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美国论文,角度看论文,同盟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人们逐渐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给予关注，对其原因的分析也见仁见智地展开。本文将从同盟机制的视角探讨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以及出现变化的原因。
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日本历史问题主要是指：日本因其侵略的过去而在日本与被侵略的国家间形成的持续的隔阂与争议，这种隔阂与争议主要体现在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等，其中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问题尤为突出。日本因历史问题而与其近邻一直关系紧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往美国对日本的历史问题几乎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然而最近，美国国内终于打破“沉默”，直接或间接表达出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目前，美国从政界、学界、商界三个层面，从日本、日美关系、日本与邻国关系等角度对日本历史问题发出了声音。
就政界而言，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和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为代表。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亚洲问题专家佐利克“对因靖国神社等问题恶化的日中关系感到强烈担心，他建议为缓和日中间的紧张关系，由日中美三国的历史学家共同研究日中战争的历史。”①身为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二战时参加过菲律宾海战的老兵亨利·海德致函美国众议院议长，提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如果想在美国国会——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讲处——发表演讲，其前提条件是小泉在任内放弃参拜靖国神社。
就学界而言，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赖肖尔东亚研究所负责人肯特·卡尔达为代表。约瑟夫·奈主要从日本及日本与近邻关系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他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日本的软实力。”“参拜靖国神社虽然没有深深伤害美国人的感情，但是它却让中国人和韩国人回想起30年代国家危难的时代。”②肯特·卡尔达则主要从日本及日美关系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他认为，“历史问题有可能削弱日本的外交立场，它对美国也会产生影响。”“靖国神社对历史的解释，难道不是在美化日本在二战中的立场并将其正当化吗？在美国国内如果这个问题一旦被切实当成问题，那么过去与日本打过仗的美国人就难以接受。”③
就商界而言，尽管目前还未发表较为明确的态度，但游走于政、学、商界的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总裁、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的看法却引人注目。他主要从日本及日本与邻国关系的角度谈及日本历史问题，指出“我认为东京应该解决教科书问题。已经售出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会影响日本青少年的心灵。如果教科书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日本就能向世人表明，它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它能够接受历史，全力以赴地与邻国建立新关系。”④
从上述态度的来源层面、观察角度看，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尽管微妙，但仍与过去的“沉默”对比强烈，足以引起关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毕竟处于微妙变动之时，其观点尚属模糊。例如，据一位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官员分析，美国国内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观点从“右”到“左”分为四种。“最右”为支持参拜派，该派反华态度鲜明，“日本越刺激中国他们越高兴”；“右偏中”为不介入派，该派以日美同盟为重，认为不应该介入该问题；“中间偏左”与前一观点较为相似，认为日本还可以为美国发挥作用，美国不应该要求日本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最左”观点认为，“对此问题置之不顾会导致美国在亚洲孤立”⑤。
由于日美是同盟关系，美国国内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自然会涉及同盟问题。从日美同盟的角度出发，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不介入。该派高度重视日美同盟，不希望因此而损害同盟。目前，布什政府事实上执行的是这种政策。另一种是有限介入。肯特·卡尔达指出：“我对小泉政权深化日美同盟关系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如果出现靖国神社问题，在美国国民中就会产生日本这个国家难以理解的印象。”“在对历史作不同解释的基础上恐怕难以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如果这个问题日益突出，许多美国人了解了靖国神社是怎么回事，它有可能成为日美关系的障碍。”“日美同盟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因为历史问题使日本只能和美国对话，对美国来说日本的价值就会大大缩水。”⑥这种观点尽管同样出于日美同盟的考虑，但是认为日本会因历史问题而损害日美同盟，因此对日本历史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可见，美国就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总的态势是由沉默到发出声音、由不介入到有限介入。但是，短期内美国不会在日本历史问题上介入过深。
同盟机制需要构建、博弈的过程与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态度的微妙变化发生在日美同盟机制之内，因此，从同盟机制入手来分析其变化原因就成为一个重要步骤。同盟(alliance)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针对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一定对象承诺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机制(regime)是指系统化的制度。同盟是一种特殊的机制，其形成往往存在一个构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同盟参与国之间存在着博弈。
