[5]（P.239）。如果占有1／2份地可以维生的话，当时至少67%的农民有生产剩余产品的潜力，这种潜力的存在为英国突破农本经济结构提供了基础，因为只有有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之后，专业化的手工业和大规模的商业才能发展起来。
15世纪的西欧出现了从农业经济向手工业和畜牧经济偏移的现象，这种偏移是由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差拉动的。图1[1]（P.52）表明“黑死病”之后谷物价格下降的幅度最大，而纺织品、铁器和建筑材料、牲畜价格的下降幅度相对轻微，这使得从事手工业和畜牧业生产有利可图。英国有着养羊的传统，羊毛出口一直是英国对外贸易的大宗。但中世纪的养羊业只不过是农民谋生经济的一种补充。那些土地很少或无地农民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在公用地上养羊。但中世纪晚期专业化养羊业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毛纺工业也在英国发展起来，英国由一个羊毛出口国转变为毛纺品出口国。1438—48 年英国每年平均出口毛料55000匹，1547—53年上升到每年平均出口130000匹[7]（P.49—50）。
其次，人口危机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封建领主的打击最大，因为他们是农产品的主要出售者，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出卖领地上的粮食。在他们的收入因农产品价格下跌而减少的同时，他们的生产成本却在上升，因为人口少了，雇佣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因此上升。在粮食价格下跌和雇佣劳动者工资上升的双重压力之下，封建领主的收入入不敷出，难以维持习惯的消费和排场。西方史学家把这一时期领主的收入下降称之为“封建主义危机”。当然，封建领主并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试图通过强化农奴制，提高佃户的进庄费等方式摆脱困境，但遭到了农民的反抗。1381年英国爆发的瓦特·泰勒起义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遭到镇压，但却瓦解了西欧的农奴制度。马克思说：“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8]（第222页）
图1 1351—1525年英国的物价和工资的波动
经过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封建主义危机”之后，西欧“出现了像潮水般汹涌而来的农业资本主义。”[9]（第17 页）在英国，部分领主改变经营方式，变耕地为牧场，从事有利可图的养羊业。15世纪末、16世纪初期出现了第一次圈地高潮（注：在圈地风暴中心莱斯特大规模圈地发生在1485至1530年间。）。在摆脱了农奴制束缚的农民中间，经济个人主义和贫富分化的迹象已经出现，中世纪的“敞地制”遭到破坏，据一位1466年来访的波西米亚人说，英国的“农民在自己的耕地和草场四周挖出沟渠，通过这种方法将它们防护起来，使人无法步行和骑马穿过这里，只好绕大路。”[10]（P.44）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美洲白银的涌入，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契机。地理大发现引起的经济变化对英国尤为有利，因为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大西洋，英国由于地处大西洋航线的中心位置而被深深地卷入到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之下，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的贫富分化加快了，近代中产阶级的前身，史学家们所说的“小康人家”（the middling sort）在16、17 世纪形成了。他们包括“约曼”、独立的工匠和中小商人（注：“约曼”在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按照博尔顿的定义，约曼是指占有60英亩土地，为市场生产农产品的富裕农民。）。这是一批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人，因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教授称他们为“勤劳族”（the industrious sort of people）[11]（P.107）。
15、16世纪的英国已经跨进了资本主义的门槛。
二
但是，15、16世纪西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大潮只是唤起了少数人的近代经济意识，即使那些从事圈地的领主中，也有不少人是犹豫不决，三心二意的[12]（第77—82页）。传统主义的道德和文化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于这一时期人口压力减弱，封建领主的超经济强制瓦解，中世纪的经济动力消失了；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精神”未能及时地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因此，在15、16世纪英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传统主义文化勃兴的现象。
