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国文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山论文,国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敦煌西汉金山国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孙张承奉五代初在敦煌地区建立的一个独立政权。有关金山国文学的研究，自敦煌遗书出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曾进行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藏经洞打开将至百年之际，现将这方面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金山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及其代表作
敦煌西汉金山国的文学作品究竟现存多少？长时期中，似无人专门做过检点。近几年，颜廷亮先生参照诸家论文所及及他本人所见，统计为三十六件。他并指出：由于敦煌遗书散藏于国内外公私之手，迄今仍有不少未曾公诸于世；敦煌遗书中有很多文学作品并没有可以确定写作时间的明显标记，其中有些可能也是产生于金山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因而，仅说三十六件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金山国文学作品的全部。这三十六件中，有很多作品文学色彩并不怎么浓，文学水准也不怎么高，从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等方面能作为代表作的，只有三篇：一是《白雀歌》，见伯2594卷背和伯2864卷背；二是《龙泉神剑歌》，见伯3633；三是《沙州百性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下文略称《上回鹘天可汗状》），见伯3633卷背。
对这三篇代表作以及整个金山国文学作品，王重民、王冀青、李正宇、荣新江等先生从史学角度进行过研究，发表论著也较多，近年来，颜廷亮先生从文学角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敦煌西汉金山国之文学考论》（为作者向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见《敦煌文学概说》，1995年出版。）、《敦煌金山国史的文学三部曲》（《丝绸之路》1994年第1期）等多篇文章， 并将出版《敦煌金山国文学导论》等著。
二、关于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校录、整理。
在敦煌学史上，最早校录《白雀歌》、《龙泉神剑歌》、《上回鹘天可汗状》的，是王重民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号上发表的著名的《金山国坠事零拾》。中华书局1984年4 月出版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收入《金山国坠事零拾》时，三篇作品经过了论文集编者的重校，还加了标点。1989年第2 期《敦煌学辑刊》上刊出的颜廷亮的《〈白雀歌〉新校并序》，再次对其进行校录，还首次参用了1948 年1月11日《甘肃民国日报》李海舟所见今已不知去向的藏卷录文。此后，《敦煌研究》1991 年第三期发表的顾吉辰《西汉金山国系年要录》， 1992年7 月甘肃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中关于金山国的注文中，也均有对《白雀歌》的校录。对《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顾吉辰在《西汉金山国系年要录》、郑炳林在《敦煌碑铭赞辑释》关于金山国的注文中，也均有校录。此外，荣新江先生在《金山国史辨正》（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中有对《龙泉神剑歌》大段引文的质量较高的重校，王震亚、赵荧二先生在《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中对《上回鹘天可汗状》有校注，惜错讹过多。颜廷亮认为王重民对该二作品的校录，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本原有不尽妥当之处，《敦煌遗书论文集》本虽经重校，却不仅不妥之处仍有，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错讹，顾吉辰、郑炳林、荣新江等先生，特别是王震亚、赵荧二先生各自的校录，也不尽当。因而，对这两篇作品重新进行了校录，分别以《〈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新校并序》、《〈龙泉神剑歌〉新校并序》为题刊于《兰州教育学院学报》（94年第1期）、 《甘肃社会科学》（94年第4期）上， 并同再次加以校录的《白雀歌》一起收入《敦煌文学概说》中，使三件作品有了比较准确的校本。
三、关于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写作时间
