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艺术#183;公共空间#183;网络主体性——“当代中国的数码艺术及公共空间的构建”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数码论文,主体性论文,空间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在北京召开“当代中国的数码艺术及公共空间的构建”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昌大学以及浙江海洋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十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就当代中国的数码艺术等问题举行了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既阐述了当代中国数码艺术发展的现状和特征，又讨论了数码艺术的定位和数码产业的拓展，还论及了数码艺术背景下的公共空间的建构、市民身份的营造、城市化建设的开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元浦主持。
一、当代中国的数码艺术
当代中国的数码艺术发展很快，取得了重大成果。与会学者回顾了当代中国数码艺术的发展现状。金元浦指出，当代新的媒介革命形式下，原有文化艺术领域内部发生了行业内的大调整、大改组，新的艺术传播媒介如卫星电视、数字电视及网络游戏等高速发展，使得像电影这样一些昔日文化艺术界的“龙头老大”风光不再，转而成为电视业、音像业、网游业的补充。而网络游戏等先前的无名小卒，则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具备了势不可挡的领军气魄。2003年开始，文化部、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现已举办三届，网博会以“繁荣网络文化市场，发展信息文化产业”为主题，展示了网络内容产业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预示了我国的网络内容产业做大做强的广阔前景。同年，由上海市多媒体行业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浦东分会共同发起的以数字内容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会“D＋”（D－plus）上海国际数字内容展在上海浦东正大广场举行。“D＋”将数字内容的概念进一步推广到国内，致力于构建一座为国内外数字内容专业交流沟通的平台，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相关厂商参展，展示了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数字内容产品。2004年，中国网络艺术博览会在北京召开，国家广电总局确定了广播影视工作的“数字发展年”和“产业发展年”，大力推进全国广播影视数字化和产业化。2005年以来，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北京等地的国家动漫和网络艺术基地挂牌……数字艺术在中国获得了高速发展。
对此，数码艺术与新媒体研究专家许鹏教授颇有同感。他说，当代中国的数码艺术，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在主要的艺术领域均有明显的进展，而且都有实际的创作和作品。在数字电影方面，有规模的数字电影生产基地就有四个，其中三个在北京，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八一电影制片厂，尽管其设备不能与美国的“梦工场”媲美，但也相当先进。中国的视觉艺术数字化的步伐较快，包括春节动漫联欢晚会等大型数码艺术作品，其专业水平也越来越高。其中，电子音乐的创作是诸多艺术形式中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可以提及的著名的专业创作者和研究者人数众多。比如为大家熟知的著名音乐人谭盾、现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中心主任张晓夫教授等。舞蹈方面，我们的艺术家们也在进行着许多卓有成效的尝试。据悉，北京舞蹈学院就有一个网络编舞实验室，还与国外合作建立了工作坊，并进行着数码舞蹈方面的实验。同时，中国的数码艺术作品也开始走向世界。中国第六代导演拍摄的电影开始进军国际舞台。此外，中国导演拍摄的纪录片在欧洲也很受欢迎。
刘悦笛副研究员就当代数码艺术的特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数码电子艺术是一种真正的技术的艺术，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并以技术为核心的新艺术，其特征有：1.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抑或是与艺术间边界的消失，技术的成分变得越来越重要；2.图像变成了信息，成为了因特网上的图码；3.互动在数字艺术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4.数码艺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而出现，它会生产出一些新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制。数码艺术包括计算机艺术，通过数字转化而来的摄影艺术、互联网艺术、数字化的互动艺术，还有虚拟现实艺术等。
