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批评视野下的新世纪新加坡华文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新加坡论文,原型论文,视野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加坡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根植于新加坡本土，又继承中国文学精神传统，同时又融入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因子。随着新世纪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相应的华文文学批评也日渐繁荣。长期以来，批评界从多种角度对新加坡文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但是也存在着比较表面化、阐释方法单一和陈旧等问题。而作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神话—原型批评研究方法却未受到充分的重视。新加坡华文文学，积淀着人类丰富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中华民族深刻的种族记忆，包含多种神话原型，如替罪羊原型、父亲原型、太阳原型等等。本文就新加坡华文文学中非常突出的追寻原型、月亮原型、女娲原型进行一种别开生面的分析，希望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研究上有所发现，并从中挖掘出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学的血缘联系，以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
一、追寻的神话模式原型
弗莱将原型的叙事模式分为喜剧、传奇、悲剧、反讽四种叙事结构，文学的发展以神话开始，最终又返回神话。从神话到反讽形成的这种叙事模式，正如英雄的冒险活动，全能的神的经历是模仿四季的循环，即将出生、探求、受难历险、死亡看作是追寻的原型模式。
中国古典神话中一直流传着夸父逐日的神话，夸父对太阳的追逐被看作是神话英雄出生、探求、受难历险、死亡的过程。关于这则神话，《山海经》中这样写道：“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对于这则神话，中国人民给予了很好的处理，夸父虽然渴死于途中，却在邓林中得到了永生。夸父的追求精神，已经作为一种执着的信念融入了民族的血液，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支柱，夸父也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追逐原型的典型。这种追逐的原型模式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取经的故事，本是一种事业，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师徒四人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最终修成正果也是一个完整的英雄追寻故事。同样，作为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在西方文学中也存在大量的追寻神话模式原型，如希腊神话传说中伊阿宋盗取金羊毛的故事。文学是移位的神话，经过置换变形，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中对相同的原型有不同的表现。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很多作品都是经过置换的追寻神话模式原型。根据追寻原型在文学中的置换变形，他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一)寻根与寻根路上的艰辛
返乡与寻根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其目标往往是家园和祖先，《当五十年思念的城堡在眼前出现》是康静城的一首故乡纪行诗，对夸父逐日神话进行了较好的移用。序言部分就指出诗人1955年离乡，50多年才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通过“返乡的路”写抒情主人公对50年后才“踉踉跄跄”的回乡的感慨，又通过与亲人“五十年后的握手”表达回乡的激动，然后通过老屋、老井、老龙眼树、故乡的田园、泥路和笑眯眯的舅舅等意象展现出童年记忆的片段，既有对童年事物的留恋和激动，也有对故乡进步的欣喜。这些美丽的场景都随着返乡而渐渐清晰起来，50年的思念和牵挂使诗人恍如隔世。诗中的主人公是夸父似的人物，幼年离乡，漂泊在外，受教育，参加工作，组建家庭，然而对家的追寻却依然执着。经过50年的奋斗，跨过50年的时光隧道，走过“故乡崎岖泥泞的路”①，走向梦想中的故乡。与其说是返乡还不如说是追寻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种族上的认同感。
