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博彩业开放与澳门社会结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变动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博彩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博彩业开放以前，澳门社会虽然在有些年份(如1966-1967年、1996年)出现比较明显的社会冲突，但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都很快恢复平静。20世纪下半叶，虽然外部世界变化急剧，澳门却能够基本上处于稳定的状态，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澳门社会的基本利益结构没有发生剧烈的改变。博彩业开放与“港澳自由行”计划相配合，大幅度促进了澳门经济增长，财富效应显著。博彩业开放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和值得肯定的。本文要关注和讨论的是，博彩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起了原有社会利益结构格局的急剧改变，这种改变对长期保持社团力量平衡和少数精英控制的澳门社会的影响将是巨大而深刻的，从近5年的种种事件中已能够看到巨变初起的迹象。
一、博彩业开放前澳门社会利益结构的特征
澳门于1999年底回归祖国，博彩业于2002年开放，两者时间接近。因此我们讨论博彩业开放前澳门的社会利益结构，其实也是在讨论回归前澳门的社会利益结构。两者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回归后华洋之间利益分配差距逐渐退隐，而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逐渐显现。
(一)社会分配和再分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华洋族群之间
回归前澳门长期处于华洋分治状态。与港英政府不同，非殖民化过程在澳门开始较晚，澳门政府并未大量吸纳华人精英参与施政，而是与之保持距离，同时策略性地维持协商与合作的关系，因此华洋族群所谓势力范围在澳门社会中一直泾渭分明；至1991年政府科级以上的职位半数由葡国人担任，司法、法律界的职位由外国人担任的比率更高；同时，不少外国商人借助殖民政府的权力，在澳门的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占据优势。在博彩(独家)专营合约制之下，政府有限的公共财政收支主要用于政府行政费用和公务员系统的薪酬与福利，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的承担却很少。这样，回归前澳门社会分配和再分配的差距就主要体现在华洋族群之间，其主要标志是族群之间的冲突一直比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更强、更显著。澳门华人文学和舆论所表达出来的对洋人及土生葡人群体的负面情绪倾向就是一面折射镜。
(二)华人社会实施社团福利
在长期华洋分治的状态下，正式行政控制权和公共福利供给缺位，澳门华人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通过组织内部的资源流动和共享来实施会员福利(经济学称之为公共福利的“俱乐部”供给)，由此产生了不少子弟学校和工疗所。澳门人口50余万，社团数量逾2000个，社团密度之高世界少见。在社会组织的各种“拟政府”功能当中，以社会福利供给的功能最为突出。谭氏宗亲会和何氏宗亲会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购置公共墓地、捐资助学、济贫等活动。澳门工联会、澳门中华总商会和街坊总会三大社团附设机构大多数为福利性的非营利机构，主要集中于教育、医疗、养老和小区服务中心。从名称来看，工联会所举办的项目最具团体成员福利性质——劳工子弟学校和工人医疗所。同样，中华总商会也为其会员提供多种商业利益或营商有利条件，使其会员数量迅速增加。①多种社团的成员还联合组织大型慈善机构如镜湖医院、同善堂等，如今其中的一些慈善机构或服务机构已经从其会员制的公共品供给方式转变为向全民提供服务的机构，并接受政府的资助和监管。澳门居民加入社团的比率较高，多重社团成员身份重叠的比率也较高。不但如此，商业网络也与社会、文化、政治网络交织。许多商业性社团的成员也是其他多种类别社团的成员，如崔德祺先生是澳门同善堂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主席以及多个业余球会的会长，马万祺先生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中华教育会副会长以及一些球会、诗社的重要领导人。各类组织之间的执事“关联”，成功地实现了华人精英集团对华人社会的整体社会控制，社会结构的特征是权力和财富等资源通过社团内部自上而下流动，不同社会等级位置的人通过社团形成互相庇护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华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
