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预算约束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预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提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达9.6%，远远超过世界同期平均增长水平。然而，中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从1978年至今，中国已经历了四个经济增长周期，目前处于第五个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见图1）。
从前三个增长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大起大落”和“短起短落”特征：在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GDP增长通常迅速启动，很快地冲出10%，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上升，经济在很短时间内便达到峰顶，随后政府不得不被动地进行调整，致使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大幅降落，并在2～3年时间内迅速跌落至很低的水平。
始自1991年的第四个周期仍习惯性的以“大起”和“短起”开始，仅两年时间GDP增长率便从波谷3.8%冲至波峰14.2%，通货膨胀也随后攀升至21.7%，但避免了“大落”和“短落”。GDP增长率经7年漫长降落过程后，最终降至谷底7.1%，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始于2000年的本轮增长周期又呈现出一些新景象，经济增长上升阶段大大延长，至今已维持了7年，GDP增长率持续在超过9%高位运行，通货膨胀却长期处于历史最低水平，通货膨胀平均值仅为0.1%，在一些年份甚至为负。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明显的“高增长、低通货膨胀”新轨迹。
图1 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中国宏观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良性转变现象令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不已，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甚至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可靠性，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数据远低于官方公布的数据(Rawski，2002；Brandt and Zhu，2002)。刘树成(2000，2005)从需求波动、供给冲击和宏观调控政策等角度进行了解释。Lin(2000)、龚刚和林毅夫(2007)认为过度投资不仅在未形成生产能力之前创造了过度需求，而且在形成后突然增加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从而使得总供给曲线右移，进而导致产出增加和价格下降。James等(2007)认为，本轮周期所取得的绩效主要得益于上一周期推行的一些结构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银行业改革、竞争加剧、扩大开放和私营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等。
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国有企业的“投资饥渴”和政府的行政性干预是引发并加剧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Zou(1991)认为，在国家主导、金融抑制、利率管制和信贷配额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投资增长与扩张动力”的最大化，国有企业的“投资饥渴”和政府追求扩张与稳定这两个竞争性目标的结果就导致了投资周期。刘树成(2000)指出，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资金约束软化、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导致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Brandt和Zhu(2000，2001，2002)认为，政府对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以及中央银行信贷计划的指导性与行政性的轮换，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关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界主要有短期、长期两种研究视角。短期研究思路主要围绕着短期菲利普斯(Philips)曲线的形状，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行讨论。长期研究视角主要以增长理论为框架，从货币的角色和功能出发，分析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对稳态产出或稳态增长率的效应。
第一种研究思路主要关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形状，即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增长率）是否存在短期替代（正相关）关系？新凯恩斯学派认为，由于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增长率）存在稳定的短期替代（正相关）关系。货币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增长率）存在替代（正相关）关系，但认为其持续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甚至以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产生偏差为条件。至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西方各学派均认为它是一条垂线，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增长率）不存在长期替代（正相关）关系。
第二种研究思路主要以新古典增长或内生增长理论为框架，从货币的角色和功能出发（货币进入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分析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产出水平及增长率（稳态产出、稳态增长率）或转移路径上的产出增长率的影响。Sidrauski(1967a，1967b)强调资产组合的替代机制，认为较高的通货膨胀将使得资本吸引力上升，从而在储蓄率不变条件下，导致更高的稳态资本密度和转移路径增长率。Fischer(1983)认为，高通货膨胀率与低增长率相联系主要由于通货膨胀将降低价格系统的效率，使得更多的资源配置于交易环节，降低了要素生产率。De Gregorio(1993)指出，通货膨胀使得大量资源配置于交易和货币保值环节，而不是用于购买资本品，从而使资本投资率和增长率下降。Roubini和Sala-i-Martin(1992)、Barro(1995)的经验研究均发现，通货膨胀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Wang和Yip(1992)、Chang和Lai(2000)均认为，货币是中性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不相关；Dornbusch和Frenkel(1973)提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是不确定的。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而言，不仅菲利普斯曲线、增长和通货膨胀长期关系理论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且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认为，中国不仅存在着民间自发的“市场型”经济周期，而且存在着因政府行政干预引发的“制度型”或“政策型”经济周期。①这两种类型的周期性经济波动相互叠加或交织在一起，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振幅，使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和“短起短落”特征。