另一个对夸父神话原型进行移用的例子就是中篇小说《英伦的雨》。小说的情节线索很模糊，在记忆的片段和现实之间反复地穿插，犹如电影蒙太奇的效果，任文字随思绪水波一样地流动，女主人公作为一个孤独的旅行者，她在内心深处不停地追问：“那么我呢？我从哪里来？又将到何处去？”她强调自己是一个东方的旅行者，想要通过旅行找回爱情、知识、文化、家庭、幸福、青春。她在内心深处对父亲说：“我不断漂泊，寻找精神的家园，远离拥挤的人群，躲避世事的搅扰。”这里夸父似的追寻原型，被置换成女主人公孤独的漂泊英伦，成为一个不断地追寻精神家园的探索者，然而她不是夸父那样一个有着明确具体目标的英雄人物，她选择离家，是为了灵魂有个安身之所。可是作为华人，对西方文化无限向往的同时，却深感孤独寂寞和漂泊的无目的。忽而眼前出现肩扛花锄，唱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黛玉葬花图景；忽而脑海里浮现“上海”“那个漂浮着一层淡蓝色雾的城市，渐渐幻化为一个身穿旗袍、走路颇具风姿的女子。她是你的母亲，说不定也是我的祖母或外祖母”；忽而想到了父亲。“他对我的期望是什么？他对我的失望又会是什么？到处漂泊，居无定所吗？可是父亲，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②黛玉、上海、父亲这一串意象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家乡的象征，在女主人公潜意识中无时无刻不在思恋着故土，西方文化又不断地冲击着她的内心，她在精神的斗争中苦苦挣扎，以至于如花一样的年纪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新加坡的华人虽然长期远离中华故土，但作为中华民族的后裔，仍然感觉到自己与故土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还乡与寻根就自然成了新加坡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对于新加坡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内心既缠绕着浓郁的中华历史文化的情结，同时他们又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不断地接触西方的科学、知识，两种文化发生巨大的碰撞，面对选择的矛盾即文化归宿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痛苦。
(二)追寻与追寻本身的徒劳
原始神话中，追寻神话模式原型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形，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逐渐置换成多种意义，在命运面前，人是渺小无力的，不断地抗争追寻换来的不是努力的结果，却得出人生的荒诞无意义。正像夸父对太阳的追逐就是一个注定了的悲剧。韦西的短篇小说《他又烦恼了》③就是一个关于追寻和徒劳原型的置换。主人公汤一丰是一个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的人，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有很强的计划性，事业、婚姻、生子。可是小女儿出生后，他开始烦恼了。为了女儿能接受高等教育，汤一丰在她还没到入学年龄时，已经开始筹谋了，由于要选择名校就要选择住在名校附近，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就把哪些地方有名校，哪些地方有住宅区列出来。后来，他们决定在N女校附近找房子，并且天天注意广告，还请假去选购。为了女儿的前途，他不惜花费高昂的价格，半年之后，他们搬进新居。本以为经过一番努力，女儿上名校应该没有问题了，然而无论怎样追求，怎样努力，夸父的现代悲剧还是上演了。果然，一年后汤一丰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N女校将在两年后搬迁到东海岸，东海岸距离这里至少也有十多公里”，于是汤一丰又掉进了烦恼的深渊。他追求的只是人生中一点实际的东西，但同夸父一样，被命运驱使，不断追寻，结果仍回到原点，陷入生存的怪圈。但他比夸父更幸运，因为夸父做的是一项注定失败的事情，而汤一丰的人生并没有被判“死刑”，至少他还有继续追寻的希望。因为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喜爱团圆和喜剧的结局，所以像夸父那样的悲剧英雄，也能将生命在邓林中延续。
生活在新加坡都市中的现代人面临着生存的困境，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但是却陷入了人类自己所造的窠臼里，行动上越来越无能为力，无法挣脱命运的安排。他们在漂泊中希冀寻找生活中理想的天国、找回失落的自我，但是又无法改变被生活折磨成非人的命运，远离中华故土，在一块完全崭新的土地上追寻开创新生活，跨度大、难度高可想而知，但是身处特定的环境就决定了新加坡华人必须像夸父一样孜孜不倦地追寻心中的太阳。
(三)欲望与欲望顶点的毁灭
人类的进步都是缘于欲望，现代人的成就都出自人们心中对人类社会的构想。可以说如果人类无欲无求，就没有现代社会。可是如果一旦欲望超出了作为人的负荷，就会如洪水猛兽一般冲破一切道德、秩序，那么人也就走向了非人，欲望的顶点也就是毁灭和死亡。
短篇小说《一尊谁与同？》④中的主人公万子文就是一个在金钱和肉欲的追逐中丧命的悲剧人物。才华横溢的万子文在白氏集团担任财副一职，并成为了集团内部的所谓的“造王者”。“‘造王者’万子文要谁当董事谁就是董事；要谁做几号谁就是几的人物……”，然而权力越大，欲望也就越发无休无止，“白茜茜不但有肥美的肉，又有权有钱，……”，这恰好实现了万子文膨胀的欲望。但是他仍然不满足，董事局改选之际，先是陈妞妞要30个选票。万子文心想：“也好，陈妞妞白白嫩嫩的，杨贵妃也不过如此……。”可正当他得意之时，白家十八外孙女杜红红也来竞选二号位置，除了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还威胁他，如果不让她成功，就把他和白茜茜的事情捅出去，让他死在牢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万子文，最后横尸帝国酒店会议厅男厕。万子文对金钱和肉欲的无休止、无克制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现代的新加坡社会是一个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物欲横流的社会，夸父似的追逐显然被降格为低级的物质欲求。在对主人公的塑造中作家似乎有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可是在似乎不经意的语言里却怀揣着对现代人信仰失落的痛心疾首。