荷兰学者马丁·德·瓦尔（Matijn de Waal）博士，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将数码艺术定位在文化研究的视阈之内。他列举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劳伦斯·奈希克教授的观点，认为文化永远是复制的，文化的生产者在吸取自身文化中部分元素的基础上， 再加上自己的东西便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当前的数码艺术就契合了这种复制化的生产方式。例如，博客，它就是通过对报纸上的某篇文章的不断评论不断地累积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数码艺术的新样式。这种生产模式同样适用于图片和音乐的生产。许多创作人员从某些图片中截取其中的一部分，再加上些自己的东西，便形成了新的图片；下载一曲音乐，然后对其进行部分更改，同样也产生出一曲新的音乐。这种多复制成分而少创造成分的文化艺术的生产方式，就是当前数码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几乎体现在所有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之中，并带来了专业人员与业余人员的融合，同时，具有鲜明的互动性的特点。
在讨论数字艺术的文化定位问题时，许鹏教授不同意瓦尔博士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理论中的数码艺术，通常都定位在现代与后现代问题之上。其中，用得最多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复制理论，但是，真正的数字媒体、数码艺术，它们与传统媒体和艺术的区别却不在于“复制”，而在于“共享”。
有关数码产业的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马丁·德·瓦尔博士首先介绍了亚马逊网上书店的经营方式以及美国的“长尾巴”理论。他认为，以“梦工场”为代表的美国数码产业的生产与经营，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如“长尾巴”理论。这种理论或许受到亚马逊网上书店运营模式的启发。他说，亚马逊运营模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买书的同时购买者还可以读到其他许多对该书的评论，还有许多其他的书目；其次，书的种类很多但库存却很少。在传统的书店运营模式中，只有百分之十的书创造了书店的所有利润，音乐销售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亚马逊书店的运营模式，其利润则表现在多方面的。书目多信息全可以为每一种书都提供创造利润的可能，同时，读者间的相互推荐可以扩大图书信息量的传播范围，从而带来更多的销售机会。这种情况在传统书店而言是难以做到的。传统书店中上架的书非常有限的，有很多书难以直接与读者见面，这必然影响书店的销售业绩。举个例子来说，在荷兰的书店购买中国的书籍很可能只能找到五本，但是，在亚马逊网上书店或许可以找到五十本，甚至是五百本。其他数字文化产品的销售情况也是这样。这种利润多层次的“长尾巴”理论，其核心就是“共享”的问题，即读者间的共享、商家商业信息的共享等。他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可以在我们今后的数码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大力推广，而不应该仅停留在由几个大的商业制片厂或制片人来推销这一简单的运营模式之上。实际上，上述运营方式，据他了解，早已在中国起步，像dangdang.com这个网站（网上书店）、8la.com（网上音乐信息共享）等就是例证。
中国人民大学的胡波就欧洲在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同马丁·德·瓦尔博士展开了对话。胡波认为，新西兰的电影，由于《魔界》三部曲而享誉世界，但是，其导演皮特·杰克逊从传统意义上讲并不是一个好导演，但他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数码电影导演。他说，皮特·杰克逊并没有进行过电影导演方面的专业训练，而是自学成才的。就这一点而言，欧洲国家在数码产业人才的培养方面有些成功的做法。马丁·德·瓦尔博士认为，首先，现代数码产品的价格便宜以及操作简单，为数码产品的广泛使用甚至是普及创造了条件，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数码人才的涌现；其次，大量的业余人员加入到数码产品的生产中去，既带来了专业人员与业余人员界限的消失，同时又直接导致了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最后，欧美人才的培养方面同他们的教育体制的传统密切相关，他们比较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动手技能，而很少付诸理论化的方式，这种情况同数码产品操作性强的特点是相适应的。
在讨论中，刘藩博士还就当前文化产业中技术要素与商业运作的结合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促进文化产品成本的降低，同时，技术本身的商业价值也带来了创意产业的出现。在当前的文化产业的实践中，任何倾向于技术因素或是商业因素的产业化运作，都将是有很大缺陷的。他主张技术因素与商业因素的结合，共同推进数码产业的发展。许鹏教授还提出了数码艺术产业中的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问题，以及它们同传统非数字化艺术的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关系问题。
