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乌鲁木齐诗作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鲁木齐论文,清人论文,诗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由于各种原因来往于乌鲁木齐的官员士子，迁客骚人，多留下描写乌鲁木齐的诗作。这些诗篇，记录了乌鲁木齐的开发、建设历史，勾画了清代乌鲁木齐的社会风貌，是乌鲁木齐这座新兴城市成长的见证，也表现出清代文人的民族文化心态，反映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文化观上的进步和各民族文化相融的特点。
1乌鲁木齐，在西汉时为单桓国之地，东汉以后并于车师后王国，唐时为庭州轮台县，元代则属别失八里行省。明末清初建城。清代是乌鲁木齐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清人所作乌鲁木齐诗，大量内容是对乌鲁木齐城镇开发状况进行的描述和歌颂，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这个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乌鲁木齐是作为屯兵之地发展起来的。清雍正十三年（1735），内阁学士阿克敦奉使伊犁议和返回途中，在《宿乌鲁木齐》诗中有“戍兵自古需屯策，柔远于今识虏情”之句，对于处在镇边要冲地带的乌鲁木齐颇有赞美。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政府驻乌鲁木齐的军事官员在乌鲁木齐河以东地区修筑驻军营堡，同时，这方圆三里的土城也就成了清代乌鲁木齐城的城市基础。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伍弥泰的《题乌鲁木齐驿壁》，正描写了当时屯兵训练的情景：
极目孤城上，苍茫见四郊。斜阳高树顶，残雪乱山坳。牧马嘶归枥，啼鸟倦返巢。秦兵真耐冷，薄暮尚鸣骹。
这首诗格调苍凉雄浑，后来的纪昀将其录入《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称其“殊有中唐气韵”。诗中反映出，当时乌鲁木齐已是初具规模的边城，但军事生活却是主要的。随着屯兵垦荒的深入，乌鲁木齐屯田生活逐渐成为主流。迪化同知国梁赴任乌鲁木齐以后，多次强调这个屯兵之地的非战兴农特点。如《奉调赴乌鲁木齐》：“燕然勒石非吾事，看取周民颂柞芟”。又《得旨调授乌鲁木齐丞再成二律》：“无复天骄烦五利，直教地力尽三农”，“尉名搜粟屯兼戍，军过交河兵是农”。蒋业晋也有《小猎回营二律》说：“谢艾书生坡老羡，圣朝无事用西凉”。另一首《古牧地》也说：“圣朝孳息久，此处合催耕”。
兵屯的同时，为解除士兵后顾之忧，清朝制订出优惠政策，鼓励和动员士兵携家出关，共同参与屯田。“藁砧不拟赋刀环，岁岁携家出玉关。海燕双栖春梦稳，何人重唱望夫山”（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典制.其六》），就是这种眷兵制对屯田开发起到促进作用的写照。“烽燧全消大漠清，弓刀闲挂只春耕”（同前《典制.其七》），随着农业的兴起、土地的开发、经济的运作，人口聚集渐多，乌鲁木齐由屯兵戍边的亦兵亦农之地，演化为各民族聚居的城市。清乾隆三十年，经朝廷批准在旧城基础上修建乌鲁木齐新城，钦定城名“迪化”。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开篇吟道：“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榭，绿氍毹上看棋坪”（《风土》一）。诗中所记的乌鲁木齐，已是街市井然的城镇了。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朝正式设置迪化直隶州，乌鲁木齐成为新疆第二大城市。颜检在被革职后发往乌鲁木齐，经过一路风尘跋涉，在《抵乌鲁木齐》诗中惊喜地吟道：
车循西域路，我到巩宁城。烟火千家望，春波一水明。寺依山远近，坡接树纵横。息影三椽屋，楼头听角声。
诗中“烟火千家望”是诗人惊喜的主要原因，没有料到在塞外有这么繁华的城镇，“春波一水明”即是写乌鲁木齐河碧波，也是写诗人心中见此城后的喜悦如荡起春波，给自己的塞外生活增加无限欣慰。
