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双语口吃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双语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口吃，特别是双语口吃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领域。据报道，世界50％以上的人是双语者[1]，而大约有1％的人口吃[2]。很多关于口吃及其发展的所谓的“事实”都来源于对单语者的研究，而且研究对象大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至今所进行的跨文化测验或在双语人群内部进行的研究还非常有限。Bernstein等认为[3]，如果语言因素在预期口吃中具有重要作用，要检测以此为前提的假设模型的效度，那么双语口吃者可能就是理想的临床案例。而目前有关双语和口吃之间关系的数据却很少，并且这方面的文献在以下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如被试的年龄和数量、语言匹配、语言的获得年龄、两种语言的熟悉性及其使用、用来评定口吃及双语的方法等。而且现有的资料也不足以解释所有的发现。本文将从双语口吃的流行及其表现入手，对一些诊断和治疗方案进行介绍，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临床治疗师评定和治疗双语口吃者，并为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
2 双语口吃的概念界定
世界卫生组织把“口吃”定义为一种“言语节律”的失调，即说话时个体能准确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但因为语音的自发重复、延长停顿，而在该说的时候不能说[4]。根据上面的定义，口吃不同于一般的流畅性障碍，也不同于说话者由于对一种语言不够熟悉而产生的犹豫和重复现象。“双语”从广义上讲，指的是“完全、同时和交替的掌握两种语言”，或者“除了掌握其第一语言中的一些自发技能，个体对第二语言还有某种程度的了解”[5]。更广泛地说，双语也可以用来指多种语言。有人将双语分为两种类型：（1）混合型双语（compound bilingual），它指两种语言的获得条件基本相似，如在同一时间、同一生活环境中以同种方式获得的两种语言。（2）协同性双语（coordinate bilingual），指获得条件相差较大的两种语言[6]。协同性双语因获得条件及认知过程的差异，习得时难以延伸泛化。
双语口吃是双语者中出现的一种言语流畅性障碍， 这种语言障碍可能存在于一种语言中，也可能存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中。根据口吃在双语中的表现，Nwokah提出了三种理论假设[7] ：一种是口吃发生在一种语言中而另一种语言中没有口吃现象。第二种是口吃发生在两种语言中，且其言语行为模式在每种语言中相似，他称之为相同假设（same-hypothesis）。第三种是口吃发生在两种语言中，但其表现却各不相同，他称之为不同假设（different-hypothesis）。
3 双语口吃的流行及影响双语口吃的因素
3.1 双语口吃的流行
有关双语口吃流行率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前半期。例如，Travis等调查了芝加哥西部的一些公立学校[8]。接受调查的4827个孩子（男2405；女2422），年龄在4～17岁之间（平均年龄在8.54岁），以朗读和谈话作为分析口吃的材料。结果分析表明，口吃的流行率为2.61％。其中那些只说英文的孩子的口吃流行率显著低于双语孩子（除英语外还讲一、两种语言）的口吃流行率（1.8％对2.8％和2.38％）。Stern研究了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四个学校的1861个学生，也得到了类似的发现：在单语孩子中，口吃的流行率为1.66％，而在6岁之前会说两种语言的儿童中，其比率则为2.16％。而且，被判定为严重口吃的孩子中，双语者几乎是单语者的三倍[9]。
