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抑郁对幼儿内化的影响：一种调节的中介模型_婴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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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教养压力指的是在为人父母时，父母所面临的困难，所感受到的压力、紧张、焦虑感(Abidin，1995)。产后抑郁是女性生产之后，由于性激素、社会角色及心理变化所带来的身体、情绪、心理等一系列变化(赵佩，李甦，2012)。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在15%～30%，63.08%的女性在产后会有抑郁表现(张巍，安力彬，刘嫒，2011)。母亲抑郁表现为对日常活动兴趣度低，情绪较为消极，对儿童的需求反应性低，也较少会与儿童进行持续性的社会互动(Cox，Puckering，Pound & Mills，1987；Field，Healy，Goldstein，& Guthertz，1990；Gordon et al.，1989)。研究发现母亲的抑郁体验与教养压力有关。从生活经验出发，人们往往认为压力是抑郁的原因。经济压力、人际关系压力(如较差的婚姻关系，低社会支持等)以及父母角色认同压力直接影响母亲的抑郁情绪(Coyl，Roggman，& Newland，2002；Murray，Fiori-Cowley，& Hooper，1996)。正是由于这些压力，母亲才渐渐地感到无助、出现抑郁情绪。而有的研究者却认为抑郁是因，压力是果。基因的自我选择假设理论指出个体自身的某种特质导致其倾向于某种生活方式或生活选择。抑郁的母亲更容易发生婚姻冲突或离异，更容易对生活及人际关系产生压力性反应(张丽锦，郑日昌，冀斌，2004)。与正常母亲相比，产后抑郁的母亲的角色适应水平更低，出现母亲角色适应不良的人数要显著多于正常母亲(侯永梅，胡佩诚，张咏梅，2011)，产后抑郁对同时期的母亲角色适应以及4年后的教养压力有着显著影响(Leigh & Milgrom，2008；Milgrom，Westley，& Gemmill，2004)。因此目前关于母亲抑郁情绪与母亲教养压力因果关系的结论并未统一。

      虽然母亲抑郁情绪、教养压力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晰，国内外有关母亲教养压力、抑郁情绪对儿童内化问题行为影响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却较为一致。教养压力有别于外在的压力源，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一些应激事件(Crnic & Greenberg，1990；Kliewer & Kung，1998)。较多的研究发现母亲教养压力能显著预测学前儿童的焦虑、抑郁、孤独和退缩行为(Anthony et al.，2005；Benzies，Harrison，& Magill-Evans，2004；Coplan，Bowker，& Cooper，2003；Crnic，Gaze，& Hoffman，2005；Kwon，2007)。母亲的压力体验和表达压力的方式都会在亲子日常接触中有所流露，增加儿童的生活压力以及问题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刘莉，2012)。

      抑郁也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抑郁的母亲容易培养出具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儿童。其中母亲抑郁情绪与儿童内化问题的关系密切，母亲抑郁的婴儿会体验更多的负性情绪，婴儿会表现出更高的情绪性，青少年(尤其是女孩)表现为烦躁不安，体验到较少的快乐体验(Goodman，2007)。

      母亲抑郁情绪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有时候也并非如此直接简单。Goodman等(1999)提出了母亲抑郁情绪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的整合模型。该理论指出母亲抑郁情绪对儿童的作用机制有四种途径抑郁的遗传；先天的神经调节机制的失调；母亲负性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孩子经受的压力性生活环境。这四种机制可分别单独或共同作用于儿童，增加其心理异常的风险。

      综上，母亲的教养压力通过情绪表达以及行为等方式在亲子活动中表现出来，构成了儿童压力性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教养压力可能是母亲抑郁情绪的结果，是母亲抑郁情绪与儿童内化问题间的中介变量。此外，已有研究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教养压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耿岚等，2008)，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体验到的教养压力越低(李彩娜，邹泓，段冬梅，2005)，受教育程度可从母亲的育儿态度、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和自我效能三方面影响母亲对孩子心理需要的敏感性和反应性水平(陶沙，董奇，邬佩霞，1996)。因此，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可能是中介模型的调节变量。母亲抑郁情绪可能会直接影响婴儿产生消极情绪，出现内化问题，也可能影响教养压力，婴儿由于感受到母亲的压力而产生内化问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可能会采用较为积极的方式应对压力，减少自身压力对婴儿情绪的影响。因此探究母亲抑郁情绪对婴儿内化问题的影响机制，以及其中可能的中介和调节变量对于教养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的假设如下(基本假设见图1)：

