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中国，服务中国”：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办学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南开大学论文,之路论文,张伯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强音。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积极鼓动、言说、探索与实践。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做强、做大，其中一项重要指标便是高等教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陈平原先生曾指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少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1]2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蔡克勇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如是说：“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提供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能够基本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在经济、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国家称得上高等教育强国”[2]。时代的重任与企盼，需要我们再次反观历史，从中汲取营养与智慧。陈平原在《中国大学十讲》中认为，“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3]237陈平原先生对南开之路的高度评价，使我们对上个世纪南开之父张伯苓所开创的南开之路有了强烈的探求兴趣，南开之路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何以形成？它的现实魅力又在哪里？当我们带着这一系列疑问走进南开办学历史实绩中，“知中国，服务中国”7个大字的丰富意蕴令我们玩味无穷。1928年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南开大学发展计划书中所言：“南开之演化，实吾国革新运动历史之缩影。南开发展之程序，在均反映吾国革新运动之变迁。”[4]26
一、深沉的动力、十年的求索：教育服务社会思想的形成
从1919年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到1928年形成南开大学务实实用、服务社会的办学思路，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这十余年的时间承载了太多的内涵，可以说，它是中国高等教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创始以来时人对高等教育艰苦探索的结晶，它凝聚了一代教育家的教育智慧，标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转向。
张伯苓(1876-1951)，字寿春，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教育家。他先后创立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终身从事于教育事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懈求索，这一切首先源于他那深刻而又敏锐的时代领悟力，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张伯苓早年曾在海军实习舰通济号作见习官，亲眼目睹中国政府刚从日本手中收回威海卫主权，又被迫于第二天立即转租给英国。望着国帜三易，张伯苓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中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遂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由张伯苓弃戎从教的经历可以看出，如同鲁迅等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抱定要改造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信念，这个信念贯穿于他整个的教育事业之中，也决定了他的教育思想必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张伯苓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为“愚、弱、贫、散、私”，而“私”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5]243-244面对中国社会这五种积习已久的弊病，张伯苓把改造社会风气、救亡强国的期望寄托于对青年的教育。他认为，具体的团结的实作，以走教育这一条路为最容易而有效。青年们大概都没有染上社会的恶习，我们现在使青年们彻底了解此中的意义，等到这一般新分子走入社会时，前一代受毒——私——最深的旧分子已经死亡，这种新陈代谢，就可以拔去中华民族的病根。张伯苓把青年学子当作中国社会的真正砥柱，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从而改造社会，振兴国家。
张伯苓明确并坚定了要通过发展新式教育，培养青年以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思想后，关于要将南开大学创建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他的目标是高远而令人鼓舞的。即希望南开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呈“东西之盛”[5]256。远大的办学目标给他创办南开大学注入了动力。在落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与先进的西方高等教育鲜明的对比面前，自然，要创办高等教育就需要向西方学习，以西方高等教育为参照是首要的选择。这不仅是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的路径，而且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于是，为创建南开大学，张伯苓开始了向西方学习之旅。正如梁吉生先生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40岁的张伯苓以南开学校校长之尊，不远万里到美国，走进美国的课堂，老老实实当起学生，研究办大学的理论，学习高等教育的经验”[6]98。他聘请一大批留美的青年学生执教，也请来欧美学者讲学，引进欧美的学制管理、专业设置、课程科目、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等，引进校内管理体制，等等。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使教学与管理工作一开始就置于较高的水准。然而，理想归理想，一旦付诸实践，便显现出巨大的落差。凸显出的问题不仅是当时发展中的南开大学所面临的，同样，也是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的大地上，如何建构西方化的高等教育？南开大学起初的办学实践再次证明走西方化办学道路是行不通的。这几乎是伴随着南开大学的创办就已显现出的问题。早在南开大学创办初期，同学们就把它比作在喉之“鲠”。对“大学教育是否应当影照其本国之文化与需要，而定教育方针、课程设备”，公开加以讨论，要求“本校当局能多多根据本国的国情，订出一个比较为中国化的大学学制”[6]109。1924年，南开学子宁恩承在南开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大学教育无法承担起救国振兴历史的重任，在惯常的两个圈子中：一个是由中学到大学，大学毕业去教中学，再教中学生考大学；一个是大学毕业留学，留学回国，当大学教员，教学生出国留学；如此循环。《轮回教育》所揭示的问题，击中的是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即中国的大学教育是机械地照搬照抄外国，还是应当适应国情，走中国化的道路。这一观点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响应。这也给张伯苓深深的触动，促使他进一步考虑学校的教育改革问题。