我们试图从长期视角来研究中国“制度型”或“政策型”经济周期问题，讨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状况的变化对稳态增长率、稳态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这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别。按照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逻辑，货币是非中性的，政府膨胀性货币政策将导致总需求增加，进而产出水平上升。但在本模型中，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增长率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率不产生任何影响，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率同比例上升。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国有、非国有部门的资本生产效率和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是由总需求—总供给(AD-AS)双向反馈机制引致的，而是由政府对国有部门软预算约束（包括就业保证、信贷控制和铸币税等因素）所决定。
论文分析起点是Kornai式软预算约束。按照Kornai(1980)的观点，软预算约束是指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其能预期到将被政府救助，经营损失将由国家来弥补，由此造成了一个激励问题，使得国有企业不按利润最大化准则行事，道德风险行为（偷懒）盛行，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普遍存在。我们根据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一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特征，将软预算约束内涵重新界定为：政府基于政治利益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保证国有企业不破产（就业稳定），在国企出现财务危机时利用国有银行提供再融资救助，并运用铸币税向国企提供工资补贴。
从预算约束状况角度我们以1997年为界将中国国有部门改革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国有部门存在明显的软预算约束；在后一阶段，软预算约束状况有了较显著改善，但尚未实现硬预算约束。1997年之前，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对国有部门的就业稳定承诺和软预算约束。增量改革的基本策略是，先不触动国有经济体制，而是在国有体制的外围发展非国有体制，期望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来补贴国有经济部门，并创造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竞争，以促进国有部门的自我发展完善。但出乎改革设计者预料的是，国有部门在与非国有部门的竞争中非但没有实现自我发展壮大，反而节节败退，国有经济产出份额急剧下降，而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势头迅猛，并呈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中国政府出于政治利益、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愿意让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破产，为维持陷入财务危机的国有企业的生存，必须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救助。同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后果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显著上升，而财政收入占GDP比例迅速下降。在财政收入迅速下降条件下，政府财政显然无力承担对国有企业的资金补贴任务，从而这一任务只能主要由国有银行来完成。为确保国有部门的廉价信贷资金供应，政府通常通过实施信贷计划控制银行部门的信贷资金流向。政府利用银行信贷和铸币税支持国有企业，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使国有银行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加重了中国的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中国政府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此后，中国对国有经济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改组，对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大幅度降低对国有企业的就业承诺，大量解聘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强化了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财务约束，使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得到较明显改善。
本文基本观点是：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是中国经济频繁出现“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轮换的一个重要制度成因；国有部门预算约束的硬化，将有助于消除政府行政干预引发的“制度型”或“政策型”经济周期，促使经济走出一条“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新轨迹。
三 一个引入软预算约束的货币增长模型
为分析软预算约束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本文建立了一个引入软预算约束的货币增长动态均衡模型。模型的建立步骤为：首先，以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其次，将软预算约束引入模型约束条件；最后，在效用最大化条件下，求解软预算约束与稳态经济增长率、稳态通货膨胀率的关系。
（一）消费者行为