(三)社团结成利益庇护关系
博彩业开放之前，澳门劳动人口不足20万。政府和赌场是最大的雇主，两者正式雇佣劳动力合计在5万人以上，若把从事赌场相关活动的非正式就业也计算在内，则占总劳力近半。澳门的赌场主要依靠博彩中介人制度来盈利。博彩中介人中有两种最重要的角色：一是赌厅承包人，他们通过与博彩专营企业确立转码承包额及码佣和收入分成等条款，承包赌场开设的赌厅；二是“叠码仔”，服务于特定的赌厅(但不存在雇佣关系)，专门为赌客提供导游、交通、住宿、换筹码、收账等“一条龙”服务。②在澳门赌场的实际运作中，博彩经营企业、赌厅承包人、叠码仔之间结成三级(泥码)促销关系。为了保障客源，赌厅承包人需要与更多叠码仔建立稳定关系，而叠码仔为了保证能够招揽到客人、保证“一条龙”服务畅顺也需要发展更多的下属代理人，因此三级促销关系就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三级促销关系的维系除了码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是借贷，赌场把泥码借给赌厅，赌厅又把泥码借给叠码仔，叠码仔再借给赌客。也就是说，前往澳门赌场的大赌客通常不需带备赌资，而是用叠码仔所借的泥码进行赌博，事后结账。这样，收债就成为整个博彩业运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如果收债失败，三级借贷就变成各级都需要承担的“不良资产”。因此，叠码仔通常还需要雇佣代理人负责收债③，叠码仔层次以下就形成了更为庞大的代理人利益关系网络。赌厅承包者、叠码仔及其下属代理人组成的整个中介人体系只是博彩企业内部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一种能够公开订立的市场契约，其中的秩序稳定和权责履行只能依靠“关系信用”以及个人之间的互相忠诚，而不能依靠法律保障，因此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控制非常重要。曾经有段时间，澳门分析者认为赌厅承包人和叠码仔组成的非正式群体当中，有些直接就是黑社会组织。澳门博彩业开放之以前，只有一个企业能够获得专营权，从20世纪60年代至开放前近40年期间，这个专营权一直由澳门娱乐公司获得，博彩中介人制度所包含的所有制度安排和机制要素等都由同一家企业与相关利益群体谈判生成。虽然码佣的金额一直都比较庞大，包括高利贷在内的赌场边缘利益也不少，理应会吸引不少群体参与竞争，但是40年来基本不变的整体环境使各利益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相控制容易形成并延续下去。
二、博彩业开放引起的澳门社会利益格局改变
博彩业开放带来了整体环境的根本改变。博彩业引致的财富效应激增，引起了更加大量的社会资源参与；同时，博彩业专营由一家企业变为六家企业，内部竞争日趋剧烈，围绕赌场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原有社团利益庇护关系逐渐分离断裂。
(一)博彩业的财富效应急速放大
从一家企业专营到六家企业经营，博彩业的经营者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六家经营企业投入营运以及展开的互相竞争产生了2003-2007年间澳门基建投资的高潮。博彩企业的增加和总体规模扩张适逢2003年CEPA的签订和作为附件的“港澳自由行”签订实施，中国内地从此成为澳门博彩业最大、最稳定的客源市场。博彩业开放和“澳门自由行”成就了澳门博彩业的急促扩张，2008年澳门的赌场数量从原来的18家增加到30家，雇佣人数达到43835人。而澳门在2006年博彩毛收入已超越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
澳门博彩业不仅自身增长迅速，也拉动澳门整体经济增长。从1997年到2007年，博彩业增加值增长325%，占GDP的比重从28.4%增加到35.6%；政府博彩税收入增长788%。2003-2008年间，博彩业毛收入增长3.4倍，达到1038.2亿澳门元，博彩企业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也不断上升，博彩业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表1、表2)。
澳门的产业结构具有旅游博彩“一业独大”的特点，由于原有的专营合约中包含许多专营企业相关业务发展具有税收豁免的优先开发权的条款，因此原有的专营制度实际上压制了澳门非博彩相关行业的发展。博彩业开放的原意是通过引进竞争，取消原有的专营制度来刺激澳门产业多元化。但是，近年巨大的财富效应实际上吸引了澳门内部的资源(以及相当多的外部资源)流向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困境不仅未有得到突破，反而得到加强。表3的GDP结构数据反映出博彩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产业的比重在2006年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多个赌场和酒店的楼宇建设展开，使建筑业在2005-2007年出现大幅增长。产业多元化的期望并未实现。
