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公民教育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清末论文,公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教育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公民教育在清末才渐露萌芽。以往学界对近代政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精英人物、社会思潮、宪政、民主等方面，对公民教育较少关注。本文拟从宏观方面，对清末公民教育作一探讨。
一、清末公民教育兴起的原因
公民教育是为理想国家塑造理想公民的教育。因此，公民教育的兴起，离不开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出现。中国的公民教育之所以在清末兴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
第一，国家意识的觉醒。清末国家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国家主权意识觉醒；区别国家、君主、朝廷的不同；国家至上意识的确立。
1.国家主权意识的觉醒。由于中国人长期抱持“天下一家”的观念，所以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没有主权观念。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初清政府在给予西方列强“治外法权”、“关税协定权”、“一体均沾”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权益时，并不认为是主权的丧失，反而认为是一种驭夷的手段。直到甲午战前，国人对权利的关注还只是针对具体事项，比如关税主权、治外法权等。甲午战后，国人才有了全面的主权观念。如《保国会章程》第一条：“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第三条：“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注：《戌变法》第4册，第399、406页。）章程中提到的“国权”、“政权”显然已经不是单指某项或几项具体主权。《国闻报》载《论保国会》一文说的就更明白：“何谓国？有人民，有政治，有自主之权，有可以与天下并主之势者谓之国……保国宜以保其人民，保其政治，保其自主之权，保其并立于天下之势为第一义。”（注：清华大学历史系：《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54、631、601页。）“政治、领土、人民”概念的出现清晰地展示了由具体权利意识觉醒到国家主权意识觉醒的过程。
2.区别国家、君主与朝廷。甲午战后，人们开始自觉地区分国家、君主、朝廷的不同。1898年5月19日，《国闻报》载《书保国会题名记后》一文称：“呜呼！苟无民何有国，苟无国何有君，国者君与民之公称，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也。自秦政以愚黔首，私天下，视国为君之私业……流极至于今日，而其民乃如犬马鹿豕，东家豢之则主东，西家豢之则主西，不复知其一人之身，与一国之安危得失相关。”（注：《戌变法》第4册，第399、406页。）唐才常也撰文呼吁：“大国者非一人之国。”（注：清华大学历史系：《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54、631、601页。）
3.国家至上意识的确立。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政治学说的进一步输入，人们的国家意识也就更明确系统。梁启超说：“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注：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218、217、170、170、61、61页。）“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就是使人理解个人归属于一个更高更大的团体——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就是使人明白“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注：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218、217、170、170、61、61页。）。“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就是使人知道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其主权不可侵犯。“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就是丢掉“世界主义”、“博爱主义”的幻想，树立国家的最高本位。
第二，公民意识的觉醒。甲午战后，国人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对公民意识的殷切呼唤；对公民内涵的热烈探讨。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唤起国人的救亡意识就成为当时仁人志士的期望。《说国民》一文称：“然则今日之中国，有国民乎，无国民乎，此二十世纪之一大问题也。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跷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隶，所谓万劫不复者也。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民之不可少也如是。”（注：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第74、173、131、402、128、129、141、73页。）
人们在呼唤国民的同时，也对国民的含义展开探讨。梁启超说：“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注：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218、217、170、170、61、61页。）康有为说：“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注：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第74、173、131、402、128、129、141、73页。）邹容说：“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注：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7页。）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国民内涵的理解，基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国民要有忧国之责；其二，国民要有参政之权；其三，国民要有人格上的自觉。所有这些既是一种价值要求，也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二、清末公民教育的特色
