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与史学——从《刘大年来往书信选》谈起——读其文，想见其为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书信论文,为人论文,刘大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没有想到，大年同志会把近千封来往书信那样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书信延续的时间，从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时期到大年同志去世的当年，前后超过半个世纪。同他通信的人，包括许多前辈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顾颉刚、季羡林等；有日本、苏联、德国、法国、美国等著名学者；也有不少晚辈以至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因为大年同志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处在学术工作的领导岗位上，通信内容涉及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中国科学院三个历史研究所的成立，《历史研究》的创办，重大的学术讨论，中国史学会的重建、对外学术交流的组织等等，无疑为研究新中国学术史提供了一份可靠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这些信绝大多数是私人通信。写信的人没有想到日后会公开发表，通常是信口写来，直抒胸臆。胡思庸来信中讲到大年同志讲过一句话：“读其文，可以想见其为人。”后人读这些信，仿佛在听他们之间的随意谈心，可以从中领略到许多前辈学者的思想境界和风范。这一点，给我的形象更深，也更有吸引力。
通信中不少是讨论学术问题的。许多学术大师在发表意见时常常表现出那种出自内心的谦虚，没有一点“霸气”。如翦伯赞同志一封信中说：“此信我答不出，请您指定一位了解此事的同志代复为感。”范文澜同志信中说：“我粗粗想了下面的几条，你写时千万不要为它所拘束。”并且在“千万不要为它所拘束”，下面加了重点。罗尔纲同志信中讲到某一问题时说：“我不是‘不是’的问题，而实实在在是‘不懂’。”
这种谦逊完全不是客套，而是实事求是的表现。遇到有意见时，他们也总是直率地提出。如胡绳同志读了大年同志一篇文章后，在信中就说：“不大看得清楚中心要点在哪里，针对性是什么。我想，作者是要有的放矢地说明什么问题，但似乎还没有想清楚，故而也就说不大清楚。”“建议你把文章再磨炼一下。”但这些意见并不是强加于人的。信中又说：“所说未必尽当，奉上供参考。”同样地，郭老在一封信中说：“报告稿大约是集体创作，文词、气势不大一致。我只在文字上修改了一下，但整个地说，我对这稿子不大满意。”但他也说明：“我这些意见并不成熟，仅供参考。”谦逊是实事求是，直率地提出意见也是实事求是，这在他们身上是很自然地统一的。
这本书信选中，也收集了大年同志发出的不少信稿，同样使人有“读其文，可以想见其为人”的感触。
大年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又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书信中有一封他给老战友何定一的信，里面说：“你和我不但从战场上幸存下来，而且坚持到今天，看到了我们国家正在振兴起来，是当初料想不到的。”“八年抗战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我们这一辈子没有白过，我们尽了爱国的中国人的责任。我们受到了民族解放战争那个伟大时代的洗礼，也为那个时代贡献了大海中的一点一滴。我们不必与别人争光荣，也不值得与别人比高低。”“我们在自然规律支配下，很快都要最后作结论了，这个结论中将有一句关键的话：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大路，光明的大路。这是可以自慰的。”这些老友之间的谈心话，读了令人感动。当第二年我们同大年同志告别时，灵堂里奏的不是哀乐，而是雄壮的《我们在太行山上》，这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我想，在大年同志心目中，作为一个杰出学者不过是他作为一个坚强战士的一部分，学术工作只是他“尽了爱国的中国人的责任”的具体体现。
大年同志在学术工作中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来进行。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给他的信中称赞道：“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这样透彻的表述，确实是我近几年读过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一篇，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那是很高的评价。同时，大年同志从来不是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作很狭隘的理解。一切人类的知识遗产和科学的研究成果，他都愿意吸取。在一封信中，他说：“西方讲历史哲学的书，不乏精粹之作，如不久前出版的恩斯特·卡西文《文论》，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等便是。我希望多读一些，多了解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传统，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必须正确的对待，我们才能前进。”
在治学态度上，大年同志十分严谨。在这些信中，他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里只能挑选几个例子。他说：“研究工作是老老实实的工作。谁肯下工夫，谁就必得终有所获。”“谁有研究，谁就有发言权。问题是这种发言权，是建立在踏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而不是信手抓来一点什么，就自以为实现了所谓突破之类。”“材料与理论两者的准备都要比较充分，不可畸形。”“困难当然很大，但正因为困难，没有人作过系统研究，才需要我们去探索，提供新的知识。”这些话，很值得我们在从事史学研究时三思。
大年同志对青年人的热情关怀，也很令人感动。不少素不相识的青年人写信向他求教，他都不厌其烦地复信悉心指导。前面所说如何治学的话，不少就是在他给青年人的信中说的。
还要谈到一点：这部书信选的编者在注释上下了很大工夫。因为写信时，一些收信人很清楚的事情自然不必多说，但后来的读者看到时却未必能够明白。如信中“这篇文章”、“这些文件”之类，不作注释，读者就不清楚指的是什么。这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但对读者很有帮助。有个别来信中讲得不准确的地方，注释也作了交代。如大年同志一篇文章讲到“清人陶煦”，有人来信问这件事，说《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称陶煦是明弘治进士，注释中就说明那是另一个同名的人，大年同志所说的陶煦确是晚清学者。至于注释中还引用了一些文献资料（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两个文件）和访问材料等，它的重要性就更大了。
［收稿日期］2007-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