传统主义文化的勃兴首先表现在宗教节日增多。“黑死病”之后，随着人口和资源关系的改善，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人们为满足习惯需求所付出的劳动减少了，但他们并没有将多余的时间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娱乐和消遣。加上“黑死病”之后，瘟疫仍时有发生，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助长了迷信和宗教情绪。因此，这一时期的娱乐消遣主要是通过宗教节日及其庆典活动表现出来的。享利八世时代的宗教改革家抱怨道：“圣日的数目已经极大地增加了，还在与日增多。由于人们的虔诚，更确切地说迷信，它还可望进一步增长。”[13]（P.4 ）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牧师威廉·哈里森回忆，宗教改革前英国的各类节庆日有125个，其中节庆日95个，普通节日30个[13]（P.8）。加上52个固定的礼拜日，节假日总数达177个。 大的节日大多分布在从圣诞节（12月25日）至施洗约翰节（6月24日）的半年中， 由于这半年庆典活动频繁，历史学家将它称之为“仪节的半年”（the ritual half）。 在这些名义上伺奉上帝的日子里，信徒们尽情放纵自己。节庆期间的活动包括游行、宴会、跳“莫里斯”舞（注：中世纪流行的民间舞蹈，舞者常系铃，化妆，还有人男扮女装。）、赌博、打牌、看戏，还时常举行打乱日常生活秩序的狂欢活动。城市里的基督圣体节庆祝活动尤为壮观。该活动以全市居民参加的“弥撒”开始，然后是列队游行。到处是旗帜、火把和十字架；赞美诗响彻云霄。由大货车拖着的专业艺人穿插在游行队伍中间，表演反映耶稣行神迹或显灵的宗教剧目。频繁的节日和庆典活动导致了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并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习。1536年伍斯特主教休·拉蒂默说：“人们在这些节假日里干了些什么？……上帝见到所有这些节日都是在酩酊大醉、装模作样、争斗、掷骰子、懒散和暴食中可耻地度过的。”[14]（P.110）
传统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吃喝之风日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黑死病”之后的日子变得好过了。索罗尔德·罗杰斯说：15世纪是“英国劳工的黄金时代”[15]（P.2）。 戴尔教授在对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生活状况的著名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13世纪相比，农民饮食结构中的主食部分，即面食和奶类的比重大大下降了，与此同时，啤酒和肉食部分则相应上升。在13世纪农忙时提供给雇工的食物中，肉食和面食的比例是1或2盎司：2磅，15世纪初年则是1磅：2磅。 肉食的比重增长了10多倍甚至30多倍[15]（P.159）。 啤酒已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一时期出现了专业化的酿酒业和啤酒店，它们出售的合乎规格的啤酒取代了家庭主妇酿造的劣质啤酒[15]（P.158 —159）。
中世纪晚期农民和雇佣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改善无疑是一件好事。但由于缺乏近代经济意识，他们时常超出正常的生理需要大吃大喝，将潜在的剩余挥霍一尽。富人为了显示身份，在吃喝方面更是讲究。吃吃喝喝通常是节庆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集体做“弥撒”、游行和跳集体舞一样，对食物短暂而愉快的集体消耗可以使人暂时忘却对死亡的恐惧，并使受到个人主义威胁的乡邻意识得到加强。圣诞节节期是一年之中吃喝之风最甚的时候，一位名叫托马斯·图塞的人写道：
“圣诞节里我们大办宴席
招待富人和穷人，
（除了守财奴之外）
谁不敞开自己的家门？”[16]（P.7）
1517年考文垂市市长亨利·罗杰斯在圣诞节节期，即从圣诞日至主显日（1月6日）的12天中，一直对所有来人敞开家门，除了丰盛的食物之外，他还为游食者提供了多种娱乐活动[16]（P.7）。 亚历山大·默雷在研究了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晚期英国人在圣诞节节期的饮食习惯之后，感叹地说：“的确，中世纪的欧洲人时常处在饿死的边缘，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旦他们吃起来，其程度又是那样地不可思议。”[17]（P.35）
中世纪晚期酗酒成为普遍现象，因为酗酒可以使人麻醉，使他们暂时忘却对死亡的恐惧和因瘟疫袭击失去亲友的痛苦。15世纪一位劳拉派信徒说，对于普通人1桶啤酒比4部福音书带来的好处更多[18]（P.23）。以往饮酒主要是个人行为，教会禁止神职人员参加酒会，并禁止在教堂举行酒会。但在中世纪晚期饮酒发展成为由教区神职人员组织的、通常在教堂举行的集体活动。这种由神职人员组织的酒会通常被称为“教堂酒会”（church ales）。15世纪末、16世纪初， 在教堂酒会上出售啤酒已成为教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16]（P.59）。教堂酒会往往吸引许多人，1566年在萨福克郡邦盖伊镇圣玛丽教会举行的一次酒会上，消费了72加仑（近3000升）的啤酒。除此之外，还吃掉了大量肉类、蛋类、奶制品、面包等[16]（P.113）。