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为清末公民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清末正是帝国主义方兴未艾，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之时。理想国家就是在生存竞争中能够生存的国家，理想公民则是能够适应国民竞争的公民。适应生存竞争，就成为清末公民教育的主要特色，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国。当时各政治流派都把爱国作为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且国家所以成立之元素固何物乎？曰爱国心而已。”（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三联书店，1978年，第595、543、273、574页。）“要之，为政所以求治，求治必先使人爱国。”（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三联书店，1978年，第595、543、273、574页。）当时各派之所以都强调爱国为公民首要品德，主要原因有三：其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转移。忠君即爱国的观念在清末受到质疑，国家代替君主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代表。爱国观念自然就代替忠君观念，具有最高的合法性。其二，希图国家独立强盛。其三，时人认为国人缺乏爱国观念。如欧榘甲说：“外人之敢于欺侮侵夺我者，由国之弱也。国之弱，由于人民无爱国心。”（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158、144、54、157页。）陈天华认为：“中国的人，最可耻的，是不晓得国家与身家有密切的关系，以为国是国，我是我，国家有难，与我何干。”（注：《辛亥革命》第2册，第131页。）中国人为什么爱国心薄弱呢？梁启超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拂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注：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因而，兴民权，增进国人的爱国心，就成为舆论的主题之一。梁启超说：“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注：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20页。）既然爱国是国民的首要品德，怎样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呢？第一，爱国要知有国，也就是要有国家意识。第二，使民众认识到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关系。第三，应让民众享有参政权。第四，用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陶冶爱国情操。章太炎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注：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76页。）
第二，尚武。汪康年在《论宜令全国讲求武事》一文中，明确提出国家应该以尚武为先。汪康年说：“夫国家所至之境界，实全国人心所结撰也。心注于强则强，心注于巧则巧，心注于弱拙则弱拙，心注于衰乱则衰乱，是故为国家者，莫慎乎驱人心之所注也……今宜明诏天下曰：自今以后，我君臣上下，其悉惟武是事，官以武为尚，任以武为重，学以武为主，业以武为美，及临斗而避者为耻。”（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158、144、54、157页。）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大多把尚武作为其宗旨之一。比如《云南杂志》发刊词明确宣布，尚武教育为其宗旨之一，“执戈从戎，男子义务。为国为家，无海无陆。裹尸马革，葬身鱼腹。光荣无限，愿望乃足”（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三联书店，1978年，第562页。）。当时最有名的尚武主张，即为军国民主义。所谓军国民，就是以国民而兼为军人。“盖惟富于国家思想者，知国与身之关系，而后能牺牲个人之利益，以求多数之幸福，掷头颅，流鲜血，以扬祖国之光焉。亦惟有奋不顾身之气概，而后爱国之热力始能实践。”（注：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20页。）
尚武之所以受到当时人们的如此重视，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当时强权政治盛行，力量就是权利。孱弱的中国要想有生存之地，必须以力抗力。其二，耻国人之文弱。中国的教育长期以来重文轻武，以温驯忍让为美。这虽有利于统治，但不适合生存竞争，因此，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来，误此见解，习非成是，并为一谈，是勇者日即于消磨，而怯者反有借口，遇势力强于己者，始而让之，继而畏之，终而媚之，弱者愈弱，强者愈强，奴隶之性，日深一日，对一人如是，对团体亦然，对本国如之，对外国亦然。以是而立于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吾不知如何而可也。”（注：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第74、173、131、402、128、129、141、73页。）
尚武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强健的体魄。严复说：“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158、144、54、157页。）欧榘甲说：“外国教育必有体操（当时人多把体育称为体操），所以强其体魄，壮起胆气，养成不畏强御，不慑雷霆之志。”（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158、144、54、157页。）正是对国民身体素质的重视，体育被纳入了中国教育。2.知耻、无畏。“知耻近乎勇。”人不知耻，勇从何来，所以时人非常重视唤起国民的知耻之心。甲午战后，宗室寿富创知耻学会。梁启超呼吁国人要“自耻其耻”。进行知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注：清华大学历史系：《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54、631、601页。）。无畏就是培养国民的无畏之气。张耀曾说：“安南之民，其气颓靡。缅甸之民，其气怯懦。犹太之民，其气驯柔。亡国民无生气，固如是乎……虎狼入室，强敌压境，而居尸余之气以待之，鲜有不亡者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三联书店，1978年，第835页。）这里所说的“气”，就是无畏之气。3.冒险进取，不畏艰难。当时对冒险的理解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我们常说的探险。《国民新灵魂》的作者说：“吾黄族之所以不发达于世界，无探险性质其一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三联书店，1978年，第595、543、273、574页。）二是强调做事要有勇往直前的态度，“有大刀阔斧之力”，“有雷霆万钧之能”（注：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218、217、170、170、61、61页。）。冒险除了豪气之外，还要有不畏艰难的坚忍性。梁启超说：“且夫所志愈大者，则其成就愈难；所行愈远者，则其归宿愈迟。”（注：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218、217、170、170、61、61页。）所以必须有忍耐无数阻力，一挫再挫，甚至及身不见成功的品德。4.军人魂、游侠魂。所谓军人魂，也就是以从军为乐，以战死为荣。游侠魂也就是重然诺，轻生死，慷慨赴难的精神。“重然诺轻生死，一言不合拔剑而起，一发不中屠腹以谢，侠之相也；友难伤而国难愤，财权轻而国权重，侠之概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三联书店，1978年，第595、543、273、574页。）
