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①——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手论文,人民文学论文,文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6）03—0020—08
小引：对于“组稿”的特定理解与解释
1951—1952年间，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为直接背景，新中国文艺界兴起了一场规模甚大的整风学习运动。在此运动中，号称“文学国刊”的《人民文学》杂志遭受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重挫”。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对《人民文学》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应该负主要的责任”的艾青，被解除了副主编的职务。时任《文艺报》主编的丁玲，转任该职。②
就在丁玲履新之前，也就是在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展开之初，1951年11月24日，北京召开了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的“动员大会”。丁玲紧随胡乔木和周扬，也在动员大会上作了主要发言③。在题为《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讲话末尾，丁玲指出：
创作和批评是可以组织的，过去我们也组织过，但因为方针不明确，组织的稿子便不是在很好的计划中的。从我们的经验中，也知道比较有组织的稿子，是群众需要的稿子，是可以得到较多和较好的反映的。稿件的能否组织，依靠编辑部工作的是否主动。编辑部应该经常召集一些作品的座谈会，一些问题的座谈会，编辑部应该收集研究一些存在的问题，将资料供给作家，并且帮助作家下乡、下厂、下部队，帮助他们写作。编辑部是组织者，却不是只顾自己写作的人，编辑部的人员动了，开动了脑筋，作家们也就跟着动了，问题也就活动起来，文章就多了。文章多，思想讨论活跃，这样编刊物才有意义。编辑部不怕没有稿子，就怕自己不主动。
在这段话里，丁玲强调的就是“组稿”问题及其重要性。
组稿是刊物编辑部的主要业务工作，当时或称“组织”工作之一。“组织”也正是丁玲这段话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和核心概念。胡乔木和周扬在这次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也都直接强调了“文学组织”和“组织文学”的重要性的思想。④ 略加辨析的话，“组织”一词，即可作为名词，也能用作动词。在本文所涉的范围内，其实也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情境中，作为名词的“（文学）组织”，可被视为关于文学的制度设计；而作为动词的“组织（文学）”，则可理解为关于文学的策略手段。通常作为特定专业词汇的“组稿”，在其实际的运作特别是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文学活动中，其真实的含义就如“组织”一词，有着超越文学专业范畴的多项“语用”意义和功能。简言之，“组稿”是一项由特定政治—文化的权利所支配而进行的制度化、组织性的文学业务。它关乎中国文学的制度和组织建设及其运作，也关乎中国文学的资源利用、权力地位、价值归属及时代命运等重大问题。对具体的组稿者（如刊物、编辑等）而言，其切身利益更是往往系于组稿的（一时）成败。因此，组稿不能不是高度自觉的，有明确目的的，富于计划性的，需要讲究策略的。特别是，组稿不仅承担着文学的义务，而且还负有着文学的责任。这决定了它必须进入、渗透、参与乃至影响、左右、支配文学写作的各个环节和全部流程，当然也包括文学写作的结果（如修改、定稿、发表或出版等）。如同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一样，文学也被纳入了“计划文学”的制度之中。由宏观的“计划文学”的方针、政策，设计、制定具体的“文学计划”。组稿就是对“文学计划”的实际操作，或者说，组稿是对“计划文学”的具体落实。在此意义上，组稿可谓中国当代文学（本文特指“十七年”文学，其实也可包括“文革”时期的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作为一种制度化和组织性的操作或运作机制（方式、手段），组稿全面参与并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成及其历史。假如有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组稿史”的话，我以为它几乎就会是一部（别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⑤
《人民文学》既被制度化、组织性地设计、规定为新中国的“文学国刊”，它的组稿，或它与组稿的关系，不能不在动机、方式、效果诸方面具备远较其他文学刊物更为深广的自觉思考和多重诉求。它不可能仅仅着眼于刊物的自身（本位）利益，而必须自觉承担新中国文学建设的义务、责任和使命。因此，它的组稿既属刊物自身（特定）的一种文学关切方式和目标，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宏观走向的一种风向标和价值取向。概言之，它示范性地体现了新中国“国家文学”的想象、设计和实践。
一、组稿：文学的政治资源及最高权力的争夺
