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锻炼的阻力——当代中国人“运动缺乏”现象的社会学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阻力论文,社会学论文,当代论文,现象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909(2002)05-0001-04
健康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俗话说：“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健康”。在连续三年对广州市民诸如“健康”、“家庭”、“收入”、“住房”和“地位”等生活重要因素的调查中发现，“健康”因素始终列首位；在所有回答问题的被调查者中，没有人认为“健康”是不重要的。可见健康对于个人来说是最宝贵的。不仅如此，国民的健康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支柱，是政府必须予以关注的广泛社会价值之一。
关于健康的论述和论著，从古至今，可以说汗牛充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健康是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卫生工作者、大众传媒以及许多与健康相关的学术研究都在不断地向人们传播这样的信息：如果人要获得健康并希望长寿，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某些“不健康”行为，并接受和坚持另一些“健康”行为。大量的研究证据支持这些论述：缺乏锻炼、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饮食、紧张、吸烟、酗酒、滥用药物、接触化学毒物和不良性行为等都会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和早死。而另一些研究，则明确地告诉人们：经常性的身体运动、注意饮食、保持良好的心态、杜绝不良嗜好和重视安全保护等，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美国“健康和社会福利部”(USDHHS)1990年发布报告认为：尽管现代医学和外科手术高度发达，大大减轻了疾病对人类的威胁，减少了人类因病而过早死亡的概率，但却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70%以上的疾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人的身体构造和功能生来就是为“运动”而设计的。人类学家指出，人之所以要运动是出于一种“搏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为了寻找食物，原始人类有时不得不同其他食肉动物进行搏斗或为了生命安全而奔逃。在上述情况下，人的反应通常是快速和激烈的。即使离我们比较近的人类祖先，运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到了近代，由于生产自动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进入了现代文明时代。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幅度地下降。统计资料显示，近100年来，世界人类每年的平均工作天数在不断地下降，使得人们的余暇时间得以大幅度地增加。如果说以往过大的劳动强度及其他自然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导致人的健康受损和寿命较短，那么，现代社会中运动的减少给人的健康同样带来了新的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健康问题的专家们一直发出警告：人类身体运动日益减少将造成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但是直到20世纪的中叶，“运动缺乏”对健康的威胁才真正被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研究机构以大量的案例调查，得出了“多数健康问题都可以追溯并归因于个人的生活习惯”这样一个结论。这种观点后来经由美国学者John Knowles以编年史方式撰写的《个人的责任》一书被发挥到了顶点。根据Knowles的结论，个人健康最大的敌人就是人本身。正是由于这种观点的出笼，导致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了一场改变个人健康行为的“健康促进运动”。
“健康促进运动”的推行也引发了社会学家们的关注。以美国为例，尽管很少有人认为个人在做出与健康有关的决定和采取与此相关的行动方面无须承担责任，但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家对强调个人在健康方面的责任的论点提出了批评。Rob Crawford指出：过分强调个人在健康方面的责任实际上是在“谴责受害者”，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个人决定和个人行动的影响。“受害者被谴责”理论认为，强调个人责任的论调既忽视了有关人类行为的知识，也掩盖了环境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是在人们作为个人正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健康环境的时刻去要求人们自己承担责任。
社会流行病学家S·Leonard Syme和Linda Balfour对于强调“改变个人生活方式以增进健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该观点令人失望的三个原因：
1)以往实行的强调改变人类行为的健康促进策略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2)当今普遍存在的、影响成千上万人健康的顽症，诸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如果以为只要一次一个地改变人们的生活行为就可以得到预防和根治的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3)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个人行为以增进健康的策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策略片面强调了个人的责任，却没有对影响健康的社会环境提出相应的改善要求。