短篇小说《二叔》⑤的主人公二叔也是一个盲目追求，而最终在欲望中迷失方向的人。二叔由于受到祖母的宠爱，非常霸道自私。他的追寻以自我为中心，在爱情方面，二叔对于选择女朋友非常挑剔，以貌取人，在事业上，二叔虽然很聪明，也有手艺，但他却是一个“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又不能吃苦的人。他还经常抱怨自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找不到好工作。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使他晚景凄惨，后因酗酒肝病恶化而死。二叔的死是因为对人生怀着不切实际的理想和要求，追求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完美，却自不量力，最终为了虚妄的理想而殒命。但二叔毕竟不是夸父，他们同样在追求，夸父始终在不断地以实际行动向着理想迈进，而二叔却没有为理想和欲望奋力飞升的决心和勇往直前的行动，只知根据欲望要求别人，怨天尤人，只是一个有欲望却没有行动能力的堕落者。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失败的追寻者，作者并没有完全失望，没有让二叔这个人物一错再错。二叔卧病在床的时候，经常看报纸，开始关心时事，并肯定了二叔对死亡的坦然态度。换言之，是肉体上的死亡，换来了精神上的重生。这使人们对未来重新燃起了憧憬的火焰，看到了希望。《二叔》这个短篇小说，既是英雄神话的终结，同时二叔这个人物开始显现出人性向神性的复归。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人们满载着本能的欲望，或盲目地追求，或惰于行动，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新加坡华人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有着自己的标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处理好欲望和现实的关系，他们在精神漂泊的过程中，或许会堕落，或许会失足，但是在新加坡华人的潜意识中都有一个执着追求的夸父，暂时的跌倒，并不会让他们一蹶不振。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华文作家，作者委婉地告诫人们，却又对人满怀着希望。
不论是跋涉千里的返乡，努力奋斗后的徒劳，还是欲望顶点的毁灭，都可以在神话的置换变形中找到原型，他们或在物质层面向前追寻，或在精神领域探索，尽管这种追寻和探索有时伴随着人性的堕落，但是正像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所阐释的一样，神话英雄必然会在文学中复活，当然也将会在现实中复活。
二、月亮原型
在中国文学中，月亮这个意象一直受到文学家的钟情，它反复出现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中华民族中关于月亮的神话大量地存在于民间传说和相关文献中。在《五运历年记》中记载了月亮的出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而关于月中桂树、兔与蟾蜍以及吴刚伐桂的故事在相关的资料中均有记载。但是关于月亮最有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在后世的民间传说中丰富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对月亮的崇拜古已有之，早在《吕氏春秋·精通》就有“月，群阴之本”一说。因而，在中国历代文学史中，月亮这一原型早在《诗经》中就有：“月出皎兮。佼人聊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此后的文学中更是屡见不鲜。曹操的《短歌行》有中“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句子，李白的《月下独酌》更是将月的风姿写得淋漓尽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现代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月亮的描绘，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就是描写月光的佳篇杰作。中华民族对月的衷爱，源于对月的崇拜，这种崇拜又作为一种远古的记忆铭刻于中华民族的集体经验和集体无意识中，并以遗传的方式留给炎黄子孙。月亮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中，以其特有的形象，承载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情感经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月亮原型有着多重含义，它象征着再生和永恒，象征着高尚的情操，象征着女性的温柔，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象征着远方游子对故乡的浓浓思念之情。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对月亮原型意象的描写，月亮原型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有了新的意义。
(一)皎洁的月亮
