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年度论文,政治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① （一）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1.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 2015年，学界继续就劳动价值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讨论和创见，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上。 顾海良分析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从质疑到接受，再到创新的思想历程，并说明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不在于其对具体的价值做出直接解释，而在于其作为叙述的逻辑起点，成为经济学体系的基石，澄清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②孟捷考察了剩余价值论的十大假设，并重新定义了劳动力价值和工资范畴，讨论了投资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③ 在分析价值的形成和实现时，冯金华讨论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区别，并据此区分了正常生产条件下由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形成价值量”，和正常交换条件下两种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实现价值量”。文章认为等价交换背后的实质是“实现价值量”，并且由于对各部门产品价格与形成价值量的比率不同，部门间存在“转移价值量”。④与之相对的是，胡若痴、卫兴华从对各种价值理论的比较出发，强调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并认为对劳动价值论的把握不能仅局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而要统摄全局，进而回应了学界有争议的部分问题，对“超额价值是来自落后企业的价值转移”这一说法表示了反对。⑤ 部分学者还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以分析现实问题。尹敬东、周绍东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立足于劳动的二重性，构建了一套生产函数和价值占有模型，并得出商品的价值不能独立于资源配置过程的结论。文章还提出，可以在未来将需求分析引入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中。⑥孟捷、冯金华努力将演化经济学关于不同企业可以采取不同技术或生产方式来生产同一部门产品的观点纳入马克思的框架中，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个部门内部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这一新的结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强调了产品的差异化，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企业竞争的理论，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定义了产品的竞争优势，强调了企业间的“代谢竞争”；文章同时也讨论了，在这一新的结构之下，价值规律如何实现的问题。⑦ 最后，赵磊讨论了目前理论界在土地价值问题上的分歧，强调讨论要明确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反对了“土地价值二元论”的说法。⑧ 2.地租理论 地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在2015年学界在该理论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地租理论的当代发展、演变以及现实应用上。 孟捷和龚剑概括了马克思地租理论的五大特点：（1）主要涉及农业地租；（2）以19世纪英国农业部门特有的阶级关系为前提；（3）地租被视为资本积累的障碍；（4）地租的形成要以产业资本循环为前提；（5）地租理论是生产价格理论的附属，不具有核心地位。同时，他们还介绍了大卫·哈维的“阶级垄断地租”对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发展。哈维定义了一种依靠共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次生阶级”，并认为地租的基础是某一阶级所具有的垄断权力，其源泉则是利润、工资等各种收入，其本质也更接近于金融资本所要求的投资回报，并具有向上流转的特点。这种发展了的地租形式，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出现了区别：它不再局限于农业部门，而是扩展到了都市内的房地产部门；它以之为前提的阶级关系变成了以金融资本为最高层级的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地租能为资本积累提供助力。同时，在强调都市化过程和空间地理概念的前提下，哈维认为地租产生于资本的“次级循环”，即在“营建环境”（built environment）生产中的循环。最后，文章总结了哈维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分析框架，阐明了它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流派的关联，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定位和评价哈维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在未来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⑨ 在对绝对地租的讨论中，裴宏认为，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本质上反映的是建立在生产要素私有权基础上的阶级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在今天，土地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金融资产，因而绝对地租是一种建立在生产性资产所有权基础上的金融资产收益，它必须符合一般金融资产收益的规律。地租除了与资产收益相耦合以外，还与劳动力再生产直接相关。⑩杨继瑞等人经研究认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会使得绝对地租消失，只是使其来源发生改变，此时农业与非农业生产都要缴纳绝对地租。(11)李济广则认为绝对地租在现实中基本不存在，因而可以不做区分，且所有地租都受平均化规律的影响。(12)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部分学者着眼于中国城镇化问题、农村问题，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李海海关注了城镇化与地租之间的关系，并着重指明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认为级差地租的分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要。(13)陈艳伟运用地租理论分析了农村所有权制度、地租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启示。(14) 3.利润率下降规律 杨锦英和肖磊认为马克思对超额利润的分析是一个静态的框架。在引入了动态的创新后，他们认为超额利润应当是长期存在的却又随机波动的，它的存在使得现实中的利润率高于理想均衡下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同时，超额利润也可以在部门间发生转移，因而具有分配上的影响。(15)鲁品越从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资本收益率始终处于高位的现实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之间的矛盾出发，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市场极化理论”，即资本的高积累是建立在社会中提供生产要素的其他成员负利润率的基础上的，负利润存在于企业低价并购得到的生产要素、免费使用的公共产品、农业部门等之中，高利润的实质是企业的真实利润（受利润率下降规律影响）和负成本（潜在的、未经结算的）之和。(16)薛宇峰针对20世纪以来的各种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批判做出了回应，认为诸多批判（尤其是来自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批判）都错误理解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因此他们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批判是无效的。(17)许捷、饶育蕾沿袭了生态经济学的思路，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及其相应的抵消机制做出了新的诠释。文章认为，部门内、产业间的代谢竞争会以不同方式抑制利润率的下降，为过剩资本提供出路；而利润率下降的本质，是经济系统自身的一种机制，最终是由经济的负载能力决定的，如果不提高负载能力而一味刺激，就会引发危机。(18) 利润率下降规律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密切相关，方敏、蒋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格罗斯曼所建立的“唯一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理解和澄清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提供了帮助和启示。格罗斯曼的危机理论以资本积累过程特别是利润率下降趋势作为基点，他从鲍威尔图示出发，利用“算术法”和数学模型都得出资本家消费将最终会为积累所侵蚀这一结论，并认为资本主义将会出现“过度积累的危机”。同时，格罗斯曼还采用了“逻辑的”分析方法，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入手，分析了价值增殖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崩溃和危机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过程和利润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他看来，危机并非崩溃，而是资本主义治愈的过程，能够帮助恢复价值增殖过程，因此危机会暂时中断资本主义的崩溃，直到价值增殖难以再次恢复，出现“资本主义最后的总危机”。随后，文章介绍了格罗斯曼本人对于一些批评的回应，以及他的继承者对其理论观点的发展。格罗斯曼的危机理论固然存在缺憾，但是他恢复了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一理论的核心地位，其思想史意义不可否认。(19)孔智键则借鉴冷战后国外相关研究新成果，针对以往在政治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两个领域内，存在着对格罗斯曼及其崩溃理论有所误读的情况做出一个再反思，认为格罗斯曼的理论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中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补充，并为当时还未完成批判理论转向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提供了奠基性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然而他的理论最终为波洛克所做的国家资本主义研究所超越。(20) 4.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 2015年，国内学者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对比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而经济增长和经济金融危机是讨论最为集中的领域。这种比较性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剖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澄清很多理论上不清楚的地方，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优势。吴易风、朱勇聚焦经济增长的理论问题，将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二者虽然都源自古典经济学且都从宏观层面分析问题，但是在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假设条件、研究工具、技术与制度的作用、总量生产函数的作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两种经济增长理论存在本质差别，指出了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对解释社会再生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1)徐春华、吴易风讨论了“加速原理”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差别。在梳理西方经济学加速原理发展轨迹和内涵的同时，详细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中加速原理的思想，将其归纳为马克思经济学加速原理的成立前提、核心机制、实现条件、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明确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加速原理在技术基础、“追加增加项”、哲学层面、解释力等方面的不同，点明了马克思经济学“加速原理”相比西方经济学加速原理的优势。(22)古里尔莫·卡尔凯迪、迈克尔·罗伯茨针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资本难以产生足够的利润，然后对比分析了凯恩斯主义、紧缩主义对危机原因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者的需求不足观点以及紧缩主义者的过高工资的分析结果都无法合理解释资本主义危机，从而导致依据这些理论所提出的政策也无法有效发挥作用。(23)张志敏、刘雨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危机的思想概论为：在信用制度推动下，具有周期性特征，并最终演变为世界市场危机的生产过剩。同时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否定全面经济危机说、消费不足说、投资过度说、有效需求不足说等思想。通过对研究目的和理论内容的对比分析，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差别。(24)贾倩、张志敏探寻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危机理论的联系和区别，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信用制度、金融危机的类型以及货币内生性等方面有相似的思想，但由于研究方法、目的、分析以及对政府干预的态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区别。(25)此外，国内学者还对国际产业转移、收入分配理论等经济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徐春华、吴易风总结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理论，指出由于西方经济学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关注现象描述、基于形而上学论、不触及生产中的生产关系，科学性不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产业转移理论。(26)刘文超以批判实在论为基础，从抽象到具体，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差别，不仅考察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分配理论的方法论差别和具体理论的不同，并且联系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证明马克思经济学对现象的解释力更强。(27)此外，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对当前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丁霞回顾了1830年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庸俗化，指出西方经济学转型和庸俗化的社会根源在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产生的阶级矛盾，而理论根源在于英国经济学的大论战，因此，具有庸俗性的一面。同时，丁霞指出，应该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具有实用性的一面，应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双重性。(28)余斌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阶级性和欺骗性，认为必须“坚决抛弃不科学的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29) （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新理论的评介 2015年，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研究热情持续提高，研究内容覆盖文献翻译、作品评介、理论分析等多个维度，涌现出一批值得关注的优秀成果。 1.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研究 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各流派的分野逐渐明显。深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流派的理论体系，对于我们辩证地把握国外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受到学界的重视。 （1）激进政治经济学 激进政治经济学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直以来广受关注。张新宇认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其激进性质，从总体上都属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范畴，但根据研究方法、主张、观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垄断资本主义学派、价值学派、阶级分析学派、多元决定学派、新左派以及分析学派六大学派。在对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学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背景复杂、思想多元、立论一元、方法集成以及注重现实的特征，在发挥继承性、创新性、批评性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修正性。(30)托马斯·E.韦斯科普夫回顾了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在世界政治大气候右转的背景下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变化和成就，对激进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激进政治经济学者未来的工作方向提出了建议。