这时的乌鲁木齐，随着城区扩大，经济活动相当活跃。椿园在《新疆纪略》一文中说，城区里“字号商店，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纪昀也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写到各地商人在乌鲁木齐的经营活动，如《民俗》三十六写经蒙古转道而来的河套地区商贩：
峨岢高毂驾龙媒，大贾多从北套来。省却官程三十驿，钱神能作五丁开。
又如《民俗》三十七写疆内吐鲁番商人：
吐蕃部落久相亲，卖果时时到市门闉。恰似春深梁上燕，自来自去不关人。
《风土》二写商业活动促进了城市的繁华，歌楼酒肆，热闹非凡：
廛肆鳞鳞两面分，门前官柳绿如云。夜深灯火人归后，几处琵琶月下闻。
热闹的街市中甚至有书店，而且经营儒典，纪昀为之欣喜和感叹：“山城是处有弦歌，锦帙牙签市上多。为报当年郑渔仲，儒书今过斡难河”（《风俗》三十一）。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更是推动城市社会进步的要素。清代乾隆时期开始，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的遣犯就在七道湾附近采矿炼铁了。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物产.十九》中说：“温泉东畔火荧荧，扑面山风铁气腥”。国梁《过屡丰堡望铁厂烟气》也说：
岭北遥看大冶烟，纤回今到岭西边。山湾缭白萦青处，应是烧丹抱朴仙。
诗人把滚滚的烟气看作是工业进步的象征，以冶炼仙丹誉美之，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乌鲁木齐东郊的水磨沟，人们利用奔腾的水流设置磨坊，乌鲁木齐河畔的红山也有这种利用水资源的设施。磨商的经营也是诗人写作的题材之一，蒋业晋在《曹氏水碓溪堂》中吟道：
数椽远架水声中，翠柳红桥一径通。屋下流泉泉上碓，终年家计借天功。
史善长在《游水磨沟》一诗中则不但赞美水磨的经济、实惠，更盛赞水磨沟由商业活动带起了游览兴致：“谁触机心将磨置，雪花玉屑时盈器。从此无烦夜碓勤，橐囊月足给千军。添修台馆供游宴，六六栏杆亭八面”。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记载：“迪化、宁边、景化、阜康四城，旧置书院四处，自建设学额以来，各屯多开乡塾，营伍亦建义学二处，教兵之子弟，弦歌相闻，俨然中土”。并在《民俗》三十三咏之：
芹香新染子衿青，处处多开问字亭。玉帐人闲金析静，衙官部曲亦横经。
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到，诗人们对乌鲁木齐城市的初步开发、建设充满喜悦和信心。
诗人们更多的诗情是通过对乌鲁木齐城中风物的描写及游兴的抒发来表现的。这些诗作反映了当年乌鲁木齐城市规模和人文环境。
屹立于乌鲁木齐市中心的红山，是诗人们登高远眺的好去处，他们登临赋诗，描写城中胜景，抒发对这座新城的热爱之情，如福庆《异城竹枝词》：“红山冈下巩宁城，红庙前头唱太平。共道山川灵秀聚，北门锁钥伏波营”。成林《与颜岱云同游红山》写城中各民族聚居处：“俯瞰有城村，炊烟分灶井”。而颜检在《与成漪园中丞游红山》中也写道：“指点观城村，参差列舍井。即目千景佳，娱情百虑屏”。这种登高远望，豁然开朗的心情，在张荫桓《春分》诗中也有抒发：“暮市酒旗谁是客？北门锁钥尚屯营。阴山雪尽开真面，时见峰峦拥百城”。
智珠山位于城西，上建有来青阁和八蜡神庙，草木丛生，是乌鲁木齐城中又一登高游赏之地。清代来乌鲁木齐的诗人，多有写到智珠山游赏和宴集的诗作，如铁保《登智珠山》：“独客醉登危阁迥，万山气拥大河来”。将登高极目的胸怀写得气势雄壮。黄濬在《六月九日嵩峻亭明府邀宴智珠山来青阁》中也有“十里长滩浓绿中，辚辚车马滩前走。人烟车马长滩头，万景俱从一阁收”的诗句赞叹城中景象。
城内市民的游赏热闹非常，诗人也往往记诸笔端，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专开《游览》一类，记述歌咏了市内秀野亭、射厅、春社社戏，歌伶舞女、艺人杂耍等各种游乐活动，其中以记元宵灯会最多也最生动：“犊车辘
满长街，火树银花对对排。无数红裙乱招手，游人拾得凤凰鞋”（《游览》其五）。李銮宣《轮台即事》中写道：“沽酒帘前人语闹，夕阳城下柳阴多”，成瑞《轮台杂咏》中说：“柳阴红山水满津，往来多是踏青人。衣香鬓影临流处，不减秦淮两岸春”。纪昀甚至夸张地写道，边城游乐往往令商人们乐不思归，有时其父母报告官府，通告新疆遣返回乡：“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处擅繁华。军邮岁岁飞官牒，只为游人不忆家”（《民俗》十四）。
由于许多诗人同时又身为官吏，他们对乌鲁木齐人文环境的赞美中也包含着治边的自豪。