本文假设经济由一系列可生存无限期界的Ramsey式消费者组成。经济中只有一种产品，用于消费和投资。消费者从消费品和实际货币中获得效用。实际货币之所以能产生效用，是因为其使得生活“变得更容易”。人们如果持有一定量货币，购买消费品时就不需要每次都去银行将债券兑换为现金。在初始期，每个消费者资源禀赋为
，其中，资本存量为
，实际货币量为
。
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可分离的，可表示为：
其中，ρ为主观体现率，L[,t]为t期人口数量，以n速度维持外生增长。假定持有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减函数，因为金融发展将降低交易成本（债券转化为货币的成本），使持有货币的边际效用下降。例如，自动取款机越多（金融发展程度越高），持有货币的边际效用越低。即期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在每一期，消费者行为均受到两个预算约束条件的限制：一个是存量预算约束，另一个是流量预算约束。存量预算约束要求消费者实际非人力资本禀赋全部配置于物质资本和实际货币。令a[,t]为人均实际非人力资本财富，
为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则存量预算约束条件为：
（二）软预算约束与企业行为
政府对国有经济部门的软预算约束鼓励了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偷懒），导致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停滞、经济效率低下。本部分将按照Kornai(1980)、Dewatripont和Maskin(1995)以及Brandt和Zhu(2000)的软预算约束思路，在Romer(1986)以及Lucas(1988)AK线性内生增长环境下，分析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对生产技术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影响。
假定在转轨经济中，每个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企业均有一个雇员，我们称之为经理，其工作内容包括建立企业、寻求银行贷款、寻找投资项目和投入劳动生产产品。经理人面临两种类型的投资项目：好项目和差项目。
好项目：在期初投资1单位资本，在期末形成产出
，经理人获得私人福利
。私人福利是不可观测的，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声誉的提高，以及从项目中获得额外好处等。差项目：投资可能不能形成产出。项目在建设中期将因遭遇流动性风险、经营管理不善等导致资金链断裂，若没有后续资金注入企业将被关闭，经理人福利为0；若能获得再融资，将在期末完成投资，产出水平为
，经理人福利为
。
假定企业没有资本，完全依靠银行信贷融资。令R为银行索要贷款的实际利率。当一个投资项目是好项目时，银行的贷款融资回报为R，经理人将保留剩余利润-R。当一个项目是差项目时，企业将产生债务违约行为；若银行对该项目进行再融资，所有的投资收益将以债务偿还形式归银行占有。
从而，一个经理人从好项目中获得的单位投资回报为：
在t期，经理人发现好项目的概率取决于努力程度，若其不花费投入进行项目搜寻，仅仅依靠随机选择，发现好项目的概率为
；若其在每单位投资上花费z单位搜寻成本，则发现好项目的概率为：
。
则经理人是否进行投资项目的搜寻活动，取决于其对预算约束状况的预期。若经理人的预期为硬预算约束，将进行项目搜寻；若预期为软约束，则不进行项目搜寻。经理人最为偏好软预算约束下的不搜寻状态。
即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不进行项目搜寻的预期回报不仅高于搜寻报酬，而且高于硬预算约束下的搜寻回报。因此，经理人最为偏好软预算约束下的不搜寻状态。命题1证毕。
命题1意味着，政府实行的保护国有企业以使其免于破产政策，给了国有企业一个稳定的软预算约束预期。国有企业经理人预期到，当其因投资于差项目而发生财务危机时，政府将对其进行救助，使得其搜寻好投资项目的积极性低，从而使国有企业生产技术处于停滞状态（维持不变）。非国有企业没有政府的救助承诺与资金支持，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尽一切可能搜寻最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这将促进非国有部门的生产力提高。因此，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处于持续进步之中（
不断上升），与国有企业的技术差距也不断拉大。国有企业的资本边际产出为
，而非国有企业资本边际产出为
。
在经济分权体制下，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呈快速下降趋势，财政收入显然无力承担对国有企业的资金补贴任务，这一任务便主要转移至国有银行。为保证国有部门的廉价信贷资金供应，政府通过制定信贷计划来控制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流向。当然，政府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一般不实行行政性或指令性信贷计划，而实行指导性信贷计划，给予国有银行一定的信贷决策自主权，从而使国有银行拥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利益。国有银行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倾向于优先向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提供信贷，尽管其信贷决策仍受到政府的行政性干预。所以，在经济分权体制下，货币当局难以完全控制国有银行信贷资金流向。
假定政府的指导性信贷计划要求国有银行至少将其信贷资金的
部分配置于国有部门。显然，国有部门的就业比重Φ和经济规模越大，国有部门要求的银行信贷资金最低配置比例
越高，从而有
。政府的指导性计划关于国有部门最低信贷配置比例规定，并不强制要求国有银行严格遵行，但若低于这一比例，国有银行将遭致额外成本，且成本呈递增趋势。国有银行不严格执行政府信贷计划的成本主要包括：政府直接干预信贷决策的可能性增加；国有银行因被迫收缩或提前收回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而放弃一些前景良好的投资机会和中断一些投资项目所造成的损失。
我们现考虑国有银行信贷资金在两部门配置比例的决定问题。当国有部门的实际信贷配置比例θ低于最低比例时，如果国有银行继续向非国有企业提供融资，则投资于非国有企业资金边际成本的净增加量（相对于投资国有企业）为：
式(14)表明，在国有部门信贷资金配置比例低于情况下，国有银行向非国有部门投资边际成本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行政干预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并呈递增趋势（η＞1）；二是金融发展将缓解政府行政干预所引致的成本增加，若金融发展程度F较高，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信贷决策的风险较小，投资于非国有企业招到的惩罚成本相对较低，若
越大，金融发展对政府信贷干预成本的缓解效应越明显。
在θ＜条件下，国有银行投资一单位资本于非国有企业预期回报（相对于国有企业）为：
这表明，信贷计划要求国有部门信贷比例越高、国有就业比重Φ越高、金融抑制程度越高（F越小）、金融发展对政府信贷干预成本的缓解效应越明显、政府对国有银行不执行信贷计划采取的惩罚力度η越大，国有部门的信贷配置比例θ越高。
为简单起见，假定银行的可贷资金能全部转化为资本投资，且资本折旧率δ很高，于是资本存量接近于资本投资量和可贷资金总量。③在t期，假定银行的人均可贷资金总量为，从而人均资本投资量和人均资本存量均接近于，在国有部门信贷配置比例为θ条件下，则配置于国有、非国有部门的资本存量分别为θ、(1-θ）。人均产出水平为：
