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与揭蔽：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中党的组织建设理论
索世帅 孟宪平
〔摘要〕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祛魅组织问题上“机会主义幽灵”，并为了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同孟什维克进行了坚持不懈、不可调和的斗争，揭蔽了建设新型革命政党的基本组织原理。政党的本体在组织，列宁组织建设理论对当今新时代“严明党的组织规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内统一”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讲纪律，立规矩”就必须：从宏观大局上要不断形成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政策规矩落实架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中观实践上要不断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推进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从微观个体上要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和政治能力，促使其形成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战略定力。
〔关键词〕 列宁；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政治规矩；机会主义；民主集中制
《进一步, 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著于1904年2月至5月间, 是列宁以俄国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和党的其他文件为根据阐述党组织建设理论的一篇论战性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献共有十八节，内容丰富翔实。《列宁选集》和《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节选了第九、十七、十八这三节，其中在最后一节“(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中，列宁深入剖析机会主义派对革命派仅仅占了“暂时的优势”，揭露出党政运动发展过程中各势力相互斗争的辩证关系，指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1〕。面对这“否定的否定”，列宁在末尾心平气和地指出：“进一步, 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 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2〕在这里，列宁虽然没有明确具体前进某一步或者倒退某两步，但在当时历史境遇中却昭然可见。“进一步”喻指俄国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统一的纲领(无产阶级专政)和章程、建立了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在建设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上前进了“一步”；“退两步”喻指讨论党章第一条时通过了马尔托夫机会主义条文，并且会后孟什维克篡夺了《火星报》的领导权，试图阉割纲领的革命精神，从党性倒退到小组习气上去，从集中制原则和无产阶级纪律原则倒退到毫无纪律、组织涣散的无政府主义上去，在建设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上倒退了“两步”，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因此，列宁写作《进一步，退两步》，祛魅与揭蔽，破立并举，开诚布公地将全部斗争材料公布于世，以期望广大党员通过掌握全部材料来辩证看待一切分歧，认清党内斗争真相，争取党在布尔什维克立场上团结统一，为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努力。
一、祛魅：拒斥一种组织问题上“机会主义幽灵”的迷误
机会主义对俄国社会革命是极其危险的社会思潮，它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受政治利益的狭隘限制，游离于革命实践之外，抛出的“机会主义幽灵”一直缠绕在布尔什维克身边，时时蛊惑，诽谤中伤，制造混乱，其流毒所及，无异于恶魔。而此时俄国正处于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人民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斗争持续高涨，“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统一意志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为争取和教育广大党员，列宁首先要祛除“机会主义幽灵”的魅惑，帮助广大党员了解机会主义的本质、危害以及立场，自觉拒斥组织问题上“机会主义幽灵”的迷误，从而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扫除组织、行动、意志障碍。
第一，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幽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本质上为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的。任何历史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幽灵”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上出现短暂繁荣，辛迪加、托拉斯的出现，似乎使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经济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似乎“有些缓解”；政治上巴黎公社后的几十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比较“和平”的阶段，各国政党在“合法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滋长了“和平观念”惬意的幻想，资产阶级也在“合法斗争”中调整了统治策略，表面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阶级矛盾似乎“有些缓和”；理论上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使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本性愈发张扬，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强调“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论调，马克思主义似乎“有些过时”。于此，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主义抬头，至此“机会主义幽灵”在俄国大肆泛滥，大批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被资产阶级高官厚禄所收买的“工人贵族”也加入此阵营。列宁认清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实际上同西欧的改良修正主义有着思想上的“血脉”关系，把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幽灵”作为“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来考察批判。因为，马尔托夫之流就是一直“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3〕，这一点在党代表大会已经明了。马尔托夫等人的机会主义组织观点是出于“机会主义的本性，而且不仅在俄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西欧的机会主义者也维护自治制，害怕组织纪律，背弃原则，出卖革命，力图引诱无产阶级离开革命道路，本质上为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而马尔托夫之流，就是用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迎合资产阶级“投机欲望”，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纪律性和组织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只顾眼前，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其实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小资产阶级本性也就暴露无遗。
