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类学术期刊走出低谷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谷论文,学术期刊论文,社科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多期刊被推上市场之后，原本那些习惯于以坐、等、靠方式获取经费来源的期刊面临着一个重谋生路、再寻发展的问题。这虽是改革的大势所趋，但其中一个现象我们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从总体上看，社科类学术期刊所表现出的竞争力相对要弱得多，处境也相对艰难得多。
一、社科类学术期刊为何陷入低谷？
社科类学术期刊较之其他类期刊，诸如通俗文艺类、大众生活类等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是价值效益间接潜在性，其所荷载的内容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般通过为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即需要通过中介环节间接地使潜在的、信息形态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其二是效益滞后性。社科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新观点、新思路作用于社会实践并产生效益，都有一个被吸收、转化、实验、检测、推广的较长过程，尤其对于物质文明建设，更有多重转化过程，因而其效益常需经过较长时间方可产生和体现。
显而易见，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这些特点决定其不能及时、有效地迎合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的需求倾向，其自身属性与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追求利益的速效性、直接性、短期性和市场运行的无序性、变化性、波动性存在着较大矛盾。这使得市场经济中占消费群体份额较大的个人、企业不大可能成为社科类学术期刊的主要直接购买者，需求空间相对要狭小得多，这是目前众多社科类学术期刊面向市场即跌入低谷的主要因素，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科类学术期刊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
当然，当前许多社科类学术期刊日渐萧条，其内部管理混乱、编辑队伍素质低、刊物质量差也是重要原因。但反而观之，这些内在不足的形成甚至加剧，在相当程度上又是因其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起。由于现今许多社科类学术期刊被“一刀切”式地割断以前的经费来源，它们在失去原有赖以生存基础的情况下，又因其自身特点决定的发行范围狭小，生存和竞争能力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一支稳定的编辑队伍和一定水准的刊物质量，其难度可想而知。实际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社科类学术期刊已步入发行量萎缩——经济效益差——编辑队伍不稳定——刊物质量低——发行量再萎缩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有的期刊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则被迫改弦易辙，丢弃原有的学术风格，一味地去迎合所谓的大众口味，甚至走向低级趣味；有的虽可勉强生存，但其所付出的劳动与其取得的成效已不可同日而语。长此以往，则势必影响到我国社科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二、对社科类学术期刊进行取舍能否单以市场作为标准？
众所周知，社科类学术期刊作为社科类学术成果面世、传播、发展的重要园地和载体，是社科类学术成果作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媒介和桥梁，因此，其价值和效益与其所刊载的学术成果紧紧联系在一起——主要表现在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贡献上。社科类学术期刊不仅能为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而且在创造文化、传播文化，发扬光大民族精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都是其他类期刊所无法替代的。
目前社科类学术期刊过于泛滥、供大于求，确实到了非精简压缩不可的程度，但问题是精简应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现在不少人认为，期刊发行量越大，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便越高，因而精简的标准应当以发行量大小作为基础，主要应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取舍。在市场上的发行量大则取，反之则舍。客观地说，这对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社科类学术期刊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的确，期刊发行量或者说其所占市场份额与刊物的质量和效益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这不足以构成评判刊物优劣标准的理由。实际上，期刊发行量是多种因素影响、制约的结果，只有对发行量做客观、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认识。
首先，期刊发行量的大小与其所面对的客观存在的读者群的大小密切相关，最终则由其办刊宗旨、专业面向、服务范围等所决定。任何期刊的办刊宗旨、专业面向、发行范围一经确定，其相应的读者群、市场域也就随即确定。不同类型、不同宗旨的期刊所面对的客观存在的读者群、市场域的大小是不同的，这说明各类期刊在横向上并不存在可比性。社科类学术期刊因自身特点所限，其读者面、发行量或者说市场域是有限的、狭小的，而且专业性、理论性、学术性越强，读者面越窄，发行量也越小。