其一，同盟产生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在特殊环境下缔结的同盟往往掩盖了历史问题。学者们普遍认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特征。例如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承认国际体系的本质在于没有中央政府⑦。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内，没有超越一切行为体的“世界政府”来为其提供保护或愿意为其实现利益提供帮助。于是，行为体之间达成一系列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即构建机制，以求达到某种功效。尽管有商榷余地，但还是有学者认为，“在一个自助的体系中，各国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加入同盟。”⑧因此，同盟作为一种机制而成为行为体的选项之一。马丁·怀特指出，“联盟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机制。”⑨但是，同盟作为一种特殊机制，其产生环境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同盟的产生往往与战争、冲突或国际危机有关。而其他机制的产生则比同盟产生的国际环境要宽泛得多，一些机制产生于国际环境紧张时期，一些机制则产生于国际环境宽松之时。日美同盟缔结于紧张的冷战之时，初期同盟双方的法律地位、功能协作存在不平等与不协调，严峻的国际环境与明显的美主日从同盟机制，掩盖了日本历史问题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其二，同盟的参与或构建主体是主权国家，随着条件的变化，特殊环境掩盖下的历史问题将突破“共同利益”而逐渐显现出来。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⑩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11)可见，同盟的参与或构建主体应该是主权国家。任何主权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可以被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暂时的和永久的、特殊的和一般的，以及互补的和冲突的”，但是，“两个国家，即使是联盟，也很少有一致的国家利益。”(12)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环境的变迁，日美同盟经过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及90年代的数次调整，日本逐渐恢复其作为主权国家的角色，在同盟机制内，日美双方的法律地位、同盟的功能协作等方面日益平等化、协调化，日本对“普通国家”与政治大国的诉求，使其对过去的历史开始更加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日本对其历史问题的表达达到开始冲击或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时，美国也将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维护日美同盟共同利益之名，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之实。
其三，同盟涉及的主要是安全和军事领域，由于事关同盟参与国重大的利益得失，因此，要求同盟参与国之间更为谨慎的博弈，历史问题也将参与其中。同盟是“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的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明确地确认。”(13)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认为，“联盟是国家感到有共同的敌人或者共同的安全问题而进行的正式合作，这种合作一般是在特定的有限的时期以内。”(14)可见，同盟主要涉及安全及军事领域，即同盟的实质是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而承诺采取共同的军事合作。在以安全和军事为主的同盟合作中，同盟参与国让渡的都事关各自重大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同盟参与国之间也需要博弈，而历史问题无疑是博弈的一个重要筹码。尽管日本攻击邻国打历史问题牌，并因历史问题而在地区内日益遭到孤立，但从日美同盟机制的角度看，尽管可能适得其反，但日本仍寄希望于既可以通过历史问题表达自己与近邻的矛盾与不同，也可以通过历史问题向美国发出将来要“独立自主”的信息，增加日本在美国心目中的同盟价值。因此，美国不会听任日本历史问题继续“发酵”。通过美国各界人士的言论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过火言行进行一定程度的敲打，美国可以压制日本在同盟中迅速提升的地位，并提醒日本不光彩的过去，继续确保美国在同盟机制中的操控地位。
其四，同盟存在国际社会的认同问题，带有道义性质的历史问题无疑会影响同盟的认同程度。尽管同盟在国际关系演进中不断被运用，但由于它产生的国际环境的迫切性——战争或国际冲突之前或之中、涉及领域的敏感性——安全与军事方面，事关参与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得失，以及同盟利益回报的不确定性，导致同盟在国际社会中并非被广泛而公开地予以认同。因此，对同盟的认同往往出现在同盟参与国感到威胁临近或战争之时，而在和平时期公开认同同盟，更需要同盟参与国关注同盟的构建，关注同盟被国际社会及自身民众认同的程度。对任何国家而言，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认识与评价都标志着国家的成熟与诚信，都关系到国家甚至全人类的道德、正义与良知，因此，如果美国听任涉及道义问题的日本历史问题继续向错误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将损害日美同盟，同盟的认同将会受到弱化。
可见，同盟作为一种特殊的机制，其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同盟不仅仅与敌对国家进行博弈，同盟国之间也在博弈。同盟既是博弈的工具，也是博弈的结果。美国在同盟这一机制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对同盟的另一方日本进行必要的规制，前文述及的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大多出自对日美同盟的考虑，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日美同盟机制的特殊困境与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同盟需要一个构建过程，同盟国之间也存在博弈，于是，同盟困境便出现了。同盟困境主要是指同盟国之间在担心被抛弃和担心被牵连之间的两难。担心被盟国抛弃，导致它不断拉近与盟国的关系；但是，与盟国关系太紧密，又会担心自己被盟国拖进得不偿失的战争或风险之中。担心被盟国牵连，导致它拉开与盟国的关系；但是，与盟国关系太疏远，又担心自己被盟国抛弃。
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表明美国担心被日本牵连。日本认为，日美同盟机制是保证日本实现国家抱负最主要的依靠，有了日美同盟，日本可以不考虑邻国的历史感受。首相小泉认为，“只要日美的同盟关系能够巩固，日中和日韩关系都会好起来的。”然而事实是，日本因历史问题与近邻中国、韩国关系持续紧张，并且这种因历史问题而引发的紧张和不信任还在不断蔓延。“现在，即使是那些在历史认识和靖国神社问题上与日本毫无利害关系的亚洲国家的一般民众，也都开始慢慢地不相信日本。”(15)因此，美国不得不面对盟国日本的历史问题，担心被其牵连。