卢炳的散文《月圆乡愁》⑥就是借中秋赏月抒发无尽的乡愁。作者眼中的中秋之月是“皎洁”、“纯净”、“晶莹、”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月圆之夜，延续着中国人的传统，品月饼，啜香茗，听华乐，惬意温馨，然而欢乐之后心里并不是如月儿一样的完整圆满，因此作者感叹到自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大有月圆人未圆的感叹”。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作者回顾中国古典诗词中咏月的句子，不论是苏轼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是杜甫的《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伤感。这一连串月亮原型意象的选取，正是作者心态的表现，他希望能够通过月亮抚慰心灵上的创伤，舒展心底的乡愁。古人思乡，常以月亮为媒介，表达对故乡的追怀，然而作为一个禀赋中华文化的华人，身处在一个与中华民族异质的国家里，这种对精神原乡的追忆和怀念又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月亮原型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其隐含的思乡之情已经融入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通过月亮这样一个非常常见、非常传统的原型来表现思乡，看似普通，可是正因为如此，新加坡文化中的中华文化就越是清晰，越说明其与中华文化母国有着剪不断的联系。新加坡人作为华人的后裔，离开大陆，在南洋岛国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开创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城市，取得令华人骄傲的成就。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始终以华人自居，渴望在文化身份上得到民族的认同，而远离大陆的事实又使他们产生无根的漂泊感，边缘人的处境使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民族共同的原始记忆找到精神的寄托。因此月亮原型的思乡含义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得到了增值。
而诗歌《无月的中秋》却从相反的角度阐释月亮原型的内蕴。同样是中秋，却无月可赏，因而诗人“略带沉重心绪”，中秋月夜应该是“晴朗的天空，总是高挂一轮宛如白玉盘的明月 和谐温馨 照耀人间大地”⑦，对月的寻而不得，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新加坡华人对精神家园的企盼而不得的感慨和失落。
(二)变色的月亮
一轮美轮美奂的月亮无疑成了无数游子传递思念之情的载体，成了故园家国的代名词，望月即望乡。可是在遥远的异国，久居新加坡的华人眼中对月亮的青睐，更倾向的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归依。秦淮碧的诗歌《变色的月亮》⑧中的月亮不再是清高的，而是“圆滑、小、思念短”的蒙了尘、变了色的月亮，诗人一再感叹登月的科学家们污染了月宫使神话不神，利用传统节日的投机商将月亮变得发霉，他认为正是那些“低俗餐厅”、“恐怖分子”、“政治小丑”、“非典”、以及一切庸俗混乱的东西污染了月亮，而这些事物又是与传统相悖的。于是诗人痛惜“五千年激情拱手无赖玩弄”，并庆幸“心中的月亮保鲜以前的姣好”。正是这样一种对民族传统的认同，诗歌的后半部分语调发生了变化，“其实历史上没有哪个离经叛道的子孙，愿意把老祖宗文化搓成泥牛埋葬入海”。并引用新谣《传灯》中的句子“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每一条河流，都要流下去”，来否定现实是文化的沙漠。并在诗歌的结尾，“幽幽的呼唤着从前的月亮回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固守，使得新加坡华人难于接受现代社会的庸俗与无聊，他们向中华民族遥远的神话中寻求精神的依托，并以奇零的边缘人心态观照身边的事物，心中不免有失望，但是又并不绝望，因为民族的血缘在，民族的精神就会存在，因而对象征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月亮原型的观照，实质上就是对民族精神的认同，诗人渴望并满怀信心地等待那轮皎洁的明月再度升起。
对月亮的衷爱，是深深基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的生命体验，一种非个体的、遗传的存在，在民族的记忆中积累沉淀，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华人无论漂泊他乡还是远在异国，这种民族的记忆都不可磨灭，尤其在新加坡，华人在国家中占主体，可是他们的心灵却仍向着祖国故里，但是他们却又不同于单纯只是离乡的异乡人，而是身为异国的一员，他们已经遗失了对落叶归根的想象，心中平添了一种更为失落的痛苦。月亮这个意象也就变成了新加坡华人在想象中言说的对象，一种永久的、感伤的记忆。
三、女娲原型
神话—原型中一个重要的原型就是女娲原型。女娲在我国是广为流传的神话人物，她补天造人可以说是人类的始祖。《淮南子·览冥训》有这样的记载：“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除此之外，女娲也是一位造人的英雄。据《太平御览》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这就是女娲造人的故事，在这里她以人类母亲的形象展现出慈爱温柔。无论是补天还是造人，女娲都是一位对人类充满关爱的伟大母亲，她拥有巨大的创造力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因此在后世的文学中，女娲伟大的形象一直作为一个集体映像深深铭刻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千百年来，女娲原型在文学中不断地闪现，母亲的形象被染上了最靓丽的色彩。