1925年学校的教务会议通过决议，除英文外，所有功课一律改用国语讲授。1927年决定不再使用美国课本。1928年春，学校在总结学习外国教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土货化”为本校今后发展的根本方针。“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土货化’必须从学术独立入手。是故‘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正如梁吉生先生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中所评述的，这是其向社会宣布的发展目标，“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的教育观，回答了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社会应用性问题，是运用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创新，是中国化的大学教育理论结晶，代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前进方向”[6]121。当然，这也是南开大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1929年，张伯苓再次到欧美各国去考察教育，而这一次的考察，应该说他的思想有了清晰而又深刻的变化。
透过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看西方社会，深化了对西方高等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张伯苓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和社会的关系上。欧美国家经济的发达以及大学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给张伯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他的观察，好的国家是“富”而“强”，不好的国家是“贫”而“弱”，中国便是贫而弱的国家，人民的一切苦楚都基于贫弱。因此，富强是中国应当解决的最大问题。“张伯苓从发展生产力出发提出的富国强民主张，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比‘教育救国’主张前进了一步。”[6]114他说，过去我研究西方教育，多注意学校的组织及其外形。现在不应如此了，“现在的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各国的情况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所以，教育与社会很有关系”[5]173。
张伯苓一旦将思维的触角延及广泛的社会，中国教育的问题与出路在他的思想深处便变得无比清晰起来。张伯苓在经9个月的考察回到国内的演说中，他自己这样评述该次的考察：“前两次出国不善观察，此次较前圆满。田地的耕作，工厂的生活，我都有相当的观察。总合起来便是知识，不重呆板，不存固定之成见，这才是真的Knowledge(知识)，所以年岁越大，经验越丰，而Knowledge(知识)也就越充实。”[4]30以此观察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的根本弊端是不适应中国国情。他说，教育不振固然为中国之病症，教育不能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之大病。因此“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6]118。中国教育的根在中国，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
二、丰富的内涵、多样的方法：教育服务社会思想体系
“土货化”，“知中国，服务中国”，这一南开大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的提出，是张伯苓领导的南开大学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南开大学独具特色的办学思想体系，其内涵十分丰富。
首先，爱国主义教育，强烈的民族性是其思想体系的浓重底色。
张伯苓的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流淌着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愫。这是他办教育的出发点和根本立足点。“知中国，服务中国”思想的提出即是他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高度体现和鲜明的表达。张伯苓把“爱国”看作学校教育工作的第一要义。他说：“广义言之，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之爱国。”他亲自制定“公能”校训，把“爱国为公”作为“公”的重要内容。
张伯苓向学生进行爱国教育，他总是率先垂范，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建立了具体的、系统的、经常的、多样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机制，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梁吉生先生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总结概括了张伯苓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一是爱国主义演讲。张伯苓讲得最多的是这几方面的内容：学校发展的历史；中国近代屈辱挨打的历史；国家的贫穷落后现状；二是利用纪念节日开展活动。如每年的五期国耻日，学校举行的“国耻”纪念会或游行活动。三是组织参观、调查。另外，还有编演爱国内容的话剧，开展时事辩论，出版校刊，以爱国题材为作文命题等。通过上述经常、有效、具体的爱国活动，增强了学生的爱国心，点燃了学生心中的民族希望之火。
其次，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其思想体系的内核。张伯苓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全面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用科学、民主开启民智的历史时期。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倡要发展青年的智育，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张伯苓已经认识到了德育和体育的重要性，强调德智体三育协调发展。1914年张伯苓就已提出“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6]144。