其次，社科类学术期刊扩大发行量，应该是在遵循办刊宗旨、专业面向、刊物性质的基础上，依靠刊物对读者的高度吸引力和采取一定的宣传措施，使之自觉主动订阅。但目前许多期刊采取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扩大其发行量，使发行量掺杂着许多水分，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使社科类学术期刊在纵向上失去可比性。例如，有的期刊单位依靠行政手段指令订户订阅，有的通过对订户单位以照顾用稿等回报形式使发行量扩大，有的则偏离办刊宗旨，在内容和形式上一味迁就、迎合浅层次读者或读者浅层次心理的要求，占有不相应的读者群，扩大发行量。通过这些竞争手段，一些期刊虽可暂时使其发行量扩大，但这不仅对读者、对社会无益，最终也会妨碍自身的健康发展。
因此，简单地完全以发行量作为评估社科类学术期刊质量效益的标准，进行无可比性的绝对数对比，进而决定其取舍是不全面的。在实际工作中，衡量社科类学术期刊质量的好坏，应坚持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第一，其自身经济效益第二的原则，发行量只能作为衡量期刊质量与效益的一种参考标准。在具体考查一个期刊的发行量时，首先必须以真实的发行量为基数，尔后在同类期刊中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于纵向，将期刊发行量与其自身所应有的全部读者群相对照，看对读者群的占有率；于横向，将同类型、同专业期刊相比，看绝对发行量。一般说，纵向相比市场占有率越高，横向相比绝对发行量越大，则可以认为其质量与社会效益越高。
三、社科类学术期刊如何走出低谷？
改变原来的上级拨款方式，在经费来源上实行“断奶”，激励期刊面向市场，增强竞争意识，这对相当一部分期刊是必要而有益的。但鉴于社科类学术期刊自身特点决定了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追求直接赢利作为出发点和目标，所以政府理应在政策上予社科类学术期刊以适当倾斜。严格说来，这并非特殊照顾，在理论上也是讲得通的。
与其他社会生产一样，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社科类学术期刊，其投入也应得到补偿。但普通产业的补偿方式只有一种，即向消费者出售产品或劳务而直接得到全部经济补偿乃至利润，而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补偿方式却有两种：一是直接补偿，即学术期刊消费者直接向办刊者支付部分办刊成本；二是间接补偿，即学术期刊的价值、效益为国家、社会创造了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财富，国家从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中以拨款方式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转化为学术期刊的投资。
即使按照市场运行机制去理解，国家给予社科类学术期刊以一定的投资也是符合价值规律的。社科类学术期刊是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服务。经济学认为，“服务”分为两类：一是公益性服务；二是商品性服务。一般说来，各种期刊的服务既有公益性服务的属性，又具商品性服务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在同一期刊的比重与该期刊的层次、类型密切相关。从层次角度看，期刊层次越高，公益性服务的成分便越大，反之则商品性服务的比重便越大。从类型角度看，期刊越趋向于专业性、理论性、学术性等类型，其公益性服务的比重越大；而越趋向于愉悦消遣、通俗文艺、大众普及等类型，其商品性服务的成分便越大。显然，为社会提供高层次精神产品的社科类学术期刊的服务更主要的应是公益性服务。但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一般不会成为这种公益性服务的直接购买者。那么这种对全社会和全民族具有巨大而长远利益的价值、效益或公益性服务应由谁直接购买呢？很显然是全社会成员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其具体形式是国家进行一定的办刊投资，给予社科类学术期刊必要的扶持。与此同时，社科类学术期刊则必须按照国家意志办刊。当然，这是就整体宏观而言。对于具体一个期刊来说，就是主管、主办单位必须提供主要的办刊经费，期刊则必须按主管、主办单位规定的宗旨、目标等要求办刊。
从世界范围看，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德、日等国的学术书刊的出版即得到国家财政直接、间接的大力资助。例如，美国学术书刊的出版主要依靠大学出版机构，而这些机构在经济方面不断获得所属大学、联邦政府和各类基金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大量资助。60年代以来，政府拨款始终占大学科研经费的70%左右，使大学有能力对其学术出版机构予以较多扶持。德国联邦研究与技术部领导下的德国研究协会于90年代初设立了“印刷补贴”基金，用于资助学术著作和学术性期刊的出版。
当然，主张政府对社科类学术期刊实行一定的投资倾斜，并不意味着社科类学术期刊可以借此重归以前那种封闭式的办刊路子，这需要主管单位正确地把握好支持和激励之间的“度”。一方面主管单位要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抑扬有别，突出重点，在经费上给予一些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社科类期刊以一定的扶持；另一方面又要注意采取一定的措施，使期刊在遵循办刊宗旨的前提下，搞活内部机制，强化内部管理。只有这样内外合力，社科类学术期刊才能走出低俗，既能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又能经受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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