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中国”的歧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歧义论文,笔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一词，古已有之，初指京师，继而扩大到京畿、诸夏，具有国之中心与正统的意涵；等到“中国”作为近于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概念来使用时，则已包含了先前环绕诸夏、渐次交织聚合、进而融为一体的“蛮夷戎狄”。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进逼侵夺，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国家意识愈加自觉。到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概念在文人的日常写作中时有所用。譬如光绪十八年十二月除夕(公历1893年2月16日)，梁启超在《覆汪穰卿同年书》中写道：“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以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犹如仇雠。”①进入20世纪，运用更加普遍。如鲁迅留学时期所作《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破恶声论》等篇里，“中国”这个概念就已经运用自如，前者上溯“中国古说，谓盘古辟地，女娲死而遗骸为天地”②，后者认定诗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③。 在以往的鲁迅研究中，始于留学、到“五四”时期进入高峰、而后脉息不绝的个性话语，1927年以后的阶级话语，都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国家话语所受关注则相对薄弱。实际上，鲁迅作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之转型期的代表人物，身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时代，在其文学表达中颇多国家话语。鲁迅的国家话语出自不同场合，具有复杂内涵与重要意义，值得认真考察。“中国”概念在鲁迅这里就具有多重认知，本文对鲁迅笔下“中国”的歧义加以梳理与分析。④ 一、文化中国：负面传统与珍贵遗产 据目前所见，鲁迅文学生涯中最早言及“中国”，是在1903年10月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的《月界旅行》中译本《辨言》中。他从日本近代文学始于译介西方科学小说受到启发，认为科学小说“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而“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⑤鲁迅以启蒙者的姿态走上文坛，后来尽管视野不断拓展、思想渐有演进，但终其一生，未改启蒙之志。 启蒙者以异域文化为参照，以个性化的现代眼光审视中国文化，必然会发现其“先天”的不足与日久的锈蚀，施之以犀利的指摘。1907年所作的《文化偏至论》，指出：“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欲救治“自发之偏枯”，抵御“传来之新疫”，则“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⑥。同样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称许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与此相对，批评“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文中慨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⑦ 鲁迅作为个性精神启蒙的先驱者，在“风雨如磐暗故园”之时，不能不品味登高疾呼而应者寥寥的孤独与寂寞。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卷起大潮，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分析与澄清才有了深入的展开。其犀利的锋芒，指向许多文化弊端，诸如：残忍摧折女性的片面节烈观；严重压抑儿童的长者本位观；“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⑧之社会冷漠，围观的麻木——“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⑨；求稳怕变的惰性、保守性——“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⑩；“合群的爱国的自大”(11)；痴迷于形式主义的“十景病”；依赖门第或祖宗、抑或倚仗权势或金钱的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由此“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12)；等等。《狂人日记》以狂人的眼光翻看历史，从每页都写着的“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说这尚属小说之夸张的话，那么，《灯下漫笔》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文中把中国的历史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13)这里固然有力求震撼人心的杂文笔法，但毕竟是观点的直接表达，五四时期鲁迅对中国文化弊端的批判态度之激烈可见一斑。批判如此之愤激、甚至不无苛酷之处，正是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即消除了层层制御的等级制度，自己不被吃，也不再吃他人，不是做奴隶，而是堂堂正正地做人的时代。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国民革命高潮迭起；1927年发生“四一二”政变，社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鲁迅的思想随之发生了重要转折，加重了社会关注，但启蒙立场并未放弃，对文化中国的剖析依然向前推进。如《太平歌诀》讥刺国民性的冷漠；《习惯与改革》批评“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阻挠改革之保守，呼吁对习俗与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14)；《新的“女将”》与《宣传与做戏》等篇抨击瞒与骗；《吃教》批评国人的少信仰、无特操、追时髦；《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等篇指斥不顾儿童特点的中国儿童教育方法；《名人和名言》指出：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等等。 从国民性弱点及其赖以形成的社会文化生态种种表征，鲁迅自始至终保持批判的立场。在批评的语境中言及“中国人”与“中国”(15)，焦虑与激愤每每溢于言表，甚至不无以偏概全之嫌。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鲁迅之于中国只是一个激烈的批判者，换言之，中国对于鲁迅来说只有负面意义。其实，鲁迅自幼在书香门第长大，耳濡目染之中所受中国文化浸淫甚深，对中国文化的自豪与钟爱已经融入他的精神血脉。鲁迅赴日留学期间，日本一面是西潮澎湃，席卷整个岛国，另一面是人们难以割舍对日本传统文化的依赖，一些学者执着于日本“国学”血脉的延续。