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开放性和经济进步：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亚洲论文,开放性论文,日本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的世界，市场经济国家在很短的期限内就甩掉了历史的沉重包袱、克服了落后状态而进入了具有高生活水平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有很多出色的范例。下面我们且来考察一下这些国家和地区旨在最好地利用对国际市场关系的参与所从事的活动的一个方面。
（一）
重视日本和亚太地区的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所积累的对外贸易调节经验是有益的。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50—60年代期间使自已遭到破坏的经济转入和平的轨道（这一经济的骨干用今天的话来表示就是军工综合体），因此而为本国变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创造了前提条件。现在，日本在构成科技进步基础的一系列最现代化生产领域中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亚洲的“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由最贫的殖民地变成为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高者之一。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外贸易在形成国家（地区）繁荣中的巨大作用。21世纪有时被人们称之为亚太地区的世纪的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这五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对外贸易调节是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外贸易调节与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拨款紧密配合，协调一致。有一种观点极为普及，即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放弃了保护贸易主义政策，以便全力鼓励出口。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其对外经济政策中力图将保护贸易主义措施与以国外市场为取向结合起来。这一方面有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中捍卫重要的地盘，另一方面又保证在国外市场形势不利，必须建立新的部门或生产企业以及进行贸易谈判时拥有机动的自由。
还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观点是认为似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目的明确和始终不渝地推行建立高盈利的出口工业部门的方针。而事实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曾不止一次地改变其优先重点并在发展过程中加以调整。这些国家和地区从农业的根本改革开始，从而为工业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收了大土地占有者并分配了土地，放弃了稻谷的单一作物种值并提高了盈利率，腾出了劳动力）。工业化的基础主要是落后的纺织企业。在最初的年代里，人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张与廉价的质次的服装的生产和销售混为一谈。然而，这种产品能够占领自己的地盘并保证了生产现代化的原始积累。稍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使自己的纺织品的低价、有吸引力的外观和品种的多样化最佳结合了起来。
已摆脱了殖民地从属地位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将为加速工业化和保护本国生产企业的严格进口限制视之为取得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同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展示了保持落后状态和从属地位是刺激出口政策的结果的担心是站不住脚的。刺激出口政策规定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关系和广泛吸引外国资本来建立本国（地区）的工业。这就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可能解决对新的生产企业的投资问题和推广采用先进的技术来生产有竞争力的商品的问题。概括地说，亚洲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保护贸易主义政策不单纯是保护自己的生产厂家不受外国竞争对手的侵害，而且还大力促进能够在国际市场进行有效竞争的生产企业的建立。
美国的援助对日本的工业化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占领军统帅部保证了日本政府对经济非军事化计划的执行。美国促进了和平经济部门的建立和面向出口的方针，认为这是克服日本的政治不稳定性并使其参与国际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战争中日本丧失了四分之一工业企业、基础设施项目和住房面积，工业产值缩减到战前水平的60%）。
在朝鲜半岛和越南战争期间，日本得到了美国与保证军队供给有关的数百万美元的定货。在50—60年代期间，大量的美国资金输入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的经济。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美国把这些国家和地区视作为已开始了的冷战中的接近前线的国家和地区，而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则视作为显示“自由世界”优越性的一项指标。
然而，到60年代末，援助的缩减对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成了一个起推动作用的因素。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其变成了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进行竞争的对手。关税政策和非关税限制被亚洲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广泛用于与美国和其他高度发达国家的复杂的贸易关系中。