但在以上的研究中，对口吃的判断是以个别评定（仅仅用单一的任务或情景进行评定）为基础的。考虑到口吃症状在不同时间和情景下存在明显的变异性，所以个别评定可能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口吃者的自我报告法来收集其流行率的数据。例如，在伦敦大学开展的一项有关双语和口吃的互联网调查结果并没有确证Stern等人的发现[10]。无论是报告现在还是过去口吃，其报告的百分比在单语者和在双语者中几乎是一致的（分别为22.03％，23.52％）。但这个调查结果的可靠性还存在争议。因为报告者大多是女性，而在口吃者中，以往发现的男女性别比率大约为3∶1[2]。另一方面，有口吃史的报告者在两个组（双语者和单语者）中的比率都很高。这种高比率可能反映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个调查没有指导报告者明确区分哪种行为是口吃，哪些行为不是，而仅仅提问他们“是否经历过口吃”。因此，一些报告者可能把口吃和其他形式的正常不流畅混淆了。所以这个结果需要谨慎解释并暗示自我报告法可能并不比个别评定有效。
3.2 影响双语口吃的因素
3.2.1 双语的介入
Travis等的研究表明，双语和口吃至少在某些被试身上有着直接的关系[8]。在他们的研究中，对26％的双语口吃者来说，其口吃开始的年龄跟接受第二语言的时间一致。一些研究者认为，双语似乎是流畅性障碍的直接来源。例如，Pichon等对25个口吃者的研究发现，口吃可能归因于双语[11]。Karnio也报告了一个希伯来语—英语（Hebrew-English-speaking）孩子的口吃，承认口吃的发生和双语有着直接的联系[12]。她还认为口吃是一种句法超载功能；并引用Nudelman等提出的神经科学模型来解释和支持自己的观点[13]。简单地说，这种模型认为流畅性障碍反映的是在一个多通道系统中的不稳定的进程。言语运动控制涉及到两个主要的控制通道，外部通道负责思想和言语程序，内部音位通道负责发声器官的运动程序。由于双语中需要额外的时间进程，因而导致了不稳定性。而Stark 等提出的需要和能力模型（Demands and capacities model）认为，当孩子缺乏满足流畅性需要的能力时，口吃就发生了，也就是说，使用两种语言要求分配的资源超过了他们实际拥有的资源，因而导致了双语孩子的口吃[14]。
美国非赢利口吃基金会（nonprofit Stuttering Foundation of America）的研究也显示，儿童的语言能力会影响流利性。在一种特定的语言中，双语口吃者通常不具备其思想表达所需要的语法模式或短语。在口吃的开始阶段，双语孩子如果使用新的或者长的词汇（vocabulary words），或者更复杂的语法，或者在一个句子中把两种语言的词揉杂在一起，他们的口吃就会变得更严重。如果儿童的语言技能发展正常，父母不必害怕在3～6岁的年龄阶段中引进第二或第三语言。通常在4岁左右引进额外的语言，这是语言发展和口吃发生的一个关键期。Shenker说，“如果孩子的优势语言在适当的年龄没有得到恰当地发展，或者你发现孩子有口吃的迹象，那么在6岁以前最好不要引入别的语言。”[15]
3.2.2 缺乏经济安全和情绪不稳定
Travis等根据自己的研究指出， 缺乏经济安全和情绪不稳定可能是另一些起作用的因素[8]。在某些双语口吃的案例中， 被置身于新奇情境可能是导致口吃的一个重要（辅助）因素，Mussafia用这个因素讨论了国外矿工孩子中的语言产生和语言失调。根据他的观点，当孩子们到一个新的国家，也就是突然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时，口吃及其它言语和语言失调就会产生，特别是智力低下的孩子可能更难适应，他们变得很焦虑，从而产生言语和语言失调[16]。
3.2.3 语言的相似性
双语口吃是否流行受到语言的相似性的影响，例如，对双语者来说，说两种相关语言比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两种语言，是否有更高的口吃流行率？可以想像，两种相关的语言（如一种标准语言和它的地方变体（regional variety）可能产生更多的混淆，因而比那些不同的语言可能引起更大的流畅性障碍。但不相关的语言要求更多的资源，学习两种不同的词汇和句法系统，从而可能产生更多的流畅性障碍。一个语言变量，如语言的相似性是双语口吃流行的一个因素，无论其影响的方向是什么，这个发现都将支持口吃的发生与双语有关。遗憾的是，现有的数据还不能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