(31)姜霁青对著名激进政治学家埃伦·伍德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理论进行了研究，介绍了埃伦·伍德关于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的变化、权力资本化的“超经济”装饰、“超经济”领域变化的多重效应和资本主义政治的贬值方面的主要观点，认为埃伦·伍德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理论包含多方面的积极因素，但也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32) （2）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2015年，SSA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成为研究热点。张开在梳理SSA学派创始人大卫·戈登代表性著作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介绍了戈登《臃肿与卑劣》的主要理论观点，详细阐述了戈登关于“官僚负担”和“工资挤压”等方面的思想，认为戈登所创建的SSA学派提供了“中间层次”的分析，回应了罗斯多尔斯基的“呐喊”。(33)马艳、严金强总结了SSA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认为该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理论分析过程中将制度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吸收了其他流派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发展和使用了统计方法、计量方法、案例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实现SSA学派理论创新的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发展。(34)SSA学派代表人物大卫·科兹出版了新著《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国内学者对这一著作进行了全面评介。张雪琴介绍了SSA学派代表人物大卫·科茨关于新自由主义的SSA的特征、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关系、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三个方面的思想，分析了科茨新自由主义SSA理论的价值。(35)蔡万焕则详细介绍了大卫·科兹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内涵、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新自由主义的自相矛盾、新自由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思想，阐明了SSA学派的理论意义。(36)在SSA理论框架的扩展应用方面，张沁悦、特伦斯·麦克唐纳在SSA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环境因素对劳资关系的影响，认为劳动者分配到的正价值比重和承担的环境负价值比重决定劳动者的相对地位，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受价值分配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的影响，而当前SSA阶段的环境因素激化了劳资矛盾，因此新的制度变革需要改革分配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提高劳动者的相对地位。(37)龚剑、孟捷以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业起步阶段以“单位体制”为基础积累的社会结构和中国房地产业当前以“增长联盟”为基础积累的社会结构，认为有必要将发展房地产业的宗旨重新设定为增加城镇住房供应。(38) （3）调节学派 吕守军的《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一书，系统梳理了法国调节学派的创立与发展、代表性理论的演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最新进展等内容，结合最新文献，重点介绍了法国调节学派第二代学者的理论，在指出其借鉴意义的同时，对该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批判，分析了法国调节学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借鉴意义和启示。(39)胡海峰介绍了法国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和主要理论观点，在说明其在做出的有益尝试的同时，对其一些观点中存在的缺陷也进行了分析说明。(40)此外，马艳，王琳在对经济长波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认为SSA理论和法国调节学派长波理论都强调制度的作用，将制度演进作为解释长波形成的原因，所以将它们归于制度演进长波论，在比较分析中，对制度演进长波论的理论意义和缺陷进行了说明。(41) （4）生态马克思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2015年度出现了一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研究成果。张才国、张昊通过对《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和《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的介绍，深入分析了克沃尔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指出乔尔·克沃尔深刻地阐述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张，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尽管含有大量乌托邦成分，但是具有理论价值。(42)刘顺、胡涵锦介绍了福斯特对资本积累的双重批判理论，详细阐述了福斯特关于资本积累造成生态代谢断裂和社会代谢断裂的批判理论，介绍了福斯特的基本观点——消解“双重断裂”需要超越“资本宰制的限度”，统筹修复生态代谢断裂和社会代谢断裂以及建构两个“基础三角”，并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国内对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43)张剑介绍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的新发展，分析总结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新观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较有发展潜力的一支，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同时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存在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原因本质方面认识不清、反生产主义倾向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不相容、斗争策略和远景规划都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等局限性。(44)沈尤佳、翟敏园系统地梳理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将2008年以来围绕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概括为关于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的讨论和生态社会主义对生产的定义两个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机与消费目标不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与生态可持续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解决。(45) 此外，在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其他流派的研究和探索中，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成果。周人杰通过对10篇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文献的分析解读，阐述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关于受众商品理论、新闻业的政府补贴、新媒体、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与CPEC、理论史、地缘政治、新自由主义等的基本观点，展现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最近理论动态，有助于提高国内学界对跨学科前沿问题的关注程度。(46) 2.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果的翻译和传播 2015年，国内学者除了评介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流派理论，还翻译引进了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和前沿书籍，反映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代表性的成果。按照这些成果的内容，我们将其分为四类。 （1）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解读和比较分析 在《重读〈资本论〉（增订本）》一书中，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当前资本主义从垄断阶段进入了全球化阶段，应当从不同侧重点对《资本论》进行解读以回应资本的变化。因此，詹姆逊联系哲学和再现问题，对《资本论》第一卷中各部分体现的思想进行了讨论，从时间、空间以及辩证法等角度，围绕“资本主义生产和失业相统一”，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思想进行了解读，为理解《资本论》提供了新的视角。(47)斯蒂芬·A.雷斯尼克和理查德·D.沃尔夫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一书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成果，作者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经济决定论，在对阿尔都塞的理论加以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完善的“多元决定论”。在对哲学基础加以讨论后，作者围绕阶级概念，对当代资本主义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收入分配等问题进行了现实分析。此外，作者还对不同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集中展现了其批判精神。(48)理查德·伍尔夫和斯蒂芬·雷斯尼克合著的《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比较研究中，全面剖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理论传统、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振荡和经济学说更迭的关系，澄清了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试图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偏见。最后，作者强调了经济理论差异的重要性，指出理解理论的可替代性有助于个人拥有更多的智慧，经济理论的辩论和竞争有助于帮助整个社会朝着未来发展。(49) （2）探讨资本主义起源、现实和未来的研究 作为“政治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分别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一书以探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为核心，收录了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和现实问题的9篇文章，集中展现了布伦纳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首先，该书探讨了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两种模式，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出现的以“自我发展的分工概念”为核心的第一种模式与亚当·斯密的观点非常类似，对于财产和阶级概念的矛盾论述导致这一模式无法恰当地解释过渡问题。然后，布伦纳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亚当·斯密以及“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批判。最后，布伦纳结合马克思的第二种模式，提出了以财产关系转变为视角的解释了资本主义兴起的过渡理论。(50)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对此持相同观点，她的著作《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一书以批驳商业化模式理论为切入点，详细考察了涉及这一理论的代表性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将资本主义夸大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存在循环论证，在介绍了多布、安德森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关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理论之后，埃伦·伍德重点阐述了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认为英格兰的资本主义转变源自英格兰独特的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并不具有必然性。(51)资本主义发展的走向同样引人关注，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大同世界》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财政共和国”为切入点，提出了关于全球化的另类见解，通过对“生命政治生产”和“共同性”的阐述，认为“生命政治劳动”为“诸众”提供了历史时机，并在斯宾诺莎理论框架基础上构建了新的革命理论，试图勾勒出当代社会最终走向“大同世界”的历史发展轮廓。(52) （3）深入剖析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的相关研究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关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研究成果，深刻剖析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和未来。其中，《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解读了美国世界霸权之下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阐释了新自由主义的内在机制和特征，然后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美国经济不可持续的宏观发展轨迹出发，找寻新自由主义危机的产生根源，揭示了危机发生机制，并讨论了危机过后可能出现的社会新秩序。(53)迪梅尼尔和莱维在《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社会变革问题，认为当今欧美都处在“大分化”的阶段，“新自由主义化进程遇到了严峻的阻碍”，构建“各阶级之间基于左翼立场上的新妥协”是摆脱危机的进步方案。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动因和历史事实的同时，他们也探讨了欧美社会的未来趋势，提出了开启社会进步进程的可能方案。(54) （4）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 乔尔·科威尔的代表性著作《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癌性增长加剧了生态危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在本质上是自然的敌人和人类的刽子手”，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制正在历史性地走向崩溃”这一论断。科威尔指出，由于资本的低成本、不断扩张的内在追求，以及资本主义导致的混乱的社会体系，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因而必须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并对生态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模式进行了讨论。(55)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合著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从历史渊源和实践角度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导致了生态危机，只能寻求文明的变革才能使世界免受资本主义的破坏。该书高度评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现实，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西方过程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有机融合，并认为“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56) 二、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57)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了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不断认识和深化过程。2015年以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围绕为什么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如何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一）为什么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针对一些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政治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邱海平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58)逄锦聚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或称中国经济学）。