进口替代政策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已开始了的工业化过程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高关税壁垒保护了正在成长的生产企业不受优质的西方国家商品竞争的影响。国家（地区）内的资产阶级——新制度的支柱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巩固。随着工业中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失业率降低了。构成居民大多数的不富裕的阶层得到了当地生产的便宜的商品的供应。由于限制了进口费用，就可以降低外汇支出并将其用于工业化。然而，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很快就发生了国内市场的工业品饱和的现象。
有廉价的劳动力，就有助于确立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方针（出口商品的价格很低）。由于实行高关税壁垒，在日本钢铁工业受到了保护，在南朝鲜水泥生产企业受到了保护，而在台湾受到保护的是纺织工业部门。然而，由于人民缺乏充足的资金，日本和南朝鲜的电视机生产立即就开始面向出口了，而台湾面向出口的则是冰箱和空调器的生产。只是在以后，随着人民收入的增长和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加剧，当地生产厂家才开始重视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则受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不受国外产品的损害。
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正是政府对国家（地区）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就经济发展战略、优先重点部门、刺激出口的方法和保护本国（地区）生产厂家不受外国竞争者损害等方面制定了决策。这些国家和地区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归功于政府的周密思考的举措，而这些举措使自己的决策与市场规律相适应。殊知进口替代政策在为本国（地区）的生产企业创造了“温室的”即非市场的条件的同时也包含着产生毁灭性后果的可能。然而，正如亚洲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所表明的，保护贸易主义与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方针的巧妙结合可以产生辉煌的成果。随着本国（地区）生产企业的巩固，就有可能减小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并通过降低关税，取消进口的非关税限制等等办法实行对外贸易的自由化。
（二）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面向出口的方针会导致国家经济对国外市场的过大的依赖性。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符合实际情况：由于行情欠佳和竞争加剧在国外市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会导致预算损失，破坏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损失的大小则取决于经济和多样化程度，取决于国内市场的容量以及政府和实业界一旦有必要为使生产企业现代化或更换对外贸易的优先重点而实行迅速而灵活的反应时的能力和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亚洲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危机（能源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以及科技进步的新要求而被迫不止一次地改变自己工业的对外贸易方针。
工业面向出口的方针以及采取保护贸易主义的措施保护了当地的生产厂家并同时激励这些厂家改进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如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所证明的，生产有竞争能力的产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生产厂家可能获得先进的国外技术。将国民经济所有的部门同时都确立以出口为导向是不现实的。对于其中的某些部门来说，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是较为合理的。对于那些建立起来不能收益和当时还没有资金建立的生产企业的产品最好是实行进口。所以，主要的问题在于选择那些有资金保证并在确定面向出口的方针时能够最迅速地产生效果的部门。
亚洲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关法为进口现代化设备提供了优惠的办法。资金融通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自有资金的积累和对外国资本的吸收。然而，正如经验所证明的，外国公司只是在工业或出口的特区内才能获得很多优惠，这是为了不使当地生产企业的地位受到损害。之后，在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通过了一条新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对外国资本可以实行全国（地区）范围内的优惠。
其实，实行保护贸易主义措施是需要周密思考和慎重权衡的。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时必须极端慎重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规律的作用是受限制的，一些主观因素开始起着主要的作用。高关税壁垒和非关税限制保护本国（地区）的生产企业不受竞争的影响。这些企业可以不去关心提高自已产品的质量和降低产品的价格。为了获得优惠和特权而贿赂官吏的费用比其实行生产现代化的费用要少，而得到的回报却比后者快些。对于那些实行改革尚未结束的国家来说，保留改革前的结构、延缓改革过程和改革的不正常性的危险是很大的。这一发展前景当时既危胁日本（刚摆脱战争、经济遭受破坏和军事化），又危胁亚洲的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曾是宗主国的殖民地农业附庸）。