《人民文学》的“国刊”定位使该刊在组稿方面先天性地占据着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它可以有保障地享受到最佳文学资源的选择权和使用权。同样，几乎所有的文学作者及其作品也都以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占得一席之地而感到骄傲，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写作者的文学荣誉，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出某种“政治”的评价，尤其是在政治形势变幻莫测，作家命运难以自控的时期，这一点最显敏感。因此，《人民文学》的地位包括其组稿，在国家文学的体制及其具体情境中，一般而言是得到了多重保障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组稿对《人民文学》来说就会显得轻松或不重要了。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民文学》地位的无比重要，它的责任和使命之重也是其他文学刊物所不能承担的。所以，它的组稿往往反倒是最艰难的。它必须与其他刊物展开资源的争夺，以此维护自身的形象和权利。资源争夺的失败——如好作品被其他刊物捷足先登，或资源的“不当使用”甚至“滥用”——如发表了“错误”作品等，都将不仅使刊物蒙羞，而且还会导致政治评价的危机。此类“耻辱”经历，在《人民文学》历史上真可谓“史不绝书”了。一言以蔽之，组稿之于《人民文学》，同样是“性命攸关”的。《人民文学》的智慧必须在组稿上胜出一筹，这样才能保证刊物的特殊地位不会动摇。
组稿的资源争夺及权力的分享（乃至独享），首先表现在对政治资源及最高权力的争夺上。在这方面，《人民文学》具备“文学的最高身份”的地位优势，但更重要或主要的还是刊物在这方面所具备并表现出的敏锐的“自觉意识”和高度成熟的“政治智慧”。在《人民文学》的组稿史上，此类的“大手笔”并不鲜见。其中，向毛泽东的组稿并获成功，就堪称经典范例之一。
国家首脑、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诗人、文学家，这对《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来说真算是件“幸事”，因为恐怕也只有《人民文学》（另如《诗刊》等）这样的刊物才“配”发表这位独一无二的特殊作者的作品，也才“敢”将他作为刊物的组稿对象。对毛泽东的成功组稿，毫无疑问将显示出刊物在文学的政治资源及最高权力的争夺上所获得的最大成功和最高成就。《人民文学》组稿史上的这一得意之笔，落墨于50年代末，完成于60年代初。
1958年间，正值张天翼、陈白尘主政《人民文学》（正、副主编），他们听说邓拓藏有毛泽东的多首未曾发表过的诗词，这些诗词是邓拓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时与毛泽东的笔墨交往中留存下来的，遂商请邓拓见示主席大作。这批诗词有十几首之多。邓拓表示，《人民文学》如欲发表这些诗词，还必须上呈作者本人，由其亲自审定才行。当时，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也在《人民文学》任编辑，她的小楷素有好评，便由她工整抄录一份，连同主编代表刊物编辑部的一封信（请示、组稿），一起送呈主席，请求允许《人民文学》发表这些诗词。这是一次有些漫长的组稿，一晃四年时间就过去了。到了1962年五一节前夕，两位主编突然收到主席亲笔来信，内有词六首的校订稿，信中说明：“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就这样，毛泽东的《词六首》首发于1962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⑥
这次组稿的成功，在组稿者（《人民文学》）和作者（毛泽东）两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前者，这显然是一次十分敏锐的积极主动的组稿，并且充分利用了有效的组稿资源（即邓拓），这两点在此类个案上缺一不可。《人民文学》由此所体现出的与其说是“文学的动机”，不如说主要是“政治的智慧”。文学的政治资源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权力，经由组稿这一文学资源的争夺或利用形式，其意义显然已非文学所能概括了。
有意思的还在于，后者（即作者毛泽东）的回应组稿的方式也耐人寻味。一是相隔了四年之后，毛泽东才答应了组稿和发表的请求；二是毛从十几首诗词中仅选发了六首；三是对这六首词进行了修订，如“采桑子”词中原句“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战地黄花分外香”，“减字木兰花”词中原句“雪里行军无翠柏”，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等⑦；四是亲笔回信作为词作发表的序文，即述写作、修改之实，又记《人民文学》组稿之请，以此明了本事始末。从这几点至少可以肯定地判断：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这次组稿之请是十分郑重其事的。伸言之，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地位显然都持肯定态度，而且，对这份刊物也显然持支持态度。
这次组稿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对《人民文学》来说当然更具重大意义，它证明了刊物获得了最具价值、也是最高价值的文学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支持，享有了“文学政治”意义上的最高权力。这同时其实也就是对刊物自身的最高地位的再次“法定”确认。
