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调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社会和谐论文,机遇期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概念。战略机遇期所指涉的时限是“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的具体内容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完成上述目标的手段是多方面的创新，即“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更加和谐”是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同样，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也提到作为今后20年战略机遇期社会主调的“社会和谐”问题。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又一次强调了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特别强调四个协调发展，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这里，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的一种动态表现。胡锦涛指出，“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温家宝也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树立全面的发展观，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加注重全面把握宏观调控的各项目标，更加注重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执政党社会治理观念的转变，即从过去的斗争哲学转到和谐观念；它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前沿问题。因为社会学不是别的，正是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笔者近20年来一直在从各个方面论证着这一点。
那么，“和谐”为什么能够成为主调？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现状又是如何？要达到社会和谐该紧紧抓住的基本问题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愿意从社会学的视角，作一大概的分析。
一、“社会更加和谐”符合现代性在当代进展的趋势
当代中国社会，从国内看，仍然处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之中；从国际看，则是处在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两者是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大背景。同时，无论是国内的转型过程，还是国际的全球化进程，都与现代性有关。现在看来，现代性有两种类型：旧式现代性和新型现代性[1]。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2]。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旧式现代性向人们昭示：当人和社会选择了与自然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趋向恶化，许多方面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冲突激变的现实境地。于是，在这种现代性的推进之中，人赢得了对自然的控制，却丧失了整个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理想前景。而且，这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的不断扩展，逐渐祸及了“南方”和整个世界。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巨变，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人们越来越省悟到，人类对自然的掳掠和人类的自相奴役，是与人类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现代性就其实质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学技术的解放而是人类自身的解放，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现代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取决于它能够服务于人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否则，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
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后发展无疑是一种劣势，但也有一种优势，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有可资参考的经验教训。发达国家在旧式现代性方面的前车之鉴，使我们有可能少走弯路，减少损失；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探索新路。中国的改革开放、科教兴国、共建两种文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西部开发和扶贫共富，以及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等概念、思想和实践，越来越透显出新型现代性的理念和初始内涵。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讲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3]。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还出版专著，论述“和合学”。
中国更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化的国家。从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感悟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新型现代性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本国特色优势，包容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切优点的现代性，一种能够促进两种文明共同发展、全面改善生态环境系统，使人与自然永远相携共存、使人类社会自身获得永久安全的现代性。
总之，新型现代性标志着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提高社会的和谐度；而旧式现代性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人与社会的不和谐。这是两种现代性的重大的本质差别之一。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说明我们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
新型现代性的出现，不能不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全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都这样那样植根于现代性之中。社会学更是直接产生于现代性。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经典社会学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并在推进更加和谐的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去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二、“社会更加和谐”是在逐步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的过程中达到的
既然现代性有两种，那么就可以知道，中国社会转型所担负的，不仅有从传统性或前现代性向现代性不断转变的任务，而且有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持续转换的使命。如果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主要是前一种转变，那么，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还同时要越来越多地应对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旧式现代性因素的问题。可以说，这两种同时并存、交叉进行的转变，表现了中国社会对自我“过去”的持续脱出。这种持续脱出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前现代性因素与旧式现代性因素相互交织，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相互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造成了种种现实的、复杂的社会效应。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前20多年的快速转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积累了众多的问题。因此，在为期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保持、推进社会进步势头的同时，用新型现代性的眼光，把解决过去20年积累的问题，逐步消除或努力减缓各种不和谐因素，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是战略机遇期要达到“社会更加和谐”一个必须面对和不可回避的任务。
应当指出，随着世界范围进入高风险社会，中国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也日益具有高风险的不安全因素的性质。这使得我们逐步消除或减缓各种不和谐因素的努力，变得更加艰巨和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走向更加和谐的社会与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是一致的。当然，后者的只是前者的一个方面，范围要比前者狭窄一些。
那么，过去20多年，我国社会积累的众多问题，也即种种属于前现代性或旧式现代性的不和谐因素，或者说，具有高风险性质的不安全因素有哪一些呢？这里可以例举一些，如：自然灾害、贫富分化、失业、刑事犯罪、生产事故、劳资冲突、新型传染病、人口结构变化、单位体制解体、道德滑坡、信任危机、心理疾病、邪教；恐怖主义、生态危机、高新技术、金融危机、族群冲突、全球化，等等。上面提到的这些，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原来就有的，如自然灾害等；二是随着社会转型加速期到来而突出来的，如贫富分化、劳资冲突、信任危机等；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而突出来的，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这些就是我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3-2004》的主要内容，题目是《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
上面提到的问题，如果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可以作如下表达。
——伴随着资本和财富的迅速积累，成本的外部化也愈演愈烈，在现代拓荒者一劳永逸地结束了“自然史”之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生态耗竭的危机。
——非农村化和乡村终结的潮流将中国传统农业推向了终点，也留下了数亿人的传统生存方式的替代问题。与此同时，“去工业化”过程却与之并行不悖：产业结构的激变、“夕阳产业”的废弃和新技术化的加速推进，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
