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社会文化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与流派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一大流派。它在理论体系和心理治疗实践上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正统精神分析，使精神分析适应了新的时代需要而生命力至今不衰。但这一学派如何从正统精神分析母体中脱胎出来？它修正弗洛伊德学说的现实根据和学术背景以及基本观点是什么？特别是，美国传统心理学在许多方面与精神分析是格格不入的：美国传统心理学（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重视的是在实验室里研究感知觉和学习等课题，偏重对意识和行为的形式和功能进行描述，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强调可观察性或客观性；精神分析则重视在临床实践基础上研究动机和人格等课题，偏重对人的心理（特别是无意识）的内容和结构进行解释，其研究对象和方法带有相当的不可观察性或主观性（如下表）。既然二者在心理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方法和途径等根本问题上都存有分歧，那么，这一学派如何形成于美国并成为现代美国心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本身，而且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现代西方心理学不同传统、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影响并逐步走向融合的历程和趋势。
一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酝酿于弗洛伊德的晚年即30年代末。其主要代表人物霍妮（K.Horney）于1937 年出版《现代人的神经症人格》、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那年）出版《精神分析新道路》，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神经症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弗洛伊德的许多基本观点进行了修正；沙利文（H.S.Sullivan）于1938年创办《精神医学》杂志，以传播他的人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心理疾病是由人际关系的失调引起的，而不是性本能与社会的冲突引起；卡丁纳（A.Kardiner）于1939年出版《个人及其社会》，将其通过人类学研究所得出的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结论公诸于世；弗罗姆（E.Fromm）在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修正精神分析。到40年代初，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正式形成。1941年，霍妮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开除，但她迅速成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自任所长，这一事件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与正统精神分析从思想体系的分裂到组织上的正式分裂已告完成。同年，弗罗姆出版《逃避自由》，这部被誉为运用精神分析于社会学的杰作〔1〕从社会历史根源上分析纳粹主义崛起的心理基础，这与弗洛伊德从本能中寻找战争的心理根源形成鲜明对照。弗罗姆致力于从社会学的和人本主义哲学的取向上修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牛顿曾说过，在科学上，后人的进步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而心理学家泽曼（D.Zeaman）在对心理学史进行考察和分析后认为，牛顿这一名言用于心理学上应作一些修改，变成：在心理学上，后人的进步是踩在前人的脸上的。这话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了一些事实。〔2〕 心理学中的伟大人物往往被后人当作批判的靶子，因而成为这门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物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他被后人当作批判的靶子。心理学中伟大人物的错误往往比他发现的真理更多地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就是在修正弗洛伊德的“天才的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修正主要是针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是本能欲望；社会文化是其对立面，它压抑本能欲望的满足因而导致神经症发作；而科学和艺术创造则是本能欲望的升华，文明的发展以压抑人的本能为代价却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人性就是人的生物性，是人的本能，人性决定社会文化而不是社会文化塑造人性；人性中充满破坏性和攻击性，与社会道德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生的痛苦不可避免，战争也不可避免。与本能决定论紧密相关的是泛性论。弗洛伊德将人格的发展归结为性心理的发展，归结为性本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次通过不同的身体部位获得满足的过程；人从婴儿期开始就有性欲，并且指向父母；女性心理特点是由女性身体结构决定的；俄狄浦斯情结普遍存在，贯穿于个体的成长过程，是神经症的根源，也是道德和宗教的起源。
弗洛伊德的上述理念植根于19世纪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植根于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到了20世纪，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性压抑问题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了。一些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正在兴起，这些学科提供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新发现，主张把人看作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产物，而不是受本能驱使的动物。“阿德勒的心理学在心理学历史中是第一个沿着我们今天应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的心理学体系。”