组稿，组的往往就是（文学和政治的）权力。组稿的动机或目标，指向的往往也就是权力。往往就是对权力的渴望（有时是因为恐惧），构成了组稿的自觉动力。《人民文学》的独特地位，则使它有自信也有“野心”，可以将组稿指向最高权力。这是当代中国文学（或国家文学）中所谓组稿的最为突出而深刻的特性之一。
二、组稿：文学的（政治）风向标，或文学景观的塑造
通过组稿获取最具价值或最高价值的文学政治资源及其支持，以此显示或保证组稿者（通常是刊物，有时也会是编辑个人）享有的（最高）文学权力或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组稿的最高目标和最大荣誉。但此类“经典手笔”即使是对《人民文学》这种地位特殊的刊物来说，毕竟也是可遇而难求。既需智慧的把握，也靠机会的垂顾。“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一方面是其所具意义和价值的无与伦比，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不可能为常态。经典性的组稿当然是必需的，但它显然未必就会是必然的。经典的产生需要“历史的合力”作用，有时看起来甚至仅仅像是一次“巧合”⑧。
从政治解读的角度来说，中国当代国家文学体制中的组稿常态，（或其职业的、专业的责任和使命）主要体现为对“新中国文学”（或称“人民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工人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等）的形态及其发展方向的塑造、引导，其中也包含着评价⑨。显然，《人民文学》对此的责任在所有文学刊物中应该是最突出和最巨大的。它（的组稿）首当其冲也是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风向标，塑造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景观、具体格局和发展生态。就此而言，不妨说《人民文学》的组稿，“领导”并“生成”着中国的当代文学。这实在是不由任何个人的意志可左右或改变的，而是由国家制度所赋予的，而后，这又成为《人民文学》的一种自觉和使命——以及荣誉感。
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号称“革新特大号”。在这期的刊物上， 出现了久违了的沈从文的名字，他的一篇题为《跑龙套》的短文“被特意安排在本期散文的头条”。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沈从文的作品，在当时当然不会是无意而为的。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应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3月6—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等。这次会议还邀请了党外人士参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也就是从四、五月之交起，中共全党的整风运动逐步展开，党内外的建议、批评和争鸣之风随之波及全国。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了十三次座谈会，对中共党的工作和国家政治生活提出批评和意见。其间，5月14日， 文化部通令所有原来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但是，5月15日，毛泽东却已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其中指出，要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虽然如此，整风仍在进行。5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的社论。直到次月上旬，形势才发生了公开的根本性逆转。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此为标志，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运动。
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有一个细节是最重要的，许多人和事件的“命运”就是由此决定的。那就是在毛泽东已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时，原先的整风运动不仅仍在以“惯性”发展，而且还得到了鼓励，因此，局中人几乎未曾注意到风向的悄然变化，当然也就无从引起警惕。这使所谓的“阳谋”和“引蛇出洞”终于大收其功，一役定局。本文对这一细节的强调，就因为《人民文学》的“革新号”及沈从文作品的发表，恰恰出现在足以决定其命运的这一历史逆转的当口。这真可以说是所有不幸中的最大不幸。从本文的论题来说，《人民文学》在这一时期的组稿，无疑就是在“自掘坟墓”。但其悲剧或无法自控的是，它是因（必须）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且由文艺界的领导人直接授意才不由自主地被推入自掘的坟墓中的。