第二，“机会主义幽灵”蛊惑人心所引起的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决不是什么枝节问题”，而是关乎工人运动兴衰和命运。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采用“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惯用的夸张其词和简单化的手法”，基本斗争手段就是捣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工人运动事业，阻碍布尔什维克所有的一切，把“投机取巧”作为逐利的终南捷径，把“意气用事”“无理取闹”作为斗争的不二法门，居然还把一些“隐晦行为”称之为“光明磊落”，在清新明朗的革命形势中凝降了沉重的迷雾。在关键时刻，曾在“二大”会议上支持过列宁的普列汉诺夫也转向孟什维克，明确表示他不忍“枪杀自家人”，“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他发表在《火星报》第52号上的《不该这么办》一文指出，“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必须对修正主义者(那些同我们接近或者表现动摇的)以及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4〕。列宁对此评价：“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钻进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5〕普列汉诺夫这种抽象的笼统的观点当然使《火星报》的读者“莫名其妙”，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无疑对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暗中放冷箭”。1903年11月1日，《火星报》第51期出版之后，列宁退出了编辑部，自第52期开始《火星报》就成为孟什维克的“派报”了。但是，这些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幽灵”却不想摘下其真实面具，一直力图掩盖和歪曲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在组织原则上的分歧，认为只是“枝节问题”，伪装要团结一致、不搞分裂，博得了李伯尔之流、阿基莫夫之流的“衷心同情”。列宁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应该摆脱“任意胡闹”和“无谓争吵”，但是决不允许用“违反党性”的斗争手段来破坏党的根本利益，他主张把争论情况“完全公开”，不要隐藏党的缺点和毛病。他认为，关于党纲和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并不像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等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的简单冲突，而是组织上建立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大原则问题，关乎要不要集中制建党，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关乎工人运动的兴衰和命运。
第三，祛魅“机会主义幽灵”，必须“从实质上抓住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坚定布尔什维克的根本立场。当然，列宁更清楚：祛魅机会主义幽灵，必须“从实质上抓住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忽略“许多毫无兴趣的无聊细节”。其实，当分歧发展为持久、顽强、激烈的斗争的时候，通常经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显现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役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就会退居次要地位。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也是如此，列宁在序言中引导读者一定要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党的革命派)和“少数派”(党的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远远地推到后面去了。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列宁指出：“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6〕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少数”就是为了争夺“席位”成为“多数”，但殊不知党的革命派成为“多数”是历史的必然。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解决、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最终总结立场的问题。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相关思想内容。贯穿新《火星报》被列宁称之为尾巴主义式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等”〔7〕。列宁揭露他们实际上是在用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无政府主义不坚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辩护，事实上就是站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上了。他们多半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些高调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是真正原则，哪些是增补问题。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调，表现出“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想要掩藏却愈发凸显，“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8〕。列宁揭露并批判新《火星报》这种事实上的“组织问题上机会主义”立场，认为是在加深马尔托夫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从根本上偏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希望广大党员看清新《火星报》的真正立场，看清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倾向”，自觉坚定真正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的根本立场。
1.反刍动物。主要发生于犊牛和羔羊，表现为食欲下降、运动失调、不能站立、严重腹泻、脱水。因脑灰质软化（大脑皮质坏死）主要表现神经症状如易兴奋、痉挛、四肢抽搐呈惊厥状、倒地后牙关紧闭、眼球震颤、角弓反张。严重者强直性痉挛，在12～72 h昏迷死亡。
二、揭蔽：列宁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而斗争
4.在遵守党的纪律问题上：党要保持自己的队伍团结统一，就要实行统一的无产阶级纪律，“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二大后，新《火星报》散布了种种谬论，践踏党的纪律。把党说成是“凶恶可怕的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把党的组织章程视为“形式主义”，把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诬蔑为“农奴制”等等。马尔托夫等无谓取闹仅是为了反对代表大会的编辑部，当人们请求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他们却拒绝交谈，只是叫喊“我们不是农奴”。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其实就恰恰暴露出其真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列宁在“(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中，对此针对性提出无产阶级军队战士是不怕纪律的，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来害怕组织和纪律，党内不分“普通党员”和“上层人物”，要求全党在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16〕此外，列宁认为，“工厂”在某些人看来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殊不知“工厂”正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17〕。马克思也一直劝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要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工厂的“组织作用”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能够渗透到无产阶级观念、言行、举止之中，促使其形成无产阶级纪律，但这种组织和纪律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绝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巩固无产阶级纪律就要同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因为没有党的纪律，就不可能有党领导队伍的团结统一，不可能有党内意志和行动的高效统一。
1.在政党与阶级关系上：“决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在无产阶级政党仅仅是工人阶级“一般的一个部队”还是“工人阶级先进觉悟的部队”，以及作为这种“工人阶级先进觉悟的部队”组成的政党同阶级到底是什么关系等问题上，列宁与马尔托夫是两歧遂分，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七节“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明确表示：“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的‘思想’是不能使我‘喜欢’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种思想。”〔9〕马尔托夫草案第一条条文和列宁草案第一条条文以及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条条文三者对比，相同点是都要求“承认党纲”，不同点是马尔托夫草案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条文中，前提条件由“并且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变为“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马尔托夫第一条的思想的一个原则疑问：党的领导机关事实上可不可以对那些“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但由“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的党员进行领导呢？答案是模棱两可的。是否“参与党的一个组织”成为马尔托夫与列宁的原则分歧，列宁主张必须“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才能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关于这一点，早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列宁直接指出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10〕要求党员必须参与党的一个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统一活动。