3.2.4 第二语言获得的年龄
口吃的流行和获得第二语言的年龄有关。在Au-yeung等所作的双语研究中，“中期”双语者（如在7到12岁开始获得第二语言的人）口吃明显低于“早期”双语者（第二语言的获得在0到6岁之间）或“晚期”双语者（第二语言的获得在12岁以后）。在早期双语组中，凡是在3岁左右开始获得第二语言的人比其它年龄组的双语者更容易口吃。然而，只在女性中，这个差异才显著[10]。同样，在Stern的研究中，6岁以前的双语被试比单语被试有着更高的口吃发生率[9]。大多数双语口吃研究所描述的被试是出生后就一直接受多种语言的，至今还没有报道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而发生口吃的[17]。第二外语的成年学习者对口吃存在“免疫力”，其原因还不清楚。关于成年人的语言获得是否不同于儿童，目前还存在争论[18]。有些观点认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第二语言获得的过程是一样的；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儿童和成年人其获得过程不同。最近有关脑成像的研究也发现，获得语言的年龄是影响第二语言加工时皮层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Kim等采用内部言语表达任务（如让被试回忆以前生活中特定时期发生的事件），研究了6个晚期双语者（成年早期接触第二语言）和6个早期双语者（在幼儿阶段接触两种语言）[19]。他们发现在晚期双语者中，第二语言和母语在布洛卡区其空间是分离的；而在早期双语者中，母语和第二语言表征在相同的前额区。而在威尔尼克区，被母语和第二语言激活的区域在两组被试中存在重叠，不受习得年龄的影响。与之相似，Dehaene等发现， 在晚期双语者中跟母语和第二语言相联系的不同区域都具有语言理解的功能。他们使用脑成像技术，评估了8个法—英流利双语者的语言理解过程。所有被试的父母都是法国人，且在7岁前没有学过英文，听法文故事总会激活左半球颞叶附近的区域，即左侧颞上沟的一些区域。然而，听英文故事却激活一个很不确定的左右额叶、颞叶区域网络，并有时局限在右半球[20]。
在晚期双语者中，母语和第二语言激活不同的皮层区的原因尚不清楚。Kim等假定，一旦皮层的语言表征形成于人生的早期阶段，随后就不会改变，那么，在人生的晚期需要使用邻近的皮层区来学习第二语言[19]。就双语口吃而言，在早期双语者中，相同的脑区用来学习和加工两种语言；而在晚期双语者中，多样的、变化的、不同的脑区互相补充。对于这个观点，一种可能的假设是早期双语者更容易口吃，因为同一大脑组织可以用来学习两种语言，口吃反映了这些组织的功能超载。相反，晚期双语者或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很少出现口吃，因为不同的大脑组织为学习第二语言作了补充。而且，这种假设似乎跟最近的口吃脑成像研究结果相吻合。这个研究表明，在发展性口吃中存在大脑左半球功能障碍的可能性。一些研究报道了在口吃者中缺乏语言半球优势的正常模式（patterns）[21]。然而，语言获得的年龄可能不是第二语言皮层表征的决定因素，熟悉性可能比语言的获得年龄更重要。研究表明，语言的熟悉性影响不流畅的频率和类型，被试在使用不熟练的语言时表现得更加不流畅。Perain等使用PET技术对印度语一英语双语者做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若忽视第二语言获得的年龄，语言熟悉度低的被试而不是语言熟悉度高的被试，每种语言的皮层活动模式（patterns）有很大差异[22]。虽然Dehaene等发现，在晚期双语者中，不同皮层区跟母语和第二语言获得有关，但在那些激活的区域，可能存在比较多的被试间变异，因为听第二语言时，一些被试显示出与听母语时相似的激活位置[20]。Dehaene等怀疑，除了第二语言获得的年龄， 被试间的变异可能归因于被试学习第二语言的特定条件（如不同的教学方法可能促成不同的语言加工策略，因此产生不同的大脑回路）或归因于大脑组织结构的内在差异。或许将来双语口吃的脑成像研究将帮助解决为什么年幼的儿童在学习两种语言时更容易出现口吃。
4 双语口吃的诊断
