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变迁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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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处理“两个转变”的关系问题,我国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不可偏废。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主张“两个转变”必须配套实施,同时进行。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历了17年的历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应放在第二位,而把增长方式的转变放在第一位,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同志离开体制的转变而孤立地研究增长方式的转变。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正确地认识到了“两个转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很不够,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体制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第二种观点更是不可取的,对“两个转变”的进行是有害无益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有理由说,体制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不率先进行体制转变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从理论上看,虽然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很多,但最关键的因素是体制因素。

从理论上看,经济增长方式属于生产力的范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生产力运行状态的变化。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生产力内部各要素的影响,又有生产关系及其形式(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有上层建筑及其形式(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体制)的影响。具体说,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内部各要素。这方面的因素包括:(1)劳动者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水平、技术熟练程度、综合素质高低;(2)物质生产条件,特别是机器设备的装备水平、生产工艺的先进程度、操作方法;(3)生产资料、信息、自然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4)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程度;(5)经济管理水平,特别是决策、计划、组织、指挥水平。

第二,生产关系及其形式(经济体制)。这方面的因素包括:(1)基本经济制度因素,如先进的经济制度有利于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落后的经济制度阻碍增长方式的转变;(2)微观体制因素,如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企业的组织规模;(3)中观体制因素,如收入分配体制、劳动管理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4)宏观体制因素,如政府调控体制、资源配置机制;(5)管理体制因素,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以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第三,上层建筑及其形式(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体制)。这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1)政治体制,特别是其中的行政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体制(主要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核制度);(2)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及立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制;(3)文化教育管理体制。

第四,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因素,如国际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向。

第五,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如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市场体系的完善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状况。

上述五方面的因素,有些本身就是体制方面的因素,如生产关系及其形式、政治体制、政府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体制等本身就是体制因素。其他因素也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体制有关,如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积极性、管理水平等同分配体制相关;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因素同对外管理体制有关;市场体系的发育同市场经济体制有关。因此,影响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体制。

我们认为,只有抓住体制转变这一关键问题,继续深化改革,建立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人们一旦有了积极性,就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地主动去改变影响增长方式转变的各因素,使各种因素都向着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发展变化。影响增长方式转变各因素的变化,就自然会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当前障碍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体制。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想,我国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早在1978年10月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进一步提出,努力“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更加明确地提出,实现“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规划所提出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从我党最初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想至今已有近10年的时间,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还没有转变呢?笔者认为,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体制未转变。由于改革不到位,新的体制不完善,妨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遇到了体制方面的阻碍,步履维艰。不深化改革就很难转变增长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领导干部管理体制不规范的影响。为什么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人们热衷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而忽视对现有企业的改造和提高?原因在于对地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核制度不完善、不科学,上级在提拔地方领导干部时,更多地看到的是哪些轰轰烈烈作表面文章的人,而很少看到脚踏实地为民造福的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很容易被上级所看见,可以轻而易举地出“政绩”,引起上级的重视,甚至被誉为“开拓型干部”,“改革式人物”;而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不易被上级领导所看到,甚至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即使取得效益也是为上一任领导“擦屁股”。这样,就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恶性循环的领导干部任用机制:谁能轰轰烈烈地上项目,铺摊子,谁就能出“成绩”,上级就提拔重用谁。恶性循环的领导任用机制造成了恶性循环的投资行为:每一届地方干部只管要项目,搞投资,而不管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往往是上一任领导干部被提拔重用了,而由他上的项目、铺的摊子,不是为他的继任者带来福音,而是带来灾难。这种对地方领导干部的任用机制,助长了一些领导干部为出名、捞官而热衷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的行为,使盲目引进、重复上的现象严重,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化,全国产业结构失衡。其结果是,虽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浪费严重,效益很差。

第二,政企不分的影响。政企不分是阻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原因。表现在:政企不分,法人地位未落实,企业只能负盈,不能负亏;生产经营者有权力负盈,无责任负亏;在有些企业,盈了归承包经营者,亏了归国家。因此,生产经营者不怕负债,不怕亏损,缺乏提高素质、追求效益的动力。

第三,企业微观体制不健全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未建立,企业尚未成为市场竞争主体,难以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企业缺乏活力;产权关系不明晰,产权市场未建立,企业资产存量难以盘活,效率低下;企业的主体地位不明确,难以进行兼并或联合,使规模狭小,没有形成规模效益;企业不能实行破产,无破产之虑,缺乏压力,发展动力不足。

第四,分配体制不完善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调动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分配体制不完善,加之个人收入调节税征收方面的原因,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这种状况不但挫伤了一些低收入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使个别劳动者心理不平稳,产生逆反心理,甚至破坏行为。劳动者积极性的挫伤,阻碍着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五,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的影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不能很好地配置资源,影响了增长方式的转变。这表现在:一是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就业竞争不充分,劳动者无失业之忧,缺乏提高素质的压力和动力;劳动力不能在全社会合理流动,难以实现优化配置。二是技术市场不健全,科技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低,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慢;全国性技术市场少,妨碍了技术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合理利用。三是市场体系不完善(资金市场、信息市场不成熟),竞争不规范,市场机制对自然资源以及其他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作用有限,资源浪费严重。

第六,宏观调控体制不健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未转变,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政府对经济运行调控乏力,使结构失调,浪费严重。二是政府行为不规范,出现“两种反向行为”:对该管的撒手不管,对不该管的过多干预,使企业无所适从,很难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

此外,新旧体制并存时期的一些特殊因素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起着阻碍作用,如腐败现象滋生、地方利益被强化、部门之间的封锁垄断等,都影响着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只有率先进行体制转变,才能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条件。

有的同志不主张把体制转变放在第一位,更不承认体制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其理由是改革已有一定程度地深入,而且遇到了困难出现了问题,因此,应把体制转变暂时放一放。还有的同志对体制转变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可否认,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分配不公、物价上涨、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等。但是,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对以下三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回答:首先,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改革本身,而主要在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政府的行为不规范,没有严格按照改革方案进行,改革行为严重扭曲。二是体制改革不到位,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很不规范,引出了一些问题。其次,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高层次的问题,不能把这些问题同改革之前的问题相提并论。改革之前的问题是人们的生存问题,是吃饭穿衣等低层次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问题。最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改革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新旧体制并存,旧体制的惯性仍在发生作用,使原有问题未彻底解决;新体制很不完善,又会引出一些新的问题。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明了改革不到位,其出路就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问题,排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总结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两个转变”的任务,并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围绕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这表现在以下七个有利于上:一是体制的转变,有利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政企分开;二是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实现产权的合理流动,推动企业破产和兼工,提高规模效益;三是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从而促进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形成,减少浪费,提高效益;四是有利于尽快建立健全生产要素市场,促进劳动力在全社会的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果与劳动者素质;五是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市场化,使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六是有利于转换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与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既增强调控能力,又减少政府的干预;七是有利于理顺分配关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通过“三改一加强”,推动经济质量的提高。

总之,没有体制的转变,就难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体制上的障碍不解除,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挖潜革新、提高质量等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把体制的转变作为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来研究,提出有效对策,加快体制转变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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