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提升中国潜在增长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率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其中，工业化、全球化与城镇化提供了强劲动力。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但是，中国经济在一揽子刺激政策下率先强势复苏。然而，随着刺激政策效果的逐步消退，经济增速自2011以来出现明显的回落态势。GDP增速由此前10%左右降至2012-2013年略低于8%的水平，而2014年落入7%-8%的增长区间是大概率事件。
如何认识经济增速回落？今后经济增长的轨迹是否会继续掉头向下？我们认为，近年来的经济增速放缓，既反映了全球金融危机后脆弱复苏的周期性影响，又体现了结构性和趋势性的因素。
周期性原因包括，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漫长而曲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年均增长不到2%，较危机前几年几乎减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深受打击，出口增速较危机前几近腰斩，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由2004年-2007年正贡献2个百分点左右，降至2009年-2012年负贡献近1个百分点。尽管美国经济的复苏势头已经确立并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计划，同时，欧洲也终于走出经济衰退，今年有可能实现久违的正增长，但是，全球经济增长仍将是温和的，回归到危机前的繁荣仍需更长时日。认识本轮全球经济复苏的超长周期，将避免混淆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分析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放缓，需要准确把握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及其规律。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及环境资源等挑战，关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讨论层出不穷。的确，双位数的高速增长期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认同潜在增长率或开始进入放缓期的判断。然而，潜在增长率的真实水平或者未来下降的速率值得商榷。根据供给要素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提升潜在增长率值得思考。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的要素，考虑未来影响因素以及国际比较，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作出研判。
不宜夸大劳动人口减少的影响
谈及潜在增长率，人口总量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被广泛关注。不容否认，人口老龄化将为中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挑战。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的绝对数量已经出现了345万人的下降，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94亿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近0.6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在今后仍会加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到2030年将会达到3.79亿，约占人口总量的26%。
但是，在衡量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或小幅下降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时，对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不宜过度担忧。首先，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而劳动生产率又可以分解为人力资本投入(即教育)、实物资本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技术进步和制度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
其次，通过核算中国过去35年的GDP增长，我们发现，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仅对经济增长贡献了很小的部分，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起决定性贡献。1978年-2012年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约15%，且在近年逐步下降；过去十年，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不到0.5个百分点。前瞻性地看，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仍将在2017年前维持正增长，但增速趋缓，此后每年萎缩约0.2%-0.3%。这样，劳动力数量的贡献将从过去十年的0.5%左右降至2020年的-0.5%左右，但是，其影响仍然是可控的。如果劳动生产率仍然能够保持8%-9%的增速，那么，潜在增长率仍可达到8%左右。
尽管“单独”家庭放开二胎的政策将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但是，能否提高生育率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且其对劳动力人口的影响将在十几年后才会显现。人口的变化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但是，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可以抵消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人力资本积累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意味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单位劳动者产出，从而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国家层面和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在持续增加，比如，财政资金在教育上的投入从2000年不足GDP的2%升到2012年的4.1%，投入规模是2000年的12倍。从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看，2010年全国平均已经超过9年，实现了从初中程度向高中程度的转变，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每年都在增长。我们对GDP的估算表明，近十年人力资本积累对GDP约贡献0.3个百分点，较20世纪90年代提高0.1个百分点。
未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巨大。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差距显著。教育部预计，到2020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即使达到2020年的水平，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尚不及日本和美国2010年的水平(分别为12.4年和11.6年)。另一方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于提升总体教育水平至关重要。农村基础教育相对薄弱，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城市水平。而中国2.6亿农民工仍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约占60%)，其中，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高于本地农民工，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又高于非农民工。而且，受教育水平基本与相应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一致。
未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将提高劳动者产出水平。相关研究表明，制造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将使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接近20%。可以预见，如果今后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约2年-3年，将显著提高单位劳动者的产出水平。
劳动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起决定性作用
注：劳动力转移和其他全要素生产率两项，统合为“全要素生产率”。
资料来源：汇丰银行。
基建投资将提升增长潜力
实物资本积累，特别是基建投资，仍然有很大空间，这将继续提升增长潜力与效率。首先，衡量投资效率的最直接指标是资本回报率。一般而言，随着投资的增加，边际回报递减。尽管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从危机之前的约23%降至目前15%左右，但是，仍然远高于许多经济体不足10%的水平。换而言之，中国远没有达到投资过度导致资本回报率低下的地步。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估算的全社会资本回报率从危机前的23%下降到15%左右，主要反映了投资结构显著变化对短期投资回报率的影响。过去是以出口产能投资为主，危机期间和后危机时期基建取代制造业成为投资引擎。由于同样一笔钱投资到地铁项目所产生的近期回报率，比投资到出口加工生产车间要低得多，拉低了平均资本回报率。但是，基建投资有很强的外部性，中长期的社会总回报率远高于短期回报率。