这表明，国有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国有部门信贷资金配置比例的降低，金融部门的发展（银行信贷行政性干预的减轻），两部门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均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资本边际生产力。
（三）稳态经济增长
利用效用函数(1)、(2)和预算约束条件(18)，可将消费者一生效用最大化问题用Hamilton函数表示为：
式(23)表明，实际货币需求与消费、货币需求系数呈正相关关系，而与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名义利率）呈负相关关系。我们先求式(19)两边的对数，再对t求导可得：
将(21)式整理后代入(19')式，人均消费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为：
从(24)式可以看出，消费增长率与净税后实际利率(1-τ）r-δ和主观贴现率ρ的差正相关，与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速度正相关。
在金融压制的经济中，政府经常对名义利率实行严格的控制，以确保名义利率保持相对稳定，即使是通货膨胀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也能为政府所倾向的国有部门提供廉价的资金。因此，可假定名义利率保持不变，从而名义净税后利率R[,n]也将维持不变。我们对(23)式先求对数再求导数，可得
，将其代入(24)式，可得人均消费的增长率为：
式(25)显示，货币增长速度对长期稳态增长率不产生任何影响，这充分体现货币的长期中性性质。若β+α=1，人均消费增长率表达式便可简化为：
式(25')可改写为
，该式表明在最优均衡状态，消费者对多消费或多储蓄一单位资源感到无差异。消费者储蓄的边际报酬是(1-τ)r-δ，而消费的边际效用是主观贴现率与消费增长率和消费弹性乘积之和。将
代入(25)式，可得人均消费（产出）的稳态增长率为：
根据式(17)和(26)可得
和
。这表明，政府对国有经济部门实施的软预算约束政策，如提高国有部门的就业比重和信贷配置比例，以及为确保国有部门资金供应而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将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人均消费（产出）稳态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
（四）稳态通货膨胀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就业承诺和软预算约束，使得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的生产技术差距日益扩大，两部门的实际工资差距也越拉越大，而为稳定国有部门的就业水平，政府在控制国有银行信贷资金流向的同时，还必须向国有部门提供日益增加的工资补贴。在财政收入约束刚性条件下，对国有部门的工资转移支付主要依靠货币创造（铸币税），这将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为履行对国有部门的就业保证承诺，政府需要向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提供财政补贴，以使两部门工作人员预期收入水平相等。④由式(27)和(28)可得人均转移支付为：
根据式(29)，得
和
。这表明，国有部门的信贷资金配置比例越低、政府承诺的国有部门就业比重越高、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越低（两部门技术差距越大），政府向国有部门的工资转移支付规模越大。
假定政府严格执行预算平衡政策，既没有负债也没有资产，则其预算约束条件可表示为：
上式表明，政府转移支付来源于铸币税收入以及税收收入与公共消费的差额。铸币税收入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名义货币发行速度μ，主要由货币当局所控制；二是实际货币需求量m，与金融发展水平F负相关。
为简单起见，本文不考虑政府公共消费和税收。这相当于假定τ=ε，即政府的税收收入全部用于公共消费，于是政府预算约束可简化为：
因此，在政府对国有部门实施就业承诺和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稳态通货膨胀率π与国有部门就业比重Φ、国有部门信贷配置比例θ、非国有部门技术水平、国有部门技术水平有如下联系：国有部门就业比重上升将提高稳态通货膨胀率；国有部门信贷资金配置比例变化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确定性，但在通常情况下，二者具有反向联系；非国有部门相对于国有部门的技术进步，对通货膨胀影响不确定，并随国有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而变化，在就业比重较高条件下，非国有部门的技术进步将推动通货膨胀上升，反之，通货膨胀则下降；国有部门的技术进步（两部门技术差距减小），将使通货膨胀率降低。
四 预算约束状况与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演变轨迹
我们现在运用货币增长模型的结论，结合信贷政策松紧轮换和实际货币需求量变化等因素，分析预算约束状况与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周期性轮换及良性转变的关系。
图2 信贷政策松紧变换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周期性转换的传导途径
（一）软预算约束与“高增长、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低通货膨胀”周期转换
在转轨经济中政府目标是多元的，不仅要维持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还需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平稳运行。为实现上述三重目标，政府不得不频繁地调整信贷政策，改变信贷资金在国有部门的配置比例，期望在保持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前提下，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达成一个合意替代。⑤然而，上述三重目标是不能相互兼容的，因而政府在追求这些目标时往往会顾此失彼。所以，软预算约束是出现“高增长、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低通货膨胀”循环或交替的根源。实际货币需求量随信贷政策而发生的增减变化，加剧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波幅，缩短了增长通货膨胀周期的长度，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和“短起短落”。图2显示了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信贷政策的松紧变换是如何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周期性转换。根据货币需求函数式(23)对m求F的偏导数可得：
由(33)式知
，当σ=1时，
后两项相互抵消，因此
。该式表明，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影响实际货币需求量：一是降低货币需求系数β，进而实际货币需求量下降；二是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提高实际利率r，导致实际货币需求量降低；三是降低通货膨胀率，从而名义利率R[,n]下降，实际货币需求上升。⑥在通常情况下，前两个效应大于第三个效应。因此，金融发展将导致人均实际货币余额下降。
我们现在考虑实际货币需求的变化对货币创造速度进而通货膨胀的影响。政府预算平衡约束式(31')改写为：