      (一)母亲抑郁情绪与母亲的教养压力存在相互预测关系，母亲抑郁情绪影响其教养压力；

      (二)母亲教养压力中介于母亲抑郁情绪与婴儿内化问题，且这一中介模型受母亲受教育程度的调节。

      

      图1 研究的基本假设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来源于一项追踪研究项目。最初样本为随机选取的前来上海市某妇幼保健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孕周在24～33周之间的孕妇，共429名。在征得其同意后对他们进行追踪。婴儿6个月时(T1)，298名母亲参与问卷调查，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母亲有166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母亲有121名。女孩有124名，男孩有160名。婴儿14个月时(T2)，219名母亲参与问卷调查，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母亲有127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母亲有90名。女孩有91名，男孩有112名。本研究的随访率为73.5%。两个时期均有小部分母亲并未完整填写基本信息，所占比例分别为4.7%、7.3%。

      2.2 研究工具

      2.2.1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10)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是西方广泛应用的心理量表，用于产后抑郁的筛查，其英文原版是Cox等人于1978年编制、1987年重新修订，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的Lee等将其编译成中文版的EPDS量表。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彭涛，王联，金燕志，范肖冬，1994)。本量表选取了其中自责、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和哭泣等7个条目，每个条目的描述分1～5级计分，得分越高则抑郁程度越严重。母亲在婴儿6、14个月时填写的抑郁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87、.89。

      2.2.2 教养压力量表

      采用Abidin(1995)编制的教养压力问卷—简化版(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简称PSI-SF)的中文修订版测查父母的教养压力状况。该问卷共包括育儿压力、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3个分量表，共36个题目。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方法，得分越高，表明父母教养压力越大。已有研究发现，PSI-SF的中文修订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耿岚，2009)，本研究中，母亲在婴儿6、14个月时填写的教养压力呈中等程度的相关，r=.64，p＜.001，问卷的总体α系数分别为.90、.91。

      2.2.3 内化问题量表

      采用由Carter和Briggs-Gowan(2000)编制的婴幼儿社会情绪量表(ITSEA)的中文修订版问卷测量婴儿的内化问题，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Zhang et al.，2009)。该量表包含外化、内化、失调和能力四个域，本研究选取其中内化共5题，描述了婴儿“不快乐”、“忧郁”、“害怕”、“焦虑”、“担心，忧虑”。采用0～2三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内化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内化问题分量表的α系数为.77。

      3 结果

      3.1 母亲抑郁情绪、教养压力以及婴儿内化问题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的方法探查婴儿6个月(Tl)母亲抑郁情绪、教养压力与婴儿14个月(T2)母亲相关情况以及该阶段婴儿内化问题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婴儿性别与各变量间相关均不显著，这也说明不论男、女，其在各变量上的差异不显著。母亲受教育程度与T1母亲抑郁情绪、T1母亲教养压力、T2婴儿内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抑郁程度、教养压力水平越低，婴儿的内化问题越少。从横向关系来看，6个月、14个月时母亲的抑郁情绪与其教养压力均呈显著的正相关，14个月母亲的抑郁情绪、教养压力均与婴儿的内化问题呈显著的正相关。从纵向关系来看，6个月母亲的抑郁情绪、教养压力均与14个月的母亲抑郁情绪、教养压力、婴儿内化问题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两个时期母亲的抑郁情绪和教养压力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并且同步相关。(具体结果见表1)

      3.2 母亲抑郁情绪与教养压力的交叉滞后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母亲抑郁情绪与教养压力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同步相关，并且相关程度基本一致，符合交叉滞后分析的基本假设(王重鸣，1990)。