张伯苓对学生智育的重视，集中体现在他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提倡与实践中。他强调只有把爱国精神与爱国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救国的愿望。“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6]174能力的培养是张伯苓大学教育理念的又一显著的特征。经过多方考察和深刻反思，张伯苓深切感到，中国人从个体来讲，个人能力并不逊于外国人，但是中国至深之病，在于人们缺乏国家观念和团体精神，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鉴于此，张伯苓明确提出，实施“开辟经验”的教育。所谓“开辟经验”，实际就是开拓精神、创新意识。他常用的一个词就是“Pioneering”或“Pioneer”。如何培养、锻炼学生的开拓精神、创新意识？学校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各种活动来实施，并且各种活动都要“与学科训练相结合”。这些活动包括：野外活动；长途和短途的旅行；各种科学的功课用自寻原料的教学法；音乐和其他各种艺术的运动；组织的生活的训练；领导的练习；组织外交问题研究会；增加生产技能实习的机会；社会观察及职业实习；消费合作社运动[6]179。
关于德育，张伯苓将之视为教育的根本。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张伯苓把西方平等、民主、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现代道德观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积极成分融合起来，提出了有着实践意义的新道德原则。他认为只重个人修身的传统道德是消极的，因为这“于社会虽有若无”，他提出：“今因于社会进步上着想，吾等当另定道德标准，谓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易言之，即凡于社会上有效劳之能力者则有道德，否则无道德。”[5]64这一道德标准的提出，显示出张伯苓紧密联系社会发展的教育思想。他每周三都会给学生上一门修身课，告诉青年为人处世的道理。在平时与青年交流的过程中，张伯苓也不遗余力地教导他们要重视道德的修养。
张伯苓对体育有着深刻的理解，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和思想。他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他认为体育在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还说过“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校长”[6]182-183。张伯苓要培养的是振兴国家的英才，要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没有高尚的品德、通达的智慧和强健的体魄是不行的。
第三，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属性。
中国从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才开始正式向西方学习，先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单纯引进西方的器物，到后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全面学习西方，当时，许多学者都主张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彻底砍掉传统文化的尾巴。张伯苓开始也认为西方的东西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然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完全割断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已经生息繁衍了几千年的古老民族，其核心的文化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完全推倒重来。
张伯苓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合理的部分，应该“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摘其适合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全面继承，而应像“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那样[5]181，选择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合理成分，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他强调，师法西方不是单纯引进其器物或是照搬其制度，应该借鉴他们的科学方法和民治思想。张伯苓对于学习西方文化和继承发展本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直到现在也依然很有启发意义。
第四，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运用与发展理论是其思想体系的最终落脚点。
张伯苓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学生大多不谙社会情状，动脑不动手，纸上谈兵。这既无益于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也不能真正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因此，南开大学开设了一系列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等，并增强了应用性课程，如增添了“办公室管理”、“应用心理学”、“售货学及广告学”等课程。张伯苓还组织学生定期开展社会调查，进入天津的金融和工商业部门观察、实习。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荣获国际气象界最高荣誉——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叶笃正院士回忆说：“张校长的教育思想，今天的许多教育家也难出其右。他高在哪里？高在让你全面地接触社会。南开当时有一门课，别的学校都没有，就是社会调查。张校长不会让学生老在家待着。从他身上，我学到两点，一个是爱国理想，一个是科学理想。”[6]123-124另外，南开大学创办的许多院系、研究所，也都是以应用研究、服务社会为宗旨。
“那时候，学者们正在高倡纯科学、纯学问，为学问而学问，为研究而研究。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因此，有的人甚至认为，“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6]385然而，最后的事实是，南开大学通过课程改革和院系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由于南开学生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正为社会所急需，因而南开毕业生在工商业界受到广泛欢迎。
三、鲜明的特色，现实的启迪
回溯张伯苓及其南开大学的办学实践，解读南开大学这一“奇迹”的内蕴，无疑会带给我们诸多的思考和启示。新中国成立前的南开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社会动荡不安，学校经费难以保障的状况下，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站在新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起点上，领悟南开大学的办学特色，意蕴绵长。“南开精神”、“南开之路”、“南开特色”、“南开品格”等等，人们对南开大学的办学传统予以多种高度评价与概括，然而正如心理学家刘兆吉所言：“南开精神，博大精深。南开人都在想，都在说，都在行，好像都很熟悉。其实谁也说不全，问题在于有大同，这是共识；也有小异，这就是不同的人，各有各自的体会了。”[7]因此，从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南开大学的办学之路、之特色，尤其应指出的是：南开大学在教育与社会复杂而深刻的关系中开拓出了一条切实的路。