式(39)和(40)表明，政府对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只要政府确保国有经济部门有足够的信贷资金供应，便可以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水平，但必须以牺牲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为代价。
显然，政府通常不满意经济的低增长和低效率状态。政府或迫于解决就业的压力，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在“财政包干”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有强烈的财政收入动力去追求经济高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非国有部门，为促进非国有部门的增长，政府必须实施经济分权政策，减少对经济和国有银行信贷的干预力度，将指令性信贷计划调整为指导性，扩大国有银行的信贷决策自主权，以允许更多的资本进入非国有经济部门。这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预期收入差距的扩大。为维持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比例不变，政府对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补贴必然迅速增加。
在财政收入预算平衡约束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工资转移支付主要依靠铸币税融资，而转移支付规模的迅速攀升，势必要求铸币税收入与之同比例上升，在实际货币需求量不变条件下，必然导致货币发行速度快速上升。与此同时，政府对国有银行信贷控制的放松，促进了金融部门的发展，使得经济主体持有货币的边际效用降低，进而导致了实际货币需求和铸币税收入的下降，从而加剧了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必然造成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因此，在政府维持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前提下，货币当局对国有银行信贷干预的减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通货膨胀水平。
当通货膨胀水平超出政府容忍的限度时，政府必然采取信贷紧缩政策对通货膨胀进行干预。在财政收入预算平衡约束刚性和实际货币需求难以控制的条件下，政府只能通过削减国有部门的工资补贴规模的方式来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为保持国有部门就业比例的稳定，政府不能直接采取削减对国有部门的工资补贴方法，只能通过缩小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收入差距的途径来减少工资转移支付规模。
政府减少工资转移支付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实行紧缩性信贷政策，加强对国有金融部门的行政性干预，对金融机构进行清理整顿，严格控制信贷资金流向非国有部门，充分保证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供应。行政性信贷干预的一个结果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因资金流出而人为受阻，导致两部门技术和工资差距缩小，进而对国有企业的工资补贴下降，从而降低对铸币税的融资需求，减轻货币发行压力。与此同时，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使得经济主体持有货币的边际效用提高，实际货币需求上升，在货币发行速度不变条件下，政府铸币税收入增加。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导致货币发行速度和通货膨胀迅速下降。
虽然紧缩性信贷政策能有效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又导致了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医治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比通货膨胀本身还要大。显然，政府不满意这种“低通货膨胀、低增长”的状况。一旦通货膨胀降至较低区间，政府又将政策目标调整为促进经济增长，放松银行信贷控制，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上升，当通货膨胀超越政府的容忍界限时，政府重又实施信贷行政性干预。因此，在政府对国有部门实行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经济将频繁出现“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转换。
（二）硬预算约束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
显然，经济中出现的“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低通货膨胀”周期性转换模式，是低效而不可持续的。政府利用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实行软预算约束，不仅使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而且使国有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增加了爆发金融、经济危机的风险。因此，政府要想达到“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目标，必须放弃或大幅度降低对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根据货币增长模型的分析，我们可得出下述结论：
式(38)、(39)显示，政府对国有经济部门实行硬预算约束，将对经济产生双重效应：一是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在对国有部门实行硬预算约束后，政府无需确保国有部门的信贷资金供应，对银行部门信贷配置流向的行政控制大幅下降，金融部门得以自主发展，更多的信贷资金得以流向边际生产力更高的非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在缺少政府的就业保险和再融资保证之后，生产效率将会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将会加快。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显然会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抑制效应。政府放弃国有部门就业承诺，大幅度削减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将显著减少政府对国有部门的工资补贴；硬预算约束也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减小了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在生产技术、工资水平上的差距，国有部门的人均工资补贴规模又得以继续削减。对国有部门工资转移支付规模的大幅下降，减轻了货币当局的货币创造压力，于是货币发行速度迅速下降，通货膨胀率也随之大幅下降。