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文艺界自然必须有所作为，这关系到新中国（国家）文学建设的“国计”战略部署。但是，具体的操作或策略手段还是需有“政治设计”的，并非纯是文学分内的事。从理论上说，“百花齐放”也应该允许或认可“香花”、“毒草”一起“放”的可能性。不过，公然的、已知的毒草，其实并不在可放之列，否则，“反动文艺”就能假道借机流行了。同时，红色香花（革命文艺）虽应大力鼓吹，却又不足以体现“百花齐放”的盛况。因此，究竟放什么花，还真是必须慎重其事的。组稿是去觅花的，但花之所在，需有高明法眼指点。于是，“主管文艺界的周扬一再‘耳提面命’中国作家协会各刊物的负责人，要‘请动’多年搁笔的老作家写稿”。
周扬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
严文井“跟沈从文私交不错，这时欣然从命，很快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一起去看望了沈从文”⑩。这便是《跑龙套》一文组稿并发表的原委。
周扬面授机宜，指示《人民文学》去向沈从文“组稿”，这在当时实在是高明之极的一招。沈从文虽曾被斥责为“反动文艺”的代表作家(11)，但他在新中国的表现，则一向“低调”而“老实”，毫无“蠢蠢欲动”的迹象，更无“猖狂”之举，形同“死老虎”。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的语境里，他属虽有“历史”问题却无（或少）“现行”问题的一个“多年搁笔的老作家”。因此，从政治上看（政治的定性），沈从文当然与“香花”无缘，却也没有“毒草”的能量。他不是红色作家，倒又不必视如“黑”得一塌糊涂。“灰色”大概是他比较合身的政治色彩。彼时彼刻，“放”出一朵“灰色之花”，正可无伤大雅却又足能彰显政治清明地装点出盛世“百花齐放”的文学景象。——所以，组稿或中国当代文学，一定要讲政治，必须要懂政治，否则，充其量只能算是“匠人”的作为(12)。再从文学上看，周扬也不愧是一位精于此道且明事理的行家高手，他是完全明白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及其巨大影响力的，甚至可以说，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对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有着高度评价的。否则，他也不会在“政治上允许”的前提下，独独从“多年搁笔的老作家”中特意拈出一个沈从文来。正像他说的：“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因此，他心里应该十分清楚，这次“组稿”的胜利，必将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能赢利。从周扬对于《人民文学》的这次组稿的亲自授意和具体策划中，足以见出他是一个全局在胸、眼光深广的政治家，唯此他才足堪中国当代文学（政治）领导人的位置。
在上例个案里，我们已能判断，向沈从文组稿及“要‘请动’多年搁笔的老作家”，正反映了双百方针形势下中国文学的一时风向，体现了对文学景观的一种政治塑造动机(13)。不幸在于，这次组稿及发表的前后，正是天地变色之际，因此同样，当反右开始之后，因风向逆转，需要重塑中国文学的时代景观，则原先的所作所为就必须被推翻。于是，双百方针的产物顷刻间沦为“毒草”——时过境迁，现在它被视为组稿所犯下的错误了，《人民文学》1957年的“革新特大号变成了‘毒草’专号”。“中国作家协会很快编印出来供内部阅读的一本厚厚的《人民文学》毒草集”。组稿的错误，即“编刊物‘放毒’”成为当时《人民文学》工作责任人之一的李清泉的一条主要罪状，刊物领导干部中他第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14)。文学组稿的功过是非，已无基本的价值评判依据，完全受制或取决于政治（国家文学）的利益需求。
三、组稿：文学形式的政治潜台词，或人际政治利益关系的显现
并非所有的组稿都有宏大的政治背景或战略企图，但组稿这种文学的业务，仍然不能不以“政治标准第一”的，这是由中国当代文学（国家文学）的体制所基本规定了的。因此，在组稿的文学形式中，或隐或显地总能读出一些政治的潜台词。作为具体的组稿个案，特别是那些重要的组稿个案，其中还几乎必然性地会折射出中国文学领域中人际政治利益关系的（部分）真相。也就是说，组稿有时就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里人际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利益划分（归属）是目的，组稿是形式，政治则是尚方宝剑。
1955年下半年，继反胡风集团运动之后，反丁（玲）、陈（企霞）集团运动忽又接踵而起。丁、陈何以会在此时成为打击的靶子？原因无它，主要就是与胡风集团“沾了边”，“丁陈集团”被认为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同盟军”，是胡风集团企图“争取”的文学权力系统中的“实力派”。而且，这两大集团的“首犯”都并非“周扬派”（甚至还是“反周扬派”）中人。胡风集团倒台后，就轮到清算丁、陈（还有冯雪峰）集团了。丁陈集团可说是受到了胡风集团的牵累（一说这其实不过是“借口”而已）。像胡风案一样，丁陈案也使一批人陷了进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舒（群）、罗（烽）、白（朗）小集团”。就在为反丁陈集团而召开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期间，安排由《人民文学》和作家支部揭批舒、罗、白小集团问题。因为这三个人在历史上不仅和“反党分子”萧军关系密切——他们同属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萧军也与周扬不睦），并且也同丁玲关系密切。这两个集团的命运最终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尘埃落定。丁、陈、冯等不论，罗烽、白朗夫妇均划右派，舒群则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这一区别处理并非无意。未将舒群划右，“留着舒，像是体现‘区别对待’，体现‘宽大’，但仍给以党纪处分，长期下放”。不过，按理他们都是被剥夺了发表作品权利的，同样也不会有刊物敢去向他们组稿的。组稿或约稿，首先是一种“政治待遇”（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评价）。但是，1962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赫然发表了署名舒群的小说《在厂史以外》。这是怎么回事呢？