留英归国的夏目漱石就为这样的矛盾所苦，并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与疏解，这种文化冲突与夏目漱石等人的努力给鲁迅以强烈刺激与深刻启迪。近代以来，外部列强步步紧逼，内部腐败僵化日趋严重，经历了“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之后，“穷则思变”的思潮并未因此而中止，反而持续高涨。但无论是主张改良者，还是鼓吹革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向中国传统汲取力量。1903年前后，或是在中国留学生较多的日本东京，或是在中国本土的上海等地，《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第4期起改名《汉声》，另有“闰月增刊”《旧学》)、《国粹学报》《汉风杂志》《河南》(16)等杂志纷纷面世，向传统溯源是这些刊物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较早地实现了承传中华文化的自觉，从步入文坛之初开始，就展示出对于中国文化的双重姿态：既是负面传统的批判者、澄清者，又是珍贵遗产的眷恋者、发扬光大者。 《文化偏至论》设计的途径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7)。从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鲁迅在梳理中国文化“固有之血脉”方面，付出了无量心血，颇多独创性的建树。1920年，结合在北京大学等校的授课，他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小说史，1923年12月、1924年6月，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是为中国小说史开山之作。1926年9月至12月，编写讲义《中国文学史略》(后以《汉文学史纲要》为题出版)。他还乐在其中地辑录古籍，印行笺谱，搜集汉砖画像拓片。在他看来，中国文学虽有起伏跌宕，但是一脉相承，未曾中断，虽有地域之别，但息息相关，多元一体。先秦的悠远，汉代的豁达闳放，唐代的魄力雄大，为鲁迅所肯定自不必说；魏晋风度与浙东硬气对于鲁迅来说更是情有独钟；即使言及元、清两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述及元清两朝文学时，鲁迅仍是自然而然地将其纳入中国文学版图。《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为“宋元之拟话本”，第十四、十五篇为“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下)”，叙及清之小说，占七篇，较之明之小说，多出两篇。《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赞《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对满族汉军旗的曹雪芹之《红楼梦》评价尤高。鲁迅虽然屡屡讥刺那些总以中国精神文明历史悠久而盲目自满、抱残守缺者，但这一悠久历史无疑使他平添文化自信。无论是整体性地叙述中国小说史、文学史，还是片段性地言及中国文学艺术，鲁迅冷静的笔触中总是掩映着充实感与自豪感。 《故事新编》收1922年至1935年所作小说8篇，其主题指向，一方面着眼于国民性的批判与历史精神的澄清，诸如《补天》里二王为争王位殃及人间，学仙之逃生者的卑怯，愚忠者的昏昧，道学家的无聊，《奔月》里逢蒙的忘恩负义、狂妄自大，嫦娥的自私、懒惰、庸俗，《铸剑》里大王的残忍、贪婪，王后、王妃、大臣、太监的愚忠与蠢笨，闲人们的无聊、刁钻，《非攻》里曹公子的空谈“民气”，伯夷叔齐的僵化、迂阔、虚伪、自欺欺人，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唯无是非观”等，均在讥刺婉讽之列。另一方面则旨在刻画“中国的脊梁”。《补天》不仅以典雅凝练的笔触，出色地完成了文学史上要么竭力回避、要么恣意张扬的性描写，以象征的手法出神入化地把生命历程与历史进程叠印在一起，而且进一步表现了女娲以天下为己任的宽阔胸襟和敢于同灾难抗争的无畏勇气。在民族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撞击、显露出种种罅漏的背景下，鲁迅从女娲这位被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视为人类始祖的伟大母亲身上寻找到力量的源泉。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等差”说，主张“兼爱”、“非攻”，并有“摹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鲁迅早在1917年曾录写过《墨经正义》，后来在杂文中也多次提到墨子，他自身的务实精神与埋头苦干就同墨子息息相通。《非攻》选取墨子化解楚国攻宋危机的历史故事，形象地展现了墨子的思想光彩、聪明才智与人格风范，也褒扬了宋国的墨家弟子不惧强国、摒弃玄虚、切实备战的明智之举。大禹是中国传说中的治水英雄，中国传统链条中光彩熠熠的一环，据《庄子·天下》说，墨子称颂“禹大圣”，若非躬行俭朴实干、为天下而操劳的“禹之道”，不足谓墨。鲁迅自幼崇敬大禹，不仅自己的感情色调与行为方式上有大禹的投影，而且在《〈越铎〉出世辞》等著述中多次表露对大禹的崇仰之心，《理水》更是精心剪裁了几幅剪影，生动地刻画了大禹克己奉公、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的英雄形象。《出关》则把幽默的笔锋指向了道家鼻祖老子，一方面，借关尹喜之口批评他“真是‘心高于天，命薄于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借众人之反应来婉讽其表达幽曲、令人费解的“玄之又玄”；而另一方面，对老子也不无称许之意——老子对孔子拿六经这种“先王的陈迹”当鞋子的迂腐与固执的批评，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入微。老子之高雅与小吏们之伧俗，关尹喜对人才、学问的尊重与对老子的哂笑，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对照之中饶有深意。篇末关尹喜把老子的书稿“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更是绝妙的一笔，老子之玄言有用还是无用，引人深思。 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持有分析态度，当他愤激地表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8)，不管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全都踏倒”时，根本性的前提是如果那些古典阻碍我们的生存、温饱与发展之前途(19)。他对儒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适应等级制的伦理观、用以压抑人性的宋明理学，乃至越来越僵化、为统治者所利用的体系，而对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倒是不失敬意。 鲁迅视野里的传统，并不限于经典文化，还有广博深厚的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所极力张扬的复仇精神。取材于远古传说的小说《铸剑》，就是一曲为正义而复仇的壮歌。眉间尺的父亲费了整三年的精神，为大王炼成稀世宝剑，不仅没有因功受赏，反而以血饲剑，身首异处。杀父之仇激起了本来性情优柔的眉间尺的火性，他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毅然踏上了复仇之路。为了复仇，眉间尺不惜献头。为了伸张正义，黑色人宴之敖慨然相助。