第三，尊智。自严复提出开民智的主张后，尊智成为清末人们普遍追求的品德。人们把智育提高到救国救民的高度。梁启超说：“凡权利之与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者也。故欲求一国之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注：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218、217、170、170、61、61页。）清末，人们兴学校，创学会，办报纸，都是为了开民智。那么，如何才算得上一个智慧之民呢？1.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知识技能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梁启超说：“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注：林志钧：《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二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谋生技能。“务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物无弃才，地无遗利，期有益于国计民生。”（注：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6页。）2.具有一定的政治素养。当时人们痛批专制君主的愚民政策，主要就是从政治方面而言。梁启超说：“使公理公法、政治学不明，则虽由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注：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218、217、170、170、61、61页。）3.具有基本的科学素养。就是要有一定的科学常识，破除迷信观念。
第四，贵我。贵我，就是人格独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个人。具体而言，贵我包括以下内容：1.肯定自我价值，肯定自我实现。谭嗣同说：“大抵全体，竟与一幅绝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注：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5页。）清末这种肯定自我的言论很多。比如《教育泛论》一文的作者说：“于天地之间而有我，天下皆宾而我则主也，天下皆轻而我则重也，天下之人皆不可恃而我则可恃也，天下之理皆不可信，而吾心之理则必可信，吾尽吾之力而已矣，吾行吾所是而已矣。”（注：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第74、173、131、402、128、129、141、73页。）2.权利思想。权利思想就是人人要有权利意识。梁启超说：“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是故权利之为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注：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第74、173、131、402、128、129、141、73页。）如果一个人没有权利思想，实为人格不全。“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注：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第74、173、131、402、128、129、141、73页。）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人们所强调的权利，是参与政事的积极权利。3.去除奴性。去除奴性，就是不屈从于外力，重视自我权利。外力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强权，主要指君权和列强。事实上，强权不只此二端。一切不合理的压制都是强权。二是权威。梁启超说：“故圣贤也、故豪杰也，皆尝有大功德于一群，我辈爱而敬之宜也。虽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为圣贤为豪杰者，岂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注：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第74、173、131、402、128、129、141、73页。）三是世俗。《说国民》一文的作者云：“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犹谓自由之形体；若能跳出于数千年来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外，乃所谓自由之精神也。无自由之精神者，非国民也。”（注：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第74、173、131、402、128、129、141、73页。）四是社会。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对社会压抑个性的倾向，有深刻论述。鲁迅说：“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以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8年，第357、377页。）
三、清末公民教育之评价
首先，清末公民教育中，被人们普遍崇尚的爱国、尚武、尊智、贵我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在当时弱肉强食，残酷竞争的环境中，处于劣势的中国需要这些精神，以振奋民气，革除萎靡。
其次，清末公民教育的主张，毕竟是特殊大环境时代的产物，它也存在着一些偏颇。这主要表现在过于崇拜强权。虽然弱肉强食是当时国际交往的现实，但强权毕竟是帝国主义者的理论。所以当时就有人对这种不正确的倾向提出了批评。鲁迅说：“今兹敢告华士壮者曰：勇健有力，果毅不怯斗，固人生宜有事，特此则以自臧，而非用以搏噬无辜之国。”（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8年，第357、377页。）鲁迅的本义是提倡尚武是为了自卫，但羡慕、崇尚强权的理论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也是受侵略国，崇尚强权理论，无疑是承认西方侵略的正确性。
最后，清末公民教育从内容上而言，不够全面。一是它过于注重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而且单向强调了个人对国家的义务责任。二是缺乏人文精神的教育。不能不说，清末公民教育中，工具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公民教育中以急切实用为目的，少了一些人文关怀。三是缺乏社会伦理的教育。这里所说的社会伦理，是指脱离于政治之外的人与人交往的伦理。虽然清末著名思想家都很重视合群的教育，但这里的合群，是指合民族、国家之大群，而不是社会层次上的合群。在社会交往中，西方社会非常注重的契约观念、诚实、信任、责任等，在清末公民教育的内容中基本是付之阙如。四是缺乏尊重个人权利的教育。这里所说的个人权利是指消极权利、私人空间，虽然当时人们非常注重人格独立，但这里的人格独立，更多强调的是自我的积极实现，争取权利，也是争取参政权利，至于私人空间的权利，当时大多数思想家对其是既爱又恨，甚至恨多过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