清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清朝设在新疆的军政管理中心由伊犁转到乌鲁木齐，迪化直隶州改为迪化府，成为新疆省会。萧雄在《西疆杂述诗》中称乌鲁木齐“景象繁华”，是“塞外江南”。曾任乌什、哈密等地办事大臣和伊犁将军的萨迎阿在《乌鲁木齐》诗中写道：
满城清肃汉城哗，都统尊崇远建牙。文武风流成省会，商民云集俪京华。花栏粉黛开千户，水磨亭台起六家。关外封疆称第一，红山红庙锡名佳。
这首诗是对作为省会城市的乌鲁木齐所作的较全面的描绘，夸赞政绩之意也颇浓厚。
用更深刻的文化考察眼光对乌鲁木齐城市及周围地区进行审视的，有清一代诗人，应首推纪昀。纪昀在乾隆年间因漏言泄密流放于乌鲁木齐，这位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此写下160 首的系列组诗《乌鲁木齐杂诗》，从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六个方面对乌鲁木齐地区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式的描写。每首诗前自作注释，详细透彻地介绍该诗所写生活侧面的特点、来历、自己对此项诗题的感想等等，自注实为乌鲁木齐考察笔记，诗则是这种客观考察态度的一种艺术化表现，两者相得益彰，即给人以艺术美的愉悦，也给人以社会面貌的详细、真实、客观的介说。如《风土》十三诗写道：
双城夹峙万山围，旧号虽存旧址非。孤木地旁秋草没，降蕃指点尚依稀。
其诗的自注则说：“乌鲁木齐旧地在今城北四五十里，约近孤木地屯，额鲁特人能道之。今地俗称红庙。庙址在旧城之东，不知何代之庙。因以名地，亦不知始于何人也”。这种记载，对于了解乌鲁木齐城市的变迁是极宝贵的资料，同时也说明作者正是以一种考察的心理和眼光来写诗作注的。在《典制》一类中，纪昀从礼教、规章、法令等几个方面反映乌鲁木齐的特点，表达自己对这类问题的看法，反映出主张在边疆地区相应变通法规以适应地区特点的思想，是作者民族观、政见的流露。其它如《风土》对社会状况（包括民间婚姻状况）的考察、《民俗》对边疆特殊文化环境的表现、《物产》对疆内各种资源的介绍等，无不浸透纪昀饱学之士的心血。纪昀还在一些诗中写到他对乌鲁木齐地区生产、生活、建设的一些设想、意见、分析、建议，如《民俗》二十一：“辛勤十指捋烟芜，带月何曾解荷锄。怪底将军求手铲，吏人只道旧时芜”。诗写乌鲁木齐农户不懂得用铲锄除草，只用手拔，指出生产方式的落后和给人带来的辛劳。同样的内容还有《民俗》二十批评新疆农田多用轮作而不施肥；《民俗》其七批评民间有病不用医药，求神祷告的做法，等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纪昀在《风土》二十中写道：“良田易得水难求，水到秋深却温流。我欲开渠建官闸，人言沙堰不能收”。作者在自注中又进一步说明，针对乌鲁木齐四五月间急需用水而水源不足，秋天大水漫流，他曾提出建议建造堤坝蓄水，论证中有人认为沙土地蓄不住水，或用高水低，无法将水蓄以供用。他进一步建议深挖渠、建水闸、造水车等，但未待实施就返归中原了，诗中和注中都表现出深深的遗憾。纪昀这种自注诗的方式，也为后来的洪亮吉、萧雄效仿。这类诗作，已不是纯粹用来抒发情趣了，而是一个大学者对边疆社会生活深入考察的艺术结晶，是纪昀民族观、政治观的诗化展现，也是我们了解乌鲁木齐历史的宝贵文献。
2清人所作乌鲁木齐诗，更多更主要的是就当地山水风物、 田园景象而写的抒情性作品。
边塞诗是古典诗歌一个大的题材领域。清以前的诗人中，除少数几个亲历边疆戎马生涯的作者外，大部分诗人所作的边塞诗，其诗中意象是虚构或不具有确定性的，阴山、孤城、楼兰、沙碛、单于、沙场、旌旗、刁斗……这一系列意象传达出的是一种异域新奇感、战争紧张感、文化疏离感，表现的是月光下沙场上士卒的孤苦和思乡、戈壁沙漠中道路的涉远艰难、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地理特征和荒寒的感受。在历史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很大差别，边塞诗人们由于配合军旅征战生活而描写，往往夸大两者之间的异质特点，以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久之，边塞几乎成了隔膜的异类文化的代名词。
清人的乌鲁木齐诗作，在诗歌意象选择方面与前人有本质不同。
