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理论新释——析“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形式论文,生产关系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进程中，人们普遍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交往理论起着基石的作用。但就其如何具体体现这一作用，则意见不一。绝大多数学者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时对“交往形式”的论述等同于“生产关系”，以此说明这一基石作用。笔者认为，“交往形式”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理论地位，把它等同于“生产关系”是对马、恩交往理论的一种误解。本文拟就在论述马、恩交往理论及其在唯物史观发展中作用的同时，力图纠正这种误解，并揭示这种误解的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
一、交往及其类型
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1845—1846年间马、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形态》两篇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却很少人承认《形态》中“交往形式”理论的应有地位，而只认为它是“生产关系”的过渡性概念，或是“生产关系”的雏形，其实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从《形态》写作的历史背景开始我们的考察。
在《形态》一书中，马、恩对交往的论述是针对黑格尔派解体后的德国唯心主义观点，特别是以施特劳斯、施蒂纳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他们以宗教和神学为出发点，用宗教的人来说明现实的人，用宗教关系来替代并解释各种社会关系，用“词句”的空洞斗争来替代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为了揭示这些神圣家族们的局限性，马、恩此时抓住两个问题给予说明：一是现实的人；二是社会及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而交往理论正是马、恩用以说明现实的人的重要方法，也是他们用以批判现实世界和说明现实世界运动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以此完成他们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揭示。马、恩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定他们的交往概念：
1.交往是人们的生活交往。马、恩认为，现实的个人是依他们的生活方式来体现，“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而人们的生活在马、恩的眼里主要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5页。）为了进一步说明生产活动，马、恩引入了“交往”概念，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 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5 页。）由此表明，交往是与生活相联系，是人们之间的生活交往和为了生活的交往（主要是生产活动）。生产活动是生活的主要形式，它是以交往为前提，同时又是决定生活的因素，因而它也决定着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交往的概念包含并超越了生产的概念，它包含了生产概念所不具有的其他生活性质。
2.交往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交往的概念，马克思在与《形态》的写作基本同一时期的一封信，即1846年12月28 日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 在说明“交往”对人类文明的作用后写道：“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即交往——引者注）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注：《马恩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321—322页。）可见， 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是指社会关系，它不仅指各种社会制度、规则等社会关系的规范，甚至“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注：《马恩选集》第1 卷，1972年版，第27页。），因此它是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
3.交往是现实多样的。由于马、恩认为交往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关系，因而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的战争形式外，马、恩认为，一个民族要发展，“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5页。）此外， 马恩还指出了“物质交往”、 “精神交往”（注：《马恩选集》第1 卷，1972年版，第30页。），并认为，物质交往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物质关系，它们是精神交往的直接来源，而两种交往的交织与互动就构成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现实性就体现在他们的制约性上，即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两种交往形式的制约性上。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表明了马、恩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交往形式的，它包含了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内在交往和外在交往等多方面，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建立起的各种社会关系。一个人、一个民族只要存在，就必须进行这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交往就是人们的生活，就是人们现实的存在状态。
二、“交往形式”在马、恩唯物史观发展中的作用
马、恩一旦确立了交往形式这一概念，就将它运用于对社会历史中一些基本现象的分析，从而建构起他们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此我们将看到，交往形式并不是马、恩的一个过渡性概念，在马、恩的唯物史观中，它是有其应有的理论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1.以交往形式来确定人及其本质。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把人归结为宗教的人，马、恩认为，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而所谓人的现实性，就是“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9—30 页。）在批判费尔巴哈把人仅仅看作是“感性的对象”时，马、恩又从实践的角度阐述了人是“感性的活动”，是“现有的社会联系”（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50页。）的存在者，这就是马、恩对人的现实存在的科学确定。马、恩把人的现实交往活动、感性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这些社会交往形式当做科学界定人的本质的基础，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43页。）马、 恩对人的本质的这一界定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18页。 ）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所谓“在其现实性上”就是指人的现实的交往活动、感性活动，其中主要是物质生产活动。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如上所述，马、恩的交往形式就是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交往形式是马、恩界定人和人的本质的一个现实基础和科学的出发点。