双语口吃的诊断需要区分口吃和由于对一种语言熟悉性有限而造成的不流畅。Mattes等提出一个重要的诊断问题是怎样区分口吃和其它的流畅性障碍，他们也引用了一个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7岁西班牙男孩的例子。这个孩子在说英语时，经常犹豫，也出现口吃那样的重复现象，但在说西班牙语时没有问题。当他很难想出一个合适的英文单词来表达他的想法时，就会出现犹豫及词汇重复的现象。因此，这种流畅性障碍说明他的英语不够熟练，而不是一种口吃性的失调[23]。
Waston等也强调要把口吃同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流畅性障碍区分出来[24]。他们认为，如果想要确认一个双语者是否有口吃问题，必须同时在两种语言中进行观察，如果只在第二语言中出现流畅性障碍，那么这种障碍可能与两种语言的获得和发展有关，因而不同于口吃的流畅性障碍。他们还把一些次要行为的出现或消失，当作一个重要的附加诊断标准，如是否紧张或眨眼，或说话时身体运动等。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伴随这些明显的次要行为，那么，他很可能就不是一个口吃者。
此外，一般还认为，口吃的典型特征不仅指其行为特征而且受情感和认知因素的影响。很多口吃者通常对人际交往产生消极的情感和态度，口吃也因此特别严重[25]。情感和认知因素的评估可能有助于区分第二语言流畅性障碍和口吃。虽然在一些语言中，还没有评定情感和态度的标准工具，但在访问时仔细的聆听和记录来访者的发言也能获得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
有研究报告，发展性口吃通常（如1/3到2/3的案例）有家族口吃的历史[2]。因此，如果一个孩子被确定有家族口吃史，那么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口吃者。
诊断双语口吃的一个困难是，如果临床工作者对被试的第二语言或方言不熟悉，或者他自己不是同样的双语者，那么他就很难对被试的正常不流畅或口吃做出可靠、有效的判断。Finn等提出的一种策略，可能有助于确认不熟悉语言中的口吃。那就是，临床学家把他的判断同患者自己的判断进行比较。例如，可以要求患者在口吃时提供非语言的信号（如举手）；使用流畅性诱导条件（如有节律的刺激，降低言语速度，延迟或掩避听觉反馈，变频反馈）也可能帮助从非口吃言语中区分口吃[26]。
对只会一种语言的语言病理学家来说，Watson等人建议训练说母语的人（Native speaker）来帮助评估双语口吃[24]。说母语的人能够帮助语言病理学家决定不熟悉的语言的标准流畅参数，也能帮助评定患者的环境、交流技巧及重要的态度方式（attitudes）。尽管要找一个训练有素的说母语的人并不容易， 但在很多场合，使用他们作为信使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5 双语口吃的治疗
有关双语口吃的治疗，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方法。Rustin等建议， 暂时减少使用的语言的数量，选择一种主要的语言应该是所有家庭成员最常用的[27]。Karniol记录了一个希伯来语—英语孩子口吃的发展，研究表明，干预孩子的双语教育可能的确有帮助[12]。他描述的那个孩子在学第一语言（希伯来语）时开始口吃；在出生后25个月时，也就是在这个孩子开始使用双语后约一个月，明显出现了第二语言（英语）的口吃。在后来的四个星期里，口吃变得非常严重，每种语言都只能发出单个的音节。这时，孩子的父母决定让孩子停止使用英语。随着英语使用率的减少，口吃也完全没有了。在口吃停止后大约六个月，当孩子再次说英语的时候，偶尔又有少量的双语不畅（disfluency）。