      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母亲抑郁情绪与教养压力间的相互预测关系。首先考察母亲抑郁情绪对教养压力的预测效应。采用分层回归进行分析，将母亲受教育程度作为第一层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以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T2母亲教养压力影响不显著(β=-.10，p＞.05)；然后将T1教养压力作为第二层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以控制教养压力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母亲受教育程度后，T1教养压力对T2母亲教养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65，p＜.001)；最后将T1母亲抑郁情绪作为第三层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以考察控制了母亲受教育程度、T1教养压力后T1母亲抑郁情绪对T2母亲教养压力的独立影响，结果表明T1母亲抑郁情绪对T2教养压力的正向预测仍显著(β=.14，p＜.05)，Tl教养压力对T2教养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59，p＜.001)

      

      接着考察母亲教养压力对抑郁的预测效应。同样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将母亲受教育程度作为第一层变量，结果表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T2母亲抑郁情绪影响边缘显著(β=.15，p＜.1)；接着将T1母亲抑郁情绪作为第二层变量，以控制母亲抑郁情绪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母亲受教育程度后，T1母亲抑郁情绪对T2母亲抑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56，p＜.001)；最后将T1母亲教养压力作为第三层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以考察控制了母亲受教育程度、T1母亲抑郁情绪后T1母亲教养压力对T2母亲抑郁情绪的独立影响，结果表明T1母亲教养压力对T2母亲抑郁情绪的负向预测不显著(β=.10，p＞.05)，T1母亲抑郁情绪对T2母亲抑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61，p＜.001)。(具体交叉滞后分析结果见图2)

      这表明在考虑了母亲抑郁情绪与母亲教养压力的同步相关及其稳定性后，只有T1母亲抑郁情绪对T2母亲教养压力的正向预测效果显著。母亲抑郁情绪可能是母亲教养压力的前因变量。早期母亲的抑郁程度越高，随着婴儿月龄的增长，其在教养方面所体验到的压力越大。

      

      图2 母亲抑郁情绪与母亲教养压力的交叉滞后分析

      3.3 母亲抑郁情绪对婴儿内化问题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

      依据Goodman(1999)提出的母亲抑郁情绪对儿童发展的整合模型以及现有的实证研究，教养压力可能是母亲抑郁情绪与婴儿内化问题间的中介变量。依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探查母亲教养压力在母亲抑郁情绪与婴儿内化问题间的中介作用。所有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表明不存在(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有13个，第一个因子解释22.1%的变异)。

      首先，以T1母亲抑郁情绪为自变量，T2婴儿内化问题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T1母亲抑郁情绪对T2婴儿内化问题的预测总效应显著(B=.31，p＜.001)；其次，以T1母亲抑郁情绪为自变量，T2母亲教养压力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T1母亲抑郁情绪对T2母亲教养压力的预测效应显著(B=.41，p＜.001)；最后，以T1母亲抑郁情绪、T2母亲教养压力为自变量，T2婴儿内化问题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者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分别为B=.22，p＜.05，B=.26，p＜.01)。因此，当控制母亲教养压力的作用后，母亲抑郁情绪对婴儿内化问题的影响有所降低但仍然显著。这表明母亲教养压力是母亲抑郁情绪与婴儿内化问题间的中介变量，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4.4%。母亲抑郁情绪不仅直接影响婴儿内化问题，而且通过加大自身的教养压力而增加婴儿出现内化问题的风险。具体结果见表2。

      此外，母亲受教育程度可能调节着上述中介路径。本研究运用The SPSS macro PROCESS(Hayes，2012)考察母亲受教育程度对母亲抑郁情绪到母亲教养压力的路径(前半路径)以及母亲教养压力到婴儿内化问题的路径(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具体模型见图1)。除母亲受教育程度外，所有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结果表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前半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B=-.11，SE=.19，p＞.05)，其对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显著(B=-.32，SE=.16，p＜.05)。具体结果见表2。因此母亲抑郁情绪与婴儿内化问题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母亲教养压力到婴儿内化问题的路径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为更好地揭示调节的本质，分别考察了在母亲受教育程度高、低这两种情况下的中介模型。结果表明当母亲受教育程度低时，母亲抑郁情绪对婴儿内化问题影响的总效应为.41，95%的置信区间为[.17，.65]，总效应显著，其经过母亲教养压力对婴儿内化问题影响的中介效应为.14，95%的置信区间为[.02，.34]，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3左右。当母亲受教育程度高时总效应为-.02，95%的置信区间为[-.18，.14]，总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为.03，95%的置信区间为[-.02，.15]，中介效应不显著。也即对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而言，其抑郁情绪既可以直接影响婴儿的内化问题，也可通过教养压力间接作用于婴儿的内化问题。而对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而言，其抑郁情绪对婴儿的内化问题不存在显著影响。