相反，从马尔托夫观点来看，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这样“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了。界限不清虽然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可是致命危险是造成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的、涣散的思想。列宁提出，党是由拥有通晓“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两大规律知识武装的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最为先进马克思主义部队组成的，所以，绝对不能“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同一般群众等量齐观，降低党的先进性质。此外，针对马尔托夫等人指责列宁的条文会使工人同知识分子“处于不平等地位”，把那些“自觉靠近党的人抛在党外”，列宁反击道，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按照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不是简单的算术式的相加，“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则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工人运动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11〕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只有按照列宁“工人阶级先进组织部队”这个原理的指导正确处理好组织、党、阶级的关系，才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领导力量。
2.在政党与群众关系上：党不是“狭小的密谋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得到“本阶级信任和支持”的群众性组织。马尔托夫等人歪曲列宁想建立一个脱离群众的狭小的密谋者组织、阴谋集团，指责列宁想以“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为限”或以“密谋者的总和来限制全体党员的总和”。列宁在“(九)党章第1条”中声明：“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型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12〕面临马尔托夫等“重提旧事”，列宁早在《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已论证，在此再次声明，工人斗争不是职业革命家的无聊“独奏”，也不是脱离职业革命家工人的随意“闹剧”。为促使工人自觉有序开展斗争而建立的以职业革命家为领导的工人组织，是同广大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群众性组织，不像马尔托夫想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使党成为“狭小的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参与工会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不仅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工人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扩大工会运动的规模，提高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在这里列宁列举了阿列克谢耶夫、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认为他们“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13〕。社会民主党人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深入工人群众中并得到工人阶级完全信任和支持，才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力量在于自始至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牢固且密切的血肉联系，人民的力量在于人民始终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两种力量合力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要培养青年?这是青年观的首要问题。习近平认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青年看作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从来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1]在此,习近平科学阐述了青年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地位和作用,回答了这个首要问题。青年认识观,正是习近平青年观的逻辑起点。
由于夺取了《火星报》，孟什维克在党内的捣乱活动和对列宁及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就此加强。孟什维克新《火星报》成为机会主义的“传声筒”，成为反党斗争的武器。革命形势急如星火，列宁必须给孟什维克一个坚决的回击。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除了祛魅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幽灵”，还必须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同孟什维克作斗争。在书中列宁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也蕴含了五条组织原理。
如今，列宁与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的历史斗争早已远去。但是，列宁组织建设理论对当今新时代“严明党的组织规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内统一”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和思想启示意义。
三、回归：列宁组织建设理论对“政治规矩”的现实观照
5.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党要统一就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就要有“统一的党章”，由“党代表大会所体现”，并且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中央委员会所体现统一的全党最高领导机关。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是新《火星报》又一错误观点。他们攻击集中制是“官僚主义”的原则，并且用“民主主义”原则对抗集中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抗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实现自治制，主张达到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地方组织的权利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18〕。列宁强调集中制对党组织统一的重要意义，主张集中威信应贯穿党章的始终，上层机关党中央委员会是最高领导机关，地方组织的领导由上级党组织任命，“地方听命于中央”，但也授予地方委员会互选的权利，要求在一切实际活动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在沙皇专制严酷统治下，党组织是不能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选举上的，党具有极秘密的性质，不可能广泛地实现党内民主，党要实行最严格的保密工作，就要实行集中制，实行下级服从上级以便统一领导。后来列宁也解释到，集中制是革命时代党内生活中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以后就会消失，那时党就会成为公开合法的党，而党的组织就会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原则上，过渡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立足于建设任务上。可见，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并不是简单总和，更多的是从“集中制”中“分化”出“民主制”来，列宁所讲的集中制不是“专制的集中制”，而是“民主的集中制”。所以学界有人提出：列宁虽然不是“民主集中制”的首创者，但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本身是一个“纯粹的分析命题”〔19〕，是“民主的集中制”，即从集中制中解析出的一个命题，前者是后者的“原始状态”，后者是前者的“改良状态”。其中，“改良状态”主要是针对后来第二国际普遍的反对和抵制，尤其是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的批判，列宁对卢森堡“自我集中制”折中概念进行反思平衡后的状态。于是，随着党内斗争的发展，继而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态各异、泾渭分明的“两个‘版本’的民主集中制”〔20〕也就不足为怪。实践证明，当时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按照列宁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才能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最终才会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擦肩而过，我本打算把头别过一边。伤感的矜持让我不相信这个城市有任何的浪漫。但在转过头之前，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了她的脸一眼。只一眼。