关于《白雀歌》的写作时间，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研究最早。该文根据歌中“筑坛待拜天郊后，自有金星助冕流”之句和歌前作者所写进表中“十二冕旈，渐睹飞龙之化，出警入蹕，将城万乘之尊”之句所云待、渐将，认为写作之时”张（录）奉尚未登大宝”；又以歌后之“乙丑年二月”等字样， 以为此歌作于唐哀宗天佑二年（905）。对于此说， 李正宇《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 《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两篇文章、 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均提出异议并有新说。李正宇指出，歌后“乙丑年二月”等字样既不是《白雀歌》的抄写题年，也不是《白雀歌》的创作纪年。创作《白雀歌》时距张承奉建国称帝之时未久，他推断为天佑三年（906）。卢向前从笔迹、字形、格式等方面， 判断“‘乙丑年二月’非《白雀歌》之有机部分”，推断写作时间为辛未年（911）。荣新江同意李正宇、 卢向前论证的“乙丑年二月”字样与《白雀歌》的关系，推断应写作于开平四年（910）。各家看法不一。 在具体月份上，也同样存在差异。李正宇根据《白雀歌》“每句之中，偕以霜雪洁白为词”，推测为冬天；卢向前认为在二、三月间；荣新江认为在八月前后。颜廷亮同意荣新江的分析，但又认为记录了楼兰献捷的《白雀歌》，当然不可能写作于金山国立国同时，而只可能在张承奉称帝二十五、六天之后，即开平四年（910）八月下旬或九月初。
《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王重民、李正宇认为在天祐三年（906），卢向前、荣新江认为写于乾化三年（911）七月。在具体时间上，卢向前认为写于七月初一日至十二日之间，而荣新江认为写于七月底。颜廷亮经考证后认为，《龙泉神剑歌》大约写于七月二十五日。
金山国文学代表作中，《上回鹘天可汗状》是唯一有写作时间题记的一件。在该状之末尾署有“辛未年七月，日沙州百姓一万人状上”。据此，诸家均认为其写作于辛未年（911）七月。 但具体时间上看法又有不同。对《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写作时间的看法可概括为：卢向前认为《上回鹘天可汗状》在前；《龙泉神剑歌》在后；荣新江认为两者大致同时而未分先后。颜廷亮从作品的作者、内容进行分析，认为《龙泉神剑歌》写作在前，《上回鹘天可汗状》写作在后，并指出伯3633号卷的正面与背面之分，本是卷子收藏者或遗书编目者所定，其本来的正反面未必是收藏者或编目者所定之正反面。正确的看法是现在所说的正面其实是反面，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作者是先写了《龙泉神剑歌》以及其后的三首诗、《张安左邈真赞》，然后在另一面再写《上回鹘天可汗状》。这样，他把《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定于911 年7月25日，《上回鹘天可汗状》的写作时间定于7月25日至月底之间。以上各家观点分别见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李正宇《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之文学考论》。
四、关于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作者
三篇代表作中，《白雀歌》的作者，王重民根据歌作者上歌表文之末署“三楚渔人张永进上”，定为张永进。《敦煌文学概论》上编第三章（李正宇执笔）据同一表文之末署，定为张永。颜廷亮认为，鉴于当时此类上行文书之末署的末尾有两个连写之动词的习惯，定为张永应较准确，可依后说。《上回鹘天可汗状》的作者，李正宇在《敦煌文学杂考二题，〈龙泉神剑歌〉作者考》（《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大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中认为应是张文彻。
对《龙泉神剑歌》的作者问题，学术界分歧较大。李正宇在上面所提文章中认为是张文彻。其主要理由是：此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张安左邈真赞并序》均见于伯3633号，又均为草稿，笔迹完全一样，应是同一人的作品，而《张安左邈真赞并序》的作者实为张文彻。卢向前则根据其录文尾题“进战”，认为此歌作者为张进，并认为：“以内容而言，若以《神剑歌》与《白雀歌》作比较，就会发现此二歌多雷同之处，……这不能不说两歌作者为同一人，江东张进即三楚张永进。”颜廷亮通过对录文、笔迹、《白雀歌》的作者的考证，认为《龙泉神剑歌》的作者并不是《白雀歌》的作者，卢向前的说法难以成立；在新的资料未发现之前，仍应以李正宇的说法为是，即《龙泉神剑歌》的作者是张文彻。
五、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主旨
关于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创作意图，在金山国史研究中，各家均有所涉及。对《白雀歌》，王重民说：“此歌前段多采本地故事，后段则历叙朝臣之盛、兼及武功与政事，于金山国事坠失之余，得此可作一篇开国史读矣！”认为《白雀歌》乃金山国之“一篇开国史”。后来的研究者，大都沿袭此说，直到近几年，方有荣新江提出异说，认为，“《白雀歌》并没有记录与回鹘战争的内容，而是金山国开国之际的功绩簿”。以此，颜廷亮认为：“无论是王重民或荣新江，其说均是就《白雀歌》的表层内容而言，在这表层内容下面隐藏着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是要颂扬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正义性”，“以便在舆论上为金山国政权的巩固尽一份力量”。他说：“作者写及白雀之瑞以及‘筑壇待拜天郊后，自有金星助冕旈’之类，意在说明金山国之立国符合天时，自是天助；写及‘本地故事’之类，意在说明金山国之立国得有地利；写及‘朝臣之盛，兼及武功与政事’之类，则又是要说明金山国之立国有人和的条件。总之，作者是要说明金山国之立国，符合天时、地利、人和；尽管作歌时尚未郊天，而金山国也会‘国门长镇在敦煌’”。