      

      4 讨论

      4.1 母亲抑郁情绪与母亲教养压力的预测关系

      研究发现母亲抑郁情绪可能是母亲教养压力的前因变量。母亲抑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其在教养实践中的压力水平，而教养压力对于加重其抑郁体验的可能性较小。首先，母亲的抑郁本身对母亲来说就是一种压力源，会加重其压力感。其次，抑郁的母亲更容易发生婚姻冲突或离异，更容易对生活及人际关系产生压力性反应(张丽锦等，2004)。在本追踪研究的被试群体中也发现母亲抑郁与婚姻冲突呈中等程度显著的负相关。抑郁水平高的母亲更容易与丈夫在教育观念、经济、娱乐活动等问题上出现分歧而争吵。母亲的产后抑郁对4年后的教养压力有显著影响(Milgrom et al.，2004)。再次，抑郁的母亲更为关注生活中的负性事件和刺激，有消极归因的倾向(俞微，张红梅，2012)，自我效能感低(莫书亮，李丽，苏彦捷，2010)，经常产生无助感，容易对自我进行贬抑、责备和惩罚。这一感觉和行为模式可能会泛化到教养中，进一步弱化其教养效能，影响其角色适应，增大教养压力(侯永梅等，2011；Gelfand，Teti，& Radin，1992；Leigh et al.，2008；Milgrom et al.，2004)。在本次追踪研究中，通过对孕妇的访谈发现准妈妈们虽然对孩子期望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她们都希望孩子能在认知、行为、性格或身体健康等方面有好的发展。抑郁水平较高的母亲由于对自身能力的低评价，面对日常教养中孩子带来的各种问题，她们可能更多会表现出手足无措。因此对于抑郁水平高的母亲而言，对孩子的高期望、自身的低效能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其教养压力。

      母亲年龄小，受教育程度低，曾有过的抑郁史，产前抑郁、焦虑水平，所经受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等均会对母亲的抑郁水平产生显著影响(Leigh et al.，2008)。因此母亲的抑郁情况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教养压力只是诸多风险因素之一。相比于教养压力对母亲抑郁情绪的影响，母亲抑郁情绪程度高更容易对亲子互动、教养压力产生很大的影响。

      4.2 母亲抑郁情绪对婴儿内化问题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母亲的抑郁情绪不仅直接影响婴儿的内化问题，而且可通过母亲的教养压力作用于婴儿的内化问题。已有研究发现母亲抑郁水平高的婴儿会体验更多的负性情绪(Goodman，2007)，孩子更容易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Cox et al.，1987；Downey et al.，1989)。抑郁本身具有遗传性。研究发现儿童可能会遗传母亲与抑郁有关的基因，从而对抑郁具有较高的易感性(Goodman，2007)，因此若婴儿在出生前母亲曾有抑郁症状，其有较大的风险出现抑郁症状。另外情绪具有感染性。母亲作为婴儿的主要抚养者，照顾着婴儿的饮食、睡眠以及日常活动，这为母亲抑郁情绪的传递提供途径。因此对于出生前母亲尚未有过抑郁症状的婴儿来说，其也有很大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最后，抑郁的母亲对外界负性刺激敏感，对婴儿的信号反应迟钝(Cox et al.，1987)，这对于尚不能用语言表达自我需求的婴儿很不利，使得其生理和心理需求难以得到及时的满足，不利于孩子信任感和安全感的建立，久而久之这些婴儿会更容易感到焦虑、害怕。