(59)丁堡骏、高冠中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绝不是号召我们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基础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学好用好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绝不是要我们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以前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那种封闭状态，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新的飞跃。(60) 为什么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刘伟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历史运动规律，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只要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运动，就需要开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61)洪银兴认为，这是由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当前推动经济改革的理论武器，是实现经济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62)吴宣恭认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就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从根源上分析当前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其运行规律，寻找解决问题和矛盾、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和方法。(63)陈伯庚、陈承明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基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解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是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的重要指针，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思想基础。(64)简新华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三种经济学方法：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运用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的方法；以“里根经济学”即供给学派的理论为基础，运用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制度分析和供求关系的综合分析方法。其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同时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是最全面、科学、有效的方法。(65) （二）如何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黄泰岩认为，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性质应具备三个特性。一是继承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加以继承。二是包容性。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世界上一切文明的科学成果和理论加以吸收和借鉴。三是创新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有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能够依据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66)何干强认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实质上是要求端正深化经济改革和一切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深刻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严重弊病。(67)程恩富认为，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68)张晖明认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自觉贯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动力。(69)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林岗认为，在经济学教育中要摆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必须重新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主导和主体地位，明确西方经济学的从属和辅助地位，必须深刻反思“教育国际化”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及相关政策。(70)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社会性质、根本目的、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要坚持洋为中用，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绝不能照搬照抄食洋不化。(71)邱海平认为，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绝不是要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72) （三）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于2015年11月26日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如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热烈讨论。卫兴华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人民的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要建立能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运行过程，涵盖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并前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创新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以指导社会主义新的经济建设事业。(73)顾海良认为，发展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要提倡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加强《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二是高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三是要加强中青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四是要在立足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下功夫。(74)洪银兴认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把握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75)何自力认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二，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第三，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四，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第五，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第六，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76) 另外，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顾海良认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为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新贡献。(77)张宇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需要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基本功，引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着力提高理论创新能力和水平，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78)任保平、何军认为，构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克服教条主义，适应时代变化，关注当代中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运行的事实中概括提炼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79)张雷声认为，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中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把新发展理念贯彻于理论研究中。(80)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体现了我们党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我国几代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长期探索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创造了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国情，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局面，则需要当代中国经济学人贡献更多的智慧。 （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学科发展状况 1.经济学教育的“西化”问题 经济学教育的“西化”问题由来已久，这体现在经济学教研的方方面面，如多数高校经济学院的领导权掌握在搞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手里；高校经济学院偏爱西方经济学的海归博士，而我国自己培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常被拒于门外；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开设数量远远超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等等。近几年，“西化”问题则更为突出地体现为“计量拜物教”和“经济学教育格局与我国发展阶段的不适应性”两个影响更为深刻的方面。 一方面，经济学教育掀起了一股计量拜物教的潮流。当前，主流权威经济学刊物对于所刊发的论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没有西方经济学计量分析的论文就不能发表。于是，各大高校经济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在计量工具的学习和训练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将实证分析引入经济学中的本意是提高解释、预测和改造实践的能力。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计量分析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所以其对实际的解释、预测能力和改造能力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计量分析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无法解释事物之间的内在经济规律。计量分析结论仅仅显示数量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和统计学规律，反映的是特定时期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对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经济规律和因果关系没有解释能力。第二，无法科学真实地刻画现实世界。计量分析通常在明确诸多假设前提下运用线性回归诠释现实世界，然而，事物之间的影响往往是复杂的、非线性的，甚至是跳跃性的，所以计量分析所刻画的是大大简化了的事物关系，缺乏客观和真实性。第三，对事物的预测能力有限。统计回归分析往往是基于大数定律得出的一般状态，但在经济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预测事件恰恰是具有独特性的，这却在计量分析过程中就已经被排除了。第四，缺乏对无法观察到或者无法量化的结构、机制和力量等因素的考察。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性分析只能关注那些同质的数量间关系，却忽视了对无法观察到或者无法量化的结构、机制和力量等因素的分析，而这些因素对事物的解释和预测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81)因此，运用计量分析工具来揭示社会经济规律，并以此来预测未来事件和指导社会实践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换言之，对于计量的盲目迷信和崇拜，只能使得经济学与科学渐行渐远。 另一方面，经济学教育的“西化”格局与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不适应。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和基础的；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践证明“照搬照抄西方主流经济学”必然使得社会主义被颠覆、经济发展遭受重创甚至一蹶不振。这些都充分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是与其经济学的发展格局息息相关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政治经济学又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主流和主导地位。然而，我国当前的经济学教育现状却是西方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西化”的经济学教研格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相脱节，产生了大量形式主义的无效研究成果，不仅造成了科研资源的严重浪费，更严重的是，这种经济学教育无益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82) 因此，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教研中的主流和主导地位，就必须摆正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位置，在适当的方面借鉴和参考西方经济学的部分内容。(83)当然，要解决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中严重的“西化”问题，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重大工程，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思路和政策方案。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在高校院领导权方面，任用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的领导干部。第二，通过重新设计和修改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加大对政治经济学的鼓励的支持力度。第三，适当弱化“教育国际化”，让高等院校为国内培养的优秀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敞开大门。第四，建议国家社科基金委和教育部在科研立项中，加大对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选题和支持力度。同时，在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项目评选中，加大向政治经济学专业青年教师倾斜的力度。第五，采取有力的以正面引导和鼓励为主的有关政策，使“马工程”中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能够在高校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2.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及专著出版概况 虽然经济学教育的现状较为严峻，但是2015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仍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2015年10月10日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包括埃及经济思想家萨米尔·阿明、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罗默以及纽约大学教授波特尔·奥尔曼在内的400多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发展”为主题，报告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及其编译”“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与市场社会主义”“落后国家发展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史与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会议达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学者共识”，指出马克思主义直面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历久弥新；当今国际社会依然为各种复杂问题所困扰，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光明未来的指路明灯。此次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成功举行不仅使世界了解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有利于拓宽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传播与发展，有助于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2015年11月24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央党校培训部共同主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5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员论坛”。