可见，要使经济走出“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低通货膨胀”周期性转换的怪圈，政府必须放弃或大幅降低对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承诺，削减国有经济部门的大量冗员，减少对国有经济部门的转移支付，硬化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预算约束。惟有如此，才能有效抑制政府行政性干预所引发的“制度型”或“政策型”经济周期波动，才能促进中国经济走出一条“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新运行轨迹。
五经验分析
理论模型的经验含义是，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就业承诺、银行廉价信贷和工资补贴）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具体包括：一是国有部门信贷配置比例θ与国有部门就业比重Φ正相关，与金融发展水平F负相关；二是经济增长率g与国有部门信贷配置比例θ和就业比重Φ负相关，与金融发展F正相关；三是通货膨胀率π与铸币税（货币创造）规模、国有部门就业比重Φ正相关，而与国有部门信贷配置比例θ负相关。
（一）数据、模型和方法
1.数据和变量。本文经验分析所运用的年度经济、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基本跨度为1978～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和《中国金融年鉴》（各期）。本文运用的数据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软预算约束和金融发展等指标。
经济增长指标包括实际GDP(Y)和CPI价格指数(P)，其对数差分形式△lnY、△lnP则分别表示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
软预算约束是本文的核心指标。衡量软预算约束程度的指标包括国有部门的就业比重(
)、国有部门的信贷比例和对国有部门的工资补贴规模等三个指标。由于中国缺乏国有部门的银行信贷配置比例方面的统计数据，同时考虑到国有部门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的贷款，本文用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来近似替代国有部门的银行信贷配置比例这一指标。关于国有部门的工资补贴规模，模型假定等于铸币税规模，因而可用铸币税(MO)占GDP比率(MO[,s])指标来表示对国有部门的工资补贴。
本文建立了金融规模指标F。它等于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负债和股票流通市值之和占GDP的比率，而流动性负债由通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活期存款与支付利率的负债组成，可表示为M2和股票流通市值之和占GDP比率。这一指标的优点是数据容易获取，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是M2/GDP衡量的是货币总量，主要与银行的交易媒介提供功能相关，而银行发展更多的是与资金配置功能相关；二是股市流通市值易受股价波动的影响，股票市值与股票市场发展没有必然联系。
2.计量模型。国有部门（信贷）投资比例的回归方程为：
3.方法。本文运用Johansen和Juselius(1990)协整检验方法来分析软预算约束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相对于Engle-Granger单方程检验方法，Johansen-Juselius方法优点在于：一是对各时序变量予以平等对待，不进行人为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区分；二是在样本观测点较少的情况下，长期系数估计值偏误度相对较小；三是对模型的设定没有施加具体限制条件，允许模型具有更为一般性滞后结构；四是协整检验功效(power)较大。
现将一个非限制性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表示为：
对一般动态模型(42)式进行一阶差分变换，可表示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形式，从而可将模型中变量的长期关系与短期动态区分开来，具体为：
（二）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Johansen和Juselius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单整阶数。常用的检验方法有DF检验或ADF检验。DF检验适用于变量为一阶自回归的情形，而对于高阶自回归的时间序列变量，则应用ADF检验。ADF检验进行如下回归：
ADF检验的原假设为
:ρ=0（
非平稳），备择假设为
:ρ＜0（平稳）。若ADF值大于临界值，接受，否则接受
。滞后阶数选取按AIC和SC最小的原则来进行。各时间序列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三）估计结果
由于本文所分析的产出水平、价格指数和软预算约束指标等时间序列变量均为1阶单整，因此，可运用Johansen和Juselius(1990)协整检验方法来判断各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JJ检验主要根据迹统计量(trace statistics)、最大特征值（λmax)等两个统计量来分别检验国有部门的投资比例、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与其决定因素之间协整关系的数量（表2）。
ADF检验结果显示，实际GDP(Y)、CPI价格指数(P)、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的比重()、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MO/GDP(MO[,s])、银行和股市规模(F)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城镇就业人员数(L)等时间序列变量的对数形式均为一阶单整。
首先，我们分析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与国有就业比重、银行部门发展水平F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表2显示，上述变量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根据AIC和SC最小化准则，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为3，从而可将、和F的长期协整关系表示为：
式中括号中的数字为t检验值（下同）。式(45)显示，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比例与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比重正相关，而与金融发展水平F负相关。国有部门就业比重的上升，必然要求配置更多的银行信贷，进而投资比例增加。在银行部门信贷决策自主权的提高（金融发展）条件下，出于利润动机的考虑，银行显然要增加对效率更高的非国有部门的贷款，从而使国有部门的信贷和投资比例下降。因此，国有经济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和银行部门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改善银行信贷和投资的配置效率。
其次，我们分析实际产出Y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由表2知，在滞后1阶的条件下，实际GDP(Y)与国有投资比例、国有就业比重、金融发展水平F、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和城镇就业人员数L之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根据经济理论，我们可得出如下协整关系式：