2.以交往形式来说明社会历史和社会意识的客观基础。如何科学地说明社会的历史存在与发展，是马、恩毕生致力探索的目标，为此，马、恩在制定了交往形式概念后就科学地确立了社会历史的基础，认为物质生产和由此产生的交往形式应该被“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注：《马恩选集》第 1卷，1972年版，第43页。）其中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是这一历史的源动力，它们与交往形式、社会关系的矛盾推动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社会交往形式、社会关系（如社会制度、规则等）必然显示出它的不适应，于是生产力与这种交往形式、社会关系的矛盾就造成了历史的冲突，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由生产力所引起的新旧交往形式、社会关系的更替就构成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因而，交往形式成为历史过程的联系环节，即“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79页。 ）于是，在交往形式的基础上，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得以确定。
马、恩还认为，人的意识正是这一客观性和规律性的反映，而人的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产物。他们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30页。 ）人们的意识与精神交往的产生与发展是人们在物质生产、物质交往中，在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物质实践中获得并实现的，因此我们不能从观念、思维出发来说明物质交往、物质实践，而应从物质交往、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思维，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31页。 ）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
3.以交往形式来确立市民社会。马、恩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41页。）也就是说， 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形成的交往形式、社会关系就构成人类社会，因此“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注：《马恩选集》第4卷，1972 年版，第320页。）马、恩认为， 这个被黑格尔所忽略的市民社会才是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在市民社会中，在人们的交往活动中，才有各种社会组织，才有这些组织的集中表现和正式形式——国家。在马、恩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虽也存在着交往形式，但那时交往形式只是作为社会的一个附属物而存在，而只有资产阶级社会才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直接性表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对交往形式的极端依赖性。因而，此时马、恩主要用交往形式和市民社会来指称资产阶级社会。可见，马、恩通过交往形式，分析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原因，解剖了国家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
4.以交往形式阐发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与特征。马、恩认为，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40页。 ）那么现实的状况怎样呢？这个运动的条件又是什么呢？马、恩认为，现实是一种异化状态，这是由于私有制、分工所造成的社会力量与个人活动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力量不是个人自愿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化于个人之外的权力，这就是社会的异化状态。应通过革命消除异化，对此马、恩认为，普遍的交往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一方面由于普遍交往“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40页。）也就是说，由于普遍交往，一切民族才能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共同组成阶级力量来通过革命而消除异化。而且由于普遍交往，“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 第40页。）而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地域性的存在，它只能作为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普遍交往，人们才能发展生产力，因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 年版，第60页。）在历史发展的初期，交往范围狭窄，因而人类每天都在重复着发明，许多偶然的因素（如自然灾害、部落冲突）都可能使人类的智慧历史中断。在马、恩看来，普遍交往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注：《马恩选集》第 1卷，1972年版，第39页。）因此，马、恩才将共产主义者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其目的在于实践地扩展现存世界的普遍交往，实践地改变社会的现存状态，消灭异化现象。
由上可知，交往形式在马、恩唯物史观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为唯物史观理论大厦的建构奠定了基石，因而，它在马、恩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三、“交往形式”与“生产关系”辨析及其意义
对于理论界绝大多数同志把马、恩在《形态》中的“交往形式”等同于“生产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其原因除了上面在阐述马、恩关于交往形式时表现出的它与生产关系内涵的不同外，主要还有：
首先，马、恩在《形态》中已经使用过“生产关系”概念，如“狭隘的生产关系”，特别是与“交往关系”并提的“旧的生产关系”（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77页。）， 这说明马、恩此时对“生产关系”已有所指，尽管它还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表述或界定，但却没有以此来替代“交往关系”或“交往形式”的意思。马、恩此时之所以注重强调“交往形式”、“交往关系”，并使之与生产力相联系，是因为他们力图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解释。国内理论界之所以将马、恩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发展的思想说成是他们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因为：（1 ）这两种矛盾运动是极为相似、易予混淆与套用；（2）更为主要的是， 我国理论界承袭了前苏联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其所以称为误解，因为无论国内国外理论界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形态》一书虽写于1845—1846年间，却在1932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现并出版，因而在此之前理论界所接受的马、恩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已作为一种解释学上所说的“先见”而成为理解《形态》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关系的基础。于是，“交往形式”就等同于“生产关系”了，而理论界似乎也在《形态》中找到了马、恩“生产关系”概念的雏形。
其次，马、恩虽然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但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为他们又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78页。）在此，马、恩把“生产力”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相联系似乎显得不可思议，其实我们只要掌握了马、恩在《形态》中一以贯之的中心之一是论述个人的自主活动与发展这一思路就不难理解了，在马、恩看来，生产力只是个人自主活动与发展的表现。然而，“交往形式”在此则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才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接着马克思在页边写着：“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78— 79页。）可见，交往形式既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又是个人自主活动的结果。而包括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在内的个人自主活动，作为其条件的交往形式只能是社会关系，而不可能是单一的生产关系，那种把“交往形式”等同于“生产关系”的观点是难脱以偏概全之嫌。
