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产业性贫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趋势论文,产业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一直以来，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 涉及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一切问题构成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背景。目前，以农民收入相对低下为核心的“三农”问题是一个迫切的焦点命题。使农民越来越被动的非均衡经济发展状况正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对“三农”情况的研究，往往引人注目、争议纷纷。从经济学范畴看，农民收入相对低下是“三农”中问题的本质，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农业和农村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
概括地，当前对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解答：（1）“剩余说”。这种观点认为农产品供过于求，增产不增收。（2）“结构说”。 这种观点认为农业结构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偏大，经济效益型作物种植面积偏小，且种植、养殖种类趋同，特色产品缺少。（3）“市场组织说”。 这种观点认为农村及农产品市场缺乏有组织的农产品配售营销体系，不能从交易方面降低成本，也不能从市场预期方面引导投资和分散风险。（4）“农业主体规模说”。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农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生产经营为主体，不能实现产业规模效应。（5 ）“制度论”。这种观点认为二元户籍制度、城乡歧视政策、土地流动限制政策等等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尤其是那些限制自由权利的制度，妨碍了农民致富。
对应于上述几种原因，解决此问题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政府思路， 该思路着眼于解决上述（1）、（2）与（3）类原因， 体现在有关农业的历年中央文件中，基本措施一直围绕着农业产量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进行。但是，政府在采取措施保障或提升农产品价格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同时，又顾虑另一种情况，即保证农产品价格处于一个所谓的合理水平，不超出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第二种思路是学术界思路，该思路立足于上述（4）与（5）类原因，以周其仁为代表，他在《21世纪经济报导》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2002）中预言：当前农村状况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即在“温饱目标”驱动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之后，“农民收入和购买力”将驱动农村全部资源的又一波产权改革。也就是说，通过农村生产要素再配置，能够提高农民收入。
但是，政府的思路只能维持农民的温饱问题， 难以解决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以制度经济学方法为主导的学术界思路只能从效率途径促使部分人在市场经济下的富裕，依然难以解决农民阶层整体收入提高的难题。
笔者认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下农业产业性质， 能够从宏观经济层面上解释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主要客观原因，同时从方向上前瞻性地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
二、农业发展的贫困性趋势
1.迂回生产方式分割农业利润空间。奥地利学派认为， 现代经济中生产被划分为一系列的阶段，最近的阶段生产直接消费品，最远的阶段生产投资品，从最初投资到最终消费产品的过程包含的生产环节变得越来越多。而且，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越来越倾向使用更加“迂回”的生产方法延长产品到达最终消费阶段所花费的时间，也更能确保在长期内供应更多的消费品。因此，“迂回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应于众多的生产环节，需要进行技术协调与产权管理，这就产生对第三产业中某些行业和政府管理行为的需求。这种需求推动了以二三产业为内容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直接表现为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由于农业生产受产品性质制约，产业链较短，以资本增殖的迂回生产空间相对有限，相应地，农业的产值比重逐渐下降。另外，即使迂回生产方式应用在农业生产中，农业生产收益中的很大比率将被转移到生产化肥、种子、农药和农业机械的第二产业，农产品的加工增殖部分又流入到第三产业，迂回生产方式逐渐将农业领域的利润空间分割给第二、三产业。所以，从综合的产业结构发展看，迂回生产方式引发的内生性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制度性的农业整体收入比率下降。
2.农产品刚性需求特征冻结农业总产值。J.布莱克曾发现，大多数农产品市场替代性的量度几乎是同级的，具有高度的市场替代性。另外，由于对大多数农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相当低，农产品需求弹性的大小也是同级的。也就是说，对一个社会而言，在消费需求脱离基本生存层次后，农产品的需求总量停留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满足感性消费的经验型商品成为社会中主导性经济需求。
