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提高人之精神境界——也论“哲学何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何为论文,境界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何为？在哲学“取消论”颇为流行的今天，是哲学工作者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张世英教授曾以此为题发表文章〔1〕， 读后很受启发，笔者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谈谈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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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何为”，很显然，讲的是关于哲学的功能和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之所以提出，原因之一，是由于哲学陷入“困境”。所以，“哲学何为”的问题，也可以转换成“哲学出路何在”的问题。哲学处于困境，似乎是当代带有世界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界流行的“哲学终结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所谓哲学的“终结”，并不是谈哲学要“寿终正寝”或哲学停止发展，而是指传统哲学或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对此，海德格尔作过明确的表述：终结不是简单地理解为纯粹停止，不再继续。我们所谈的哲学终结意味形而上学的完成。“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就表明他的哲学是颠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在卡尔·马克思那里已经完成这一颠倒。随着这种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就达到了。哲学已经进入了它的终结。”〔2〕
曾被誉为推进现代哲学发展“具有决定性转折的第一个人物”的维特根斯坦指出：传统哲学的命题都是形而上学的命题，它既非重言式的分析命题，又非经验的综合命题，因此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应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代之于一种“语言的逻辑分析”，即哲学以语言为界限，划分“可以说的”和“不可以说的”。晚期维特根斯坦极力反逻辑主义，反本质主义，提倡“语言游戏”，反对传统哲学。语言与游戏一样是人的一种活动，语言的使用、词的功能，类似各种游戏是无穷无尽的；语言的运用与游戏一样既有规则的限制性，又有规则的任意性。总之，“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实证哲学的兴起成为当今哲学走出困境、解决“危机”的一种思潮。
海德格尔在晚期的一篇文章《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写道：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是研究存在和存在与整体——世界、人、神，当今的时代这种哲学已进入它的终结。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基于西欧思想的世界文明的开端。哲学的终结，留下的是思的任务。思的任务是什么？思现在的东西，即当下与之打交道的东西，在你身边和手上看得一清二楚的东西，这就是现象，而不是现象背后所谓先验的“本质”、“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的任务是“走向事情本身”。海德格尔在另外一文中提倡哲学家要成为诗人，他引用了荷尔法林一句诗“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意思是说，人达到与天、地、神为一体，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宣称：始于柏拉图，特别是由笛卡尔开创的，以“认识论为主导、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主要任务”的哲学已走向终结。他指出：传统哲学是为了使人获得知识的认识，它把人的心灵视为一面巨大的镜子，可以精确地反映外面自然界哲学的工作只不过是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对自然界更准确的表象。他认为康德以后，这种传统哲学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以罗素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其实“分析哲学是另一种康德哲学”，它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以达到更为精确的表象理论（知识理论）；另一个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它通过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的方法获得“纯粹意识”，即最纯粹最精确的表象。罗蒂拒斥这两种哲学，极力推崇杜威、后维特根斯坦和后海德格尔。他认为这三位哲学家的理论宣告了传统认识论，即“自然之镜”哲学的终结，开创了哲学的新时代——“无镜哲学”的时代，提出以“教化哲学”或“后哲学文化”取代传统哲学。“我们应当摒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3 〕教化哲学不是以发现真理为目的，而是通过交往、谈话去履行击破“陈规陋习”这一社会功能，实际上，罗蒂的“教化哲学”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一种变相说法。
哲学的终结论，几乎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思潮和现代许多西方哲学家的“共识”。我们虽然只列举上面三位哲学家的见解，但他们对“哲学何为”问题的回答，具有一定代表性。尽管他们说法不同，但都宣称传统哲学已走向“终结”，那种追求超验的“本质”、“实体”的传统哲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已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他们都试图寻找一条与传统哲学不同的哲学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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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1886年恩格斯写了一本哲学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标志着传统哲学的终结，起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它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时代〔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实践的转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哲学区别开来，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以往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这句名言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哲学应从哲学家书斋里解放出来，变成广大群众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实践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从根本上为哲学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两个方面，但是以往我们对此往往作片面的理解。