他不仅用计以利剑砍下了不义之王的头，而且当其落在滚沸的水里垂死挣扎时，他从从容容地斩下自己的头，与眉间尺的头协力奋战，将恶王咬得一败涂地、确死无疑，并且让那不义之王无法享受哀荣。眉间尺与宴之敖，以壮烈的殉身，达到了报仇雪恨、伸张正义的目的。其决绝的复仇精神与崇高的道义品格，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1936年9月所作《女吊》，赞赏绍兴戏剧中带复仇性的女吊，称之为“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20)。在鲁迅看来，在官家推崇的儒家恕道的对立面，民间还潜藏着脉息不绝的复仇精神，这是民族得以保存风骨、剔除赘疣的生命活力。 从留日时期开始，鲁迅一直没有放下批判国民性弱点的解剖刀，因此，常常招致误解。1925年1月17日，《京报副刊》发表《忽然想到·一》时，曾有鲁迅的附记，其中说：“又为避免纠纷起见，还得声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有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然而这么一说，我的杂感真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21)之所以要“画蛇添足”似的加以解释，就是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事实上，在批评国民性弱点的同时，他总是努力发掘与弘扬民族精神中的积极因素，后期尤为明确。1934年9月所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抨击“自欺”早已有之、“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的同时，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22)他所刻画的女娲、大禹、墨子、宴之敖，他所称许的王思任、曹雪芹、吴敬梓、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柔石、白莽等，就是这样的“中国的脊梁”。 鲁迅话语世界里的文化中国，是多色调的交织，有晦暗阴冷，也有光明温煦，有惰性的沉滞，也有灵性的活跃。加以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才能准确地认识其复杂性，防止误解的发生；也才能有效地汲取其资源，进一步激浊扬清，推动文明中国的建设。 二、政治中国：社会弊端与主权尊严 在鲁迅言及中国的话语中，政治批判占据相当的比重。中国人的“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是因为带有专制色彩的等级制度“一级一级的制驭着”(23)；“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想来只能‘……’。”(24)“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25)五四时期中国话语的政治批判固然深刻，但较多历史哲学意味，少有实证性的确指。1926年“三一八”惨案改变了这一态势，语调骤然愤激起来。《无花的蔷薇之二》愤然写道：“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26) 鲁迅早年参加过光复会的革命活动，满怀期待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然而，北洋政府段祺瑞治下有“三一八”惨案，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之后，仍有种种名目的盯梢、绑架、刑罚、杀戮，至于邮电检查、书报审查制度，书籍杂志删削不留空白，则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因为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成立，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便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27)鲁迅越来越意识到中国虽然迈进了民国阶段，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遗毒仍在作祟。他慨叹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中国，“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28)。如此社会，才会发生种种怪诞之事，诸如：湖南省主席在给教育部的“咨文”里主张禁止在教科书中把动物比拟为人类，北平社会局呈请市政府查禁女人养雄犬，等等。对于充斥着专制与荒谬的政治中国及其社会怪现状，鲁迅总是予以愤怒的抨击与辛辣的讥刺。 之所以有如此激烈的社会批判，恐怕同文艺与政治二者本性的冲突有关。正如鲁迅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所说：“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29)尤其是鲁迅走向左翼之后，所受政治压迫愈重，反拨也就愈加强烈。 当鲁迅尖锐地批评中国社会文化的种种弊端时，绝无事不关己的隔膜感与高高在上的超越感，更无幸灾乐祸的恶意快感，而是充满了深受其害的痛苦感、身在其中的羞耻感与急欲改变的迫切感，因为他就是中国的一分子，是挚爱自己的祖国、舍不得离开中国、割不断精神血脉的华夏之子。鲁迅对现实中国政治与社会多有批评，是因为在其心中自有一个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理想中国。还有一点必须明了，鲁迅所批评的也只是现实中国之政治与社会的一部分，其批评文体多为杂文，而杂文的文体特性之一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则，世间便不会有杂文存在。也许因为遭遇了太多的误解，1934年5月22日，他在致杨霁云信中做了实事求是的坦诚说明：“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30)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政治并非只有政府当局及其制定的政策，国家的尊严与主权亦属政治范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在列强的侵夺之下苦苦挣扎，出生于1881年的鲁迅，在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背景下长大成人。鲁迅1903年3月所作《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31)——所表露的爱国情怀始终不渝。他留学日本，最初选定医学，是为了强国，后弃医从文，也是因为他意识到要在列国角逐之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32)。《辛丑条约》签订后，沙俄十余万军队仍然盘踞中国东北。1902年4月中俄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协定俄军在一年半之内从中国撤走。然而，在第二期撤军的最后期限，沙俄非但未撤一卒，反而增兵南满，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表示其“保持在满洲独立势力的决心”。中国留日学生于1903年4月底在东京集会，表示强烈抗议，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前往抗俄第一线，并发电报和派员回国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拒俄。