上例说明，双语可能是口吃发展中一个起作用的因素。与之相反， 也有一些人主张，通过另一种语言的经验来战胜口吃。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Jean Marc Itard 曾建议，将口吃的孩子置身于强迫使用一门外语的环境[28]，同样，Bhme也建议在讯吃（cluttering）治疗中双语可作为一个治疗因素[29]（讯吃，又称为“说话潦草”（scribble speech），是一种言语——语言的流利失调，表现为说话含混，话语模糊不清，快速或不规则的言语速度，突然的中断。它的语言混乱现象呈现语言的组织贫乏，构音困难，是一种表面上类似于口吃的言语不畅）。已有研究发现，孩子们在学外语时经常不口吃，或口吃变少了，至少在开始学习外语时是这样[30]。Lebrun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神经语言学的解释，其假设是，锥体束外（extrapyramidal）系统在正常环境的皮层控制下参与言语产生，并处理程序化的（routinized）的或无意识方面的言语，例如发音（articulation）和言语速度。然而，当使用还没有足够精通的一门外语时，他可能主要依靠大脑皮层。在这种情况下，锥体束外系统的干预是最小的。他进一步认为，在发展性口吃者中，大脑皮层对锥体束外系统参与言语产生的控制是不充分的。然而，当一个口吃者使用有限掌握的一门外语，他不大可能在那种语言上口吃，因为他几乎只依赖大脑皮层。当通过语言实践和练习后很好的掌握了这门外语，口吃才可能在这种语言中出现。大量的言语程序产生了，因此提高了锥体外系统发挥的作用[31]。根据这种理论，学习说一门外语可以有助于减少口吃，这类似一些不同寻常的说话方式和技术，如等时距的音节（syllable-timed）言语、唱歌、耳语（whispering）、唱语（用唱歌的方式说话）等，能降低口吃频率。
Eisenson建议， 儿童只有在对第一语言能够很好的驾驭之后才能接触第二语言。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这个建议[32]。例如Stahl等认为， 要求双语家庭限制他们自己说一种语言不能有效地阻止慢性口吃。他们认为，仅仅对双语孩子中有慢性口吃危险的特殊亚群体，例如有家族口吃历史的孩子，或者在优势语言中言语和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暂时取消双语才是合理的行为。如果只通过延缓双语教育来阻止孩子的慢性口吃，这是难以实现的[33]。Rustin等建议每个人同其孩子交流应使用一致的语言，以便孩子能识别和预测他可能听到的语言[27]。这个建议是基于“一个人一种语言”的原则。法语语音学家Maurice Grammont（1866～1946）首先阐明了这个原则，所以也称为Grammont原理，它通常跟一般的双语教育有关。
如果采取单语教育不现实， 那么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就是从孩子的优势语言入手来治疗口吃。仅仅当优势语言（dominant language）的流畅性障碍的数量显著下降，目标行为达到标准之后， 才开始第二语言（法语）的治疗。 运用类似的方法，Scott Troultman等也报告了一个20 岁的西班牙语——英语男性双语口吃者的成功治疗案例[34]。
有人可能会问，是否从一开始就进行双语干预可能减少治疗的时间。 也有人可能怀疑双语治疗是否可行，是否本来就不存在目标行为到非训练语言的自动转换。因此应该通过研究来比较双语干预和单语干预的作用。
总之，Shenker建议，如果孩子是双语者，并且他开始口吃了，那么在孩子的优势语言中监控口吃，因为那通常也是孩子发生口吃最多的地方；一次说一种语言；允许孩子在两种语言中混合使用词汇，但接下来应该在主要的语言中模仿他的话语；使你自己的语言简单化：当同你的孩子说话的时候，尽量减少快速说话和提问；如果口吃持续的时间多于6个月，应该去看口吃方面的言语治疗师[15]。
6 小结
虽然双语越来越流行，但双语口吃研究非常少见， 双语口吃问题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口吃虽然主要是一种神经生理障碍，但受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个人生活背景等）、环境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等）、各种活动和参与的语言能力的影响，各种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35]。各种因素可能决定哪一种语言受到更多的影响，如文化因素可能影响流畅性障碍在一种语言中的分配[36]。探究双语口吃的发生时间，影响因素及其不同水平的作用机制，语言学特点，诊断和干预，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