尽管我们也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可是常常又把改造主观世界只归结为更好地适应、符合客观世界，使自己思想、观念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相一致，结果还是放在改造客观世界上，从而忽略了提高人的自身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和心灵升华的问题，这恰好是学习哲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所在。
多少年来，我们哲学工作者正是沿着上面的思路、去寻求摆脱哲学困境的出路的。按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哲学观点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当代全球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等等；并把哲学和各种具体科学结合起来。这种称为“应用哲学”的理论和实践被看成是走出哲学困境的一种好的方法、途径。毫无疑义，哲学必须同实际相结合，这是哲学非常重要的问题。哲学来自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哲学一旦离开了实践，它就失去了赖于生存的土壤而枯萎了。哲学脱离人类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并被束之于高阁之上，再好的哲学理论也没有意义。因此，哲学与实际结合起来，为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服务，是回答“哲学何为”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哲学工作者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一点。（对此，发表的文章已讲得很多，笔者不多赘述。）
但是，笔者认为回答“哲学何为”的问题，如果只停留在上面的看法上还是很不够的，哲学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哲学为人自身找到安身立命之“论”，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正是本文感兴趣和着重要阐明的问题。“精神境界”说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提出来的。他说：“用中国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他的生活可以按部就班的和平，也可以枪林弹雨的战斗。无论是在和风细雨之下，或是在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可以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境界。”〔5〕应该说，这是非常深刻的洞见，它揭示了哲学的内在本性和原始意义〔6〕。 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哲学不是为某种实用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哲学不是使人获得某种具体知识，而是给人们提供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哲学不是教人掌握某种技能和具有一定职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一种无用的学问”〔7〕。但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 这是因为哲学旨在帮助人们解决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阐明哲学的“精神境界”论。
精神境界无论是对一个国家、民族，还是对一个人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是一个国家、民族之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的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强盛的国家、民族及其人民总是有着很高的精神境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从信奉基督教的人们中可以看到，由于宗教的信仰而产生对心灵的感化作用，以及对人的精神、灵魂的震撼力是难于估计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与宗教是非常接近的，两者都以信仰为依归，都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但是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哲学的信仰是一种信念，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和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宗教的信仰却是一种迷信，带有很大盲目性，并通过一种绝对权威——神来实现的（这不是本文谈的内容，从略）。哲学作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功能，是别的学科无法取代的。
我认为，哲学要达到的精神境界，首先是指超越自我达到“无我”。人生在世，要生存就要奋斗，与天斗，与地斗，否则就无法生存，坐而待毙，这就是人对现实世界的执著与追求。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人们对这种执著与追求的性质、目标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活着，或者是为了活得更好而奋斗，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奋斗并不是其乐无穷，奋斗既有成功、胜利的喜悦，又有挫折、失败的痛苦；要奋斗就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人生的旅途中，既要经得起成功与失败的考验，又要面临生与死的选择。有人说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恶文化”，因为基督教义认为人类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原罪说”），注定人类世世代代为了赎罪经受各种折磨与痛苦。这也就是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什么宣称人生是一场“悲剧”的一个原因。西方为此，东方、中国又何尝不是为此！面对人生悲剧，宗教也主张超越自我，即对今生今世苦难的人生和罪恶尘世的超脱，把人的幸福与希望寄托于来世、彼岸世界——天国。这是宗教的人生哲学。但与宗教不同，哲学上说的超越自我，是指人从名利、是非、情欲的纷扰和困境中解放出来，树立正确的苦乐观与生死观，不怕苦，视死如归，这样就达到“无我”。人只有达到“无我”的境界，才能超凡脱俗，摆脱世间人事的纷扰，“不为一切所累”，在困难与生死考验面前无私无畏，勇往直前，这就是“浩然之气”。