《浙江潮》第四期刊登了留学生给政府的上书，其中征引古希腊留尼达士率丁壮数百死战抗敌的德摩比勒之役的史实，慨叹“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何以吾数百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33)北京、上海、武汉、安庆、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开封等地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正是在如此背景下，鲁迅编译创作了颂扬斯巴达人爱国精神的《斯巴达之魂》，发表在《浙江潮》第五期(1903年6月15日)、第九期(1903年11月8日)。作品虽叙古希腊之事，并无中国字样出现，但意蕴深处却是中国情怀。正文之前的引语透露出“掇其逸事”是为“贻我青年”(34)。 1907年作《摩罗诗力说》，言及当时中国军人唱军歌“痛斥印度波阑之奴性”，希冀“精神界之战士”崛起而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破中国之萧条”(35)。“五四”时期在《随感录》中对20世纪初军士在路上唱“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让人振奋的往事记忆犹新(36)。这些篇章里的“中国”，既认同中国绵长连续的文化谱系，又彰显出强烈的中国主权意识。1925年6月23日为《莽原》周刊所作《补白》里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37)这是对国家权益的关注。 民国初年，政局不稳，北洋内部派系之争不断，南北更是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鲁迅内心深处其实很担心中国分裂。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7期《拟预言》里有“蒙古亲近赤俄，公决革出五族，以侨华白俄补缺，仍为‘五族共和’，各界提灯庆祝。”这是一种担心，后来的事态发展不幸而言中，“外蒙古”独立，不过不是中国的“公决革出”，而是苏联的策动与“外蒙古”的主张。1928年3月14日，他在《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里谈的是艺术，但篇末说“中国全土必须沟通。倘将来不至于割据，则青年的背着历史而竭力拂去黄埃的中国彩色，我想，首先是这样的。”(38)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还在北京，国民革命军尚在北伐途中。鲁迅对割据的担心与对统一的希冀溢于言表。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终于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但不久，民族危机加剧，“九一八”事变之后，鲁迅关于中国的话语里主权意识与危机感明显增强。《“日本研究”之外》认为应该研究外国，以保国家安全：“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照前例，那时就改称‘英夷’)，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39)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短短几个月时间，东北全境沦陷，鲁迅为之焦心，在多种场合抨击日本的野心与中国当局的妥协。后来，又通过为萧军《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作序来表达捍卫中国主权与尊严的意志。1933年发生福建事变(40)，作为左联成员的鲁迅对这种地方势力对抗中央政府的行动并不积极表态，一则与中共中央的判断有关，二则他担心引起列强操纵下的瓜分(41)。1935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鲁迅虽然对左联领导者所采取的解散方式并不认同，但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积极支持统一战线。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在杂文中表达出对国家主权与民族命运的严重关切。1936年10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所载《“立此存照”(三)》，摘引“九一八”纪念日的报道，一则是北平“警宪戒备极严”，另一则是“丰台日军突将二十九军驻防该处之冯治安部包围，勒令缴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军已自北平增兵赴丰台，详况不明。查月来日方迭请宋哲元部将冯部撤退，宋迄未允。”第三、四则是后续报道，所谓“圆满解决”，“互释误会”，两军后退，“驻丰日军附近，已无我军踪迹矣”(42)。整篇似谈文化，而民族危机跃然纸上，迫在眉睫；语调看似冷静，实则掩映着无比的愤懑。此篇慨叹“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接下来的《“立此存照”(六)》(43)则赞许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民众的觉醒。对中国主权的关注贯穿了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 三、历史中国：多元一体与中原意识 中国悠久的历史，鲁迅自然为之骄傲，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与金瓯无缺的国家版图，鲁迅无条件认同。但在其记忆中，总是抹不去异族入主中原时激烈冲突造成的创痛，在其历史中国的认知中呈现出斑驳陆离的复杂色调。究其主要原因，一则源于古老的华夷之辨观念，二则源自清末种族革命的影响，三则来自左翼政治的效应。华夷之辨的观念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受到挑战，譬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清等历史时期尤甚(44)，而且确实逐渐弱化，但是，到了近代仍未消泯，甚至在晚晴革命者那里成为号召民众、推翻清朝的一种思想武器。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翌年春修订的《兴中会章程》规定的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就显示出鲜明的华夷之辨色彩。1905年在东京成立新的革命团体时，孙中山不同意“对满同盟会”的名称，而力主定名为“中国同盟会”，指出革命的理由在于满洲政权的腐败，若有同情革命的满人，应当允许其入党。但是，同盟会入会誓词、1906年的《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与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仍有浓烈的种族革命色彩。章太炎在1907年撰写的《中华民国解》里，甚至提出了以汉代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作为中华民国基准的荒谬见解(45)。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革命党才正式放弃种族革命观念，确立了“五族共和”理念。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明确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6)但是，对于华夷之辨与种族革命观念浸染较深的人来说，古老传统与革命传统的印痕并不那么容易去掉，仍然时有流露。早年参加过光复会、又曾拜章太炎为师的鲁迅，即是如此。他在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越铎〉出世辞》里，就有如下话语：“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47)以汉族为“主人”，正是华夷之辨的表征。