中国大学的根脉在中国。其实，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从早期南开大学的办学历程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百年变迁历程来看，这一问题并没有从理论到实践解决好。当然，这其中的缘由很多，在中西方鲜明的落差面前，在中国急切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移植、模仿、借鉴国外的做法是不能避开的路径。先是学习欧洲，后是学习日本、美国，解放初又学习前苏联等等，然而，以外国为模版而勾画、设计和实践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有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是如何适应中国国情，扎根于中国土壤？
上个世纪，著名物理学家布里奇曼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发现一个词的真实意义，就应当了解人们用这个词做什么，而不是对这个词说了什么”[8]。依据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我们不但关心张伯苓提出的南开大学“土货化”办学方针的内涵，更要注重张伯苓提出“土货化”办学方针意欲做什么？
“知中国”是“服务中国”的前提，“服务中国”是大学办学的根本立足点。
如何了解、体察中国社会，进而服务于中国社会，摆在我国大学面前的任务是如何与中国社会相联系，并与社会产生良性的互动。当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抱怨毕业后找不到施展才华的社会舞台，当大学改革迷茫于社会的需要；当社会发展面临各式各样人才的某种程度的匮乏的时候，大学生、高校、社会三方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对接点，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问题浮出水面。从高等教育自身来讲，时代的变革已经把高等教育推向社会的中心，而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乃象牙塔，远离社会的传统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变革还一时难以完全适应于社会急剧的变化，因此，高等教育如何了解社会，走向社会，便成为时代的课题。
从张伯苓执掌的南开大学办学实践来看，“知中国”、“服务中国”是一个具体而又系统、全面而又深刻的工程，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深沉的历史哲学感。中国向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知中国，服务中国”也不是仅凭激情推出的骈语口号，而是凝聚着深刻思想与辛勤求索的深沉的历史哲学感的教育改革方略。深沉的历史哲学感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使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并不是仅仅凭着激情和口号，抱着“教育救国”的志愿去搞一些不切中国实际的枝节改革，而更多地对如何使中国的教育服务于中国社会等重大问题进行大胆探索、深邃缜密的思考。这是凭着一种逻辑的力量，理论的力量而进行的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它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了相对更长的生命力。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国在张伯苓心中是一个具体、丰富、动态的存在，他深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洞悉中国的现实与需要，张伯苓领导的南开大学的改革因具有深厚的根基，而使其“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意蕴深长。
今天，在总结、反思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走过的路的背景下，对照张伯苓的办学理念，深刻认识当下高等教育应急切走出的误区，在实践中应处理好的各方面的关系。要走出高等教育发展模仿、借鉴乃至于趋同(包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的趋同)的发展阶段的误区。应该认识到，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在经过了长期的摸索、累积以后，已经具有比较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入到创新阶段，确切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告别了模仿阶段，走向高等教育自强阶段。这一阶段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论创新。我国的高等教育靠模仿、借鉴是永远不可能做强的；也不是靠一定的经验总结就能走向世界一流的。因此，当下的高等教育改革一定要在借鉴、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时代与我国社会实际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并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高等教育的改革。因此，这就对当下掌握或者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走向的决策者、实践者以重要的挑战。同时，这一发展阶段也意味着高等教育发展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时代的到来，也只有这种局面的形成，才能奠定高等教育发展雄厚的现实基础。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实践才是唯一的出路。
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办学理念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便是它的实用价值。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具有许多方面的价值，其实，在这些价值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实用价值。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册，我们不乏高等教育改革高亢、丰硕的宏论，但我们太缺少扎扎实实的具体实践。张伯苓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活生生的教育改革实践。一种社会思想是否具有实用价值，一般取决于它的发轫点；发轫点越贴近现实，它的实用价值越高。那么，张伯苓从事教育事业，创办南开大学的发轫点怎样呢？概括起来，它是中国近代整个民族的苦难，民族命运的危机感，即张伯苓直接目睹国难民瘼、时艰世险而产生的希冀通过教育救国救民思想的直接推动。很明显，这一发轫点的突出特征，就是贴近现实，直接反映现实，因而它能够回到现实中去，有着鲜明的实践操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