其次，它是指超越“非我”（客观）达到“大我”。人不能在“真空”里生活，总是生活在“非我”即客观世界之中，人除了受自我（主观）条件的限制外，还要受“非我”（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受着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与束缚。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但人的思想、精神境界又可以超越“非我”（客观），从必然的王国到达自由的王国。这点黑格尔作过多次论述，他认为，思维（思想）的特点之一是自由，客观物质世界一定是受必然性支配的，而人的思想、精神则可以达到自由。当然黑格尔是从“客观思想”之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的。冯友兰先生在谈及哲学上达到的精神境界时写道：李商隐有两句诗说：“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意思是说，他总是想着在年老的时候，退休隐居于江湖之上，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带着整个的世界进入到一只小船之中。这可能吗？这是可能的。他所说的整个世界就是他的整个的精神境界，其中包括了他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了解和体会〔8〕。这种精神境界我称之为“大我”。 “大我”并非排斥、无视客观世界，而是否定客观世界的外在独立性，使之成为“我”的自身的内在环节，人的思想、精神同天地万物浑为一体。就是说，完全摆脱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从自然的必然性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到自身的王国。这正是哲学的主要功能，是我们回答“哲学何为”的症结所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有的同志写文章认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哲学上说的“天人合一”。我认为还是应该把最高精神境界看作是人从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较为准确、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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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超越，从“自我”到“无我”，从“非我”到“大我”，使人的思想从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绝非一日之功，需要有一个漫长艰苦的学习与实践历程。为此，历代中西哲学家提出了各种理论、学说，形成许多流派（当然他们的理论、学说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尽管由于哲学家们所处时代或所处地位不同等原因，他们考虑、研究的问题有所不同，例如哲学家们对“执著”与“超越”有不同的侧重；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学说、理论都是在教导人们怎样自觉地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两家为例：大体上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要是讲对现实世界的执著方面，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要是讲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方面。执著与超越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两个不同侧面。哲学上的超越，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无待”、“无己”。庄子要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逍遥游”，他特地用大鹏作比喻。“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鹏之游真可谓大矣。但大鹏之所以能飞行九万里，是由于有非常大之翅膀，在它下面有着巨大风力，凭借这种风力，背负青天翱翔于天空，然后飞往南海。可见大鹏遨游于天空是受着客观条件限制的，庄子称为“有待”。人亦为此，例如人要外出旅行，必须准备许多干粮，否则就走不成。传说，列子能乘风，真可算飘然自得，但列子也是“御风而行”，没有风他也是行不了的，故他并非逍遥，仍“有所待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待”？庄子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同上）就是说，你顺乎大自然的规律，顺乎大自然的变化，就能超越“有待”，达到“以游无穷”，即“无待”的自由境界。
以上是从客观条件来说的，庄子认为人要从“有待”进到“无待”，还要超越主观条件，从“有己”进到“无己”。他指出：人生于世，受着肉体以至精神上的限制，讲到生死、名利、是非等困惑，这称为“有己”。人只有从肉体以及生死、名利等困惑中解脱出来，才能从“有己”达到“无己”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其办法就是“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使自己与整个自然界融为一体。达到“无待”、“无己”的境界，就成为“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同上）不贪生，不怕死，生不庆幸，死不拒绝，一切听其自然。但庄子说的“无待”、“无己”的精神境界，具有消极、悲观的色彩，这是大家都谈到过的。
我们说儒家学说主要是对现实世界的执著方面，也不能绝对化，不能认为儒家完全不讲对现实的超越问题。我们说的哲学上的精神境界，儒家称之为“仁”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称为“仁者”、“仁人”。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并不是说万物都是“我”所有，世界的一切都是“我”所为，“我”能呼风唤雨；而是说打破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达到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对此，宋代程颐作了解释：“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得大乐。若反身未成，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舍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程氏遗书》卷二上）就是说，人达到“仁”的境界，内与外，我与物，不再彼此对立，而是一种人“与天地参”的境界。
执著与超越的结合，中国哲学史上称为“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是指人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外王”就是社会的功用，是治理社会与国家的本领。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柏拉图开始到近代黑格尔，主要是宣扬逻各斯主义、主体形而上学，主要是对现实世界的执著方面的论述。到现代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现代哲学“转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把注意力从传统的主体形而上学转向对人的超越问题的研究，所以，许多哲学家突出在哲学的超越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哲学功能的阐述上。