有关部委、中央党校及部分省级党校的领导，部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及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马克思主义与发展新理念”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演讲者从不同角度对五大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了阐发，并与听众展开互动，呈现了一场人文社科界高端智力与党政干部实践经验相碰撞的思想盛宴。此次论坛也是在深入学习和领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对刘云山同志在中央党校2015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出的“推动全会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求的落实。 2016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并宣布启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基金”。该基金首批筹资300万元人民币，其中250万由福建蓝田书院捐赠，将作为持续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的专项基金。此次为期一周的高级研修班，邀请了卫兴华、顾海良、洪银兴、逄锦聚、林岗、张宇等著名学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的教师，讲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特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市场经济理论、货币金融理论、生产过程理论、积累与增长理论、资本循环周转再生产理论、价值分配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课程。这次高级研修班的成功举行，加强了我国高等院校骨干教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沟通和研究，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等重要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 2016年1月20日，在由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召开的推进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作会议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9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遴选上述9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对去年10月中宣部及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的落实，将有利于建设一批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研究宣传、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学院，使之成为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坚强战斗堡垒。 此外，2015年，在《资本论》经典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两个方面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资本论》经典理论方面，顾海良主编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收录了其自2001年以来的22篇论文，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资本论》思想史、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以及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当代价值和科学意义。(84)顾海良的另一部著作《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创造性地依照“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本理论主题来展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和利润、转形问题、经济危机理论等十个理论主题的“论争”。(85)沈民鸣主编的《二元价值转形》一书证明，在同时考虑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因素的条件下，能够实现价值转形，能够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同时实现价值形式的再生产条件和生产价格形式的再生产条件。(86)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陈享光主编的《储蓄投资金融政治经济学》将储蓄投资积累看作积累过程中三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过程，剖析了这些变量如何相互作用形成资本积累均衡，阐述了储蓄投资金融的相对独立性运动和由此产生的对均衡状态的偏离，研究了实现储蓄投资金融的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的宏观政策。(87)杨志、赵秀丽、张丰兰等编著的《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论证了公有资本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且发挥主导作用，公有资本是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它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经济形态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实现形式。(88) 三、十三五规划和五大发展理念(89)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90)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议》作了说明（以下简称《说明》）。(91)《建议》和《说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着重强调了十三五时期的三个核心要点，即立足新常态、贯彻新理念、全力补短板；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标，为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一）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 “新常态”是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92)在2015年12月1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再次作出战略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93)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如何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问题，也将是十三五以及更长时期内的重点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二是，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三是，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四是，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为确保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94)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将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主旋律。关于这一问题，政治经济学界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新常态下速度变化问题，张占斌认为，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历了三十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过度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95)辜胜阻指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进入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加速和增长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周期性因素或者外部因素的冲击的结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要统一到新常态特征上来，促进发展必须把五大理念贯穿始终。(96)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但根本上还是国内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旧引擎已无法带动新增长，需要我们优化经济结构，更新动力系统。 关于新常态下结构优化问题，逄锦聚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环节是优化产业结构。要压缩产能过剩产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97)刘伟认为，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管理具有重大意义。经济下行压力首先来自需求疲软，但根本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供给侧管理对缓解我国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针对性。(98)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全方位考虑，多层次入手，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关于新常态下动力转换问题，张宇强调，新技术革命蓄势待发，要把握住新一轮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应当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99)逄锦聚认为，我国出现的需求不足是结构性需求不足。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创新驱动，因势利导，驾驭、引领经济新常态，促进经济新常态健康发展。(100)李扬指出，引领新常态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实行创新驱动以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导，同时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101)洪银兴提出，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归结为：供给推动力+国际市场需求。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增长之谜的一种解释。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上述动力已发挥到极致，今后发展动力需要转换，形成需求拉动+国际资源的新动力。(102)新常态下要以创新为动力引擎，为此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马建堂认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是我国新时期政治经济学若干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观点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产物，对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103)程恩富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即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其主要内容包括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导向、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导向和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导向。(104)金碚指出，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这也许是一个不易做出“立竿见影”“惊天动地”的辉煌政绩的时代，却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的长久昌盛，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国复兴之梦。(105) （二）关于五大发展新理念 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进一步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06)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需要深刻领会其内涵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贯彻。 1.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加之我国发展动力亟待转换，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针对创新理念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107)《建议》要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逄锦聚指出：“在创新中，科技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直接的推动力，所以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108)张宇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点所在。”(109)创新具有“牵引”作用，只有紧紧依靠创新驱动，才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进而有效应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 就创新发展的实现途径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全会提出从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七个方面来实现创新发展。例如，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形成以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习近平总书记也从实践角度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加强创新驱动的组织整合”，“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采取‘非对称’战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110) 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提升创新要素使用效率。程恩富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要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一是全面实施以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战略。二是推动多方位的对外经济开放。”(111)洪银兴指出：“要转向创新驱动涉及几个转变：一是由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二是由跟随创新转向引领创新，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占领制高点；三是由技术创新转向科技创新，以科学发现为源头，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创新。”(112)王一鸣认为：“实现创新发展，根本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有利于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环境。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矫正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增强企业创新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执法力度。”(113)创新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统筹规划、多管齐下、多方发力。 2.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协调发展就是要处理和解决好发展中的各类关系，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建议》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协调发展理念：“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辜胜阻提出，协调发展强调“如何协调好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实现发展的健康性，是改变发展失衡、不可持续的重要保障。(114)蔡昉强调：“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我国发展长期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实现分享、包容的障碍。坚持‘四个全面’，按照《建议》的部署促进发展的协调性，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115)《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就能在协调发展中拓展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从而形成平衡发展新结构。”(116) 十八届五中全会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四个方面对协调发展作出了具体阐述。