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作对的文学理论——2005年文艺学前沿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文学理论论文,研究报告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6）01—0006—06
2005年的文艺学界，不论是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还是前沿话题的论争，都精彩纷呈，令人应接不暇。但是，无须讳言，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值得我们警醒。本文拟围绕该年度比较重要的热点问题作一评析。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后，便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热潮，并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更引发了围绕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文化研究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这是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狭义的文化研究即文化批评，它将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这种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与形式批评或审美批评的差别，在于其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和旨趣：它不是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目的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而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论者认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非常相似，从而“照猫画虎”地提出，当下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纯艺术／文学的范围，社会生活出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以及文学性向非文学领域全面扩张的普遍现象。因此，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当下的文化／文艺活动的新状况，文学理论必须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①
这种文艺学无限度越界、扩容的主张，遭到了文艺学界原则性的批评。有学者指出，是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还是从西方的教条主义出发，是当前文艺理论工作者首先应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文艺学的对象就是文学事实、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文艺学的转型是大势所趋，文艺学的边界也不是一成不变，但是无论其边界如何移动，都不可能去钟情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因为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审美”其实不是审美，而只是对欲望的消费；所谓的审美景观，其实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为操纵消费所构造的假象[1]。文化研究力求消解文艺的审美属性，一味俯就人的感官、欲望，无疑助长了当今社会人的物欲化倾向。把文化研究看作是文艺学的“当代形态”，不仅是一种认知错觉和思想误导，而且也有悖于文艺学的品格，审美永远是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品格[2]。当然，文化研究的兴起显露出学科分工过细、思想体系陈旧和脱离批评实践等弊端，但不能就此认为文学理论必须向文化批评敞开大门，进行所谓的边界的移动，因为文化批评不属于文学批评范畴，跟在文化批评后面亦步亦趋，将危害甚至“终结”文学理论。论者指出，文学理论要摆脱当前的困境，一是将目光转向大众文化和批评实践，打破目前文学理论封闭和僵化的局面，重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二是必须谋求自身的理论创新，以切合审美经验和批评需要[3]。
法国著名的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提出了“文学事实”这一重要概念，在他看来，作为抽象审美范畴和学术理论的文学，迥异于同特定的经济政治体制密切相联的、作为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现象的文学，后者才是文学社会学关注的“文学事实”。罗贝尔·埃斯卡皮指出：“必须看到文学无可争辩地是图书出版业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图书出版业的‘消费’部门。”[4](P2) 可是，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已不再关心这一“文学事实”，他们热衷于谈论诸如“阶级”、“种族”、“性别”、“地域”等社会学话题和政治学话题，而且，谈论时基本不涉及文学。不仅如此，他们还硬要将它们拽入文艺学的研究范围，实在是莫名其妙的事。因此，有学者指出，这场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的论争，“是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范畴之外进行的”；“文化研究”者所谓的理论“拓展”，其实“是在编织和重复西方个别理论家的话语”[5]。
在笔者看来，文学中的批判精神是打通精神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审美中介，是文学对现实发言的重要依据。文艺学学科视野的挪移或是修修补补，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学的现实发展问题；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正视文学所面对的迫切问题，即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如何从已有的文学经典中汲取思想资源，呼吁重建适合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价值与精神，比起边界的移动更为重要；惟有思想才能使文艺学保持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发言权，而在根本上维护文艺学的学科活力。