二、公共空间问题
在讨论公共空间的拓展问题时，金元浦教授就公共空间的构建及其特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公共理论问题之时，有很多新的技术条件难以达到；可是今天是技术首先拓展了公共空间。自2004年开始，中国组建了五百家数字影院。数字化搭建公共空间的好处就在于它很便宜，在以往的胶片时代，搭建一所胶片电影生产厂家耗资巨大，一般的公司和个人难以问津，而在当前的数码时代里，只要三五十万即可购置全套的数字电影设备。再说，通过数字卫星的传播手段，只要取得了相应的播放权，甚至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实现与全球其他国家同步观赏同一部影片。这五百家数字影院实际上即构成一个公共空间。
金元浦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公共空间是家族的祠堂或田间的打麦场；近代的最早的公共空间则主要依赖电报、报纸以及最简单的所谓现代的电子技术而建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电报、电子等媒体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才有了巴黎和会信息的传播，才有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否则历史将不会是这样。每一次公共空间的拓展和重建都是同媒体革命密切相关。上一次的公共空间的革命是同印刷革命及造纸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带来了公共空间的极大拓展；世纪之交的数字革命应当是另一次最伟大的对于公共空间的重建和拓展。它是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基础之上展开的，其特点有：
1.在整体变革中，网络空间的覆盖面无限广大，它体现了由家族祠堂、打麦场到国家乃至遍及全世界的公共空间的历史性的过程。
2.过去的公共空间是单向式的一方发送和另一方的接收，发送方和接收方均缺乏与对方的交互性，而当前的互联网、手机短信、博客、泡泡、QQ、BBS、AMP等，所有的这些方式，改变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单向式，体现了鲜明的交互性。当QQ出现的时候，西方很多学者并不看好，但是我们注意到了它鲜明的互动性。也正是基于上述公共空间的双向交互性，才使主体间性问题进入了中国学界的视阈，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在现实的语境中被浮现出来。它不同于过去人们探讨的主客关系问题，也不是对过去理论形态延续，而是现实语境中迫切地需要交往，而实际上，它们在交往中解决它们的共同性、约定性和各自的独立性。这就是主体身份问题是从现实中浮现出来，从具体的网络的实践中浮现出来问题，而不光从过去理论性态、学术形态、现象学、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继承下来。因此，今天我们谈主体间性问题，不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
3.这种主体交互性的特点，在当前的公共空间内更多地凸显了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新的主体性。因为更高的民主方式，发掘了个体更多的主体性、创造性，个人的想象、幻想，乃至于黑暗的、隐私的、丑陋的东西均在网络空间中被充分展现出来。在我们现代的公共空间中，人们在自然状态所拥有的从最崇高的想象到最最隐秘的隐私与丑陋都得到了放大，因此，在我们谈及新的公共空间的特点时，不得不指出它是一种新的主体性的张扬，呈现为不同于过去的主体性特点。
金元浦教授还认为，面对新的公共空间的发展，许多管理者对于它的认识还是按照过去时代的方式，试图来控制它，掌握它，想办法管、卡、压。新的公共空间的发展势必会引起整个世界管理方式的革命。
马丁·德·瓦尔博士则对现实社会与赛伯空间的关系以及市民身份的形成过程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数码时代的人们开始由地域社区转向了兴趣社区，这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另一面。其消极的效应表现为传统社会的零散化，兴趣问题从原来社会中退缩出来；而积极的效应则表现为它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为社会形成多元化的局面做出了贡献。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客观上将移民的原出地与现居地联系了起来。他特别关注这一局面对当地人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祛领土化、祛边界化，使移民可以尽情地分散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可以借助于网络的方式重新领土化，从而构建起新的全球社区。他还说，在荷兰，公共空间的建构是自下而上的。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报刊、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非常关心欧美新近出现的新媒体形式，如：博客、微机百科全书等。其显著的特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方式。普通的人都可以参加进来，都可以成为它们的撰稿人。这从电子文化的角度看，可谓传统的作家与读者的界限开始消失，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开始走向融合。