殊不知在历史的变迁中，随着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扩大，中心与边缘亦在不断变动，地域扩展，中心放大，而且中心与边缘有时发生位移，边地民族入主中原，诸如契丹、满洲等，也都以中国之正统自诩。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曾经隶属于中国的汉、晋等朝，后来走向独立，但又较长时期与中国保持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甲午战败，中国失去了对朝鲜的“保护权”，朝鲜逐步被日本蚕食，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朝鲜才获得真正的独立。由于历史的原因，部分国人总是以传统的眼光看待朝鲜，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里就表露过“中华民国”对“蒙回”(蒙古与新疆)“任其去来”而朝鲜、越南“必当”收回的想法。但是，历史毕竟已经前进到民国时代，鲁迅的历史中国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1919年11月24日所做《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里写道：“现在论及日本并合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48)1927年2月16日，鲁迅在香港青年会发表的讲演《无声的中国》里，一方面沿用了满洲人与“中国”对举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中朝关系上则显示出清新的曙色。他说：“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49)这里用的是以往用惯了的说法，以中国与满洲人相对，视异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侵入”，这是典型的中原心态。但在这篇讲演的末尾，又说：“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笔者按：原文如此)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50)鲁迅尊重安南(中国对越南曾有的古称)与朝鲜的独立性，这分明已经超越了其先生章太炎，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然而，正如历史演进起伏跌宕一样，鲁迅对于中国历史的体认也时有反复。一方面清醒地认同中国一脉相承的悠久历史与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另一方面，古老的华夷之辨根深蒂固，时而表露出来，二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1925年2月21日，鲁迅在《报〈奇哉所谓……〉》中回敬他人对其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言论时说：“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笔者按：原文如此)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和我们共存共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51)鲁迅的这番话语完全回到了既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国家认知。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看来，民族认同的根本标志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国家认同则在政治，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本来就是华夏不断融汇周边“蛮夷戎狄”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以国划定国族，国族之内若干民族历史上的冲突不过是兄弟纷争。清代的国家版图为民国所继承，回溯历史，现在同属中国的古“国”之间的冲突是内部冲突，同近代以来外国进逼中华引起的中外冲突，不可同日而语。 中苏关系的复杂化与鲁迅的思想变迁，更是给鲁迅的历史中国观增加了变数。在1928年前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开始翻译苏联左翼文艺理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当选为常务委员(共7人)。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团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样，共产国际(苏联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策便自然而然地通过左联党团影响到鲁迅。这种影响还通过冯雪峰、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与鲁迅的深厚友情而发生作用。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告苏联劳动人民书》中说：“共产国际对日益严重的反苏战争威胁的回答是，号召开展声势浩大的动员，发动无产阶级力量起来保卫苏联——所有劳动者的祖国和他们同世界资本主义斗争的堡垒。”(52)共产国际认为，各国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应该以国内战争化解资本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从而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这一意旨不久即传达给中国共产党。1929年5月下旬，中苏关系因中方逮捕苏联人员而骤然紧张，7月10日，中方武力接管中东铁路，7月17日苏中断交，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7月29日，苏军炮击黑龙江省密山县当壁镇。8月，中东路战事全面拉开，12月22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12月26日，中东路事件以苏联得利而告终。中东路事件期间，中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组织游行、发动罢工，支持苏联。陈独秀对此表示异议，成为被开除出党的重要原因。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明确指出“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在这种背景下，鲁迅的一些言论就变得微妙起来。 在中东路战事全面打响前夕的7月28日，鲁迅写下《〈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就7月26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一篇题作《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文章说事，实际上针对的是政府鼓动的“打俄国”。《快活林》文章称颂成吉思汗“夫一代之英主。开创之际。战胜攻取。用其兵威。不难统一区宇。史册所叙。纵极铺张。要不过禹域以内。讫无西至流沙。