(二)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博彩业急速膨胀吸引了本地绝大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使劳动力市场失衡的状况更加显著，导致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从澳门九大行业雇员的月收入中位数变化来看，2008年比2001年上升180%，多数行业雇员月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幅度低于平均水平，只有建筑业和团体、社会及个人服务的增长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建筑业的升幅高达240%。毫无疑问，所有行业中博彩业雇员收入的增长最快，2007年所有行业平均月收入中位数为7926澳门元，而博彩业雇员的月平均收入已达到15626澳门元。博彩业雇员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行业雇员。
开放以前澳门的赌场单一经营赌博项目，因此大型赌场所吸引的游客流尚能够带动附近的酒店、酒楼食肆和商业零售业的发展。开放后新加入的博彩企业，以威尼斯人赌场为典型代表，引入集大型综合性服务于一身的拉斯维加斯赌场概念，把饮食、商业零售和娱乐项目置于赌场内发展，周边无需任何辅助产业或相关产业活动存在。这种发展模式倘若扩展使用，澳门的旅游产业将会受到重大冲击。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观察到，澳门新口岸附近多条传统小型商业街已经萧条凋败。由此可见，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在逻辑上应会导致每一个居民的财富绝对增加，但它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绝对差距扩大。
(三)社会群体内部和社群之间的利益庇护关系断裂
博彩业独家专营时期，社会福利项目的主要部分如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年度供给、对大型慈善基金的资助等也纳入专营合约中，由博彩企业直接承担，政府不直接承担公共福利的供给。这种独特的收入再分配格局虽然不算公平，公共供给也不算充分，但一直稳定地维持着。2001年颁行的《新博彩法》把专营公司的公共福利责任全部剔除，由特区政府的公共财政统筹安排，如此一来，全部福利组织和福利项目需要互相竞争，以使自己能被纳入政府的年度财政拨款计划中。政府原来并没有从事相关事务管理的部门(如公共房屋建设)，在制度形成时期往往会出现供给的不稳定以及制度的漏洞(如建筑工程批出过程的贪污腐败)。由于政府直接资助公共福利项目，社团内部的福利供给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性，社团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也会逐渐减弱。
在博彩业内部，为了竞争客源，六大博彩企业之间需要招揽更多人加入叠码仔行列。博彩业开放以前澳门的叠码仔主要由本地人构成，如今已经趋于多元化，如有叠码仔来自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专门从事从自己国家或地区拉客的活动。“澳门自由行”实施以后，“叠码”的内地人已经取代香港人成为澳门贵宾厅的主力。目前依赖澳门赌业“掘金”的内地叠码仔数以千计，来源遍布全国各省，使用的手段也比以前复杂得多。为适应客源空间距离增加和多元化，赌厅与叠码仔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简化。绝大部分贵宾厅现在会简化与叠码仔之间的关系，由叠码仔自行聘请专人协助拉客，提供一条龙服务，有些以集团式经营，分工细致，如拉客、保安、司机、追收债务等。随着赌厅与叠码仔之间关系的简化，不稳定性也会相应增加。赌厅承包人群体也在新形势下分化重组。在多家大型赌场的码佣战之中，一些中小型赌厅无法提供更高的码佣从而面临客源流失，而博彩企业在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也改变了过去已经形成的相互庇护关系。例如，澳博公司的新葡京赌场贵宾厅近年实行“码佣制”，即企业向赌厅承包人支付码佣，以取代过去实行的厅主与企业按协议收入分成制。这种约定使赌厅承包人收益的风险增加。
三、澳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三种表现
