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棘手的对外经济关系——香港一经济学家关于外贸的问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棘手论文,经济学家论文,对外经济论文,问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郑国汉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郑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积极组织和研究香港的联系汇率制。记者请他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谈一谈中国的贸易问题。其对答如下：
刘：中国在1997年底，预计并计划1998年的对外贸易增长为10%，现在看来只能实现2%—3%的增长，您认为这是一个败笔呢，还是情有可原？
郑：决不可用“失败”概而言之。亚洲金融危机的范围和深度均无人可料，中国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预测与现实差距过大，不足为奇。与其它国家相比，还算好的，这主要是东南亚各国，除了相对价格在调整后已显优势外，银行体系崩溃和经济紧缩，坏处更多。
当然，也不可说情有可原。最好不要借别人的缺点，掩盖自己的弱点。东南亚及东亚各国，在相对稳定之后，经汇率的调整，价格优势将发挥长效作用，他们的结构调整在下个世纪之初，就会初露曙光。象南韩那样有工业化基础的国家，结构调整成功为时不远。从现有的科技水准和产业基础看，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好两件事：第一，在原有的产业里提升生产力；第二，发展新产品，两者既能增加竞争力，也可提高所得，扩大国内市场。
刘：1998年，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第一个刺激内需年，出口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那么内需和外需对一个小国和大国， 应有何不同的处理呢？
郑：中国到底是个大国，出口的比例不一定象小国或小的地区那么大。比如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大致维持在11%—18%左右， 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内需的质量和增量同步发展。而台湾贸易总额竟可以占GDP的86%，大国就无此必要和可能。中国过去的20年， 也还是以内需为主的，但主要外需的质量和增量更受重视，这对一个百废待兴、急需外汇以改善内部经济环境的国家来说，无可厚非。然而，忽视内需的质量也会妨碍一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增长。现在，因金融危机，外需缩小了，转向内需，还仅仅是权益之计，从根本上要明白的道理是：一个大国，强大的内需和外需一定要平衡发展，不可偏废；内外两种需求的质量均不可漠视。这可直接和间接地使一国的经济结构不断地得到调整，以至合理，避免了经济结构每隔一个长的时期，发生一次震撼性的改组，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和阵痛。
刘：中国与一些工业国，如美国有一些贸易顺差，致使与这些国家贸易摩擦较多，中国政府应如何看待这些顺差？又应如何改变双方的逆差，缓和和推进双边的贸易关系？
郑：中国领导人很清醒，知道老是顺差，别人会不满，所以，做得比日本好。我所接触到的美国经济学家都这么认为，觉得中国比较负责任，看法比较正面。中国不要怕贸易纠纷，但也不要挑起纠纷，和为贵。
如何调整政策，改善对方的逆差，我看这个问题得分两个层次来讲。首先，中国发展到现在，主要还是一个债务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这顶帽子摘不下，也不能摘，因为适量的顺差是绝对有利的，既减少了对外支付的风险，又增加了投资的信心，还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适量”两字很重要。其次，我们要用一种对中国最有利的方式来减少过量的顺差，以相对优势为标准、为前提，今后应更多采用吸引直接投资的办法，把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联系起来，达到推动产业结构，乃至整体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
传统上看，直接投资仅反映在资本项下，好象与经常项下的贸易无关。但事实上，直接投资既与资本项下有关，又与经常项下有关，因为有些直接投资带有自愿或强制出口的性质，大进大出，进口原料、设备、资金，出口成品或半成品，对中国来说，出口猛增的主要功臣便是外向型的直接投资。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已认识到，直接投资不应成为新的摩擦的来源，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中国政府不要担心以占领中国市场为主的直接投资，因为同时有很多投资是以市场为目标的。国内国外投资都必须以自己的相对优势为基础。投资优势对头，在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自然也会大。
直接投资容易引发的问题是，内外资相对竞争不公平。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显著，这与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则认识不深有关，以为引进外资就必须给更多的优惠才行。
刘：80年代，中国的进出口配额管理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成分，进入90年代，制定和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进出口配额制度，一直是一个有双重意义的话题，配额一方面与资源合理配置相关，另一方面与反腐败相系，您对此有何建议？
郑：贸易配额，是一国政府根据本国需求，决定并给予贸易伙伴定性和定量的商品进出计划。中国过去一直采取分配配额，配额主要集中在政府的企业中，垄断性强，配额的转售和让渡，又大量滋生了腐败。这一定要改的。但也要注意一点，在市场上以市价拍卖配额是有的，也很多，却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靠这一手。日本的汽车配额是不拍卖的，它是由政府根据某企业在市场的占有率来分配配额，市场占有率就成了一个公开的配额标准。完全的配额市场化也绝不存在，配额往往与各国政策性的或隐性津贴联系在一起，如各国的农产品配额就是这样。
配额的分配与拍卖，不一定矛盾。由于配额的去向与一国一地的就业收入与社会稳定相关，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把分配与拍卖两种形式相结合，采取两种做法：一、对有竞争力、有效率、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及行业，实行单一拍卖制；对有效率、无长远竞争力，但目前有大量就业机会的企业，在政府稳定社会目标内的，可采用拍卖+直接津贴制。直接津贴不可以固定，且须有年限和审查制度配合；拍卖所得，即为津贴的来源，财政上非常可行，用配额——即外部市场的需求，淘汰一些无内需市场，亦无效率的实体，把有效率和无效率作为区别对待的长远标准。
刘：您怎样看欧元，欧盟的内部贸易及中欧的贸易前景？
郑：我认为，对于欧元要小心持有。强币的形成，不是一、两天或一、两年的问题。欧元可能不如马克，它还将有一个很长的考验过程，欧洲央行可能要在相当时期，要用比美元更高的利率来稳定欧元。欧盟是欧元的强大背景。因此，欧元极有可能成为强币，但它必须先有了身经百战的历史，有一个过程，才能办到。中国有相当多的外债资产，外汇储备的结构应与外债结构匹配，即以外汇储备的财产对冲外债，不能去赌欧元的走势。欧元还没有历史。
欧盟内部的多边贸易，迟早成为统一贸易。统一贸易不仅靠货币（欧元），更要靠有效竞争。贸易市场的扩大，也有赖于内部竞争。货币是统一市场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中欧贸易前景很好。中国和欧盟的产品重复度小，如果欧盟的市场更有效率和竞争力，对中国好处更多，同时，也会让欧盟与日、美的贸易竞争加剧。
刘：中俄领导层期望，到200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 但都没有说，怎样的途径和运营方式可望达此目标，现时的情况显然差强人意，年双边贸易只有60亿美元，有人戏言，如俄国经济仍难以发展，环保配额一定有多，俄方缺钱买我们的产品，那我们可以先买它的环保配额，俄再以这块收入，买我们的产品，贸易额就上去了。
郑：中俄贸易，我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有一原则就是：对任何国家和地区，隐蔽的援助和送礼，不如直接援助。环保配额是否能买卖，国际上尚未有共识，是美国先提出来的。就算已达成一致，还要看：（1）有无国际性的机构去执行；（2）经济与政治的成本有多大。中俄贸易如果是用环保配额来启动资金的循环，等于是中国政府给俄国送礼，以使中俄贸易进行下去。但这种隐蔽的援助和送礼，不如干脆送钱或送对方物资更好。
刘：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