就区域协调发展而言，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基础上又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即“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117)就城乡协调发展而言，要适应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言，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通过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提高“硬实力”，也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等提升“软实力”。就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而言，要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关于协调发展的四个方面，程恩富作出了更详尽的阐述。他认为，坚持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速度与效益发展、协调区域之间发展、协调城乡之间发展、协调人与自然发展、协调公有与私有发展、协调先富与共富发展、协调物质与精神发展、协调技术与制度发展、协调对内与对外发展十个方面的关系。(118)协调发展的四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要求我们在实践过程中统筹把握，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3.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 绿色发展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议》指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明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重要原则、总体目标，提出改革任务和举措，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体制机制保障。”(119)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此也提出：“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120) 就绿色发展的实现途径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六个方面来实现绿色发展。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21) 绿色发展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亮点之一，内涵深厚，外延宽广。就其内涵而言，绿色发展理念包括绿色经济、绿色环境和绿色政治生态。(122)就其外延而言，王毅认为：“创新发展中的‘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协调发展中的‘资源环境可承载’，开放发展中的‘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内容，实际上都是绿色发展的外延，真正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各个方面，形成五位一体的新格局。”(123)此外，张孝德认为：“生态治理现代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开辟了新空间，支持未来生态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包括：传统工业生态化的产业、成本内化的新能源产业、满足绿色消费的生态产业以及具有传统禀赋优势的文化产业。”(12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资源一旦枯竭，环境一经破坏则难以修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让人民从发展中获得幸福感，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4.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开放发展解决的是我国发展如何与世界发展对接，如何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何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建议》立足全球视野，提出开放发展理念：“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同时，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125) 《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就能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更好互动。”(126)洪银兴认为：“发展动力离不开对外开放，但在新常态下开放战略需要调整。目标是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利用开放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127) 就开放发展的实现途径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以及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六个方面来实现开放发展。一是要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二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三是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互利合作，推进“一带一路”，深化对外开放。四是要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五是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六是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开放发展涉及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需要我们全盘考虑和宏观把握，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5.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享发展是与全面小康社会高度相关的发展理念，能不能在富裕的基础上实现共享，是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需要高度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建议》着重强调了共享发展的重要意义：“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128) 学界对共享发展理念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辜胜阻认为：“共享发展着眼于发展的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129)黄卫挺指出：“共享发展是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切好蛋糕，最能体现发展的最终价值关怀。”(130)何毅亭强调，在十三五时期，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一种“普照的光”。让普照的光照耀十三五，让人民在共享中实现全面小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想尽一切办法增进人民的福祉，这是共享发展的实质，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131) 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理论总结，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132)蔡昉指出，五大发展理念对关于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133)薛澜指出：“五大发展理念可以看作是对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将是指导我们今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为全世界人类发展作出的一个贡献。”(134)五大发展理念犹如一面徐徐升起的思想旗帜，指引着我们迈向发展新时代。 （三）补齐短板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指出：“十三五规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此外，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全面小康重在全面，只有补齐上述短板，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针对这些短板，《建议》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和重要举措，对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短板上，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实现六亿多贫困人口减贫，但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我国目前还存在着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重要判断：“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135)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时期的扶贫攻坚要啃的都是“硬骨头”，减贫难度恐怕会越来越大。如果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得不到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解决农村人口脱贫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对此《建议》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建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应对措施，例如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进行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扩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覆盖面，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等。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于，提高扶贫质量。”(136)这些战略举措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伟大决心，为打赢扶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者们也对农村人口脱贫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尹庆双提出，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是共享发展的两大难题，现阶段共享发展的重点是解决贫困及其他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问题，现阶段共享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为了补偿弱势群体。(137)温铁军指出，要创新脱贫方法，分清状况。脱贫和全面小康必须创新和协调，通过绿色发展实现脱贫。只要在制度上实现资源收益共享，让资源收益不被少数利益集团占有，让弱势群体有效地得到生态化的资源开发收益，脱贫攻坚就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机制。(138)张晓山认为，降低精准扶贫对象的搜寻成本和甄别成本是精准扶贫的首要问题，应既要降低成本，又能较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因户施策，以实现精准帮扶。(139) 在生态环境保护短板上，《说明》指出：“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2015年7月，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140)但是截至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下大功夫去恢复和治理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影响发展全局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针对生态环境问题，《建议》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的总体思路，并提出了以下具体措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绿色金融，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等。这些战略措施贯彻了绿色发展理念，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界也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讨论。张世秋认为：“社会观念变革特别是生态环境文明的推进成为必需，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治理模式和社会组织也将会重建。与此同时，企业和公民社会将在未来的环境变革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141)李杨指出，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绿色发展体系的建立。这不仅包括末端治理，还应在清洁生产、过程控制等环节作出努力，建立绿色的产业体系和能源体系，并继续探索以市场化手段开展水权、碳排放权的交易。(142)辜胜阻提出，要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两只手的作用，特别要用好政府“有形之手”，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143) 在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144)民生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核心问题。何自力分析指出，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民生改善依然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145)我们只有下大力气补足民生事业发展的短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使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 针对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问题，《建议》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得到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面对一系列有关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的短板，《建议》给出了具体的应对举措，比如在公共服务问题上，要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在教育问题上要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城乡教师交流；在人口问题上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等。此外，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将“社会政策要托底”作为五大政策支柱之一，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146)这些战略举措为改善民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界对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程恩富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应稳中有进、又好又快，但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改善民生，因而‘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147)贾康指出，要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渐降低政府和企业在利润分配中的所占比重，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特别要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148)张占斌提出，应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支持社会资本、社会力量兴办教育。(149)李子联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以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为前提，而后者则将分别从要素优化、产权激励和消费保障三个方面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150)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全力解决短板问题，发挥好薄弱环节的后发优势，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才能开拓发展新境界，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逐步迈进，打好这场收官之战。 四，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151)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思路。《指导意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学术界对《指导意见》中的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具体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同时也对国有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关于“混合所有制”的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混合所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指导意见》中进一步对混合所有制经济作出了具体的要求和部署，要求“以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对混合所有制的内涵及其必要性进行了研究。卫兴华、何召鹏指出，应当将混合所有制与西方经济学中的混合经济区别开来，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专指不同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生产与流通等经营过程内部的混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总的战略目的，不能是提供一个让私有制侵蚀和排斥公有制、取代公有制的平台，也要防范某些国企和地方管理人员由于理解和认识上的偏误走上歧途。