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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穴来风：散文出版持续升温
楼肇明（以下简称楼）：散文的繁荣跟民族传统有关系，也和市场转型有关系。台湾的图书市场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它每年的畅销书中，散文类要占到一半。大陆也从80年代开始形成势头，90年代就更是如此。散文文体的上升，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老愚（以下简称老）：散文发达的理由，可以找出互不相干的解释来。有些论家倾向于用闲遐时间带给人的阅读需要来立论，有些论家则倚重于用小说、诗歌等文体的衰落来做文章，我觉得地球村时代的形成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无所不知的状态使其对虚构故事产生强烈的不信任，还由于生存奔波所造成的内心时空的封闭，缺乏人际沟通和倾心相谈，这一切使人们渴望进入一种放松状态。
楼：实际上，审美的需要、情感的交流都是它兴起的原因，散文文体本身又包括各种样式，本身是不定型的，它能包容很多东西。
老：您怎样划分目前的散文？
楼：我把散文分为三大块，就是通俗散文、探索散文和学者散文。通俗散文只相当于卡拉OK的作用，探索性散文是一个时代先驱性的东西，学者散文则起着温暖清澈人心的作用，它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尺度。
信手拈来：散文越来越好写？
老：报纸副刊的急剧增多，使发表文章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随意，这似乎给许多散文青年以错觉，把制作散文看成进入文坛的捷径，误以为吃喝拉撒侃皆可入散文。
楼：这完全是误解。同时也是一些名人把自己变成小贩任意操作的流风所致。
老：我们过于尊重名人的社会传统，纵容了一些不知自重的名人，他们自以为是的展销式的随笔败坏了读者的口味，也亵渎了文体本身。不是这样写就能成名，而是只有名人才能这样行文。
楼：传媒对港台新加坡某些二三流作家的吹捧，也降低了散文的尺度，误导了读者与写作者。
老：现在一批聪明过头的人，把散文弄得浮躁不堪。
楼：散文得有感悟才行，它得有人生体验，现在太随便了。“载道”变成遵命而行，“言志”变成率性而为。无道无志之文，自然就难有什么生命力。
生命感悟：夕阳盛景到余秋雨
老：有一种说法叫做“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还有散文老生代的说法，好像要在好散文和阅历之间画上一个等号？
楼：死亡临近，人的思考相对来说就会深邃和纯粹一些，按照研究者的结论，人“死过”一次之后（指对死透彻地理解），便营造了第二视觉；艺术地超越功利地看待人生。老生代有两种情况，一类是年轻时被封口，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作家，如牛汉、曾卓等；一类是到老年才步入辉煌，创造出奇迹的人，杨绛、金克木、张中行等便是其中的代表。对生命的彻底省悟，酿造了一幅动人的“夕阳盛景”。这里面也有高下之分，那些拥有人类20世纪文化背景的人，所创造的作品自然更有价值。
老：我觉得夕阳文体只是元老时代的产物，中国的前喻文化传统造就了特有的文化现象，人们更容易相信长辈的人生经验，尽管年轻人有时说得会更好。
楼：老生代里有一批学贯中西的作家，把当代散文支撑了10多年，他们的创作填补了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所造成的文化空缺。余秋雨以士大夫的人文气息关注文化遗存，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文人精神的回流，是一个末世英雄；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末路英雄。他的散文采用现代包装，有20世纪人文科学背景。
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从老年文体到余秋雨正是一场文化补课，承接新文化的人文精神、气息和味道，重又沐浴圣河的洗礼？
楼：对。但余秋雨的自我是封闭的，人格面具相当厚，他的行文有很多桐城派的东西，辞章、考据、理义，他把民族性放在20世纪人文背景上考察非常精彩，但似乎是从《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那儿学来的，不同于黄仁宇的是，他没有黄仁宇深刻。余秋雨偶尔也露一下自己，《苏东坡突围》实际上就是余秋雨自己在突围。他缺少跟自己灵魂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也可能以后会有。
两个极端：霸道主义与自恋症
老：文坛上一直喧哗着意识形态式的声音，他们以社会良知自傲于天下，在变革初期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也确实起过瓦解僵硬政治的作用，给缺乏精神支持的公众以安慰和温暖，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话语之间，它起着调和、平稳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中国社会苏醒期的报春花。这一派落实在散文文体上，就是讲道理、充满义愤地布道。时间在不断地推移，读者的心态也在不停地变化，而他们始终如一地忧患、粗糙、唯己独尊。