由式(46)知，产出水平Y与国有投资比例、国有就业比重负相关，而与金融发展水平F、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和城镇就业人员数L正相关。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比例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对产出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国有部门投资比例下降1%将导致实际产出上升0.53%，而金融发展程度提高1%将使得产出上升0.64%。国有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对产出产生较小且不显著的负向影响。
上式表明，经济增长率与软预算约束负相关，与金融发展正相关。国有部门就业比重的提高，国有部门的信贷配置和投资比例的上升，意味着政府对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程度加深，而国有部门的技术和效率低于非国有部门，从而经济增长与国有就业及投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同时，由于银行部门的发展能提高非国有部门的信贷比例、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金融发展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鉴于国有就业比重的系数不显著，因此可在式(46)中剔除。产出Y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式可重新表示为：
上式表明，在考虑了资本投资I和劳动力投入L等因素后，固定资产投资配置于国有部门的比例、银行发展水平F对中国长期产出水平Y有着显著而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程度的提高、资本（信贷）配置效率的改进（国有部门配置比例下降），将显著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
最后，我们考虑CPI价格指数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AIC、SC最小化准则以及样本长度决定了变量滞后长度为1阶。表2显示，CPI价格指数P、实际产出水平Y、铸币税相对规模M0[,s]、国有部门投资比例、国有部门就业比重与金融发展水平F等变量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根据经济理论，可得出如下协整关系：
式(48)显示，CPI价格指数P与实际产出水平Y、铸币税相对规模MO[,s]、国有部门就业比重呈显著正向关系，而与国有部门投资比例、金融发展水平F呈显著负向关系。
产出水平Y对CPI价格指数P有着显著而重要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为1.91），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由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法则所描述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将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而抑制通货膨胀将致使经济增长率下降。
中国的CPI价格指数还明显地受到制度性或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国有部门就业比重、政府货币发行（铸币税）相对规模分别提高1%，将导致价格指数分别上涨4.3%、2.2%。国有就业比重提高之所以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是因为国有部门的规模越大，政府财政支持国有经济的压力越大，政府货币发行的压力也就越大，从而使通货膨胀率趋于上升。国有部门的投资比例对CPI价格指数有着显著而重要的负向影响，其弹性系数为-2.15。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上升，意味着国有部门相对于非国有部门获得了更多的资源，非国有部门则因资本配置不足而发展受阻，因而国有部门的经济效益相对劣势有所改进，进而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货币发行方式支持国有企业的压力减小，因此，通货膨胀率将趋于下降。所以，软预算约束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方向是不确定的。软预算约束程度的强化，国有部门就业比重和政府货币发行规模则上升，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但与此同时，国有部门的投资比例也随之提高，而这将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因此，软预算约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正反两方面因素的力量对比。
银行部门的发展对CPI价格指数有着显著负向冲击效应（弹性系数为-0.79）。中国的金融发展可通过下述两个途径降低通货膨胀：一是银行部门的发展有助于硬化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约束，国有部门的效率将得到提高，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压力将有所缓解；二是金融发展将使得银行系统的独立性增强，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和货币发行的权力将受到抑制。
综上所述，本文经验分析显示：(1)银行信贷和投资在国有部门的配置比例与国有部门就业比重正相关，与金融发展水平负相关；(2)政府强化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国有就业比重提高、国有投资比例上升、银行发展抑制加重）将阻碍经济增长，反之则促进增长；(3)软预算约束与通货膨胀的联系方向是不确定的，国有投资比例上升将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国有就业比重和铸币税相对规模的增加将提高通货膨胀率。据此，我们可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政府对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周期性转换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有投资比例的下降，虽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率，但导致两部门经济效益差距扩大，从而使政府转移支付和货币发行压力增大，进而通货膨胀率上升。为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必须严格控制非国有部门的信贷和投资配置比例，但这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其二，预算约束的硬化是中国宏观经济出现“高增长、低通货膨胀”良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997年以来，国有企业财务约束的硬化，国有部门的就业比重和铸币税规模的迅速下降，以及银行部门独立性的提高，促进了通货膨胀水平的显著下降。