一方面，从道义层面来看，美国与纠缠在历史问题中的日本紧密结盟，对日本的历史问题不加约束，对一直标榜自己站在道德高地的美国而言是一种损害。美国也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国，美国与包括亚洲各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战胜了日本法西斯，这是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日本拒绝彻底反省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忽视邻国甚至美国的感受，这是关系到国家成熟、诚信的问题。冷战时期由于特殊的环境，美国还能对日本历史问题抱着“超脱”的态度；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日本对历史问题尤其是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言行，美国的道义利益开始一定程度地摆脱现实利益的束缚，否则其自身的“道义”形象将受到牵连和矮化。
另一方面，从现实利益层面来看，日本不断因历史问题而激化与邻国的关系，将干扰美国的同盟战略，损害美国的现实利益。日本与邻国存在矛盾有利于美国，但这种矛盾必须是可控的。美国需要在可控的矛盾之上的可控的同盟体系，通过可控的同盟体系进行全球治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G.约翰·伊肯伯里进一步指出，在该体系之内，“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16)在东亚，日美同盟是美国同盟体系的核心，而日本与邻国尤其是与中国和韩国因历史问题纠缠，无疑会搅乱美国的同盟战略。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潜力巨大，中美关系是亚洲乃至全球重要的双边关系；而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国，韩美同盟目前处境微妙。因此，为了防止日本在东亚发挥的功能的削弱，防止因日美同盟机制的捆绑而最终使自己牵连其中，美国开始对日本的历史问题进行有限干预。
然而，日美同盟这一机制还存在另一种同盟困境，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也源于对这一特殊困境的隐忧。日美同盟机制的特殊困境源于日美同盟形成之时。19世纪末，处于太平洋两翼的美国和日本几乎同期崛起，随着技术的进步，太平洋成为交通的廉价平台，美日的东亚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与大陆政策日益相左，加之经济和移民问题的纠缠，美日矛盾日益积累。美国不断发挥自己的综合实力对抗日本，日本则因综合实力弱于美国，遂利用同盟这一工具。从第三次日英同盟，到日俄同盟，再到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国的结盟意图。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矛盾全面爆发，双方兵戎相见。美国击败并单独占领日本，随后日美同盟建立。上述历史事实埋下了日美同盟机制特殊困境的种子——日美同盟建立在美日由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的背景下，因此，一直存在美国扶植日本对抗欧亚大陆强国与将来再次成长起来的日本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矛盾。对美国而言，日美同盟建立在这种困境和矛盾之上，它寄希望于同盟机制消弭这种困境和矛盾。
因此，从同盟机制的角度看，日美同盟这一机制如果继续构建，需要美日双方继续“向前”看。但是，同盟的一方日本在要求邻国抛弃历史问题“向前”看的同时，其国内却存在不承认自己的侵略战争、修改教科书、参拜供奉被同盟国宣判为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问题。正如英国前驻日本大使休·科帕齐所指出的，“这些事情给国内外造成的印象是：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承认战争的责任及东京审判的合法性。”(17)它也表明，日本恰恰自己在“向后”看。这对于同日本经历了惨烈战争并单独占领其领土的美国而言，恐怕也不能仅仅“向前”看了对于日本历史问题再也不能完全独善其身或彻底置身事外了。
于是，人们注意到美国开始采取如下行动。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机制；另一方面，对日本国内历史问题的错误言行进行某种程度的牵制，两者并行互动。从同盟机制的角度来考察美国目前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不难发现，美国所谋求的目标是；不断使同盟紧密化、机制化，在强化美国在东亚的遏制力——自然也包括对日本的约束力——的同时，试图加强与同盟国日本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努力在同盟机制内超越或降低同盟困境，不让日本因历史问题而搅乱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同盟布局。
注释：
①《美国人的对华观发生变化》，载〔日本〕《论座》2006年5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4月20日。
②《美国对日中关系冷却感到担心》，载〔日本〕《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4月3日。
③《美国如何看靖国神社问题》，载〔日本〕《朝日新闻》2006年5月4日。
④《美日联盟将如何塑造亚洲》，载〔日本〕《东方经济学家》2006年3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4月9日。
⑤《美国人对参拜靖国神社看法不一》，载〔日本〕《朝日新闻》2006年6月4日。
⑥《美国如何看靖国神社问题》。
⑦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Boulder,1989,p.7.
⑧〔美国〕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76页。
⑨ 〔英国〕马丁·怀特；《权力政治》，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⑩Arnold Wolfers,"Alliances",in David L.Silt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Macmillan,New York,1968,pp.268-269.
(11)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载《欧洲》1999年第5期，第16页。
(12)〔美国〕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13)Glenn H.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 1990,Vol.44,No.1,p.104.
(14)〔美国〕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15)《被忘却的“邻交”战略》，载〔日本〕《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5月8日。
(16)〔美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7、39页。
(17)《日本的亚洲外交应远离民族主义》，载〔日本〕《读卖新闻》2006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