就面向出口和进口替代的正确比例问题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有些国际组织也将印度尼西亚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该国在80年代期间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现象。根据印度尼西亚新政府的倡议，在1983—1985年间对关税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研究的结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国家原来实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就其性质面言曾被认为是适中的，但事实上却得到了无法控制的发展。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广泛采用了一系列保护贸易主义措施。到80年代初，进口商品的特别税在更广的范围内普及开来，从价税增长了（其波动范围为0—200%）。到80年代中期，在25%海关税则号列中采用，进口的非关税限制，从而以价值表现可补偿进口总额的35%。与此同时，对进口商品的国内销售还课以附加税。然而，限制某些商品（木材、石油）的出口的措施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减少了外汇收入。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首先要保证国内的需要并使原料商品在国内进行更大程度的加工。
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出口的一些措施产生了相反的结果。鼓励工业品的生产厂家采购当地的配套产品由于这些配套产品质量低劣而减少了出口收入。对当地的进口厂家实行免激进口原料税，如同签发许可证一样，变成了重要的厂家享有的特权并使舞弊行为加剧了。禁止外国投资进入一些部门，比如说进入被认为是能够顺利地占有国家资本的部门，这也有利于使生产集中在少数大生产企业手中（由此而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那时在印度尼西亚所进行的比较分析结果，即进口替代政策和刺激面向出口的方针对就业和外汇收入影响的分析结果，是十分重要的。专家们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只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部门在同样的投资额的条件下所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四分之一。如果关闭进口替代的生产企业并就地组织出口产品的生产的话，那末，由此而失去的每一美元以后就将还回四美元的外汇收入。将那些实行高保护不受外国竞争对手影响的进口替代部门的投资简单地改变一下方向，即将投资转入受保护程度较低的进口替代部门，也是有利的（虽然受益的程度低些）。
（三）
日本是既实行严格的保护贸易主义又在国际市场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例证。然而，极高程度的保护贸易主义壁垒并末导致日本工业与外部世界的极端有害的隔绝。日本花费了大量资金在国外为本国工业购买已取得专利权的技术工艺和诺浩。日本商品通过极度残酷的竞争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自己的地盘（到90年代初，生产中出口所占的份额分别为：小汽车——48%，船舶——60%，复印机——77%，录像机——83%）。在50年代期间，对日本的进口主要是以非关税手段来进行调节，如签发许可证、规定限额。在60年代，日本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修改了自己的海关法。
在以后的年代中，保护贸易主义就开始为日本效力了，但主要的不是通过对本国生产厂家的保护，而是采取对外经济扩张政策的手段，其目的是确保占据市场。由于日本工业大多以出口为导向，并且其产品质量很高，所以能够对外国商品开放本国市场而不受损害。然而，外国是通过长期的疲惫不堪的贸易谈判才赢得了日本市场的这种让步。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也达到了放宽对进口日本商品施加的限制，从而将有关国家的产品不费劲地排挤掉了。
由于日本执行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1979年）八年计划的结果，该国关税率平均水平到1987年降低了25%以上，并且根据加工工业和采矿工业主要产品平均为3%多一点。进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按价值计算载能体和原料商品（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占第一位的话，那末，到90年代初，主要的进口项目就成了半导体仪器和元件（占进口总值的25%）、视频设备（占进口总值的17%）、检测仪器（占进口总值的16%）、电气设备（占进口总值的8%）、远距离通信设备（占进口总值的6%）。在1971年实行的总优惠制的框架内，日本（与工业大国一道）向14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优惠的关税。
然而，日本仍然积极实行进口的非关税调节。传统上农业一直受保护：在77种规定限额的商品中，农产品占了23种。广泛地采取标准和质量鉴定制度。这是实行进口限制的有效手段。
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该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优先重点，也相应地改变了其关税保护的优先重点。日本力图成为世界市场上高技术产品供给的领先国家（高技术产品包括光缆通信、生物技术、机器人制造、新一代的电子技术、超级合成材料）。这些节省资源型和节省劳动型的生产企业可以降低国家对原材料进口的依赖程度。日本越来越多地将家用电器、电视机、收音机和中等水平的通信工具的生产转移到第三国去。然后再将成品返销日本。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自由化。
韩国这个以前曾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且自然资源贫乏，只是片面地以向日本出口大米为主，现在变成了拥有先进工业的富国。之所以有这种可能，就是因为善于运用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这一方针。
在最初阶段，韩国领导人实行了进口替代政策，以建立工业基础。然而，出口很快就被视之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和实行工业化的“火车头”。国民生产总值中出口所占份额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年）初期的2.4%增长到80年代末之前的38%。韩国从廉价的纺织品的出口开始，成了国际市场上家用电器、海洋船舶、冶金工业产品、制鞋工业产品和小汽车的主要供给国家之一，开始发展本国的航空航天工业并且现在积极地在国外投资（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在工业化过程中广泛地采用保护贸易主义措施。韩国耗用了巨额资金用于在国外购买技术专利和诺浩，免税进口现代技术和设备，以装备工业。设立了向外国公司提供优惠的大出口区和工业区（但外国公司在这些区的范围以外的活动受到限制）。从1975年起，返还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原材料进口税的一项专门法律开始生效。然而，出口商广泛利用当地的材料，开始获得大量的补偿，从而缩减了原料的进口。