两位专家认为：即便某个人的不良行为可以改变，但形成不良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如果不发生变化的话，那么下一代人仍将面临上一代人曾经遭遇过的不利社会环境。
除此以外，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家对旨在改变人们行为的健康促进运动提出了更加尖刻的批评。比较激烈的如Sylvia Tesh(1981)，在她的一本引人注目的分析美国疾病预防政策的政论著作中指出：那种只把注意力放在改变个人行为上的论调实际上是支持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即把社会问题与社会结构区分对待。医学社会学家Rob Crowford(1981)则就改变生活方式运动对掩盖美国社会的负面问题提出了相似的批评。他认为：单把健康问题与个人行为相联系，会使人错误地产生“均质化富足社会”的印象，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人类疾病的基本原因—社会阶层差异。
社会学家Stanley Lieberson(1985)则对全面理解人们如何采纳健康生活方式的理念的问题提出了“两类原因”的论点。他将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要素区分为“基本原因”(basic cause)和“表面原因”(surface cause)，“基本原因”是指那些导致特殊结果的社会因素，而“表面原因”则是指那些只是与结果相关的因素。他认为，只改变“表面原因”远不足以改变结果。因为，即便我们有能力使某些人采纳健康的生活方式，有规律地去进行身体锻炼（表面原因），但却不去触动社会结构（基本原因）的话，新的障碍很可能会使不运动的习惯永久蔓延下去。
在美国，有关慢性疾病致因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两个派别。问题的焦点是：象心脏病这样的累积性疾病，究竟是由于个人习惯，诸如摄入过多脂肪或缺少身体运动所造成的？还是由于当今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因素强化了人们不运动的生活习惯？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到选择什么样的健康促进策略的问题，因而带来了一场学术争论。社会学家Susan Wright(1993)将争辩的两派分别命名为“个人行为决定论”和“社会结构决定论”。
“个人行为决定论”强调个人权利和义务，并认为个人应当对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负责。例如，控制体重、适量饮酒，以及参与体育活动等，都是个人能够意识到并加以实施的健康实践。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而“社会结构决定论”则认为：不健康的行为，包括缺乏身体运动的生活方式，都是后天从社群中习得的，或者是由于一些强大的社会力量所造成的。是一些社会因素，如教育机会不均等、健康服务不便利等阻止了人们完全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持“社会结构决定论”立场的学者断定：不运动的生活方式，其根源在于社会安排的性质，而个人不过是社会环境的对象。这种社会环境，个人是无法控制的。
在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下对影响个人命运的情势进行定位，是社会学家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被社会学家C.WrightMills(1959)命名为“社会学想象”。根据Mills的解释，个人遭遇的任何问题，如贫困、离婚等，都可以将其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公共问题来看待。作为例证，Mills举了失业的例子：当经济发展处于强势时，失业的人相对较少，这时不妨将失业视为“个人问题”，可以从个人所处的即刻环境中寻找解决的办法；反之，当失业人口数量相对较大时，就应当将其视为“公共问题”，而此时仅仅从个人所处的即刻环境寻求解决办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因此，“社会学想象”的隐含意义就在于：许多个人遭遇的问题，其实是和那些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
Mills的思想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当代社会的不健康习惯问题。即，假使不健康的行为，如饮食无度、吸烟、以及缺乏身体运动等，只是局限于少数人，那么，这种生活方式行为就可以视为个人问题。在此情况下，有效的补救方法可以是颁布健身运动计划或直接针对个人开展健康促进活动。但是，如果上述问题极其普遍，象无数证据表明的那样，运动缺乏已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成了一个公共问题。按照“社会学想象”的思路，就需要我们超越个别事例，从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寻求改善的办法。
从现实的角度看，当今社会的确存在着一股“运动锻炼的阻力”，针对这股“阻力”，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运动是个人对自身健康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并非如此简单，不运动现象的根源其实来自更大的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结构。
当然，社会学家们并非不关注个体的行为。个体间的差异使得一些人在把握机会方面占有优势，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抓不住机会。但在对个人能力做出成功或失败的评价之前，社会学家必须先对提供机会的社会环境做出检验。