(152)程恩富、谢长安认为，西方的混合所有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断探索本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物，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质。(153)刘伟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制度创新，是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探索，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发展目的是为企业提升市场竞争性盈利最大化创造制度基础，选择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范围应以是否能够、是否需要由以往国有企业目标转换到市场盈利目标作为界定原则。(154)谢地认为，公有制形式可以细分为存在形式、载体形式、实现形式三个层面，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被提高到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高度来加以把握，从而回答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微观层面多元并存发展的问题。(155)肖贵清、乔惠波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能够推动国企改革，应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各种所有权主体权益不受侵害。(156) 但是，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对混合所有制并不准确的理解，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已经开展的试点工作也存在偏差。一方面，混合所有制不是为了削弱国有经济甚至私有化，而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程恩富、侯卫民指出，国有企业是巩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支柱性经济基础，国有企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既是共产党执政的内在要求，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国际经验看，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还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可以使我国避免在改革中步入邪路，走向私有制主导社会的重建。(157)朱安东认为，中国要想继续改革发展，维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就必须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私有化将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如削弱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葬送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成就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58)因此，我们应毫不犹豫地通过混合所有制继续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而绝不能以混合所有制为名行私有化之实。 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不是单方向的私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而应是双向的、双赢的，国有企业也可以参股私营企业。卫兴华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又是非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是双向混合，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参股的民营经济，无论由民资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都会放大民资的控制力和影响力。(159)韩保江认为，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降低国有股所占比重，进而形成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克服国有企业产权主题缺位和政企部分的问题，进一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160)曾宪奎指出，混合所有制是促进国有企业角色转变的一把钥匙，有利于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利于提升企业自我发展意识，有利于构建更紧密的企业联合体，提升产业链竞争力。(161)刘凤义认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共赢，深层原因是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资本都具有共同的“社会性”，法人财产权从经济意义和法律意义这两个层面确立了这种共赢的经济关系，从而为消除资本之间的歧视关系、实现“依法治企”奠定了基础；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是把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做大做强，提高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162) （二）关于国有企业分类问题以及进退问题的讨论 《指导意见》中明确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并进一步指出：“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提高改革的针对性、监管的有效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这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课题。杨瑞龙指出，《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国企分类改革战略，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理论界的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冲突的难题，公益类国有企业由于要完成社会目标，并主要以社会效益考核其资产的运营效率，因此一般应采取国有独资的形式；商业类中安全型、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特性，应在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的条件下，推进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则可以推进以产权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股份制改造，推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混合改造；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完全放开所有权，由市场来决定其产权结构。(163) 然而，对于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的进退问题，学者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比如，有学者认为，行政垄断具有无效性，经济垄断才是相对有效的。所以，向民间资本开放国有经济核心垄断领域，在股权配置中发挥市场作用，是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有效途径。(164)于晓华、魏昊则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私有化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都不成功，自然垄断行业是由于其垄断天性导致的国有化，而不是国有导致了垄断，若将垄断行业私有化，将会造成一系列恶果，损害人民利益。(165)刘震、张祎嵩分析了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过程，认为民营化虽然减少了财政开支，改善了相关企业的效益，却导致普遍的产品价格提升、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因此，公用事业应更多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必须严格界定市场化改革的范围，并为市场竞争设定合理的目标。(166) 此外，有人仍然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进而质疑国有经济存在的意义。对此，不少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提出了批评。杨春学、杨新铭认为，国有企业具有多重目标问题，对国有企业并不能仅仅考虑其微观效率，不能因为国有企业微观上的“非效率”而忽视其在经济赶超、技术扩散、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的宏观效率，更不能以国有企业微观上的“非效率”去苛责国有企业，并用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的标准来评价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167) 齐昊、张晨的研究就指出，许多认为国有企业拖累经济增长的研究存在技术性问题，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他们通过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国有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拖累作用，并且在长期中有利于经济增长。(168)他们认为国有企业财务效率和技术效率均高于私有企业，而且能够更好地执行法定的劳动制度，更快地进行技术创新；国有企业对整个经济起到了稳定器和推动器的作用，极大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169) 国有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国有企业是我国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力量。金碚认为，技术路线明确的创新，比如高铁、大飞机、航天航空等，其成功主要取决于投入强度。国有企业具有聚集资源的优势，也有人才和组织优势，在这类技术创新上大有用武之地，可以集中力量实现创新突破。(170)李政认为，新常态下，亟须加快提升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增长、调结构中发挥引领作用。(171)其次，国有企业是避免收入差距过大，促进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徐传湛、翟绪权分析认为，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也是保障共同富裕的途径，更是避免经济危机的方法。作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受到影响，贫富两极分化也随之愈演愈烈，公有制经济的规模与贫富差距之间存在着负向的影响关系。(172)卢周来指出，国有企业在支撑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从而获得更快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让一国政府更好地实施再分配政策，从而为实现公平提供经济手段。(173)另外，国有企业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杨慧玲认为，中国国有企业面对的是国际垄断力量的挑战与竞争，国有企业改革要保证自身“做大做强”，与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竞争，在外资垄断已经笼罩中国市场的紧迫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174)金碚认为，我国的工业化任务还远未完成，我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强健工业筋骨，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结构档次，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主要解决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如何适应国家赋予的新使命的问题，目标不仅是适应国内的发展战略和国家治理，更要适应全球化市场和国家的地缘战略。(175) 正如卫兴华指出的，只要认同我国实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然认同和肯定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就会认同必须搞好国有企业。(176)周新城也指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途径，应该理直气壮地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177)洪功翔认为，尽管否定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是少数学者，但这些学者的社会影响大，有的是以改革派自居，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这就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坚持用事实说话，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批驳在“国有经济地位与作用”问题认识上的种种错误论证和观点。(178) （三）关于完善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的讨论 此次《指导意见》还对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等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学术界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1.健全激励机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高明华指出，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立足于依法治企，依法治企的根本在于公司治理，强化混合所有制国企的公司治理，应通过多种机制实现不同产权主体或投资者的权利平等；规范董事会治理；加快经理人市场的建设步伐，使企业能够通过市场信号选择合适的经理人；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负责人进行合理激励。(179)国企高管薪酬问题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陈晓东、金碚认为，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是由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并且取决于国有企业的分类及企业经营目标。国企高管薪酬基准应参照公务员，但国企高管薪酬的经济刺激应显著地高于公务员，国企高管薪酬应同直接参与创造的企业业绩适度挂钩。(180)刘青松、肖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国企高管降职与公司业绩负相关，晋升与业绩不相关，但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正相关。(181)张弛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大多数存在于竞争性行业，其高管的政治晋升前途有限，面临着体制外较多的岗位选择，同样需要完成一定的社会目标。与此同时，竞争性行业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普遍低于非国企高管，在制定其薪酬制度时，应使其薪酬水平具有市场竞争力，在薪酬结构中加大中长期激励的比例，建立更加完善健全的薪酬评价制度和薪酬监管制度。(182) 2.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研讨 刘纪鹏、岳凯凯认为，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财政部门应管理公益性国企，而国资委应管理营利性国企。同时，应由国资委掌握国资预算编制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资预算管理新模式。(183)刘纪鹏还指出，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审计监督，是保证国有企业正常有序运行的关键环节，对国企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84)杨志、陈跃进一步分析了公有资本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公有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形式，应把社会主义与资本耦合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找到与其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存在形式；应发挥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引领和主体作用，不断夯实公有经济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的主体地位。(185)楚序平认为，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能够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186)孙刚研究了国企红利收缴制度，认为应肯定国企的强制红利收缴制度，同时也应在未来逐步规范国资红利收缴后再分配问题，厘清该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地方国资收益预算管理制度。(187) 3.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 有林指出，《指导意见》中提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188)周新城认为，习近平讲话特别强调国有企业要搞好管理，指出“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基”，而国有企业管理最重要的是树立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有三个前提：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能够当家做主，在生产过程中形成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国有企业才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89)丁堡骏指出，要实现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然要求改变厂长经理负责制，重新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190)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张宇指出，三十多年改革，国企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活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效益明显提高。