此外，在马、恩所说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中，还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没有的一种传承文明的关系，正如上面提到的，马、恩认为某个地方创造出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其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的扩展情况，在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也提到，“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注：《马恩选集》第4卷，1972 年版，第321页。）因此，交往是一种媒介， 是一种传承人类文明的普遍媒介，没有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交往，人类的发展进程将是重复与极为缓慢的自然演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恩才认为，战争也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因为战胜者在有意地掠夺着物品、扩张地盘时，却也无意地传承着人类的文明，这是交往形式与生产关系所不同的地方。
再次，“生产关系”原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当马、恩在《形态》的写作时期，他们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当然，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早已有之），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所说的，《形态》是在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注：《马恩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08页。）因此在《形态》中，他们即便使用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也没有将它当作当时研究的重点，没有使之成为与生产力直接对应的矛盾关系。随着理论及其斗争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马、恩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注：《马恩选集》第2卷， 1972年版，第82页。），于是，马、恩的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从宏观转向了微观，即从整体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性转向了对交往形式和社会关系内在结构的探索，从而发现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生产中发生一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人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样，生产关系及其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关系的问题就凸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就成为直接的对应关系。马、恩关于“生产关系”的这一思想转变与发展的历程得到列宁的经典概述，列宁认为，马克思得出“生产关系”的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础的原始的关系。”（注：《列宁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6页。）可见，交往形式、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这些概念的嬗递形成，标识着马、恩不同时期研究重点的变迁，倘若把它们等同起来，显然忽视了马、恩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过程。
最后，许多同志在“生产关系”与“交往形式”中过分重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似乎只需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抓住了唯物史观的一切，其实不然。恩格斯曾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注：《马恩选集》第4卷，1972年版， 第477页。）对于“现实生活”是什么，马、 恩在《形态》中有着详细的分析，他们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认为人们的实际存在就是人们在自己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从事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物质交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的精神交往，因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恩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30页。）因此， 决定历史发展的应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其中包括生产力与各种社会关系（如制度、法律、政治等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恩格斯对把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歪曲成“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批判。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一切因素、关系的交互作用中，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始终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我们所反对的是把一切因素、一切关系都仅仅归结为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这样一方面能避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单纯追求货币的交换价值的现象，因为“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即人的社会关系成为赤裸的金钱关系，而且，若把“交往形式”等同于“生产关系”，势必使现实生活纯粹经济化，因而可能造成在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中出现经济化和货币化的后果，产生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否定了人类社会的人文特性和丰富的生活特征。另一方面，能避免忽略现实生活中极为丰富的其他方面，从而否定现实生活本身。试想，倘若唯物史观脱离了对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它如何揭示“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过程？它又如何建构一个科学发展的有现实根基的理论体系？这些无疑是持“交往形式”等同于“生产关系”观点的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总而言之，马、恩在《形态》中所阐述的“交往形式”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同于“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关系”的雏形（“雏形论”乃是“等同论”的翻版），它有着自身的内涵和特定的理论作用，是“生产关系”所不可替代的。“交往形式”包含了“生产关系”。马、恩的理论视线从前者向后者的转移，是社会认识从宏观把握向微观探索的视线转移，是时代的需要和理论斗争与发展的结果。那些把“交往形式”等同于“生产关系”的观点，可以说是对马、恩思想的一种误解，也会给现实带来许多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