反观当代中国，以社会学的视角和理论范型来审视国人的健康问题，分析人们之所以少运动或不运动的原因，尚不多见。在体育界，有相当多的研究者采取了另一个研究路径，即从“缺乏运动人群”的对立面—“体育人口”入手，希望找到一个区分健康行为与非健康行为的操作标准和测度指标。所谓“体育人口”，按一般的解释：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仇军，1999）。而判定“体育人口”的标准则是：每周进行身体锻炼3次以上，每次锻炼时间20分钟以上，每次锻炼的强度在中等以上。据推算，中国“体育人口”的总体百分比大约在28.37%-29.79%之间，这里面包括了所有的在校学生、军人以及运动员。如果刨去上述三部分人，所谓“社会体育人口”仅在11.02%-12.44%之间（仇军，1999)。如果上述推算是准确的话，可以想见：当代中国，“非体育人口”占据了国人的绝大多数！即有70%多的国民仍然处于“非体育人口”状态。当然，要准确地判定“体育人口”，的确是一件难事，有许多混淆不清的问题存在。如：究竟什么样的“运动”才是“锻炼”？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的人是不是“体育人口”？生活在农村并四季耕作的农民和“体育人口”是什么关系？“非体育人口”与“身体运动缺乏者”是不是同一个概念？等等，仍然是需要澄清的。但即使有这样的疑问，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人越来越缺乏运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实当中，许多人都知道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应多一些身体运动。年轻人以及颇具魅力的男性和女性，其媒体形象总是和积极地参与各种运动联系在一起；运动器材和健康饮料商们不惜花费重金聘请运动明星拍摄产品广告；书店里充斥了最新的健身运动手册：市面上到处陈放的家用健身装备和器材不时地提醒人们身体运动的重要性。国人已经被那些强调运动对于保持健康和预防疾病具有重要作用的爆炸性信息所包围。每年的卫生日、体育节都要发动全国性的宣传活动或大规模的群众体育活动，试图帮助人们懂得运动对于健康的多方面益处。政府也以非常高的姿态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促进民众更好地认识到积极参与运动锻炼对人的重要意义。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无处不在的“生命在于运动”的信息并没有转化为大多数中国人的积极行动，因缺乏运动而导致的各种“现代文明病”的患病率不断攀升。以肥胖为例，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导：“我国成年人中超重人群在不断扩大。以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比，超重者的比例已增加了近1倍，达到20%-30%，大城市则已达到35%-40%。虽然按世界卫生组织的体质指数[BM]，或称体重指数。定义为：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分类标准，我国成年人肥胖率大约在3%以下，但是由于我国超重人群与肥胖人群之比为8:1，今后肥胖比例提高的速度必将是很快的，其潜在危险是十分值得担忧的。”“儿童肥胖问题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据广州、上海、北京三城市的调查，7-17岁儿童的超重率是12%，肥胖率是11%。12-16岁是上海市男童超重率的高峰，可达51%，是女童的2倍。”（陈春明，2001）
人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缺乏身体运动却依然我行我素？学校始终坚持开设体育课，但学生锻炼行为和习惯的养成却为什么不见起色？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人们去实现更为积极、更多身体运动的生活方式？即将到来的初级现代化和城市化又会使中国人在身体运动方面面临哪些挑战？所有这些突出的问题，都提示我们：当代中国确实存在着社会学所要关注的“运动锻炼的阻力”。这样一个“公共问题”，我们岂能熟视无睹？换言之，真正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问题并非“体育人口”，而是数量剧增的“运动缺乏人群”。
国内对“身体运动缺乏”现象的原因研究为数不少，但大都与Stanley Lieberson指出的问题十分相似，即局限于“表层原因”的探讨。需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由于国情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如，中国学者喜欢将“领导重视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去加以探讨，这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某些特征。正是这种差别，导致了国内对“身体运动缺乏”现象的原因的研究没有出现“个人原因（主观原因）”与“社会原因（客观原因）“孰主孰次的论争。但无庸讳言，与美国的情况相似，我们对“运动缺乏”现象致因的研究依然十分肤浅，且主要集中在个人主观层面和一些物质、技术原因上，从社会学、社会生态学以及健康社会学的理论构架出发探讨深层次致因或“基本原因”的研究比较少见。
家庭、社区、学校、职场、社会健康保障系统；社会分层、社会制度和社会信用等是社会学传统的研究领域，“运动的阻力”也许就深藏在这些因素之中。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但经济增长的目的却是社会发展；我们期待着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体育人口”也与日俱增。但转型期的现实却是：经济高速增长，“缺乏运动”现象却与日俱增，身体运动缺乏人群日趋扩大。难道发达国家的遭遇，后发展国家就无法避免？能否使当代中国不走弯路，迅速转变为一个国民积极参与身体运动的社会？解答这个问题构成了当今健康促进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课题。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突破时下流行的对“体育人口”的所谓多学科研究模式，将重点置于十分普遍并困扰当代中国社会的“运动缺乏”现象的社会原因的分析上。对“运动缺乏”现象进行深入的社会学解释，把“身体运动的阻力”问题纳入到相对规范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并期待着这个问题最终转化为社会学无须关注的“个人问题”，才是我们要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