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经营决策、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191)国有企业的根本性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优势。(192)因此，当前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特别明确若干重大问题，王朝明、李中秋对此作了概括：要防止国有资产再次大量流失，重点是坚持在增量资产上发展混合所有制；要警惕让国企无条件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说法，此种说法违背市场经济基本法则，而那些要求国企只混不控的言论有可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向邪路；要科学把握反垄断问题，不能简单把企业规模大等同于垄断，对垄断的认识应既是性质的把握也是法律的裁定；要正确认识加强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并行不悖的，反腐败不是要反掉国企。(193) 五、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194)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此之前，“供给侧改革”就已经被提出并在不同场合被中央高层多次提及。这一新的表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解读。但是这些解读各式各样，有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有的却实则与中央的初衷相悖。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考察学者们对“供给侧改革”的各种解读，以正本清源，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准确含义。 大体上来说，可以将经济学界对“供给侧改革”的解读分为以下几类。 （一）“新供给经济学”的观点 “新供给经济学”是最近几年国内新兴的一个学派，发起者主要来自政府相关研究机构或市场机构。在近期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讨论中，这一学派发出的声音比较多。 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失误在于主要强调需求侧的分析，进而形成“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忽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之前国内一直强调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推动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这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已经引起了许多反思，因此需要探究相对应的供给侧的动力机制。(195)他们将“华盛顿共识”下的供给学派看作是颇有建树的一个学派，认为该学派在美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激发了供给的活力和潜力，但该学派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其主张并不完全适合中国。(196) 在“新供给经济学”看来，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两方面的要素可能会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在接下来的改革过程中，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197)他们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放开人口政策、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实施金融化改革、鼓励创新创业等。这一学派强调，在当下改革过程中一定要让市场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尽量不刺激或者少刺激，即使刺激的话也要考虑供给侧的效果，要坚决抑制“政府万能”的倾向。(198) 应该说，我国前一轮的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确实产生了很多后遗症，这一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的反思。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新供给经济学”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存在不少漏洞。比方说，该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认为供给侧的五大要素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事实上，他们搞混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和长期问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用于短期的经济理论。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如果此时外生冲击导致社会总需求偏离社会总供给，发生经济危机，就需要采用需求管理政策来使宏观经济达到均衡。而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有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分析的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是如何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的。“新供给经济学”所谓的理论创新其实并无新意。又比如，该学派将供给侧因素理解为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制度等，但是这些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它们并非同一层面的因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生产要素，创新和制度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前者通过量的增加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后者通过质的提升来影响生产力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199)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包括该学派在内的许多学者都集中在要素供给层面讨论“供给侧改革”问题，(200)不过，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在产品供给层面。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也是强调要从产品供给层面入手。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解读实际上与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差距较大，对理解我国当前经济问题作用有限。 （二）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需求侧的观点 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依然在于需求侧，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为前提条件。他们指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主要还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造成总需求不足的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201)自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逐渐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自身也正处于一个6～7年的下降周期中，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内外两方面因素叠加导致总需求疲弱。从各类经济数据指标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偏离潜在增长率，特别是现在物价已经出现了通缩的倾向，表明经济几乎处于最底部的阶段，如果此时不采取适当的需求管理政策，经济将会进一步下滑，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202) 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是应对当前总需求不足情况的主要手段。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其一，有效的投资能够帮助我们补短板，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劳动队伍、材料装备、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等广义生产要素和国家战略性资产进行持续有效的资本投资。(203)其二，投资与消费是正相关的，有效的投资会创造价值、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家庭收入，促进消费增长。其三，中国还有许多投资机会，政府的投资机会仍然很多，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只相当于沿海地区90年代末的水平，差距在15年左右，仍然存在海量的投资需求。因此，鼓励政府主导的投资仍然是合理的。(204)还有学者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应适当宽松，当前融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通缩的通道，中长期对结构转型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205) 当然，他们也指出，供给侧改革也是有必要的；但在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形下，要分清轻重缓急，要谨慎地、适时地推行供给侧改革，防止供给侧改革抑制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有学者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是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的。比如，在经济下行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措施。这种政策在短期内提高了需求，又可以在长期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我国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既增加了短期的需求，也增加了长期的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能增加我国长期的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所以可以认为，我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的政策。(206)还有学者指出，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需要辅以扩张性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针对作为吸纳就业主体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税负过重和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有必要采取以减税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来减轻企业税负，并通过适度宽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解决企业融资困难问题，从而让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起来以承接去产能引发的就业问题。(207) 这部分学者主要从需求侧解释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更好地把握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辩证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对“供给学派”的批评 许多学者认为，不能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混为一谈。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考察，通过供给端研究经济问题并非新鲜事物，从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到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学派”都强调供给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片面强调供给端作用的经济学流派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饱受批评，马克思就曾经彻底地批判过萨伊的经济理论。(208)源于“萨伊定律”的美国“供给学派”也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质疑，曼昆等经济学家甚至称其为“倒霉的”或是“愚蠢的”经济学，该学派的经济政策实践也曾经给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有一些人错误地将“供给侧改革”理解成“供给学派”，或者提出了类似“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对公众造成误导。一些学者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 这些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在美国实施了诸如紧缩货币供应、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等政策，希望带领美国走出“滞胀”困局，不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却使美国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209)一些人不顾事实鼓吹“供给学派”，重提该学派的政策主张，将会误导舆论和政府政策方向，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与里根时代的美国是不同的，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商品短缺和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而是相对过剩和低档次上的绝对过剩，因此既需要注重通过供给改革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也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来活跃市场，振兴经济，不能像里根政府那样在实施供给改革（减税、削减束缚经济活动的规章条例和推进市场化）的同时紧缩通货。(210) 有学者还认为，当前过度强调供给端的重要性，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我国一直以来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事实上都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的，比如产业扶植政策、鼓励科技创新政策等，此时特别强调供给侧的必要性存疑。其次，一些人提出的供给不足的证据站不住脚。比如，许多人将“中国人大量从海外购物”作为国内供给不足的证据，可事实上，日本作为中国人最常去购物的国家，每年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也不足300万，很难代表整个中国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大部分国人进行“海淘”，买的都是国外比国内便宜的商品，这反而说明国内的问题是“有效需求能力”不足，而不是供给不足。(211) 这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更有甚者，假借“供给侧改革”的名义，实则提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明显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比如，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要淘汰的“僵尸企业”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国有企业先行，淘汰一批落后国有企业，以“国退民进”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人认为，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加快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明确私人对于土地的各项权利，这实际上是变相推动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要着重改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彻底改变政府的干预主义行为，将政府的经济责任严格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212)类似的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老生常谈的药方，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毫无关系，明显有违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有违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客观来讲，这些学者也有一些观点过于偏激，但是，他们对“供给学派”的批评，对于一些借“供给侧改革”之名，走“新自由主义”道路者的尖锐批判，对我们清醒地认识供给侧改革具有很好的警示意义。 （四）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许多学者认为，应当准确地把握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失衡的直接原因，首先是表现在需求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结构性失衡，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从投资需求疲软角度来看，经济呈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疲软来看，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因此，供给侧管理对缓解我国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针对性。