〔3〕阿德勒1911年离开弗洛伊德正是因为他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统，沿着社会科学的方向走得太远而为弗洛伊德所不容。尽管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所有代表人物都是通过直接修正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并不承认他们是在阿德勒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但一般还是将阿德勒视为社会文化学派的先驱。阿德勒认为人格发展的动力是为克服自卑而寻求补偿的努力，自卑感来源于童年的社会生活经验，儿童发现自己的软弱无能与周围高大强壮而又活跃的成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产生了对力量的需要。儿童逐步形成的补偿方法是根据自己在家庭中的处境、父母的性格、家庭经济状况和人员构成，逐步扩大到根据邻居的特点和社会的要求等多种社会因素而采取的策略。总之，自卑感及其补偿作用是在家庭环境、家庭气氛及其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阿德勒还认为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是人的固有本性， 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动机，它表现为与人合作、帮助别人、设身处地地理解别人、甚至在对待别人时给予多于获取的倾向。他还认为男女心理差异是社会秩序造成的，在一定社会秩序中家庭的权力结构（家长制）是与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权力结构分不开的，因此，女性心理不是由身体结构造成的。阿德勒的下述观点简直是弗罗姆的直接先导：“对于那些不能再像农民那样从接触土地得到直接满足或像手艺人那样由于看到自己亲手劳动的成果而满怀喜悦的大多数男男女女，他们面临的是日复一日的机械活动的世界，那根本是毫无意思的，而在这些活动中，你不是受制于一个你并不认识的什么人就是受一部机器的摆弄，它的目的和最终目标你并不理解。这里没有任何解脱的可能，除非在计划和管理生产过程中有充分的民主参与。”基于这种理论，阿德勒为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献出了特殊的精力。〔4〕
二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形成于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它是两种“妥协”趋势相结合的产物，即一方面是美国本土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承认，另一方面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的修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开始既为心理学家们所不齿，又为医学界所不容，但最后还是渗入到这两个领域之中。但这一过程是逐步发展的。精神分析产生于欧洲大陆，那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主观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因为这种心理学似乎比其他心理学更容易适应天主教会的社会背景。天主教会关心人类天职，特别注意人类动机的本性。而美国是一个宗教多样化且宗教背景从总体上讲不很深厚的年轻国家。美国精神是重实用重行动的，不那么关心内心深处的冲突。当精神分析在欧洲创立和发展之时，美国精神是重实用重行动的，不那么关心内心深处的冲突。当精神分析在欧洲创立和发展之时，美国心理学已成为功能主义的，并正准备走向行为主义。而行为主义则难以吸收精神分析，因为精神分析太富于主观色彩。〔5〕
精神分析与美国主流心理学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在方法论问题上。精神分析研究主要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的，而学院心理学则偏重于高度控制的实验研究。美国学院心理学家将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方法作为科学方法的典范，相比之下，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非科学的；弗洛伊德则认为，关注行为的可测量方面的实验，更适合于研究人类生活的琐细方面，而非人类生活真正有意义的方面。精神分析和学院心理学都试图建立科学的心理学，尽管二者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和冯特都受到了19世纪伟大的科学家赫尔姆霍茨的决定论哲学的影响，但它们在这门学科的性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所以直到30年代中期，精神分析对美国学院心理学的影响还是相当小。〔6〕
精神分析对美国的影响或美国本土对精神分析的接受和承认大体上是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推进的。⒈美国民众的热情。1910年以后，美国的报纸充满了论述弗洛伊德的文章，普通民众比学院心理学家们更承认他的学说，势力也大得多。〔7〕到三四十年代， 这种热情仍持续不衰，俄狄浦斯情结、压抑、升华和快乐原则这些术语在大众语言中广泛传播。〔8〕精神分析虽不产生于美国， 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缺乏传播精神分析的土壤。19世纪还处在原始积累时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节制的，在性问题上是压抑的，这是精神分析产生的社会根源。20世纪的经济发展要求扩大人们的消费，因此中产阶级的生活时尚发生了变化，他们渴求日益增长的消费，在性问题上的限制也随之放松。“精神分析理论，与其说是这种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在有关性需求的范围里，为这种倾向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理论说明。” 〔9〕在美国尤其如此。因此，美国民众仍然是从实用、行动的立场上，以年轻人（年轻国家）的方式来接受弗洛伊德的，尤其是快乐原则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理论支持。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美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逐步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⒊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等应用领域。这些学科之所以较容易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因为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关于人格、神经症病理学和治疗学的综合理论。