母亲就是爱的象征，这爱可以驱走一切寒冷、一切恐惧，带来温暖和安全。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神话不停地被置换。因此文学中有两种女娲的倾向：一类是传承了宽容、慈爱的奉献精神的母亲；另一类是大胆、泼辣、具有开创意义的女人。从原型批评角度看，一类是对女娲神话的顺向延续，这类女性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他们慈爱、无私、不怕牺牲，甚至生命，她们忍辱负重，以单薄的肩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没有怨言。而经过置换和变形的女性，她们更多地倾向于开放、热烈，她们在事业上不会比男人逊色，在爱情上不会显得被动，而对于传统却较少继承，有时甚至看起来不能被人接受。新加坡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既有传统认可的女娲，也有现代女强人式的女娲。
(一)慈爱、宽容的人类母亲
古琴的散文《忆祖母》⑨就表达了对祖母这样一个女娲式人物的深情赞美。祖母是一个平凡的妇女，年轻时就守寡，她生活勤俭节约，“祖母跟随父亲过着清苦的日子，她似乎只求一顿温饱便心满意足。她从没打扮过，一生只穿黑绸长裤，蓝色布衣，黑色布鞋”。她很爱清洁，干重活儿，很体贴父亲“了解父亲的情况，节衣省吃的，分分钱都聚蓄起来……减轻父亲的负担”。当然祖母也很慈爱，“我”上学，祖母每天都跑三趟，关怀备至。祖母的形象中融入了女娲的血液，她以温柔和慈爱温暖着家人，体现了传统女性的美德。
伍两的短篇小说《阿瓦嫂》⑩也是一篇歌颂母性精神的作品。阿瓦嫂是一个推拿健身中心的推拿师，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别人叫她阿瓦嫂，她也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这个名好！正适合我。”可是阿瓦嫂由于生了四个女儿也没有生儿子，她的母亲就有很大的不高兴：“喝！睇你的衰样就知道没有男孩子命。”“睇你将来没有号(孝)子扛棺材。”并且总是对孙女百般挑剔。无奈，阿瓦嫂只能选择搬离老房子，但是“工闲的日子，她会煮一两道好菜，叫母亲过来吃。”面对母亲的苛责，阿瓦嫂都一笑置之。最终母亲被她所疼爱的二儿子赶出家门，阿瓦嫂和她的女儿收留了她。这里阿瓦嫂被塑造成了一位勤劳、宽容、善良、孝顺的女性，可谓是完美的形象。
而田流的短篇小说《回头是岸》中的侯莹英是一个举止温柔、工作勤快的公司女职员。他遭到已经有外遇的丈夫的胡乱猜忌，有满肚子的委屈，然而作为一个职业女性，使她不甘受如此大的屈辱，毅然要与丈夫分居。在此意义上的侯莹英已经不是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了，她是一个有尊严、有思想的新女性。但是当她得知丈夫浪子回头，改过自新以后，她以女性的博大胸怀原谅了失足的丈夫。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女娲形象。
作品中对现代女娲们的赞美，无疑是对传统女性美德的颂扬。中华民族女性特有的情操，作为集体的记忆流入华人女性的血液，所以虽在新加坡，女性却依然留存这种传统的温柔、慈爱的美好品性。
(二)开放、大胆的摩登女郎
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虽然不乏温柔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但是在这样一个处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上的国家里，在这样一个热情澎湃需要开创的海岛上，女娲原型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女娲是母性的、温柔的、富于牺牲精神的，可是长期以来，女娲原型中的另一种特质却被忽视了，那就是女娲的大胆和开创精神，作为一个女性她竟能独自去补苍天，并担负起造人的伟大工程，其勇气和胆识令人赞叹。在后来的文学中，这样的女子也曾隐约地出现，如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为爱而死、为爱而生的杜丽娘等等。然而，在新世纪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中，这样的女性却是屡见不鲜。
青青草的短篇小说《落刺的玫瑰》(11)就塑造了一个玫瑰一样美丽却满身是刺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年轻、迷人，而且受过高等教育，心高气傲。她勇敢地追求爱情，面对风度翩翩的上司，她应付自如，并在关键时刻主动出击，赢得了她满意的爱情。在一开始应聘工作的时候，她就步步逼近，收放自如，她既懂得“女人该逞强到什么地步，该媚到什么地步”，又懂得怎样欲擒故纵。工作中的她很能干，被人喊作“女金刚”。
同样是青青草的小说，《花月佳期》(12)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个在事业上颇有作为的职业女性，因此常被纽约派来的代表称作“小辣椒”。她在工作上独当一面，自称是“边疆的女皇帝”。爱情来的时候，她也表现得相当泼辣，最终她和波恩有情人终成眷属。