韩国利用降低保护贸易主义壁垒以取得贸易伙伴在市场上的回应让步（这些贸易伙伴主要是美国和日本）。此外，国家经济的加强、力图更广泛地利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交换的可能来实现生产进一步现代化的这一愿望，促使韩国领导人开始逐步实行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但对外贸易的自由化是在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进行的。
在1979年宣布实行“市场开放”政策之后，就采取了行政当局对进口实行监督的办法，其目的是消除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这是隐蔽的非关税限制（协议、审批、许可证、技术条件等）。1987年颁布的对外贸易法要求逐步取消进出口的限制。到90年代初，韩国就取消了化工产品、机器制造业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和电工器材进口的海关限制，并将原料和燃料、纺织品和皮革制品的关税几乎减低为零。然而，韩国在传统上一直保护农产品（肉类和乳制品以及蔬菜等）以及鱼类和海产品的高关税。
台湾所走过的道路是从一个单纯出产大米的最贫穷的农业地区发展成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名列前矛。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8%，这反映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大约有5%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军事防务的目的。很大的国有部门生产工业产品16%，这是台湾经济的一大特点。国有企业占300家大公司的商品流转额的一半。
50年代期间，台湾当局实行了构成经济基础的农业出口多样化的政策。除了稻米之外，台湾开始种植柑桔、蘑茹和其他作物。1968年美国授助的中止促使当局改行工业化计划。到了80年代，工业品在出口中所占份额高达90%。计划的成功实施有赖于工业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方针并广泛吸引外国资本和引进先进技术。建立实行自由关税制度的经济区和对外国投资实行优惠的法律使境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新加坡变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过程是与其在极其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条件下建立国家体制同步进行的。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立即就提出了这一个年青的城市国家的生存问题。在尖锐的问题中，有以下一些问题：几乎完全没有工业（甚至连饮用水都是从马亚西亚运送的）；英国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即将关闭（提供75%的就业机会）；四分之一居民的极端贫困的生活状况（有180万人，而且是多民族的，有华人、马来西亚人和印度人）；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府与马来西亚的对抗方针（1963—1965年）。
新加坡政府建立了强硬的国家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对经济的国家调节制度。实行了进口替代政策，以地区的基础部门产品的加工为支柱。但在1967—1968年间新加坡政策就推行“工业扩张和工业关系计划”，目的是在外国资本的参与下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
虽然在70年代初这一政策的实施明显奏效了，但新加坡仍处于极其复杂的经济状态中。主要的出口部门由于石油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而陷入衰退（新加坡当时已成为与日本并驾齐驱的包括巨型油轮在内的油船主要制造国家以及最大的石油加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领导走上了建立新的出口部门的道路，所采取的途径是积累自有资金和将外国资本吸引到电子工程、信息工程和生物工程中。新的“产业革命”使新加坡有可能保护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按人民生活水平这项指标，新加坡已超过很多发达国家。新加坡与香港一起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之一，在国外有大量投资（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
香港与亚洲的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之处在于：香港实际没有利用保护贸易主义措施。这与香港的特殊地位有关。中国有40%的出口通过香港，因此即使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也会长期保持特殊的经济单位的地位。过去，香港通过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完全一体化而力图加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香港会继续把重点放在发展面向出口的服装、玩具和手表制造业，虽然也会在银行和其他领域中广泛利用电子产品和高技术（香港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和商业中心，成为与鹿特特并列的最大的港口）。
香港的多数贸易伙伴考虑到香港奉行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所以不认为有可能对自己实行高关税壁垒。香港自己对限制其产品进口的回应是非保护贸易主义措施。例如，当美国实行由香港进口的棉制品服装的限额时，香港便转入生产毛织品和合成制品服装。而在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又实行限制之后，便开始进口丝、亚麻和柠麻制品服装。稍后，香港为了保存在美国的地盘就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建厂，因为关禁不适用于这两个国家。
因此，日本和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市场经济具有何等取之不尽的潜力，不仅对摆脱危机是如此，而且对于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根本改善都是如此。并且，这里所指的既有军事化经济的结构改革，又有工业的现代化，还有新的部门的建立或者从“零”开始的发展（落后的附属国的工业化）。
这种改革的形式和方法是极其多种多样的——从以国有部门和国家调节为支柱到较为积极运用“自发的”市场机制。然而，经济进步的—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地区）经济的开放性，这就要求采用先进技术和质量标准、面向世界市场和与国际分工体系一体化。
译自《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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