经验型商品是一种偏好性（而非满足生存性）产品， 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消费经历与偏好引导形成的稀缺性方面。制造消费体验和培育消费偏好的信息主导的交易成本是经验型商品成本构成的主要部分。信息经济学理论揭示，现代部门经济满足阿罗——德布鲁模型中隐含的信息假设：有关生产集合和偏好的信息是严格属于私人所有的。于是，在市场经济中，随着迂回生产参与者增加和市场细分，信息量和非对称情况会急剧上升，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和生成信息差距成为现代经济中经验型商品销售的重要内容，商品附加值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相比之下，农业作为传统产业部门，以下两个生产特征决定其信息是弱不对称的：1.农产品是一种搜寻型商品，而非经验型商品，产品附加值增加有限，价格基本受限于生产成本，很难以信息不对称方式获取消费者剩余，因此，价格比较稳定。2.农民群体数量众多，农产品供给替代性强，难以产生生产者剩余，形成策略性联盟的交易成本相对高，农业生产的边际利润容易趋为零。而且，农业产业活动的灵活性、行业易人性，使农业领域不可能产生丰厚的市场垄断利润。
所以，稳定的需求量和刚性价格使农业产值基本冻结于一个常量。我国在20 世纪80年代初实施农业改革后，农业产量和需求量已进入稳定阶段，以农业价格指数衡量，农业产值已趋于一个常量。但是，同期的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产值增长很快。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特征：农业产值比重和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
3.小结。农业的“非迂回”或“弱迂回”生产方式， 使农业不能从资本密集角度进行利润生成。农产品刚性需求性质决定了需求弹性系数绝对值的微小，划定了一定时期一定人口规模条件下农产品的消费总量上限，使农民增产不能增收，因此，农业的贫困是一种产业性的贫困；农民的贫困是一种阶层性的贫困。农业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趋于一种贫困化状态。
三、一些推论
1.解决农民收入相对低下问题，不能局限在农业产业内部，停留在农村地区。 传统经济是农业为主导的土地经济，土地使用权向最有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的农民集中，土地资源与农业劳动力大体上呈现正态分布。同理，在以城市为平台的现代资本集约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与资本的分布也应呈现正态分布。但是，从1990～2000年统计数据看，中国农村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73.59％下降至2000年63.78％，比重下降9.81％，农业产值比重从27.05％下降到15.9％，比重下降11.15％。1 农村人口比重远高于农业产值比重，且降幅相对缓慢，说明中国农村滞留了大量剩余人口，社会劳动力分布与资本分布不是正态拟合，偏离资本集约行业的那部分农村劳动人口的收入相对低下成为必然事实。所以，解决农民收入相对低下问题，必须遵循要素分配规律，使大量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美国人威廉·H·尼科尔斯也曾说过：“从根本上说，美国农业的长期问题不是‘剩余的’棉花、小麦或柚子，而是‘剩余的’农民”。
2.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但是， 发展经济学实证研究表明，第二三产业中实物与人力资本较大集中和基础设施增加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出大大滞后于产值变化。也就是说，存在一定因素干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此，诺斯认为，对应于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社会的知识存量和资源禀赋决定了生产率和产出量的技术上限，即形成经济的技术生产边界。同时，又存在着一种以产权结构为核心的从一切可行的组织形式中选择出来的结构性生产边界。一方面，结构性边界能使商品生产在技术边界以内达到成本最小而产量最大。另一方面，结构性生产边界抑制技术生产边界拓展，使生产率和产出量达不到技术上限。后一种情况表示现有的依赖于社会政治结构的产权体系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了，需要形成某些政治体制驱使结构性生产边界接近于技术性生产边界。依此理论分析，中国农村目前的结构性生产边界压制着技术性生产边界的上升。具体地，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形成的城市门槛和农村责任田隐含的保险（养老保障）功能就是阻碍性结构生产边界的体现。也是阻碍农民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因此，解决农民贫困，不能仅仅以农业产业化途径实现部分劳动力的内部性消化，根本的途径是设计一种产权安排制度，有利于土地集中，鼓励劳动力向城市现代经济部门转移，促使农村结构性生产边界向技术性生产边界移动，达到传统农业部门中劳动力与资本、技术的替代率与城市现代部门劳动力与资本、技术的替代率相同。
3.不同于生产力要素分配规律决定工人阶层整体收入低下的现象， 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者的统一权属体，农民收入低下不能完全以生产力要素市场流动得以解决。以我国实际情况看，以乡镇企业为标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首先是流向计划管制放松后的传统行业领域，然后是技术门槛低、易模仿的新产业领域。但是，这两个领域不能完全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19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农村的发展又陷入停滞状态，农民的收入也相对增长缓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样不能完全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以美国为例，1960年美国农业人口比重就已下降到10％以下，但是，在1970年以前，农业人口人均收入一直远低于非农业人口人均收入。直至70年代，美国通过保护农业法案，以目标价格为标准实施“差额补偿”和补贴储藏计划等方式对农民收入进行保护，农业人口收入与非农业人口收入差距才明显缩小。就世界范围看，补贴已成为发达国家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据统计，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的补贴占农民收入的1/3～1/2。在日本，农民得到的补贴是农业本身产值的2倍，瑞士则高达4倍。发达国家的农业已成为“反哺性”产业。就中国来看，2002年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产值仅占总GDP的14.53％，2 农业的经济地位在持续下降，在产业体系中已逐渐向“反哺性”产业转变。所以，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要考虑对从事农业的人口进行补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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