《人民文学》的老编辑涂光群透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1962年8月， 邵荃麟主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周扬前往讲话，散会后我看见久未见面的舒群访晤周扬，大约是申述自己的处境。”“不久，周扬指示《人民文学》杂志，可以向舒群约稿。”“很快，舒群自本溪寄来短篇《在厂史以外》”。“作家舒群这时对于广大读者已是久违了（自他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崔毅》后，已有七八年没发表作品）”。(15)
看来，不同的惩罚方式（区别对待）起到了不仅是打垮而且也是“瓦解”“敌营”的政治效果，预留的“宽大”伏笔，最终显示出了人际政治利益关系的想象可能。这也是一种政治空间的价值。——组稿的意义在这里充分显现了：周扬以指示《人民文学》约稿的方式，表达了对舒群的“赦免”，后者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而获得“解放”的身份。显而易见，没有周扬的指示，不说《人民文学》不可能去向舒群组稿，而且，即使舒群来稿，也不可能发表，更勿论会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发表了。（《在厂史以外》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
舒群算是幸运的一例，而反例则各有其不幸。“大约1954年下半年，开始批判胡风时，（引按：《人民文学》）评论组曾收到徐懋庸一篇来稿，稿中涉及了30年代文艺界纷争的一些往事，编委何其芳建议送周扬同志一阅。不久周扬退回原稿，上有一句批语：‘此人毫无进步’。……评论组退还徐稿后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向其约稿。”(16) 那时徐懋庸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内遭到批评，但仍正常任职工作，并未被完全“打倒”，也完全有资格写作和发表，且以其文名和地位，也应该可以成为《人民文学》的组稿对象。但是，周扬的一句批语何以使得《人民文学》“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向其约稿”了呢？当时的评论组编辑涂光群的一句话或许就暗示出了答案。他说：“这事（引按：指周扬批语一事）给我印象很深，觉得30年代老人们的关系真是复杂难测。”(17)——照本文的概括性说法，也就是特定的人际政治利益关系左右了具体的组稿与否。周扬的批语使《人民文学》醒悟到今后“不宜”再向徐懋庸组稿了，哪怕是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徐懋庸后来也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文章，那是借了1957年初的整风、鸣放的政治大气候。当然，随后很快也因大气候的转换、反右运动的兴起而彻底被打倒了。
50年代初，胡乔木、周扬同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连同部长陆定一，他们在处理相同问题时的（个人）具体态度有时是很不一样的。如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扬的批评意见比较显著，而胡乔木则主要是支持的态度。对于胡风及“胡风派”的作家，周扬的态度众所周知，胡乔木起初却并未视如仇雠。1955年毛泽东就“胡风集团”问题的处理征求陆定一和胡乔木的意见时，只有胡还认为证据不足，对毛提出了不同意见(18)。特别是，在此前的两三年，正是因为胡乔木的直接干预，路翎才被安排去朝鲜体验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生活，同时，胡乔木还明确支持发表胡风、路翎的作品。“当乔木指示了向胡风、路翎约稿，处在第一线的严文井、葛洛亲自出马组稿。”胡风作品此处不谈，1953—1954年，路翎就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记李家福同志》、《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多篇反响显著的小说。这都是在当时特定情境中经由胡乔木等人的具体“指示”而由《人民文学》专门组稿才得以实现的。(19) 鉴于周扬与“胡风派”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死结”，只有超越了周、胡的权力及其之间利益关系的胡乔木，以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才能决定《人民文学》在组稿与发表上充满着人际权利角力的胜负结果。如果没有胡乔木的因素，那么，是否向“胡风派”作家组稿或发表其作品，就将完全取决于周、胡之间的权利关系了。如此，结果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了。本文对此还有另一种判断，胡乔木当时之所以“力挺”“胡风派”的作家，是否含有“平衡”、“制约”周扬权利（一统文坛）的政治策略用意呢？相信胡乔木的“动作如此之大”应该含有政治方面的潜台词，将之视为单纯是对《人民文学》组稿工作的业务指示，恐怕是肤浅的。不过，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政治形势毕竟越来越明显地不利于胡风、路翎们，毛泽东的决策最终还是决定了周扬的“正确”和胜利。连胡乔木一度也只能“出局”了。就在路翎小说大获好评之时，“文艺界领导层的某些人，似乎已酝酿一股强大的反对路翎小说之风”。