由博彩业开放而产生的单个行业迅速膨胀已经对澳门社会原有的利益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般分析大都注重其经济效果，本文要指出的是，它造成的社会效果对澳门发展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而且长远。目前，这种变化至少能够从以下三个方面观察得到。
(一)社会治安恶化趋势
中介人的激烈竞争、各级中介人及寄生组织的多元化增加了澳门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性。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回归以来澳门的年度罪案总数一直是递增的(表4)，这个变动趋势与香港正好相反。而且，博彩业开放后5年的罪案增加比开放前5年更多。以2003年为界，2003年罪案总数比1998年增加了16.9%，2008年则比2003年增加了35.8%，增幅为前5年的两倍多；其中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占75.3%。
不仅如此，随着内地人士成为澳门赌客的主要来源，与赌博相关的罪案必定逐渐延伸至内地。据澳门报刊报道，“2007年3月2—10日内珠海接连发生两宗恶性凶杀案，三名死者与澳门赌业关系密切，或活跃于贵宾厅，或兼与黑势力有染。令人担忧澳门赌业膨胀衍生的治安问题已蔓延至珠海。”澳门报刊指出，近年内地叠码仔人数增加，当中有许多人在邻近的珠海市置业，珠海也是内地出入澳门的关口地带，收债及追债活动延伸至内地时，珠海将会是罪案的另一个集中爆发地。澳门赌博行业膨胀的社会成本将外溢至内地。
(二)社会风尚改变
澳门舆论一向认为发展赌博行业对本地人的社会风尚影响不大，即本地人只把博彩业视为单纯的工作方式而与生活方式无关，在博彩业开放前澳门报刊关于病态赌徒的报道确实不多见(反而在香港要多得多)。但随着赌场遍地开花，更多年轻人进入赌场工作，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进入赌场工作的年轻人沦为病态赌徒者逐渐增多。对此，澳门报刊近年已有许多报道。根据西方国家的研究，7%～15%的赌场工作人员有可能沦为病态赌徒。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博彩业迅速膨胀，越来越多的居民依靠博彩业为生时，关于赌博的负面影响的批评和教育就会越来越虚弱，原有社会观念中自觉抵御赌博诱惑的意识也会渐渐薄弱。另外，博彩业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吸引大量新生劳动力进入。澳门报刊报道，由于澳门政府规定荷官必须是澳门居民，而赌场和赌台数量迅速增加急需大量本地从业人员，近年澳门各赌场招聘荷官的平均月薪高达1.5万澳门元，相比之下澳门教师的月薪只有1万澳门元左右。近3年澳门赌场越开越大、越多，仅荷官职位年度新增就达到千余个，而每年中学毕业生只有五六千人，年轻一代几乎全部进入赌场工作，赌场的高薪工作更诱使年轻一代放弃学业，舆论有“大学毕业收入还不如当发牌荷官——荷官世代形成，有了赌桌何需书桌”的感叹。从长远看，澳门将会越来越缺乏具备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年轻劳动力。博彩业的急速膨胀不但大幅改变了当前澳门人的收入结构和劳动市场结构，更逐渐改变着澳门新生代的社会价值观。
(三)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
澳门是一个移民社会，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超过一半居民在澳门的居住年份不足15年；而且，2001年以前每年结余的外来劳工人数一般都超过5万人。从博彩业调查数据来看，除机台操作员和非技术工人两类最低层的工作职位之外，其他类别的职位中，外地雇员的薪酬均高于本地雇员。也就是说，由于本地专业劳动力不足，澳门各行业一直都通过输入劳工来缓解。近年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关系却趋于紧张，表现为社会舆论多番要求政府限制输入外劳、停止外劳加薪、立法规定一些职位只能聘请本地人，等等。而且，现有博彩企业既有本地资本也有外国资本，企业之间的利益竞争引发民族矛盾；在近年澳门报刊的舆论中，往往能见到带有民族情绪和排外情绪的言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收入分配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而激发的社会不满不能或不容易直接明确地表达出来时，本地群体的利益冲突往往就会转化为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冲突。