——安全本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但现代性已经使社会安全划上了巨大的问号。我们已经进入了并且正在亲身体验到，一个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充满风险的高风险社会：现代农业污染与绿色生活方式，网络技术与个人隐私权，社会监控与公民自由权，不断膨胀的社会消费与生态环境指标，等等，因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性选择。
——知识的世俗化过程使人的素质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也促成了权力和知识的结盟、政治权威与专家系统的联手。政府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推进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加速器，现在深陷于与财富和金钱的力搏之中——穷于应付自身的权力精英所结成的利益团伙的侵蚀。伦理社会和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带来了社会的进一步整合与秩序，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现实困境：由于政治权力对法律秩序的干预和介入，造成了法律秩序的政治化和人治化，权力精英的违法也往往更“合法”、更隐蔽、更有“效率”。
——法人集团（尤其是政府扶持的垄断性中介法人集团）的失信、违规和违法，使日渐式微的社会资本进一步流失，个人的信任和忠诚转让给了各种利益化的社群，其后果是政治权威的权力效应的耗散。而且，这种现状还导致了法律规则的变动不居，使社会利益的划分处于频繁的变化状态，于是，制度性规则的不稳定、利益格局的不稳定和社会的不稳定形成了相互助长之势。与此相应的是社会伦理原则在实践过程中的“虚化”，使道德规范的约束性徒有其表，个人行为价值真正趋从的是生产性、实用性和利益效能原则。
——政治意识形态的渐次淡化和“后政治”社会氛围的逐步形成，既从政治运动等方面解放了大众，也向地方的、文化的、民族的、甚至“宗教”的意识形式出让了社会认同的空间。在这些形式下发生的自行组合、相互分离的社会过程，推动了个人及社群的多元化。与此同时，发展的不平衡性已经变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常态，这意味着社会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我们”、“你们”、“他们”的界别——经济发展上的东、西部的差距，心理和文化样式上的北、南方的沟壑，以及国民内部不断加速的社会分化，等等。
——社会问题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社会向个人开放了选择和发展的机会，个人自主性的发挥则使社会责任更多地转变为个人责任，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社会和群体对底层化和边缘化人群的负疚感，同时也理解到如果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不在社会政策上做到强弱双赢，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势头难免消解。
上述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也有所反映，报告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总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激烈推进之中，我们正在见证中国自走向现代以来，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经历的更为重大的变化。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经验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个人与其社会之间、自然和社会之间有着互构互生、共存共荣之义，休戚相关、血肉联体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通过对个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彻底反省和检讨，找到真正的修复和重建之路——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新型现代性所要探索的道路。
应当指出，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必须有世界眼光。因为中国社会转型是在当代世界社会关系格局中发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的各个发展阶段均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但某些个性特征不仅仅属于相应时空条件下的过程自身，而且是与世界社会关系格局、尤其是与西方旧式现代性相关联的。对旧式现代性过程与实质的审视，促进了我们对新型现代性趋向的日益自觉。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多极化和多元化趋势日益增强，强弱悬殊或支配屈从已经不再是社会关系及其过程的主导机制，相反，并存互构、协商对话、平等互惠、强弱双赢才是现时代的主要特征。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单边主义如此不得人心，为什么以武力来推行单边主义绝不能持久。
三、“社会更加和谐”的关键是要在社会政策上为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
社会学的深层理念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从这一理念出发，社会学认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调整我国社会政策，是战略机遇期相当一个时段的重要课题，在某种程度上是重中之重，具有战略意义。
首先，总的看来，社会弱势群体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并且目前弱势群体的规模依然庞大，构成了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威胁。这里，我们又碰到了在社会生活常常看到的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社会代价的后果应由全社会来分担，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同样，社会进步的成果应由全社会来共享，但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来享受或首先享受。因此，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个人，与处在强势群体中的个人，对社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前者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差，容易产生对社会、对强势群体的不满情绪，甚至反社会情绪。这种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必须十分注意的。
其次，关注弱势群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需要。必须看到，关注和支持弱势群体，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既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又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经之途。经过2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已经具备了加强对弱势群体支持的条件。
第三，在目前社会分化有加剧趋势的情况下，尤其要强调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关心和支持弱势群体，关心和救助困难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从短期说，这是战略机遇期开好局所必需的；从长期看，这也是贯穿整个战略机遇期的任务。因此，强调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那么，如何来支持社会弱势群体呢？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和综合社会学界的看法，大体形成这样的思路。
第一，要根据弱势群体的规模与成因确定支持的侧重类型。据估计，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大约在1.4-1.8亿人左右。整体上看，其主体部分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导致其陷于弱势地位的，因此，应当侧重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考虑问题，当然，这在任何意义上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生理性弱势群体和其他非社会性弱势群体的支持。
第二，要根据弱势群体的具体构成确定优先支持的对象。具体说来就是：(1)对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人群应当给予优先支持；(2)对不能享受任何社会保障的人群应当给予优先支持；(3)对失去劳动能力以及虽有劳动能力，但因缺乏就业机会而长期无法就业或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明显弱势的人群应当给予优先支持；(4)对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给予优先支持。明确优先支持对象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开展社会支持工作。
第三，要根据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区分其需求的迫切性，以便使相关政策更有针对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四，要根据支持方式确定不同时期重点的支持方式和行动取向。对于弱势群体的支持方式应当强调关心、支持、自助和增权，四者缺一不可，但不同时期可以而且必须有不同的重点。这里的支持，主要指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一个社会要良性运行，必须有适当的社会政策，有必要的制度安排，为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研究表明，目前对弱势群体支持的制度化急需加快、加强和落实。
现在，对于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各个具体领域，如扶贫开发、社会保障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就业服务、劳动保护、医疗服务、教育机会、住房改善、社区建设与服务、社会工作与服务、法律援助与弱势群体增权、基本人权保障、人口迁移与弱势群体的社会适应、特殊弱势群体（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的社会支持、全球化的社会影响与政策选择等等。这些就是今年年初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4]（原名《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具体领域，今后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要研究。
我们相信，只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政策，并把社会政策提供的制度性保障落实到上述各个具体领域，强弱双赢的局面是可以实现的；社会和谐度的提高、一个更加公正、更加稳定、更加和谐的社会，是可以预期的。
总之，正如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的，“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学要围绕“社会更加和谐”这一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从各方面展开调查研究，进行深入探索，为推进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