有一次周扬到作协来，创作研究室的女同志们向他称赞“洼地”这篇作品，周扬笑笑对她们说：“怎么你们还没学会区分小资产阶级感情跟无产阶级感情啊！”(20)
以后的结果就不必细述了。从类似例子中不难得出一种结论或看法，组稿包括发表，尤其是《人民文学》这种刊物的组稿或发表，即使无关乎宏观政治，实际（个案）上也包含了特定的政治潜台词，显现出特定的人际政治利益关系。组稿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权利斗争或利益博弈的一种文学活动形式。
小结：组稿的“成本”
一经确认从“组稿”的角度研究《人民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史），立即就会发现，组稿的个案及相关史料之丰富有趣，足以写出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组稿史。不仅如此，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组稿之重要且特殊，根本在于它具体参与或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生命之中。一是它直接书写了文学史，二是它也参与或影响了（后世）对于文学史的“重写”或“改写”。就此而言，文学史上的组稿其实一直影响至今。这是一个前景广阔但尚未系统展开的研究课题。
本文着重从政治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组稿问题。但有限的篇幅并不足以“穷尽”作者的初衷，对于组稿的政治解读仍待拓展和深入进行。其次，除了政治角度，应该还有其他同样可行的视角——如文学传播等——能够充分进入有关组稿的研究。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最后将以分析“组稿”的“成本”问题来做一简略的小结。
组稿当然要有成本投入。它需要刊物在人力、财力以及时间等方面的实际投入。像《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它的成本投入又显然是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组稿成本的投入特点，在于它只算（或主要算计）“政治账”，而不计（或略计）“经济账”。这种政治—经济成本的计算思维（或方法），当然也是受制于国家文学的最高利益考虑，受制于国家计划体制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具备“国刊”地位的少数几家“国家级”的文学刊物（包括《人民文学》），充分享受着“举国办文艺”的“举国体制”给予的优厚待遇。唯其资源之富，故而它的组稿在成本问题上常常是无后顾之忧的。换言之，它的组稿可以是不惜（不计）经济成本投入的。关键是得保证有“合格”或“优质”的“政治产出”。“政治产出”的品质是“文学产出”品质的价值生命线，同时也将决定“经济成本”（价格）的价值计算方法。
那些年我每年有大半年在外边跑，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上海到新疆，从河南下湖南，又到云、贵、川，穿梭流动，跑遍了全中国。……李季（引按：时任《人民文学》主编）同志下死令说：你们出去，时间长短不要紧，但要抓到好稿子；稿子你们在外边基本上把它改好、编好，拿回来的争取是成品，能上版面。抓不到稿子提头来见！(21)
从刊物组稿的主观意愿而言，不必怀疑完全是想因此组到好的文学作品。但这种主观意愿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去实行，说到底，还是因为在“成本”投入的“预算”方面足以“有恃无恐”。也就是说，成本预算问题实际上是无需考虑的。今天想来，这是否也算是一种资源“挥霍”甚至“浪费”呢？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定情境，特别是其制度规定和组织方法，却使这样的组稿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依然成为文学中的“美谈”。只算政治账而不计经济账，反过来也可以说，经济账完全是为政治账服务的。在此意义上，其实是最大限度地计算了经济账，经济账其实是得到了最高度的重视。在这样的考察和分析视野中，组稿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及其价值地位显然也愈见分明。这当然也属中国当代文学组稿的一大特点。(22)
基金项目：教育部2003年博士点研究基金“《人民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关联研究”，项目批准号：03JB750.11—4400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关联研究（ 1949—1966）”， 课题批准号：2005BWY004。
注释：