      母亲抑郁情绪可通过教养压力对婴儿的内化问题产生间接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Goodman等(1999)整合模型的部分观点，即母亲抑郁情绪可通过压力性的生活环境营造而影响儿童的心理发展。正如前面所述母亲抑郁情绪是教养压力的前因变量，母亲抑郁情绪显著影响其之后的教养压力水平。母亲的抑郁情绪为父母转换角色、执行父母功能增添了难度。较高的教养压力对婴儿的内化问题具有直接影响，这与刘莉(2012)、Kwon(2007)、Anthony等(2005)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母亲的压力感会在与婴儿的日常活动中以情绪、行为的方式有所体现，婴儿会在无形中将压力内化，婴儿的压力感会通过情绪或行为问题表现出来(刘莉，2012)。母亲较高的教养压力容易引发夫妻冲突(Lavee，Sharlin，& Katz，1996)，会影响整个家庭氛围，使得互动更为压抑、消极，不利于孩子积极情绪以及情感的培养，而且会降低孩子的社会情感能力(Tayor，Lerner，Sage，Lehman，& Seeman，2004)。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抑郁情绪对婴儿内化问题的影响是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Goodman(1990)的整合模型也指出母亲抑郁情绪对婴儿心理发展的影响路径是复杂的，并且存在一些“缓冲器”调节这些影响路径。对于本研究的结果而言，母亲的教养压力是联结母亲抑郁情绪与婴儿内化问题的中介桥梁，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担任着“缓冲”作用。具体而言，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来说，抑郁情绪对婴儿的内化问题不存在显著影响，中介效应也不显著。而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来说，其抑郁情绪既可以直接影响婴儿的内化问题，也可通过教养压力间接作用于婴儿的内化问题。这可能是由于当经受着由于抑郁情绪所产生的教养压力时，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可能会倾向于寻求外在的支持与帮助，理智的分析并积极应对以缓解压力(赵然，方晓义，2005；周乐山，张静平，朱念琼，罗阳，2005)。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其灵活性和调节控制能力较强，能够很好地转换角色。当作为一名母亲与孩子互动时，她可能会在孩子面前更好地隐藏自己的负性情绪和行为，避免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最后，与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相比，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更倾向于采用权威的民主的教养方式，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指导(陈培娟，2012；公桂兰，2006)，能够更为全面的认识自身的抚育职责，注重孩子生理需要的满足以及心理的健康发展(Kohn，1963)。总之，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更有教养智慧，能根据教养情景选择适当的教养行为(Kwon，2007)。尽管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更具有教养智慧，能较理性地应对问题，但是自身的抑郁体验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会在一定程度加重其教养压力。这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不能显著调节中介效应前半路径的原因。

      本研究揭示了母亲抑郁情绪可部分通过教养压力间接影响婴儿的内化问题，且母亲受教育程度对这一中介模型具有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母亲抑郁受伤的不只是母亲自己。在生活中给予抑郁的母亲更多的关怀和社会支持，尤其是在教养方面为其提供意见和帮助，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母亲抑郁情绪对婴儿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若要科学地认识母亲的高抑郁水平对婴儿内化问题的影响，就必须充分考虑母亲其他方面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干预策略，如帮助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缓解教养压力，为其提供更多的科学养育建议或方法等。

      4.3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母亲抑郁对婴儿内化问题的影响方面有了一些发现，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追踪研究的方法，存在追踪研究固有的缺陷即被试流失。由于研究被试长期出差、搬迁等原因，被试流失量较大，这可能在一定上影响研究结果。其次，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数据均源于母亲报告。虽然母亲与婴儿的接触时间最长，最了解孩子的情况，但是母亲自身的情绪状态可能会影响其对孩子状况的主观评估。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如果能够将母亲报告与对婴儿日常情况的观察资料进行综合评估，可能会使结果更客观，可信。再次，本研究采用为期8个月的追踪研究设计，间隔时间较短，今后的研究可考虑增加追踪时程，使得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的探讨更为有利。最后，本研究只考虑了母亲受教育程度的调节作用，然而母亲仅仅是家庭功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家庭中其他方面的因素或许也调节着母亲抑郁情绪对婴儿内化问题的影响，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5 结论

      (1)母亲抑郁情绪可显著正向预测母亲的教养压力。

      (2)母亲抑郁情绪与婴儿内化问题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在低受教育程度的母亲群体中，母亲抑郁情绪既可直接也可通过教养压力间接作用于婴儿的内化问题。而在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群体中，这两种作用均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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