六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引入软预算约束的货币增长动态均衡模型，从长期角度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演变轨迹及近来的良性转变。在经济分权条件下，政府对国有经济部门实行的软预算约束政策，与所追求的经济持续快速稳定运行目标（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不相兼容，政府若要对国有部门实行软预算约束，必须忍受低经济增长率或者高通货膨胀率，政府若要追求经济快速稳定运行目标，必须放弃对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论文基本结论是，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及其引发的信贷政策的松紧变换、实际货币需求变动，导致经济频繁出现“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转换；国有部门预算约束的硬化，将有助于消除政府行政干预引发的“制度型”或“政策型”经济周期，促进经济走出一条“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新运行轨迹。
需要注意的是，国有部门预算约束的硬化，只是有助于消除“制度型”或“政策型”周期，不能对“市场型”经济周期产生影响。因此，国有部门预算约束的硬化，将有助于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但不能消除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菲利普斯曲线所强调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增长率）之间的替代（正相关）机制，以及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的长期负向机制，仍然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周期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本文结论得到了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的支持。1997年之前，中国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特征是维持对国有部门的就业承诺和软预算约束，经济出现明显的“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低通货膨胀”周期轮换现象。此后，中国对国有经济进行大规模改组，大幅度降低对国有部门的就业承诺，强化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硬预算约束，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新运行轨迹。
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过热倾向，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国内学术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短期总需求与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本模型蕴含着独特而重要的政策含义。我们认为，在关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短期成因及相关调控政策时，不应忽视长期制度性因素也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政策建议主要有：一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改革，硬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削减对国有企业的就业保证、信贷支持和资金补贴等政策性保护措施，以提高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和生产效率；二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硬化国有银行的预算约束，消除政府对金融系统的行政性干预，确保银行部门的信贷决策自主权；三是降低银行业进入壁垒，大量设立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银行和私人银行，以提高非国有部门的信贷资金配置比例，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注释：
①中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因行政干预引发的“制度型”或“政策型”周期现象。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宏观经济经常出现的“大起大落”和“短起短落”现象便是“制度型”周期的有力例证。中国的“制度型”或“政策型”周期在中央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显著，现在仍然存在，但强度已经减弱。
②虽然在σ的全域内不能确定为负，但在通常情况下，即σ∈(0，1)条件下确定为负，因此，假定
是合理的。
③在资本折旧率δ=1的条件下，资本存量、资本投资量和可贷资金总量均相等。当然，这一假设条件是非常严苛的。不过，对于本模型而言，保留δ≠1这个一般性假设，除了增加模型技术处理的难度外，没有提供更多的识见。因此，假定资本存量与资本投资量相接近是合适的。
④在货币收入相等条件下，国有企业员工因享受到更多的闲暇、工作投入的努力程度低、工作稳定安全等因素，从而比非国有企业员工享有更多非货币收入福利，但其精神成本相对比较高，如工作业绩与收入不挂钩、工作进取心遭到挫伤等；非国有企业虽然工作压力较大，享受闲暇较少，但可积累较多的人力资本和个人声誉，从而提高了其未来预期收入。实际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各自具有的福利与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抵消。因此，为方便起见，本文只考虑两部门的货币收入差别，而不考虑非货币收入和成本。
⑤Brandit和zhu(2000)认为，信贷计划的行政性（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轮换，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本文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引入实际货币需求因素，从而扩大了增长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的长度，使增长周期显示出一些“大起大落”和“短起短落”的特征。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个增长周期的特征是比较吻合的。
⑥为简化分析，我们没有考虑收入和消费增长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即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这类似于Cagan(1956)现金需求函数。Cagan现金需求函数只考虑通货膨胀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没有考虑收入增长所吸收的货币。
截稿：2007年10月
标签：通货膨胀率论文; 国有银行论文; 国企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预算控制论文; 资金预算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预算调整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预算执行论文; 预算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部门预算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