3.在党的领导作用问题上：党的使命是作为最高组织形式“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领导无产阶级的各种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除了党以外，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组织：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所有这些组织都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但是谁应当把“一致性和计划性的统一精神”放到这些组织的工作中去呢？谁应当指导这些组织团结起来努力走向一个共同目标呢？答案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把自己的利益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却鼓吹“中立理论”，说党与工人阶级其他组织是平等的，党不应当领导他们，不应该干预他们的生活，把党同工会等其他组织等同起来。这样抹杀两者的界限势必会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结果就会削弱党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的权威性，亦削弱无产阶级组织武装，因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在于领导无产阶级一切形式的斗争，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他在“(九)党章第1条”中特别强调，工会应当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进行工作，“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14〕，但又不仅限于社会民主党人参与。同时，这种对工会的帮助不仅要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同事给以“直接的自觉的推动”，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它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在其他组织中居领导地位，尤其是党领导的工厂小组对于领导工厂特别重要。“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15〕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工人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联合起来并获得正确领导时，才能在历史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从宏观大局上看，要不断形成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政治规矩落实架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与马尔托夫关于党章第一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在于维护了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性、先进性，使党的基层组织纪律免受摧毁，党的集中团结统一免受威胁，这对我们当前积极应对党“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挑战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关系到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关系到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时代性，关系到党的事业前途命运、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第二，党的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标尺和全体党员的红线，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忘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邓小平在1985年3月7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就告诫我们：“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21〕我们党有力量，就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第三，宪法和法律是党治国理政最重要的须强制推动的规矩，党必须带领人民模范遵守。只有依法治国，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持续发展提供根本保障。第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自我约束的不成文的纪律，同样需要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虽不成文，但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自觉遵守这些规矩，个人才能不触雷、不踩线，党才更有凝聚力、号召力。
其次，从中观实践上看，要不断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推进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矛盾自始至终都会有的，党内政治生活也不例外。列宁当时坚持在组织原则问题上和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对我们当前政治生活排除一些错误认识、廓清认知、正确处理党内生活问题和矛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一方面从内容上，民主集中制不是只抓“组织建设”，而是要系统协调。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严肃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自我批评不够”等问题，要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使党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使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本色需要。另一方面从对象上，民主集中制不是只抓“关键少数”，而是要抓好全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既没有“铁帽子王”和免罪的“丹书铁券”，也不存在所谓“真空地带”，不存在“特殊人物”，而是针对的全体党员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要避免“家长制”“一言堂”以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在领导班子里出现，就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一把手以身作则。同时，其他党员要在领导干部的领导下，坚持“四个服从”，自觉树立“为人民、立正身、讲规矩、守纪律、拒腐蚀”的坚定信念，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最后，从微观个体上看，要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和政治能力，促使其形成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战略定力。列宁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提出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控制发展数量、提高党员质量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邓小平就曾指出：“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22〕在新时代历史起点上，党要带领人民完成“四个伟大”必须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和政治能力，才能抵御住“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始终保持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性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还体现在党的群众性中。党只有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战略定力，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普通党员还是领导干部，都应牢记自己的主体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强化作为党员的身份认同，种好属于自己的“分寸责任田”，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该次研究经过实验所获取的数据主要是应用PPSS22.0软件对数据展开统计，计数资料多是经过（n%）进行数据表述，计量资料多是经（±s）对结果展开相应的表述，检验水准多是应用P＜0.05对结果进行对比和分析，结果若符合P小于0.05，本次的研究结果具有相应的统计学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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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2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8.
〔中图分类号〕 A8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048-( 2019) 04-008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型构模式及建构方式研究”(16BKS118)
〔作者简介〕 索世帅，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孟宪平，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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