① 本文是作者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中“组稿”现象的文章之一，从属于有关《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6，即通常所谓“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时期）关联研究项目。
② 参见拙文《文艺整风学习运动（1951—1952）与〈人民文学〉》（《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引文出自《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人民文学》，1952年2月号），该文系《人民文学》编辑部对自身错误的“检讨”，署名“编辑部”。
③ 胡乔木、周扬、丁玲三人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均载《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下文所引丁玲讲话内容也据此，不另出注。
④ 对于“组织”与文学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的强调，在中国左翼文学理论、中共各级领导人在各不同时期和场合的讲话（指示）、新中国文学等等之中，所见多多，远非止本文略举的胡、周、丁三位。但因丁玲系本文所论的“直接关系人”——其时正出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且其讲话时境也正在本文所论的范围之内，所以引其所说应是比较恰当也具说明性的。顺便提一下，与文学的“组织”概念相关的“纪律”（文学纪律，作家的写作和行为纪律等等）一词，也是胡、周、丁三位等的讲话中被反复、突出地提出的。
⑤ 在国家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上， “组稿（的文学史）”是可以纳入我所谓“国家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中来理解和探讨的。所谓国家文学，简言之就是由国家权利（包括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等）全面支配的文学；同时，国家文学相应地也就成为国家权利表达或体现的一种自觉形态或方式。显而易见，当国家权利全面掌握了所有的文学资源、文学评判（标准）和文学可能性的最高乃至唯一的权力时，国家文学就必然成为文学的现实，文学就必然成为国家文学。对此，作者将另行撰文专门探讨。
⑥ 上述关于毛泽东《词六首》的组稿及发表史料，系据原《人民文学》编辑涂光群、周明的文章综合而成。涂光群：《毛泽东词六首发表内幕》，收入作者的《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周明：《毛泽东与〈人民文学〉，收入作者的《雪落黄河》，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7月。周文中还提供了一个“组稿”细节，因1958年的组稿请示一直未获毛的回音，1962年初便又再次向毛请允，这次终获成功。
关于毛泽东的这封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从创刊（1949年）到停刊（1966年）间所使用的封面刊名字样，是经毛泽东提议的郭沫若的题字手迹。而从1976年复刊起迄今，封面刊名字样则一直改用了毛泽东为发表《词六首》而于1962年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这封亲笔信中的字样手迹。这也是由毛本人同意刊物所请才采用的。
⑦ 此据涂光群：《毛泽东词六首发表内幕》。
⑧ 1975—1976年，《人民文学》和《诗刊》等相继酝酿“复刊”。这一次，毛泽东的《词二首》“花落”复刊的《诗刊》首期（1976年元旦），《人民文学》只有“转载”跟进的份了。
⑨ 比如，胡乔木、周扬、丁玲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当时文学现象和文学刊物的一系列严厉批评，也都可以理解为包括了对组稿不力或组稿错误等编辑工作问题在内的不满。参见《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所载三人讲话。另参见拙文《文艺整风学习运动（1951—1952）与〈人民文学〉》（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
⑩ 上引均见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据《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按：其时实际负责《人民文学》具体编务等日常工作的是李清泉，1957年7月的“革新特大号”及前一期的5、6月合刊，都由他主持。但是稍后的反右运动中，这些又都成了他的罪证。李清泉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内第一个被划右派的领导干部。2003年夏季，本文作者开始进行有关《人民文学》项目研究之初，即赴京往访年已八十的清泉老人，蒙其慷慨赐教，收获“口述史料”甚多，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本文所论时期的诸多人、事话题资料，感谢无已。有关资料待另行整理。
(11)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年）。
(12) 参见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据《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