四、总结及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多个州开放博彩经营，对本地经济社会的冲击也非常显著。美国学者观察到，博彩业发展对本地的非经济冲击有停车场地紧缺、交通拥挤、非博彩产业衰落、房屋价格上升、就业结构失衡和犯罪率上升等。④美国学者的政策建议和州政府的实践指出，指定和限制博彩业的活动地域，使之不与居民区相混以致引起资源竞争和行业冲突，同时也分隔了博彩和旅游业发展通常带来的人口增加和犯罪率上升等问题。控制博彩业在地域上无规则扩散是美国各州政府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同时，学者们发现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与赌场的数量有关。因此，适度发展博彩业也是重要的讨论议题和政策策略。
欧洲多个国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博彩业发展。在欧洲学者看来，欧洲各国承认博彩业对经济和慈善的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博彩业在各国具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本土文化背景，因此欧洲各国的博彩业政策有多样化的特点。但是欧洲社会对舞弊、赌博成瘾和相关犯罪存有普遍的戒心，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下，各国政府在博彩业发展中的角色需要作出协调和整合，这些角色包括立法和博彩规则的制定者、博彩业的运作者和保护者、博彩业发展的控制者。无论政府倾向于担当哪一种角色，博彩政策的基本规则都应该是：一旦许可博彩业发展，消费者应该受到保护以远离舞弊、成瘾的威胁和罪案的影响。
澳门博彩业开放至今所发生的社会变化，已经逐一重现了美国各州出现的问题。与美国相比较，澳门的社会变迁有两个特点。其一，与美国相似，赌场在短期内没有数量限制的增加大大加剧了产业内部竞争；同时，赌场的选址缺乏成熟的城市整体规划作为指引，赌场在本来最密集的传统商业区和居民聚集区中发展，导致游客和本地人、博彩附带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空间竞争和资源竞争程度大大加剧，博彩业的增长能力使传统产业和本地社区陷入难以对抗的困境，并由此而引发社会问题。其二，澳门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特殊历史使博彩专营制度从一种经济制度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重要连接点，围绕专营制度发展出稳定的社团利益庇护结构，使博彩业开放之前澳门利益群体的权力竞争和经济资源竞争能够服从于少数精英控制。这一点与美国则完全不同。当澳门博彩业开放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利益格局时，社会利益结构就会分化重组，当前澳门社会正处于这种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与欧洲相比，博彩的负面社会影响在澳门社会尚未引起重视和强调。许多有关人士基于过去的生活经验认为博彩业的负面影响对澳门本土的影响很少，即使有的话也会由周边地区承担而无须由澳门本土社会承担。他们并未意识到，澳门博彩业开放所引起的变化，不仅仅是过去博彩业规模数量上的简单扩展，而是在社会结构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基于这些因素，澳门政府的对应策略也需要分为两方面：其一，对博彩业的发展，包括总数量、地点、年度增加量、劳动力资源配置、博彩行业内部运作规管等，都要作出仔细的研究和规划；其二，借社会结构变动之际重整政府与社团关系，把传统的利益庇护关系逐步转变为由现代法律和行政制度所规定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倘若特区政府能够借此机会建立法治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行政体系，以正式的行政管治和法治与原来基层社会自治方式良好地结合起来，则于澳门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一大福音；倘若各界对这一结构变动及其影响认识不足，则澳门社会秩序的变化方向难以预料。
注释：
①参见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73页、第240页。
②赌客使用泥码下注，赢得现金码。当泥码用完后，叠码仔通常会用自己的泥码来兑换客人手中的现金码，以鼓励赌客继续下注。这个转码过程就称为“叠码”。
③赌场泥码的借贷通常是无息的，因此并不触犯法律，与高利贷完全不同。
④Evart Candace,1997,"Casino Gaming and Unwary Host Community—Lessons Learned",In:William R.Eadington and Judy A.Cornelius eds.Gambling Public Polic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Reno:University of Neva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