其次，通过估算资本存量发现，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韩国的17%、美国的8%左右，远远低于中国人均GDP占韩国和美国的比重(分别为37%和26%)，这表明投资不足而非过剩。放在历史视角之下，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远低于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而彼时仍是韩国经济腾飞的中期，相比之下，中国经济仍然颇具投资潜力。
最后，基建投资空间巨大。例如，中国的铁路里程尚不足十万公里，是与中国国土面积相当的美国1880年的水平。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是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即使是国内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城市与内陆大城市，尽管这些城市的人均GDP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已经在迅速缩小，但是，在基础设施上仍然是相对落后的。基建投资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提升潜在生产率：一方面是当期的基建投资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资本存量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的正溢出效应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扩大市场准入以及传播技术与理念。
借鉴世界银行的研究，通过对比一个高铁网络通达的城市和一个高铁系统尚不完善城市的“经济群”，来估算高铁的外溢效应。一个城市的“经济群”是指当地经济活动的总和，加上到其他地区的便捷程度。其中一项关于英国的研究发现，“经济群”每增加1倍就会使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提高3.5%，这得益于交通改善所带来的正溢出效应。这种正溢出效应在发展中经济体中要高得多。以中国的高铁系统为例，“经济群”每增加1倍，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将提高9%-15%，而在发达经济体这一数字为5%-8%。
未来，中国的投资既有高储蓄作为资金来源，又有城镇化带动的投资需求。当前中国的高投资率(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46%)，是高储蓄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高投资率反映了高储蓄率。然而，储蓄率仍然高出投资率接近4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的储蓄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反而流到海外市场支持了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预计未来储蓄率仍将保持高位，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使资金配置更有效率。同时，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建投资潜力巨大，特别在中西部地区。
城镇化提升劳动生产率
城镇化进程中，通过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移到较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将提升整体劳动力生产率。在过去30多年中，约有2.6亿农民工从传统的农业领域进入城市中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劳动力转移对GDP贡献约2个百分点。
中国提升城镇化水平仍有很大空间。2012年末，按常住人口统计的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6%，但是，以户籍人口计算的真实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即使是52.6%的城镇化率，也要远远低于1970年的日本、1992年的韩国接近70%的水平。如果今后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需要20年时间才会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未来，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市场力量会持续推动劳动力转移，因为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较大，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表现为收入水平的差距，这将成为“看不见的手”，吸引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到非农业部门。当前，中国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人均GDP的之比约为5：1，农民工继续向城市迁移并进入更高生产率的行业，将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只要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生产率的差异仍然存在，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力就会继续起作用。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将有所提高，即更少的劳动力带来同样甚至更多的产出，而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差会有所收窄。如果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到3：1，即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比例，就可以转移2.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从政策层面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将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对GDP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这里的“质量”包括真实城镇化率、城市新移民对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公共服务水平、就业机会等。通过配套的户籍改革与社保领域的改革，将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未来的综合改革将有助于提升城镇化的两股力量：拉力和推力。所谓拉力，是指城市的工业、服务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居民进城务工；而推力是指农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推动农民非农就业。户籍改革和土地改革促进土地流转将有助于释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非农行业就业，从而加大城市化的推力。而社保领域的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加大城镇化的拉力。城镇更好的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社保体系将极大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反过来，这些公共服务的改善将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投入，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并明确了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经济领域的改革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主线，意味着更少的政府干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效率，对民营企业来说更公平和友好的经营环境。国有企业、财税、金融、城镇化、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助于释放制度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将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地实现储蓄与投资项目的对接，帮助企业抓住增长机会；而金融抑制(如实际存款利率过低甚至为负)会对储蓄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目前，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债券市场。发达的债券市场对中国建立深化而流动的金融市场至关重要，为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融资渠道。与股市充满波动性及风险的情况不同，债券市场可以提供长期固定回报的投资工具，为中产阶级提供更好的投资选择，使其在获得高收益后带来更多的消费。这将进一步使经济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债券市场的发展将为银行带来竞争压力，有利于加强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近年并没有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化解。无论是在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量)还是资金成本(价)上，中小企业都处于不利地位。这与其经济贡献是不匹配的：中小企业贡献了60%的GDP和80%的就业。如果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债获得更便宜且期限更长的资金，将迫使银行将其业务的重心从大型基建工程和国企转移到零售客户以及中小企业，从而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