一些即景抒情的作品，诗人有意消除了边地的隔膜感，将所见所咏的风物直接比附成中原名胜或中原生活细节，由景生情，又由情引出名胜之景，诗人脑海中叠出的景象冲淡了边塞与中原名胜的区别，强化了相似之处。众所周知，中原地区各种名胜因长期人文活动的积累，其间寓含和沉淀着丰厚浓郁的传统文化内涵。清代诗人的这种诗歌意象转换，绝不仅仅是词语的套用，而是文化心态的转换，是传统文化内涵在边疆人文环境中普遍而又有效的投射。蒋业晋《曹氏水碓溪堂》中写道：“桃源灵异渊明记，盘谷幽深李愿居。有客徘徊思独往，高山流水结吾庐”。将红山脚下的生活比作桃花源和盘谷：曹麟开《乌鲁木齐八景诗.红桥烟柳》中则说：“记从廿四桥头望，明月吹箫思不禁”。《温泉夜雨》中说：“曾试华清第二泉，温汤复此弄漪涟。……依稀共话巴山雨，剪烛西窗忆往年”。国梁《清明日西亭春赏次韵》也有“谁引山阴兴，新烟已卖城”的诗句。和瑛《戈壁喜雪》：“风味斯陶谷，诗情胜灞桥”。这些诗或化用典故，或化用前人诗意，使眼前之景带上了浓厚传统色彩。有些诗人这样写法，也许是为冲淡自己的贬谪身份，淡化中原与边疆的区别，从而淡化谪戍生活的悲剧色彩。但用边地景象作诗的意象，同时与传统文学中久已存在的意象相融，这在文化心理上无形缩小了两者距离，这种认同无论是否有意识，客观上都起到了中原和边疆文化因素互渗的作用。
在另一些抒情性作品中，诗人们以乌鲁木齐景色直接入诗，诗情却不复是边塞征戍的艰苦、哀愁，而是传统文人的情怀。借百业兴旺之景抒治国平天下的雄心理想；借春光春景田野风物抒淡泊政事的隐逸之兴；借秋风秋雨关山艰险抒漂泊无依的精神苦闷；借游赏登临抒闲情雅致等等，在诗文创作中，这些内容几乎成了士大夫文人精神品格的外化格式。清人乌鲁木齐诗作，带有明显的文人品格色彩，这说明在引起诗情的景象上，边塞与中原已无隔膜，诗人的内在精神之抒发不受“异域文化”这种区别的阻断。如国梁《秀野亭独坐》：
徙倚幽亭独送春，春晖畹晚解依人。绿芜下鸟林皋静，碧涧冲沙风雨频。画入倪迂归远目，心游庄14梦忆前身。猛惊春去恢台逼，阶药宫樱隔几尘。
这样情思绵渺的诗，许多诗人都写过，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作品表明，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人文环境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不只是在传统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引发，边疆风物所引动的文人情怀同样浓烈而隽永，这正是清代诗人文化心态转换的表征。
值得注意的还有，针对前人对边疆的陌生感，清代诗人有意旧曲翻唱出新，如和瑛《闻城上海螺》：“春度玉门关外满，不须听作战场声”：国梁《郊外》：“春风早度玉关外，始悟旗亭唱者非”；《得旨调授乌鲁木齐丞再成二律》：“春光唯有玉关浓”；铁保《次及门阮中丞寄怀原韵》：“祁连山上春如海，开到江南桃李花”。甚至有诗人直接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语入诗，别有诗趣。纪昀《乌鲁木齐杂诗 .游览.其六》：“地近山南估客多，偷来番曲演鸯歌。谁将红豆传新拍，记取摩诃兜勒歌”。黄濬《迎都院于七道湾》：“腰间权抵三公佩，世路真如七道湾”。这种作法，一方面出于写诗翻出新意的技巧需要，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它表现出清代诗人对乌鲁木齐开发建设的喜悦和自豪。
清人的乌鲁木齐诗作，元论写景、抒情、议论、都饱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融汇着诗人浓厚的诗情和传统文化意识。诗人们对边疆人文环境认同感增强，取决于清初祖国疆域的巩固和清代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非我族类”的意识已经淡化，强调的是四海一家的民族融合理想。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各民族交往中，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传统价值标准，对各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正当认同和融合，是各民族间在平等文化心态下对对方的肯定，达到了这种认同，异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才成为可能，清人文化心理的这种变化无疑是中华民族认识进步的一个里程，对后世边疆意识的增强，对多民族统一国家求同存异的文化心理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其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