举朔北辽绝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犹复鼓起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那结论是：……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余故备述之。以告应付时局而固边圉者。”鲁迅斥之为“叙述详细而昏不可当的文章”，因为在鲁迅看来，“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可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53)即使到了1930年代，这种华夷之辨的痕迹在鲁迅言论中也不时有所流露。如1931年7月20日在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对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大不以为然，据此否认朱元璋“是民族的革命者”。(54)蒙古人自有其古老的历史，但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却是中国的一个朝代，而且是疆土最广的朝代，后来者称之为“大元”并不为过；蒙古人也汇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谱系，在这个意义上“元人”确为当代中国人的“先人”之一。1934年9月25日所写《中秋二愿》，把“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的说法，“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的做法，讥刺为“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希望“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55)。鲁迅这几篇杂文的历史中国观又回到了章太炎20世纪初的阶段。 如果说前引几处还只是历史观发生了回潮的话，那么，1931年9月21日，鲁迅在《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里所说的“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56)则是接受了借助共产国际表达的苏联观点，模糊了自身的国家主权态度，同前述主权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尖锐的矛盾。1931年10月23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虽然愤怒于“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但是，主旨在于抨击黄震遐描写成吉思汗之孙拔都西征题材的长诗《黄人之血》，将“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而且“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57)。1934年11月21日发表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里也说：“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58)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的历史中国认知与民族危机判断均出现舛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从中也可以看出传统观念是何等的根深蒂固(59)，现实政治的影响是多么难以抵挡，二者联手，智者亦难免为雾霾所困。 我们不应苛求历史人物的所有言论都符合现代观念，何况现代观念也在矛盾中不断演进，但是，我们应该在现代观念的烛照下，把历史人物的言论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理清其脉络，追溯其源泉，辨析其矛盾，判断其是非。对待古人应该如此，对待鲁迅这样伟大的现代文学家也不应例外。 注释： ①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②鲁迅：《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原题《人间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本文有关鲁迅引文均出自此版本)，第9页。 ③鲁迅：《破恶声论》(未完稿)，《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④广义的文化通常分为精神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本文在狭义上使用“文化”概念，文化中国指精神文化，政治中国偏重于制度文化。 ⑤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⑥(17)(32)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第57页，第58页。 ⑦(35)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70、102页，第65、103页。 ⑧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⑨⑩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第171页。 (11)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12)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255页。 (13)(23)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229页，第227页。 (14)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229页。 (15)如1932年6月18日致台静农信中说：“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发表过战死的兵丁，被杀的人民的数目，则是连戏也不做了。”战时打到闸北寓所的都是中国炮弹，“瞄准是不能说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 (16)鲁迅曾在《浙江潮》《河南》上发表作品，对其他刊物也多有了解，1927年7月11日所作《略谈香港》里还忆及早年《汉声》封面所题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鲁迅对刊物的记忆有误，应为《汉风杂志》的封面，《汉声》“闰月增刊”《旧学》扉页背面。 (18)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9)鲁迅：《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20)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37页。 (21)鲁迅：《忽然想到(一)》的《附记》，《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22)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122页。 (24)鲁迅：《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页。 (25)鲁迅：《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4页。 (26)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 (27)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28)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1-502页。 (29)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30)鲁迅：《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31)鲁迅：《自题小像》，《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33)参照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34)鲁迅：《斯巴达之魂》《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36)鲁迅：《随感录》，约作于1918年4月至1919年4月间，后据手稿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4-95页。张之洞所作《军歌》有不同版本，其中有“方今五洲万国如虎豹，倚恃强兵利械将人骄。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请看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请看犹太国名本古老，只因无君践踏如草茅。”张之洞作《学堂歌》有：“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埃及国，古老邦，衰微文字多雕丧。越与缅，出产旺，权利全被他人攘。看诸国，并于强，只因不学无增长。” (37)鲁迅：《补白一》，《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38)鲁迅：《看司徒乔君的画》，《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39)鲁迅：《“日本研究”之外》，《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8-359页。 (40)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1933年11月22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共中央对此未予肯定，国民政府当局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分化瓦解第十九路军，1934年1月21日，事变以失败告终，李、蔡、蒋等逃往香港，第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 (41)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1933年12月5日致姚克信中说：“闽变而粤似变非变，恐背后各有强国在，其实即以土酋为傀儡之瓜分。” (42)鲁迅：《“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48页。 (43)鲁迅：《“立此存照”(六)》，《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6页。 (44)可参看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160页。 (45)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里说：“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转引自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03年，在阐释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时，梁启超更认同“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73、1069-1070页。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混合而成”。(转引自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民国成立之后，曾有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企图从“五族共和”中寻找“民族自决”乃至分裂的罅隙，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才从1919年起重新阐释民族主义，不再提“五族共和”，主张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193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撰文，题目就叫《中华民族是一个》。 (47)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48)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49)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1930年1月1日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流氓的变迁》亦有：“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对举已经成为鲁迅的思维定势。 (50)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5页。 (51)鲁迅：《报〈奇哉所谓……〉》，《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3页。1925年3月5日《京报副刊》所载《聊答“……”》、1925年4月29日所作《灯下漫笔》、1925年11月18日所作《十四年的“读经”》、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的《老调子已经唱完》等篇中亦有同样说法。 (5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53)鲁迅：《〈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148页。 (54)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309页。 (55)鲁迅：《中秋二愿》，《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94-595页。 (56)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 (57)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9-328页。 (58)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59)把蒙古、满人与中国并称的不止这几处，还有1926年9月23日《厦门通信》、1934年11月2日《随便翻翻》、1935年11月6日《拿破仑与隋那》等。另外，1935年6月10日《“题未定”草 三》说：“‘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这虽是对三十年前的回忆，但仍依稀可见传统色彩浓重的历史认知。鲁迅：《“题未定”草(三)》，《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