困扰英国两三个世纪之久的“流浪汉”问题是在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是人少地多，就业机会充足的年代，“流浪汉”问题的出现似乎难以理解。但如果我们将这一现象同封建制度的瓦解联系起来，这一问题就不难理解了。在摆脱了农奴制的束缚之后，人口流动变得容易了。在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但其中也确有一些好逸恶劳，不愿工作的人。他们以乞讨为生，并时常强行索取，严重威胁着当时的社会秩序。宗教改革前夕，惩治流浪汉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从1529年起诺丁汉镇的陪审团年年向治安法官陈情,诉说该镇饱受“强悍乞丐”骚扰之苦[19](P.351);1527年南安普顿人雇佣4个人专门对付他们,“以减少这里的流浪汉人数”[19]（P.351）。A.L.贝尔认为流浪汉是那些游离于封建世界之外,同时又还没有纳入正在兴起的有纪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人[ 20] （P.xxi）。
三
要是没有16、17世纪的“移风易俗”运动，英国新兴的资本主义有可能消失在传统主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因为正如韦伯所说，“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21]（第40页）。对传统主义文化有意识的改造是从基督教人文主义开始的。中世纪晚期宗教纪律的松弛和非理性生活习性的扩张引起了虔诚基督徒的深深忧虑。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的迷信、愚昧和放纵，力图返本开新，重振原始基督教的纯净道德和风习。对于英国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被时人誉为“人文主义王子”的伊拉斯谟宣称真正的基督教不是建立在仪式、教义和教会法规之上的。真正的基督徒是那些善于运用上帝赋予的理性区别善与恶，并努力除恶扬善的人。他还宣称他所提倡的“基督哲学”“在于心和整个生活本身”[22]（P.232 ）。伊拉斯谟宣称狂欢节是非基督教的，因为它既包含着“古代异教信仰的痕迹”，又为“人们毫无顾忌的放纵”提供了机会[1]（P.209）。他反对把贫穷作为神圣的标志，宣称“身强体壮的乞丐需要的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一份施舍”[23]（P.139）。 宗教改革家进一步推动了基督人文主义倡导的改革。他们提出了“因信称义”说，反对一切与内心信仰无关的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受基督教人文主义影响较深的加尔文教，尤其是英国清教特别注重上帝的道德律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他们从《圣经》，尤其是《旧约》中发掘出同当时英国社会变革相适应的精神资源，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要有公益思想，同时还要有勤劳、节俭、自制的个人美德。在他们看来，上帝的荣耀、公共福利和个人美德是密不可分的。一位清教神学家说：“上帝召唤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在现世某种个人职业活动中服务于他，这既是为了他们自身，也是为了公共福利”[24]（P.239 ）。一位名叫沃林顿的伦敦工匠、清教徒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店铺里经营自己的生意时，上帝就得到了光耀”[ 25]（P.125）。那些受到中世教会美化的托钵僧和乞丐则被视为缺乏道德的人。英国著名的清教神学家威廉·珀金斯（1558—1602年）还称他们是“贼和强盗，因为他们从教会和国家窃取了他人的劳动”[26]（P.14）。
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改造并不完全是出于神学和道德方面的考虑，它也包含着经济方面的动机。经济因素在新兴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中以及世俗的、带有重商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的著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都铎政府在1536年颁布的减少圣日数目及其庆祝活动的法令中宣称：圣日泛滥“有害公共福利”，因为它们助长了懒惰和不知节俭的生活习性，导致了“对国家有利和必须的好的技术和工艺的衰败”[13]（P.4）。1549年一位时论家估计经过改革后的宗教节日还有35个，其中24或25个完全可以去掉。如果将这些节日中的20个用于生产，“本王国每年将增加50万或者60万镑的财富”[14]（P.112）。 英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1571—1641年）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呼吁进一步“改正我们的懒惰恶习”，并称“我们在吸烟、喝酒、宴乐、奇装异服和把我们的时间滥用在偷安和享乐（这是天道和其他国家的习俗所不容许的）方面的普遍堕落，已经使……我们的财富贫乏，使我们的勇气低落，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不幸，并且使我们为敌人所轻视”[27]（第84，73页）。