文学经典的终结
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论争，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又一次正面交锋。
对于文学经典，文化研究的立场是承认经典的存在，同时又指出经典确立的复杂性和文化差异性，并解释隐含在经典认可过程中的复杂权力关系。在“后现代”风潮的推波助澜下，解构经典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有学者指出，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没有终止过，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每一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的过程。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这不仅涉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且也与经典本身的历史化过程有关。文学经典是经典化、历史化了的经典，文学史经典则是尚未经历这一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典”。论者引述了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德国读者对经典文学和时尚文化的态度，以及接受状况的有关材料，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这是文学的宿命[6]。 有学者则从文体学和文化学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指出它们通过拆解、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者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及其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这种“大话文艺”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文化抵抗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文化逃逸一面[7]。 大话文化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怀疑精神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很容易转变为与现实的妥协，或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利用现存统治秩序。
与文化研究“解构”式地研究文学经典不同，文学理论的思路是“建构”式的。有学者指出，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它们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并非一劳永逸；建构文学经典的因素是复杂的，它至少涉及了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称“赞助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等要素。如果不重视作品内部的因素，就寻找不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基础和条件。忽视作品内部要素的重要作用，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决定一切的观点是不可取的[8]。有学者则严厉批评了解构经典的做法， 指出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学史的产物，而且是文化史的产物。历史固然有着跳跃性、反复性、曲折性和偶然性，但是，经由历史的统合作用又具有历史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是任何时下阶段的前在规定性，时下阶段以其时代特征展开便构成此前历史的断代，断代有待统合于历史但尚未进入历史，而没有获得历史评价与描述的能力。因此，普遍性的经典重估，实际上是文学价值标准的历史性反思或历史性否定，这反思或否定尚有待于历史证明；大众文学趣味的权力化，导致了当下文学价值标准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经典解构或否定，不过是造势的危言耸听，是精英群体面对大众趣味权力化的现实所作的媚俗式价值退让[9]。
“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红色经典”作为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它内含了青春性和成年性的统一；“红色经典”的改编表明了当代人与自己历史的一种关系，表明了当下人的3种意向：一是对历史总体的重塑， 二是对理想主义重温的渴求，三是对人性丰富性本质的重认。“红色经典”从表面上看，是让人回到过去，从内在里讲，是引出了一种回不到过去的痛。这种痛是与当下的处境相关联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红色经典”改编，看成中国人在对重寻历史、理想、人性的漫漫途中的彷徨[10]。有学者则指出，对“红色经典”的确切定位是其资源再开发和再解读的必要前提。论者以还原历史的方式，阐释了“红色经典”在新的文学范式之创造上的成就，揭示了它所具有的现代民族史诗的基本特征，相应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刻画上的特色，以及它所具有的写实与传奇、典范与通俗并存的特性，对“红色经典”所具有的现代性予以了积极肯定。论者极力反对将“红色经典”日常化、平庸化和戏说化的时风，指出“红色经典”作为一代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人生教材，对那一代人的精神塑型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今天的再开发再改编，也应当把这一点放在首位[11]。
文学经典化问题，是文学阅读在当代社会民主化、大众化和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下必然要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表现出了一定的“发现能力”和“问题意识”，它们之间的论争，推进了人们对文学史和文学经典的认识。我们以为，借助后现代主义思想这一批评的武器，“解构”现存经典的工作并不难，难的是与此同时的经典“建构”工作。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必须是如同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文化弄潮儿”，“他们力图为文化定调子，追求‘新潮’，‘入时’或‘赶浪头’”[12](P66)。他们最为敏感、最具洞见力，最善于洞察并引导着大众的无意识和欲望，把握大众当下的状态，并提供可靠的文化产品，而将某种文化的潜能、趋势由自发状态转为自觉状态，从“小传统”到“大传统”，并成为特定时代全幅社会文化流衍的导向性因素。可惜，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学批评家除了理论的玄思妙想之外，几乎是无所作为的。