第二，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破除国有企业垄断，将释放非公企业潜力。由于充分竞争和清晰的产权，民营企业在效率上普遍优于国有企业。然而，当前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审批等方面面临种种限制，国有企业仍然在诸多服务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如银行业、电信、运输等。单是冗长的审批程序就可能耗费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且不说其他额外的成本)，如果审批程序可以取消或缩短，所节省下来的时间就是生产力。而竞争的加强将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率和产出。
第三，进一步对外开放，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放宽外资投资准入，推进服务业有序开放，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强调上海自贸区在推进改革开放方面的“排头兵”地位，建立开放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等。这意味着，中国将更充分地融入全球要素流动，并深入参与全球分工。
从供给面看，与在世界科技前沿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这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技术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可以直接“拿来”现有的先进技术。中国加入WTO后，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快速增长及其对制造业的拉动，已经被证明是吸收先进技术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中国吸收的FDI占全球直接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表明中国在技术引进方面的潜力仍然巨大。同时，更开放的市场，特别是服务行业，将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促使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从需求面看，在全球贸易流动相对低迷、外需复苏仍然偏弱的背景下，加强与周边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是主动创造需求的新探索。
当前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长率
中国经济在2012年-2013年的增长仍然低于潜在增长率。汇丰银行宏观研究团队主要通过HP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做了估算，HP滤波法仍然是从事国际比较的简单有效方法，生产函数法由于更全面考虑了生产要素利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充分体现了潜在产出的供给面特征。HP滤波法得出的潜在增长率为8%左右，生产函数得出的潜在增长率约为8.5%-9%。这一结果与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估算大体一致。
由于潜在增长率只能估算得出，而估算结果因为模型的数据以及假设等技术性环节的处理而有所差异。然而，如果换一种视角，利用反证法度量实际经济增速相对潜在增长率的差距，可以看到，当前7%-8%的经济增速仍然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下。
最直观的指标就是物价水平。根据潜在增长率的定义，该产出水平与稳定的物价相适应。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6%，几乎从2011年5.4%的高位减半。然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22个月处于通缩区间，且难以在今后几个月摆脱负增长。同时，GDP平减指数从2011年的8%-9%陡降至2013年二季度的不足1%。尽管PPI通缩反映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但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相对不足而产能过剩的压力，反映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以下。而需求不足来自全球弱复苏下外需的疲态，例如，2013年全球GDP增速约为2%，是金融危机之前的一半左右。同时，内需增长也较2009年-2011年明显放缓，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从25%-30%左右的高位回落至20%。然而，生产能力在2009年-2011年长足扩张，后续在建和计划新建产能又加剧了产能过剩，从而给PPI带来持续下行压力。
另一个指标是就业和工资增长。诚然，城镇就业指标仍然稳定，2013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新增900万的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从二季度的4.1%微降至三季度的4%。但是，考虑到城镇就业不包括2.6亿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并且城镇工资的粘性更强，城镇就业并不足以全面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农民工就业大多在中小民营企业，其就业与工资增长能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也可以作为衡量中国劳动力市场冷暖的比较敏感的指标。可以看到，2012年初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速明显放缓，扣除物价影响的实际工资增速从2010年至2011年间20%-30%降至最近四个季度的10%左右，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速几乎腰斩。这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放缓趋势一致，只是调整幅度更大。
中国人均GDP在2012年已接近10000国际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有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将因循与韩国和日本相似的发展路径，即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时出现技术进步明显放缓的趋势，并认为中国即将进入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阶段。其主要依据是，随着后发追赶型国家技术水平距离前沿国家越来越接近，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而实现技术进步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我们认为，这样的观察类比存在误区。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潜力，关键取决于与前沿国家的相对差距，而非绝对收入水平。这种差距是动态的，随着前沿国家技术进步的持续推进和人均GDP的提高，简单地以10000国际元作为分水岭不能准确反映相对差距。
如果以美国作为前沿国家的代表，当前中国人均GDP(1990年不变价格国际元)仅为美国的26%左右，而日本、韩国在1970年和1992年分别约为美国的60%和40%，那么，今天中国的追赶空间要比当年的韩国和日本大一到两倍。彼时，日本和韩国又用了十到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赶超，其中，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年均8.8%的高增长，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接近8%的增长。借鉴这两个国家的赶超经验，我们认为中国有潜力在未来十年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出，近中期(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8%-8.5%，远期(2018年-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为7.5%-8%。
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不宜夸大，放松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将有利于在2020年后期减缓老龄化的速度。资本积累仍将对GDP增长有较大贡献。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业化设备和技术升级的资金投入，意味着持续的资金需求，而预计在未来3年-5年仍将处于高位的储蓄率，将为资本扩张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完成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对接，需要完善金融市场，拓宽有效融资渠道，特别是完善长期融资方式。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有许多提升空间，而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各方面部署，将有利于释放民营经济潜力，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加快劳动力由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的转移。如果人均GDP的增长与GDP增长保持同步，那么，到2020年人均GDP(名义水平，且假设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0左右)将超过13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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