楼：这一派可以称之为社会良知派，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单维度的，而不是多元的，只看到事物的二元对立，他们用非此即彼的思维看待一切问题，比较忽视散文文化的本位性，他们的呼号在特定的阶段有其存在的价值，当社会变化之后，他们狭隘的毛病就表现出来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看不到理想的局限，将不同的东西视为异己，不能容忍多元化的东西，他们内心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复仇心理。
老：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情结很容易演变成文化霸道主义。
楼：这些人也最容易变成小商贩，他们是最容易异化的。
老：还有一些人看淡社会和人生，沉浸于自造的文字迷宫，由于披着文化的外衣，张扬着洒脱无为的人生态度，却赢得了一些人的目光。这里面有饱经风霜的汪曾祺、人到中年禅禅道道的贾平凹。
楼：汪曾祺是士大夫没落气息和小市民的融合，贾平凹把颓废的士大夫当宝贝迷恋，是一种自废人格。汪确实有修养，也懂得生活情趣，作品中还有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贾就比他淡多了；汪真的怀旧，贾则把散发着霉气的奉若至宝。
老：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便很容易产生超脱感。汪曾祺更多的是自得其乐，贾平凹则是故弄玄虚，佯装潇洒。更可怕的是一批年轻人追随其后，东施笑颦，而且竟然博得不小的名声。
楼：他们写“如何欣赏古代美人”之类的文章，良莠不分，美丑不辨，使写作堕落为挣钱的花活。
老：根源在于没有操守。个别随笔作家躲进书斋翻类书，由字生文，罗列知识，甚至于开口某人说闭口某某人说，一篇文章里除了几个连缀词，全是抄书所得。
楼：一篇文字如果没有灵魂的跳动，就很难说有什么意义。用排字典的方式写作，写作就降格为无聊的操作。
四条硬汉：坚守超拔理想信念
老：文坛上也有四条精神硬汉，他们是张承志、张炜、史铁生和周涛。他们无一例外地追求着超拔的理想和境界。他们各自拥有相当广泛和忠诚的读者群，他们都写过其它体裁的作品，但却都以为数不多的散文赢得了赞誉。四条汉子四种精神，可以说，张承志是宗教理想，张炜是道德理想，史铁生是佛教净界，周涛是英雄理想。
楼：二张嫉恶如仇，史比二张宽容，从文学的意义上，史更值得尊敬。周涛介于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情结之间，有人类文化学意味的东西，也有唯英雄历史观和英雄崇拜的东西。
老：我觉得周涛有点装腔作势，二张尽管也有自我放大的成分，但毕竟更执著一些。史铁生则是完全个人化的修炼，更可靠也更可爱。
楼：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追求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就更容易取得成功，流沙河就是其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子，僵硬的意识形态披上文化的外衣是他们成功的要诀，意识形态散文还远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媒体多元化的进程，社会将越来越不需要他们。意识形态和社会良知、文化良知不可混为一谈。
老：散文的探索正是在这个时间开始的，一大批新锐作品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陈腐的格局，给人们带来了困惑和希望。
回归本体：走出复制封闭怪圈
老：新生代散文却是真正崛起并日见成绩，您认为它在当代散文变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楼：新生代散文的贡献非常大，它把意识形态的太阳击落了。新生代散文回归了散文本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言志”和“载道”，让人们看到弥补文化断层的希望。真正成熟的作家还不多，经典文本还不多，但气势已经形成。散文的变革是非常缓慢、非常艰难的。新生代散文是探索性散文的代名词，是文体变革的代名词。它跟中青年学者散文同为散文变革的希望。
老：有些人将新生代散文跟所谓的青春派散文混为一谈，他们把那些吃软饭的花哨文字误作新东西，还有人以为那才是美文，有些哗众取宠的杂志还推出所谓四大王子，把几个码字机器的排泄物视若金丹，每个时代都会滋生这样的花边文字，他们是虚假的塑料鲜花，被有心人插入时代的伤口。
楼：好多年轻人都搞不清自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把它看成一个自足体，因过于迷恋自我而陷入矫情的泥坑。对自我盲目的迷恋，使它变成一个生物体。因此而拒绝与外界的交流，缺少反思。写作也就成为对自我不断的复制。
老：自得产生封闭，封闭导致虚无，一种新空心文体诞生了。汉字无限度地自我繁殖，造就无法领受的美丽。是否可以说，没有思维的进行，就会出现伪造情感和经历、无限制放大复制一己悲欢的可能，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都可做如是解。这是恶性循环的文化怪圈。
楼：要打破这种近乎宿命的循环，就必须实行三个否弃：文化快餐、文以载道和文化霸权，解决跟“五四”新文化和世界人文精神的双接轨，提倡思想家、学者和诗人的三位一体，提倡复调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