(13) 涂光群：“1957年三四月间，秦兆阳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文和修改王蒙小说问题以及被认为贯彻双百方针不力而实际靠边。李清泉‘受命于危难之际’，回编辑部接编《人民文学》。他执行作协领导的指示，大胆果断，贯彻双百方针毫不迟疑。以其编辑的胆识、慧眼和辛勤努力，编出了体现双百方针的《人民文学》5、6月合刊和7月革新特大号。他扩大了组稿面，使‘五四’以来一批老作家如康白情、沈从文等重新面世，同时推出了李国文、宗璞等一批新人的力作。”——引自《中国“作协”反右扫描》，据《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
(14) 参见涂光群：《中国“作协”反右扫描》。
(15) 涂光群：《舒群的“寓言小说”》，据《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另参见《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两文，均收入上书。
(16) 涂光群：《中国“作协”反右扫描》。
(17) 同上。
(18) 王康《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毛主席在发表胡风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前，将原定的胡风文艺宗派集团改定为反党集团，并决定要逮捕法办。他以此征询陆定一和胡乔木两人的意见。胡乔木同志在1980年党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复查平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情况汇报的会上说，在毛主席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应该批判，但将胡风集团定为反党集团，他认为证据不足。而且宪法刚刚公布，对于逮捕胡风，他也认为不妥。（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3页）胡乔木同志还说，毛主席征求陆定一的意见时，陆表示完全赞成毛主席的主张。在这次听取汇报的会上，有人还听到胡乔木说：周总理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后说过：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统战部要注意这个问题。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据《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19) 涂光群《记路翎》：“假使不是当初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发了话（包括作家路翎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也是乔木指示安排的），又假使不是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杂志的领导班子改组，很难设想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季，这份权威的全国文学刊物会顺利地拿出那样多版面，以相当显著位置连续发表路翎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优秀短篇小说”。“1953年7月，《人民文学》改组领导，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作协新任党组书记邵荃麟兼任主编，作家严文井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葛洛任编辑部副主任，胡风被吸收参加了编委会。”“这时乔木发话了，要《人民文学》广泛团结作家，包括发表胡风、路翎等人的作品。”“《人民文学》因而制定了新的编辑方针”，“但是发表胡风和‘胡风派’最主要的小说家路翎的作品，要是没有主管文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发话，那是谁也不敢做主，谁也没有这样大的勇气的”。——据《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
(20) 涂光群：《记路翎》。另参见《胡乔木和周扬》一文。又，本文上述史料，多取材于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一书。涂光群先生也曾几次接受过本文作者的采访，并慷慨提供了有关文字资料及“口述”史料，谨此再次致谢。本文作者所获资料将另行整理使用。
(21) 周明：《编辑部的老师们》，据《雪落黄河》。又，在我因相关研究而采访《人民文学》的老编辑及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的过程中，相似的组稿历史细节或情形描述（回忆），听闻甚多。听多了，不免有了想法。不过很抱歉的是，讲述人无一例外是以赞赏的口吻、肯定的态度提供了此类史料，而我最终却将之作了“非分之想”的依据。同一史料的功能与价值，因之走上了异途。
(22) 本文之作，原拟还有一节专门讨论“文革”时期的文学组稿问题， 但现在看来只能另文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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