文学与图像的战争
视觉文化的兴起，是当今文化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以“形象”或“影像”主导人们的审美心理结构，似乎将已有的文字的传统阐释功能排斥殆尽，于是，伴随着“文学终结”论，又有了“图像”与“文学”之间的“战争”。
有学者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读图时代”，当代文化中图像的优势引发了一场图文“战争”；“读图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了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读图”的流行隐含着一种新的图像拜物教，也意味着当代文化正在告别“语言学转向”，进入了“图像转向”的新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读图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文学原有的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必须从容地面对这一变化[13]。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拟像”的概念，这里，“拟像”并不是“形象”，它是一个无指涉、无意义的空洞之物。论者提出，形象意味着距离，距离即美；形象的消逝，意味着艺术的终结。电视将表象性的“形象”经去真实化而转变为无现实指涉、无深度模式的“拟像”，而内爆了审美与现实的界限，营构出了一个“审美泛化”的世界，这对文学是一个根本威胁[14]。
对于“读图时代”的提法，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理论家从西方引渡过来的理论话语。事实上，在当下中国大陆，图像远没有成为这个时代信息和意义提取的主流能指。所谓“视觉文化”，在西方已是一个相当滞后的术语，所谓的“读图时代”更是一个虚拟的学术假象。视觉中心主义的提出，在虚拟中承认了“读图时代”的到来，散落在当下社会与文化中的破碎现象，经过文艺理论职业化的集中和夸张之后，在没有成为事态的情况下也成了事态。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视图文化及“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的民间表达，因为，在当下中国社会和学界，无论图像与虚拟的视图理论怎样微澜起伏，语言文字的叙事仍一如既往地在行进之中[15]。有学者则从“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出发，探讨了大众传媒、消费文化、图像传播，以及图像对于文字的挤压等问题，指出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是“阅读”的危机：当读者变成了观众，阅读变成了观看，审美变成了消费，真正的文学也就终结了。因此，文学的拯救主要是“文学性”或文学精神的坚守，即一方面坚守文学的心灵诉求、人性关怀与精神超越性，另一方面则是策略性地将文学的精神向图像文化形态“扩张”，将文本阅读的方法理念与价值观引入一切文本的读解[16]。还有的学者分析了现代与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视觉与听觉之争等问题，说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及其局限，提出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是处于共生关系的文学与图像背后的动力源，“图像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之时，真实的世界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回到真实的世界，这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尽管科学与市场会使艺术产生种种变化，我们却只可能有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会使自身与生活的结合日益紧密，而不是制造一个幻觉的世界来诱使人们远离生活[17]。
在我们看来，所谓“读图时代”的提法，依然是从西方“稗贩”过来的理论话语，而所谓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的论断，则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推断。事实上，以影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例，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文学和影视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影视与文学之间，既有相互“联姻”的一面，又有相互“疏离”的一面；即便是在图像的挤压下，文学语言的实验性和先锋性也在与新媒介进行竞争，而不断地拓展着文学自身的生存空间。在倡导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尽管现代电子媒介以极高的科技含量创造出了种种文化奇迹，但是，与电子媒介所制作的音响、图像、色彩、造型、动感、质感相比，语言媒介仍然是富于魅力的。文学与图像将永远并存，共同丰富着人们日新月异的精神生活。面对所谓视觉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冲击，我们没有必要哀叹现代以至后现代条件下文学性的消逝。
困境与超越
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8](P121—122) 西方文化批评家赛义德在他逝世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理论走入歧途而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热爱；他痛心疾首地感叹：“如今文学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那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在赛义德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可以说是被一波又一波的高调理论喊衰的。他认为，回到文学文本，回到艺术，才是理论发展的正途[19]。