二次大战及战后美国政府对临床心理学的大量资助，使这一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以上三个层面造成了一种越来越接近心理学的趋势。⒋学院心理学。精神分析对美国社会以上三个层面的影响，似乎对美国心理学界产生了某种压力，迫使他们考虑精神分析的价值。但美国心理学接受精神分析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早在1894年，詹姆斯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就提到了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909年，心理学家霍尔邀请弗洛伊德参加克拉克大学校庆庆典并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弗洛伊德在美国还结识了詹姆斯、卡特尔和铁钦纳等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传统也并非完全排斥精神分析，如美国的行为主义倾向在许多方面与精神分析所强调的自然决定论是相容的，功能主义倾向与精神分析主张的行为的目的性这一观点是相容的，桑代克的效果律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也有相容之处。精神分析受到一些美国心理学家的关注还与传统心理学主要关心感知觉和学习等心理过程以及行为测量而忽视动机和人格有关。凡是对意识和行为的描述感到失望，而追求一种较满意的有时称为“人性”心理学的那些心理学家，自然而然地受到精神分析的鼓舞。30年代以后，人格和动机日益受到美国各种倾向的心理学家的重视，功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都逐渐重视这一领域。究竟是精神分析推动了这一发展趋势，还是这一发展趋势促进了美国心理学对精神分析的承认？也许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其中，“耶鲁小组”在三四十年代的工作是站在美国学院心理学家立场上对弗洛伊德心理学和行为主义进行综合的最系统和最有影响的尝试。“耶鲁小组”是由赫尔及其弟子N.E.米勒、J.多拉德等人组成的。他们在1936—1943年组织了一系列讨论班，沙利文和埃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学家也参加了这些讨论班。这些工作在三四十年代促进了美国学院心理学对精神分析的接纳。特别是多拉德和米勒1950年出版的总结性成果《人格与心理治疗》一书，促进了精神分析在50年代真正融入美国心理学主流。多拉德和米勒指出，该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把精神分析与巴甫洛夫、桑代克、赫尔及其他实验者的工作以及强调社会变量的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试图为人类行为的一般学科建立心理学基础。最终目标是把精神分析的活力、自然科学实验室的严谨和文化事实结合在一起。〔10〕他们将精神分析的理论整合到儿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论体系中，使精神分析真正进入主流心理学架构之中。
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精神分析对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⒈三四十年代，近200 名精神分析学家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美国，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包括霍妮、弗罗姆、埃里克森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精神分析学家。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到美国以后取得的。⒉一些思想敏锐的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态度（偏见）、舆论（宣传）、攻击性、独裁人格等与纳粹主义和战争有关的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问题。显然，精神分析对于研究这些问题是最优先被选择的理论范式。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最著名的有阿多尔诺 （T.W.Adorno）、赖希（W.Reich）和弗罗姆，他们都试图用精神分析来研究独裁统治的心理学问题。⒊战时的研究项目迫使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专家一起工作，至少暂时促使一些心理学家从狭隘的理论和方法学偏见中解脱出来，〔11〕这给一些不同情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家提供了接触精神分析的机会。沙利文就曾参与了战时研究项目的工作。
三
美国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承认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对弗洛伊德的修正又加速了这种承认并且进一步扩大了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影响。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与美国心理学在这一基本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即把人看作环境因素而非遗传因素的产物。也可以说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把精神分析改造得符合美国口味。这种改造的根源在于新的社会现实和学术界关于人的新范式。
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国家，动荡不定、灾难迭起。先是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随后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经受着各种压力和打击，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不断增多。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从治疗实践的切身经验中感受到，用弗洛伊德的病理学和治疗学在临床上已经行不通了。这些患者的问题主要不是性压抑，而是社会生活的困境、人际关系的失调所造成的人格扭曲。精神分析的生命力首先在于临床效果。新的现实促使精神分析学家寻找新的理论模式，而新的临床经验是新的理论形成的基础。