近代资本主义的计算意识和讲究时效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英国的“移风易俗”运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6世纪早年至1570年左右集中在宗教节日及庆典活上。1523年伦敦主教、人文主义者卡恩伯特·滕斯托尔在伦敦市长和市政官员的鼓励之下，将教会所有宗教庆祝活动限定在10月3日一天，理由是为了“公共福利”。 与罗马教会决裂之后，都铎政府将滕斯托尔的改革推行到全国，规定将宗教庆祝活动放在10月的一个礼拜天，并禁止农忙时节，即7月1日至9月29 日举行任何庆祝活动[28]（P.95）。
宗教改革后，不仅宗教庆典活动减少，教堂也由民众娱乐中心转变成为牧师讲道，进行新道德教育的场所。但是，传统的生活习性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1570年以后英国的“移风易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革更为直接地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禁止赌博打牌、反对大吃大喝、酗酒，惩治流浪汉、懒汉并设立强行改造他们的“劳教所”，打击明娼暗妓，严肃性道德等。其中啤酒店是改革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宗教改革后啤酒店增长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1577年斯塔福德郡的啤酒店仅有105个，到1605年有执照的就达736个，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未获执照的黑店[29]（P.158）。啤酒店不仅是吃喝酗酒的场所， 还是流浪汉投宿、避难的地方，普通人，尤其是穷人、雇工娱乐活动的中心。据1605年斯塔福德郡塞斯唐百户区治保员（constables）的报告，该百户区的啤酒店几乎家家都允许雇客玩纸牌和木牌，并允许被当时政府严厉禁止的赌博活动。约翰·博德的啤酒店是当地人喜欢去的赌场之一，这里的赌注通常是1注8先令[29]（P.162—163）。如果考虑到当时一个不包吃、住的农业雇工的日工资就1先令左右，这1注是一个并不太小的数目[30]（P.435—436）。事实上，啤酒店已成为宗教改革后新的民众娱乐中心。
考虑到啤酒店的性质及其数目的增长，政府加强了对它们的管制。枢密院在1605年下达给地方官员的指令中要求啤酒店主不许接待本地未成年人和佣人；不许顾客1天之内在店内饮酒1小时以上；不许玩牌、投骰子和从事其它娱乐活动；如有流浪汉和可疑人物到来须立即通知当地官员等。否则由地方官员取消执照，关掉店门[29]（P.167）。 1631年枢密院要求郡治安法官每月召开1次会议， 检查有关啤酒店管理和其它法令的执行情况，并将落实情况逐条逐月向中央报告。到英国内战爆发前夕，使政府和道德学家担心的啤酒店问题基本上得到控制[29]（P.6）。
但是，英国的“移风易俗”运动并不完全是由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压力，它也得到了希尔所说的“勤劳族”自下而上的支持。新道德对他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节俭和勤劳可以使他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成功和失败的命运完全两样。”此外，1598年和1601年的济贫法强迫他们交纳济贫税，加深了他们对贫民的不满。他们要求去掉贫民身上不良的生活习气，从而在经济上自立。1613年鲁奇利教区的3位富裕村民上书郡治安法官， 要求将该教区的啤酒店数目减少一半，理由是：“本教区按周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已有120余人，远远超出了本教区的承受能力， 但由于过多的啤酒店作祟，穷人的数目仍在继续上升”。因为这些啤酒店诱使村民“将他们的所有的时间和整个财产花费在酗酒上，一旦陷于贫困，男人沦落成为贼，他们的妻儿则被迫乞讨”。这份请愿书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勤劳族”的态度。
综上所述，15、16世纪是英国封建主义瓦解、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时期，但这一转变并没有导致传统主义文化的自然消失。相反，随着人口压力减轻，超经济强制瓦解，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生活习惯得到了比中世纪更为充分的发展。传统主义的文化是同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它的泛滥给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英国的“移风易俗”运动就是在这一关键时期发生的。在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君主自上而上的压力以及小康阶层自下而上的支持之下，英国完成了对传统主义文化的改造，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