对于这种“前车之覆”，我们的中青年学者不仅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反思，反而不假思索和批判地一味“移植”。他们不顾基本的事实，运用了“罪过株连”的逻辑，将文艺学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前苏联体系”，归咎于“审美主义”。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我国的文学理论早已摆脱了“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界广纳百家，在文学理论观念体系上、方法上、结构上，逐渐形成了开放的理论构架；它们在重大问题的阐释上，与“前苏联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大体上适应了当前文学发展的水平[20]。而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也并非一种根本不顾及文学外部文化蕴含的“审美主义”，所谓走出“审美城”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因此，近年来，“文化研究”者所鼓噪的文艺学“反思”，其实是一种涉及“文化权力”争夺的策略，更是一种破坏性极强的混淆，其中并没有太多学理可言。
在这些理论“先锋”们的鼓噪之下，文学理论研究者“追新逐后”，逐渐转向去研究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研究者而言，这当然是一种自由。可是，随之出现了一个后现代语境中的审美悖论：一方面，社会的审美心理机制大为萎缩，高品位的审美活动被“祛魅化”和边缘化；另一方面，以追求审美化和欲望审美化为旨趣的大众文化已经形成泛化的审美或审美的泛化。随着传统的文学经典及其高贵浪漫的本质被消解，鸡零狗碎、滥俗无聊、垃圾泡沫式的“大众审美”大行其道，烂仔、小丑的文化名人结队而出，招摇过市。本该弘扬的传统文化与文学精神日见萎缩，那些“本该深入研究的文学基本问题停滞不前，本该倡导的功能和价值发生了明显的倾斜”[5]。
那么，这些“文化研究”者在“喊衰”了文学乃至文学理论之后，有了哪些新的作为呢？有目共睹，这些文学理论的自我作对者，除了展示其挑战性的理论锋芒外，迄今为止，并没能拿出颇具分量的成果以折服他人。坦诚地说，这些鼓噪者也不可能会有太大的作为。因为，大部分的“文化研究”者严重忽视或遮蔽了我国文学和现实问题的特殊性，他们是为了控制学术话语权而移植，而不是为了研究解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主要问题而移植。为此，他们总是盲目、虚假地证明着西方理论的普遍有效性。这些“文化研究”者又大多出身于文学研究专业，他们所熟稔的不过是文本研究方法（textual approaches）；对于文化研究的“民族志”（ethnography）和“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等则是相当陌生，而暂告阙如的。与社会大文本相比，以印刷文字、图片存在，通过种种电子媒介生产出来的文本，不过是波德里亚所谓的“仿真”文本。“长期与这种文本为伍，既远离了真正的现实，也悖离了文化研究的实践精神”[21]。这种高蹈的学术研究姿态，使得所谓的文化研究不过是“书斋里的革命”，抑或西方某些理论的脚注，不期然间落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而不自知。
因此，在我们看来，所谓的文艺学“热点”，由于未能立足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现实，以及行进中的社会发展形态，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研究”者人为制造的。这些年来，自我作对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实现其所预期的目标。更深入一点说，那些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叛逆者”，将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理论，本意是为了文艺学的新生而另开“法门”，以救弊补偏。但是，即便“文化产业入门”、“模特、时装教程”这类著作十分需要，它们与文艺学研究也是两回事。而且，这批学者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思考与写作的是“后现代”、“后结构”，但是，他们在文化经验层面上又是在“现代”、“结构”的制约体系中挣扎；他们识别不了自身的生存状态，也分析不了捆缚其生存意志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些自我作对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既跨越不了文化心理的真正前沿，也超越不了他们的时代，包括他们自己[22]。迄今为止，文学理论的自我作对者们，尚未与“稗贩”西学的历史诀别。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的呼吁：“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
针对近年来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种种弊端，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真正的学问应该有真问题。现在很多中青年学者信奉西方所谓的“后现代真经”，而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很可悲的。目前，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凸显中国的现实问题，有了从中国的现实里面提炼出来的真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家认真去研究、去解决，这才可能有真学问[23]。此外，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本土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将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生命力的、有独特美学价值的话语、范畴、命题乃至于体系，以当代人的观念加以阐释，使之成为新的文艺理论系统中的有机部分。为此，必须借助于西方美学的眼光来进行观照，以充分展现古代文论的美学价值；同时，古代文论的一些命题，又可以裨补西方美学和文论的不足。
朱自清先生曾揭示过批评的任务：“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24](P25) 以健康的人文立场和强劲的批判精神，协调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重铸进程，文艺学的导乎先路与执旗领军，或许可在这意义上表现得更为充分、更为完满些。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早日诀别“稗贩”的历史，而身心俱进地进入一个创造学术的时代！
收稿日期：2005—11—28
注释：
① 相关详论参阅陶东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 《文学理论前沿》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