同时，新的理论形成也离不开时代的学术背景。弗洛伊德接受的是19世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范式，社会文化学派则接受了20世纪兴起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新范式，把人看成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把人格解释为个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把理论和治疗实践的重心从人体内部转移到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这些社会科学的主要力量在美国。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和卡丁纳受玛格丽特·米德和本尼迪克特等人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较大；沙利文受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影响较大；弗罗姆则主要受德国社会学的影响，包括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30年代从德国迁往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他是该学派成员）。
四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妮、沙利文、卡丁纳和弗罗姆。他们在理论上各有侧重，在观点上时有分歧，在组织上较为松散。不象正统的弗洛伊德学派带有政治或宗教组织的特点。霍妮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神经症的标准，指出神经症的根源在于个人在充满矛盾和敌意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基本焦虑。沙利文重视人际关系这一概念在精神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俩的主要活动在精神分析和精神医学领域。卡丁纳致力于对土著民族的现场调查材料进行精神分析的阐释，认为不同文化的基本制度造就了不同的基本人格结构，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和禁忌系统。他的主要活动在人类学领域。弗罗姆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失去了与自然、与他人、与真实自我的密切关系，因而现代人虽获得了自由，但陷入了孤独和不安全的境地，这正是各种心理疾病的根源。他主要活动在精神医学、社会学和哲学领域。卡丁纳和弗罗姆主要在大学任职，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学术界对精神分析的承认。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如霍妮与弗罗姆之间、卡丁纳与另外三人之间就发生过摩擦或出现过分歧。
但他们在许多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同属于一个学派的基础。⒈都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动机和人格的动力学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自的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⒉都继承了弗洛伊德重视童年经验或亲子关系的传统，但抛弃了本能决定论、婴儿性欲论和人格结构（本我、自我、超我）论。⒊都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影响，将微观的家庭环境与宏观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研究人，反对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化的倾向和女性心理学。⒋都受过传统的精神分析正规训练，掌握了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自的人格心理学、心理治疗学或社会心理学。⒌都抛弃了弗洛伊德关于人和社会的悲观主义态度，相信人的潜能具有建设性，相信通过改变社会生活条件、改变不合理的人际关系可以实现健康的人的生活。因此他们不仅在治疗上，而且在关于人和社会的信念上都是乐观主义的。
总之，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是在新的心理生活现实和新的学术背景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弗洛伊德的学说，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它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弗洛伊德学说对美国社会和学术界的冲击以及美国主流心理学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承认和整合，同时这一学派成员们的努力又扩大了精神分析对美国社会和学术界的影响并终于汇合到美国心理学主流之中。它是不同传统、不同学说之间相互综合的产物，并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现代心理学的图景：即一方面是学派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创造性的综合，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无学派分歧，创造性综合便是无源之水；无创造性综合，新的学派或学说便失去了得以产生和成长的土壤。美国心理学如此，其他国家心理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心理学如此，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
注释：
〔1〕Fine.R.(1979),A History of Phycho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nsihy Press,562—563.
〔2〕施良方：《学习论——学习心理学的理论与原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3〕墨非：《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2，第410页。
〔4〕同上，第407—410页。
〔5〕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第815，797，823，796页。
〔6〕吉尔根：《当代美国心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95—97页。
〔7〕舒尔兹：《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54页。
〔8〕鲁宾逊，D.N.：《现代心理学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第205页。
〔9〕弗罗姆：《弗洛伊德的使命》，三联书店，1986，第132页。
〔10〕〔11〕吉尔根：《当代美国心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115—118，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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