尼采的超越论，在他的“酒神哲学”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通过古希腊悲剧中的“酒神”（dionysus，狄奥尼索斯），对人原始、本能的力量与人的内在本质作了最深刻的揭示。他说：“狄奥尼索斯”这个字眼，“表示对人格、日常生活、社会、现实的超越，表示对消逝深渊的超越。”〔9〕酒神象征人的本能、放纵和真实，酒神在铭酊大醉、 纵情狂欢之中，超越自我，突破一切界限、道德规范和一切清规戒律，“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达到个体与“生命意志”浑然一体、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神秘状态，体现了人的“生命意志”的永恒。
雅斯贝尔斯指出：“哲学的方法就是超越对象的方法，从事于哲学即从事于超越。”〔10〕他的“生存哲学”，实际上就是讲人如何超越的问题。人作为经验、实存的人是有限的，但作为生存却是要超越人的实存的有限性，进入人的无限和永恒。“超越对我们来说就是对一切实存的突破。”〔11〕他认为，人进到“边缘处境”，即不可避免的、注定要失败的处境时，例如死亡，一切强加在人自身的外在东西都摆脱了，人找到了自己，成为真人，实现了生存。所以他说：体验“边缘处境”和“去生存”是一回事。只要我们睁大眼睛迈进边缘处境，我们就成为我们自己。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知识论是研究“有”，哲学、形而上学则要超越“有”，研究“无”。此在（人）进到“无”的境界，就是越出“在者整体之外”的境界，即超越境界。这种“超越”，并不否认或排斥“有”，而是指超出有与无的对立，摆脱有“现实存在物”的束缚，达到了自由，这是人与动物一个根本不同的特征，动物只能生活在“有”之中，动物不可能进到“无”的境界。此在（人）超越“有”进到“无”，是从“常人”的“非本真状态”进到“本真状态”。他说：“先行到死中去”、“向死而在”，就是对死的超越，最能体现此在（人）的本真的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地吸收和综合了以往哲学的优秀成果，就对现实世界的执著与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作了辩证的统一的理解。人之为人，一方面在于他不是本能地适应客观世界，而是主动地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从而不断地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从野蛮直向文明，从落后走向先进。为此，人们要掌握正确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方法，掌握科学知识，要有发明创造，要不断地拼搏奋斗。总之，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在之物”成为“为我之物”。我们认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在悲剧舞台上可以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人生戏剧来，这我们称为“有为”。
人之为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人与动物同样生活在现实世界，但动物只能生活在“当下”给予的既定的物质世界，只能被动地接受（适应）“当下”直接给予的事实，永远不能超越现实。人与动物不同，他不能满足于“当下”的现实，人能超越“当下”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超越有限的存在，不断地超越现实，筹划未来，生活在更广阔和未来的人类理想世界之中。理想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又要否定现实，超越现实，使人的思想、精神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这我们称为“无为”。
我们坚持执著与超越、“有为”与“无为”的统一。我们把出生入死、无私无畏、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杰出英雄人物，称之为“顶天立地”的人。所谓“立地”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执著，为人类崇高目标而奋斗；“顶天”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进到“无我”、“大我”的精神境界。人要立足于地上，地上是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天永远无法“顶”到，这只是人的理想，但人总要仰望天上，向往天上人的精神家园。人没有对现实的执著，谈不上超越，没有“有为”何来“无为”！但是，只有对现实的执着，不讲对现实的超越，只讲“有为”，忽视“无为”，人就无法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至多也只不过是忙忙碌碌的“庸人”。只有做到两者相统一的人，才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纯粹的人。
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教人如何自觉地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如何自觉地达到崇高精神境界，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人。这就是我们对“哲学何为”所作的回答。
注释：
〔1〕见1995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
〔2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1页。
〔3〕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
〔4〕贺麟先生曾指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c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Rlassischen dcutsch-en Philosophic）这本书名中关于“Ausgang”一词原译为“终结”，应改译为“出路”更为确切、准确。这个意见，是很有见地的。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8页。
〔6 〕至于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等著作中提出的四种境界说，如何看法和评价，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这里从略。
〔7〕郑昕：《谈哲学》，见《康德学述》，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页。
〔8〕参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25页。
〔9〕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52页。
〔10〕雅斯贝尔斯：《估计与展望》，见《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7页。
〔11〕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见《存在主义哲学》， 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