刘藩博士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对于构建公共空间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促进民主，另一方面，促进新的创意产业的出现。2003年春夏间爆发在中国的SARS疫情，在管制非常严密的情况下，传播该信息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现代新技术的手段，如手机短信、互联网等，技术的不可阻挡的特点使官方也意识到，控制新技术是很难的。因而，新技术的拓展和广泛运用在客观上会促进新的公共空间的出现，新的民主方式的出现。
与会学者对公共空间问题的前景总体表示乐观，但是也有些学者提出了对“电子暴政”的担忧。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传播系的魏鹏举博士认为，当我们欢呼新技术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的同时，也面临了新的管制的问题。广播拓展了公共空间，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广播暴政”，像希特勒；电子技术在拓展了公共空间的同时，也可能面临着出现“电子暴政”的危险。他所谓的“电子暴政”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技术的发展可能既便利了交流，又使控制力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的含义则是对市民的侵犯。他认为，警惕“电子暴政”问题的出现理应成为当前研究者的重要责任。
三、网络公共空间与女性主体性建构
在谈及公共空间的构建以及主体间性的凸现的同时，有的学者将它们同女性主体性的张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成为本次讨论中的热点。
《中国女性主义》辑刊的主编，“两性视野”学术网站的负责人荒林女士，结合具体的事例畅谈了女性主体性与网络空间的构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荒林女士认为，网络空间一体化过程会重组两性关系。她赞同金元浦教授的主体间性的界说，并认为主体间的互动会使女性主体参与到网络中来。
荒林女士还以湖南的“黄静事件”和广州的“木子美事件”为例，分析和阐述了网络空间的建构与女性主体性张扬之间的关系。她认为，“黄静事件”发生后，该案件的不断进展与网络空间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网络空间对黄静之死的关注与讨论，直接推动了案件的进展。当前，借助于网络空间和DV制作，“黄静事件”已经拍摄成了纪录片，并不久将与大家见面。再说“木子美事件”，广州的木子美，因为做博客而出名，她的努力甚至使博客在中国变得人人皆知。对于“木子美事件”的关注，主要在于她的《遗情书》这部作品，并率先在文学界引起骚动。很多评论家认为，如果文学也堕落成这样那就太糟糕了。但是荒林女士并不这样认为。她说，“木子美现象”不应仅仅是作为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它见证了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道德变化。实际上，木子美她做了什么她就说出了什么，仅此而已，但是，这在中国过去的文化中是不允许的。在一位台湾学者的眼里，台湾的每一名女子都可以是木子美，但在大陆一个木子美都难有容身之处。其原因就在于她构成了对压抑的政治与性文化的冲击，可谓打开一片中国公共空间的新领域。其中网络的作用功不可没。同样，在公共空间拓展的同时，女性的主体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
当有的学者问及到，在台湾的所有的女人都可以是木子美，这是不是意味着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女性们都希望成为这样，所有的中国男人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都需要来反观自己时，荒林女士回应道，她只是就这个现象来谈问题，而不对中国男人本身进行评判。她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很值得探讨。
此外，马丁·德·瓦尔博士还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成为互联网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中国越来越成为技术研发的主要基地，因此，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新技术发展，关注中国的数码艺术与文化，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电子文化节的倡导者，他认为，电子文化节能为学界、科技界、商业界、文化界搭建起一个交流的平台，并以会议的形式讨论中国问题，为此，他们将特地把下一届（2006年）电子文化节的主题设定为“有关中国”。他们还预计，2020年中国将有四亿人口进入城市。据悉，中国政府将计划在近几年每年建造大约二十座人口在一百万的城市，于此，他们对中国政府如何建造这么多新城市以及这些新城市如何与当地文化融合在一起，有着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