对于《龙泉神剑歌》，王重民认为：“《白雀歌》多陈瑞验，此则专颂武功，盖统一八州以后，国基已固，方有余力以对外，冀恢复张议潮时代归义军十一州之地域也。然则此歌又是一篇金山国武功纪盛矣！”对这一看法，颜廷亮认为并不确切，认为王重民实际上仍是只注意到了《龙泉神剑歌》直陈出来的东西，而未深究其作者本来的创作意图，他认为该作是“一篇鼓舞金山国朝野上下士气，以夺取抗击甘州回鹘进犯的最后胜利之作”。其真实用意不在于颂扬，而是“鼓劲”，“作者从天意、人事、以及外援等几个方面，说明虽然战场形势不利，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金山国、属于握有龙泉神剑的金山天子的；不必因为战场形势一时不利便感到气馁，而应坚定信念，奋力抗击来犯之敌。”
对《上回鹘天可汗状》写作意图的分歧在于该状是向回鹘“议和”还是“求和”。王重民在《金山国坠事零拾》中云：“……在此数年之连续战争中，致金山国内‘沿路州镇，逦迤破散，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张奉遂不能再战，而沙州城隍耆宿，乃出而与回鹘议和。’以后的学者，荣新江认为是“出城求和”；王冀青认为是“不得不求和”；顾吉辰承袭王重民之说时又断言是“卑辞下礼”。颜廷亮以为：“状文谈及历史、谈及现实，指斥甘州回鹘，回护金山国君臣上下；虽是兵临城下的产物，却并不‘卑辞下礼’，而是自立于正义立场，不亢不卑。因而，很难说是‘求和’，也很难说是为‘求和’而写”。“作者的创作意图，无非是借此议和状文，在实际上保存敦煌独立的，与甘州回鹘等同的王国地位，保存金山国政权。”他认为，“从《白雀歌》到《上回鹘天可汗状》三篇代表作，实际上构成了金山国历史的文学‘三部曲’。立国正义性之赞歌，御敌鼓士气之战歌，图存保政权之和歌。”
六、金山国文学作品之评价
颜廷亮以为，对金山国文学作品的评价，主要是对其三篇代表作的评价。从艺术性角度看，《白雀歌》、《龙泉神剑歌》和《上回鹘天可汗状》，作为金山国文学的代表作，在整个唐五代中国文学中，算不上是最好的作品。不过，在整个敦煌文学中，它们应属上品；在整个唐五代中国文学中，它们也是写得较好的。特别是《上回鹘天可汗状》，虽有实用目的，而艺术性却相当高。从全状着，层次分明，笔法高超，真是一篇不亢不卑的妙文。
从思想内容看，金山国文学的三篇代表作，乃是金山国历史的文学三部曲，它们涉及到金山国的建国时间、建国举措、民族关系等多个方面，是研究金山国史的重要史料。它们都是作者站在金山国立场上，替金山国说话、维护金山国利益、回答甘州回鹘的责难、斥责甘州回鹘的入侵行为的。对其思想倾向是否应予肯定涉及到对金山国立国之举是否应予肯定、其对甘州回鹘的战争是否应予肯定这两个根本问题。
早期对其进行评价的，有王重民、向达、王仁俊。关于金山国立国之举问题，在王仁俊看来，张承奉“保境安民，其功可取”，张承奉立国称帝系“因唐为梁所灭，中朝无主”，对金山国持大体肯定的看法。王重民认为金山国之立国，“于唐为叛臣，于唐之与国为仇敌”，又认为金山国与甘州回鹘的战争，是因甘州回鹘的入寇引起的；关于这两个问题，对前者持否定态度，对后者持肯定态度。向达则均予以肯定评价。此后研究者们的看法，大体不出以上三人的框架。持否定说者，有的对这两个问题均未进行论证，只认为张承奉立国是“割据称帝”（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持肯定说者，以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为代表。李正宇从三个方面对金山国立国原因进行论述：一是中原多故，中原王朝自顾不瑕，更不顾问河西；二是周围民族对敦煌地区在进行蚕食，并阻碍着敦煌同中原、西域正常的经济文化往来；三是张氏先人“破却吐蕃收旧国”、“赖得将军开旧路”之志的继续。因而，金山国之立国是“自治图存”。颜廷亮认为张承奉立国之举是在河西具体情况下属于少数民族的敦煌汉族以及与之和睦相处的敦煌地区其他民族建立一个立足之地，无可指责，对其立国之举应予肯定。
关于金山国对甘州回鹘的战争，持否定说者一般认为金山国是战争的发动者，因而应当承担战争责任。是前者对后者的“讨伐”（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或虽未明言，而实际上把战争的责任归于金山国一方（顾吉辰《西汉金山国系年要录》）。持肯定说者，有荣新江等。荣新江说：“甘州回鹘东侵，金山国列阵迎战。”荣氏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还在金山国建国以前很早的时候，甘州回鹘已经进占了原属归义军领地的甘州，以后又曾一再地进行进一步的侵扰。金山国建国前后，包括甘州回鹘在内的敦煌地区周围民族就已对敦煌地区形成包围之势并对之进行蚕食。因此，在金山国与甘州回鹘的战争问题上，应对金山国予以肯定，因为金山国进行的是自卫战争，战争的责任在甘州回鹘。既然如此，那么对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思想倾向以及整个金山国文学，也就应予肯定了。
总之，金山国文学研究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当然，应当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还有一些；即使已研究过的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以上只是从作品数量，代表作的作者、校录整理、写作时间、创作主旨和评价等几个方面的情况，综合各家之言加以叙述，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