新加坡文学中的现代女性形象既是置换了的女娲原型又有着新加坡的本土特色。新加坡女人是能干出了名的。她们有很多人都是福建、广东一带人的后代，她们在新的国土上开创自己的事业，同时新加坡是一个被椰风蕉雨滋润的热带国家，这样的气候特点自然而然地造就了新加坡女子的热情、奔放。生长于热带海岛，潜藏于内心的意志力被热烈的气候所激发，她们办事雷厉风行，使人觉得任何事情在她们眼里都不是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在新加坡女强人眼里永远都要向前冲，追求卓越！她们对待事业的态度一向令人称道。对待爱情和人生她们也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
新加坡的女人是被时代和地域置换了的当代女娲，她们身上既有中华民族传统认可的温柔善良，同时又具备长期被忽视了的开创精神，它们大胆、泼辣，既有女娲原型的遗风，又有南洋火热的气质，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爱情上她们都是强者。女娲这个不朽的原型意象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得到了更好的阐释，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已经深入到每一个华人的骨髓，不管是不是在意，它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它从人类代代相传的集体无意识出发，通过研究文学中的原型，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但是由于时代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原型在不同的语境下会出现移位和置换。新加坡文学中对神话原型的置换既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有新加坡文学的独特风貌。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度，华人虽然久居岛国，但身体里流的始终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有着中华民族的根性。原型折射着集体无意识，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种族远古的记忆即集体无意识通过艺术或梦的形式得以再现。站在文化交汇路口上的新加坡，既有中西文明强烈的碰撞，又有对文化独特性的追求，国人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官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华文文学面临着尴尬的境地。在英语语境中，华文文学作为异质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遭到排斥的他者，而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新加坡华文文学又显得与中华文学有着较大差异，而成为中华文学的他者。通过神话原型批评，我们看到了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以及新加坡华文作家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因此，我们应该加强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使新加坡华人和中国内地人彼此了解，彼此认同，更和谐地发展二者的关系。这样既能使新加坡华文文学寻找到民族之根，又能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打开一扇窗户。
注释：
①康静城：《当五十年思念的城堡在眼前出现》，骆明主编：《新华2006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364～369页。
②蔡厝人：《英伦的雨》，骆明主编：《新华2001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332～351页。
③韦西：《他又烦恼了》，骆明主编：《新华2004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341页。
④杨洋：《一尊谁与同？》，骆明主编：《新华2003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113～118页。
⑤严丽珍：《二叔》，骆明主编：《新华2003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133页。
⑥卢炳：《月圆乡愁》，骆明主编：《新华2003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315～316页。
⑦甘文放：《无月的中秋》，骆明主编：《新华2006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385～386页。
⑧秦淮碧：《变色的月亮》，骆明主编：《新华2004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261～265页。
⑨古琴：《忆祖母》，骆明主编：《新华2001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78～81页。
⑩伍两：《阿瓦嫂》，骆明主编：《新华2004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412～417页。
(11)青青草：《落刺的玫瑰》，骆明主编：《新华2004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348页。
(12)青青草：《花月佳期》，骆明主编：《新华2005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