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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指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不是在书斋中或从“本本”上演绎出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时，他已70多岁。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必须以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解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如战略策略问题，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因此，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创造也大量地体现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成果中。这使邓小平理论表现出特有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但同时也往往使人们单纯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具体的现实指导功能，而对其理论价值和科学体系产生疑惑。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要求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学好邓小平理论，完整准确地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因此，正确认识、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及其科学体系是贯彻十五大精神，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邓小平理论及其科学体系的认证
何谓“理论”，何谓“理论家”？早在40年代初我党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而我们需要的理论家， 他们“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2〕。 这些话是针对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的学风讲的。这种不正派的学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这种学风，使党内有部分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他们以古董鉴赏家的态度或者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字句看作可以包医百病的现成的灵丹圣药，而不懂得到马克思那里找立场观点方法，并应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这种学风使一些共产党人“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3〕。 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30年代，特别是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创造长期不被承认，反被视为“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毛泽东的著作，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都不被当时的教条主义者承认为理论，反被讥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则成了“狭隘经验论者”。受这种不正之风的长期影响，使我们到延安以后，在许多人中间仍流行着关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的糊涂观念。因此，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教育全党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结合，必须中国化，必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之统一的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为全党接受，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用以指导实际又被实际所证明的东西。因此，理论离不开实际，离不开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创造。而“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方法，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从中引出规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上述特点。
第一，邓小平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且是善于运用这些原理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师。他主张，老祖宗不能丢。但要着眼于把老祖宗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实际，做出新的论断，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着眼于新的创造和新的发展。因此，他表现出了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
第二，邓小平尊重群众，善于从群众创造性的实践中进行理论思考，把群众的创造上升为理论。1962年，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是全党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许多地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包产到户的要求和实践，引发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思考。他认为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80年代初，他高度评价中国农民的两大创造：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从这种创造中他看到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希望和必由之路。这种创造又引发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思考：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4〕。 他高度评价发端于群众创造的中国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展开。由此，引发他关于改革的性质和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理论思考。他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5〕总之， 人民群众生机蓬勃的伟大创造是理论发展的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和引导群众进行创造性的实践，并把群众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第三，邓小平注重实践，注重对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探索成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这是向那种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挑战。是坚持传统观念，还是服从实践的检验？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利用。他第一个冲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早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 〕他的这个观点又在10多年的实践的反复检验中逐步为全党接受，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考虑走一条新路。邓小平就是我们党内总结“文革”教训提出走新路的第一人。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这一“实际”，引起他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反面的正面的经验总结，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使他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飞跃。总之，理论的成果最终须由实践检验。所以邓小平主张“不争论”，主张“拿事实来说话”。
综上所述，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用以指导实践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理。它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联系。因此，理论并不神秘，理论家也不是什么“先哲”。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7〕当然， 每一个理论家的著作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和特点。邓小平的著作朴实通俗，思想深刻严密，语言简明，内容精辟。他的理论更富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性。邓小平理论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了邓小平理论的独特风格和突出特点。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因为：
第一，这一理论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其哲学基础。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8〕这个基本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 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观察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邓小平理论就是用这样一种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问题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实事求是成为这一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成为贯穿理论始终的一条中心线索。
第二，这一理论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客体。这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基本问题所决定并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
第三，围绕理论主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贯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几个科学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构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正如江泽民同志《同军以上干部轮训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所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各个基本观点、基本原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总之，邓小平理论及其科学体系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立论依据的，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展开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全方位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所决定的。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反映，必然使这一理论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使其具有全面性、完整性。因此，尽管邓小平没有刻意构造一个理论体系，但他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又是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科学体系。
二、邓小平理论及其科学体系的构建
邓小平理论体系由两个基本部分构建而成。一部分是其方法论基础，另一部分是其理论主题。其方法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之立论基础和根据，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贯穿于理论形成发展的全过程，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是这一理论的活的灵魂和精髓。另一个方面是按照上述思想路线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必须弄清的国情。我们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即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仅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现阶段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依据，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其理论主题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体框架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构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理解问题，属认识范畴，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社会主义本质。只有弄清楚“什么是”才能谈得上“怎样建”，前者决定后者。因此，社会主义本质论成为邓小平理论框架的轴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行的建设实践，属实践范畴，归根到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而指导这一建设实践的理论主要是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理论、关于改革的理论和关于稳定的理论。这是邓小平理论框架的三大支柱。发展、改革、稳定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是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三枚关键的棋子。发展是目的，是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和保证。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在党的基本路线中具体表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党的基本路线和“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集中体现了发展、改革、稳定的要求。因此，正确把握和处理发展、改革、稳定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党在现阶段基本方针的问题。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9〕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18年之经验， 包括成功和失败，进步和退缩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建设面临的问题比中国革命更复杂。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时间更长，也有过成功和失败，胜利和挫折。总结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8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说发展、改革、稳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并把握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建设。
三、邓小平理论及其科学体系的历史地位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科学概括和评价明确地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总起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一）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同时代发展和各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所处时代和资本主义的观察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但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一成不变的真理。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创造中经常随着实际生活的变化修改那些为新的实践证明已不适用的过时的论断。他们预见了人类社会将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指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至于各国的路怎样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详尽而具体的蓝图。他们认为这是由各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列宁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十分重视对本国情况的研究。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在各国会因情况不同而不同。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时代特征和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同时胜利”的论断，提出一国首先胜利的学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在这一新理论的指导下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反对了那种“本本”主义的错误和把共产国际指示、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出了经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之统一的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新的实践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机和活力。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际，由政治理想变为社会制度的飞跃。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非常困难的历史性课题。列宁对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他尤其重视实践。他坚持“一切都在于实践”的原则，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新的论断，新的思路。但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时间毕竟太短，他的病重和过早去世，都使他没有可能对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列宁逝世后，经由斯大林逐步建立起来的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为特点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各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曾一度辉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体制遇到了严峻挑战。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0〕这成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衰败的根本原因。
旧体制的打破既不容易，建立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也十分困难。早在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建设道路之初，毛泽东就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弊端，他试图避开苏联走过的弯路，以苏为鉴寻找自己的建设路线，希望在新的实践中产生指导中国建设的新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使毛泽东对中国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的很多论断、观点成为今天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或理论生长点。但是，这种探索终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认识上思想不够解放，在建设实践中不能实事求是而走入歧途。毛泽东最终没能摆脱苏联框框而走出一条新路。这就是说，关于经济落后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建设道路探索，从列宁到毛泽东尽管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都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没有完成社会主义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
邓小平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党对建设道路探索的全过程。这一探索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失败教训，使他经常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他多次提醒全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89年他再次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这是继承和发展的前提。邓小平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情况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12〕，否则就会僵化，就没有生命力了。因此“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我们党破除了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坚持了以实践、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真理、衡量建设和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第二，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要提倡这个。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种模式解决。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所以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抓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才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3〕。这使我们党开始冲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著作和原理教条主义的传统理解的束缚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坚持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三，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4〕。这使我们党纠正了那种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谈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和离开中国国情制定政策的超越阶段的错误做法，坚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
总之，邓小平强调，一方面“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邓小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统一起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邓小平理论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直接为这一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这一理论反映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是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伟大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党探索建设道路经历的曲折和痛苦，使邓小平考虑要走一条新路。为什么原来的路走不通，新路又在哪里？邓小平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认为问题可能出在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由此而决定的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5〕因此，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成为新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邓小平指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搞不成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僵化、停滞没有出路，封闭只能导致落后；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这一科学论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本质，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倾向，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解放生产力；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存在前提和发展动力问题。这一科学论断既明确了社会主义目标，又表明目标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纠正了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左”的政策，为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指出了明确方向。这一科学概括，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纠正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点，解除了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思想束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就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三）邓小平理论是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当代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邓小平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指出，总结国际经验，许多国家发展比我们快，特别是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说，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因此，如何适应时代主题转换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赶上时代，创造新的模式，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就成为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为了回答“赶上时代”这一历史性课题，邓小平提出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战略思想。按照这一战略思想的要求，邓小平强调，第一，必须相应地调整我们的对外政策，为我国一心一意搞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第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因此，邓小平提出了全方位大开放的对外开放理论，把对外开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第三，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当今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经济、科技为重心的综合国力之争。振兴经济关键是振兴科技。“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17〕，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思想，指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素质是我国建设的根本大计。上述思想是邓小平在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新的科学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一理论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和近20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总结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国际经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这一理论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变化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这样，这一理论就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课题，即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革命实践的转变之后的又一次转变，即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实现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代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心骨”，是保证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一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注释：
〔1〕〔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第814页，第798页。
〔4〕〔5〕〔7〕〔8〕〔10〕〔11〕〔12〕〔13〕〔14〕〔15〕〔16〕〔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第142页，第382页，第173页，第139页，第291页，第191页，第382、 261、292页，第63、116、254～255页，第116页，第373页，第183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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