供给管理主要针对的是生产者和销售者，能够调动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于既存在经济下行风险又存在通胀压力、双重失衡并存的治理而言，供给管理能够防止经济失衡并避免通货膨胀，并且更具长期效应。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因此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213) 这些学者普遍强调，重视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侧管理的退出，两者应相互配合，互相促进。需求管理主要是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而供给侧改革则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为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214)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将二者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宏观管理水平，有助于防止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有助于克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运行。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不能仅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分析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应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也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215)还有学者认为，加强供给侧管理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绝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正确轨道；(216)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推动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217)这是尤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也是许多人在理解供给侧改革时往往忽略的内容。还有学者指出，实施供给侧改革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218) 这部分学者的解读从正面阐述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对于我们准确、全面地理解供给侧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梳理学者们对“供给侧改革”的解读，我们能够对当前经济中的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去伪存真，更准确地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 首先，当前我国经济供给端的问题确实十分突出，此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中央对经济新常态下的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不过，仔细研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能够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仍然是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等来展开的，这与近几年中央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任务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供给侧改革不应被过度解读。 其次，现阶段经济的困难状况不仅仅是由供给端造成的，需求端也存在很大问题。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处理好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两端同时发力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提出的经济政策无论在目的、性质、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改革的目的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美国的“供给学派”其实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的一种表现，其理论源于庸俗经济学，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也旨在提高富人的收入水平，修补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将“供给侧改革”等同于“供给学派”，还是照搬照抄“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都将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在推动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一定要坚决与“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划清界限。 六、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19) 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提出和推进，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逐渐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关于美元霸权地位、全球分工体系、世界贸易体系、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探讨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研究进展。 （一）美元的霸权地位 在金融危机、新兴国家崛起以及传统国际货币格局遭遇冲击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一些政治经济学者就美元霸权的根源、表现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民币如何在现有以美元为主的全球金融秩序内崛起的问题。 1.美元霸权地位的根源 刘骏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定义为被固化（制度化）了的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决定这个利益格局的是经济实力格局。美元霸权是在其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220)李俊久提出美元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是结构性的，这种结构性包括霸权的表现和根源。从表现上看，这种结构性霸权体现在军事开支、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国家融资、政策制定、经济收益等方面，从根源来看，这种结构性霸权主要源于美国塑造安全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的能力。(221)伍聪、赵然等学者强调货币国际化和政治势力密不可分，在国际货币角色转换进程的背后是强权与强币紧密结合。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是美元在未来长期继续保持强势的最有利保障。(222) 2.美元霸权地位的未来发展趋势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美国霸权的存在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危害，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的呼声持续高涨。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发展经济、主导改革及推出TTIP，TPP等途径来维护其霸权地位；但是相关协议的推进困难重重，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在加紧金融和贸易相关合作，试图影响全球经济规则制定并摆脱美国霸权的控制。通过分析美国维护霸权作出的努力及其遭遇的挑战，胡海峰、倪淑慧等学者认为，短期内美国霸权的维持取决于欧盟的态度和意愿，长期则取决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合作情况。(223) 刘骏民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美元支柱完全虚拟化，美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虚拟经济，而美国虚拟经济则高度依赖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经济基础的虚拟化使得当前国际货币的基础空前不稳。当前美元霸主地位的维持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而是因为欧元区和其他发达国家更糟。(224) 3.人民币国际化 胡海峰、倪淑慧等认为，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中国至少应从四个方面进行调整，全面提升自己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一是要坚持发展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二是要积极参与并推进现有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三是持续关注TTIP、TTP的发展动向，加强与欧盟国家的合作。四是加强金砖国家合作，稳步提高集体话语权。在美元霸权的衰落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全面寻找切入点，积极参与其中。(225) 刘骏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与二战后美元国际化类似的三个经济基础：一是中国是世界工厂，二是中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三是中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大势所趋。(226) 李俊久认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要立足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在适度发展中国的国防力量，确保国家根本利益的基础上，重点提升中国在生产、贸易、金融和知识四种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国高科技企业、重视进口贸易规模的扩大、进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及国际贸易规则的研究和运用、完善本国的金融体系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改革、重视并发掘“中国模式”的合理内核。(227) 伍聪、赵然等认为，只有适度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才能有实质性突破。而在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当将更多政策向拓宽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深度和广度的方向倾斜，改革和完善中国的贸易结构升级和金融体制建设，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贸易结构和金融制度，充分把握“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利用上海自贸区、香港和伦敦当前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特殊优势，最大限度地拓宽人民币的海外金融业务范围和投资渠道，促进人民币金融交易，提升人民币国际影响力。(228)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在全球的金融竞争力不足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路径支持，二是经常项目顺差背后存在外贸结构缺陷，三是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缺陷，四是资本项目以及汇率、利率形成机制改革面临众多矛盾，五是全球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缓慢，霸权主义国家有意识地遏制人民币崛起，(229)六是放开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有资金大量外流以及境外大规模抛售人民币导致的人民币贬值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 （二）全球分工体系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持续深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相对独立膨胀趋势仍未被扭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即现存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等仍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并继续深化发展，全球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 1.国际产业转移 吴易风教授等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进行了比较，从马克思经济学来看，分工国际化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提条件，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表现的生产力发展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物质条件，资本为追逐高额利润而在国家间流动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本质，日益激烈的竞争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外在压力，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是盈利空间的变动、垄断优势的作用、交易成本的存在、劳动力成本差异以及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历史预期等因素。而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则是依据“中心—外围”的传统国际分工框架进行按照“雁行模式”进行、通过边际产业的扩张进行以及按照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 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虽然西方经济学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通过产业资本转移来追求更大利润，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有一定的类似之处，但两者在理论基础、理论深度、哲学观、研究内容上存在根本区别，这些根本区别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能对国际产业转移现象作出更为科学的解释并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230) 2.全球价值链 在新国际分工格局下，产品内分工已经取代产业间分工成为国家间贸易分工模式的主要形式，因此近两年来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问题学者们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多以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意义，回避、掩盖了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马克思对这一研究传统进行了批判，深刻揭示了国际分工的剥削本质。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在“资本家的手”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经由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转变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经济霸权体系。此霸权体系的关键在于流通环节作为价值的实现过程决定了财富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231) 在生产分割下，交换价值掩盖了价值实体、忽略了简单劳动背后的广义复杂劳动，破坏了发展中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等机制；以离岸外包为形式的国际大分工表象掩盖了更加深刻的国际剥削本质，生产分割和国际专业化分工并未抹平劳动生产率的国际差距，事实上使后进国家的劳动价值通过国际分工和交换更剧烈地向发达国家转移。(232) 有学者从国际价值量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这一财富转移过程。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商品的国际价值是世界必要劳动在出口商品体内的物化或凝结。但是，由于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重大变化，国际竞争和国际垄断同时影响国际价值量的形成。国际竞争促使发达国家通过出口商品，从欠发达国家获得相当于其个别价值量与其国际价值量差额的价值转移，而国际垄断则导致较高劳动强度和较高劳动生产率国家通过出口商品从较低劳动强度和较低劳动生产率国家按照劳动复杂程度获得相应比例的价值量的转移。(233) 在这样的霸权体系下，有学者提出基于要素的价值链分工正是造成本轮经济失衡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的决定因素。(234)并且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有学者指出中国陷入了国际分工陷阱，即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全球生产体系的底端，对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依赖性，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并没有提升我国的价值链属性，贸易中价值增值分配明显倾向于发达国家，同时，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导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落后严重阻碍了中国的产业升级。(235)有学者的研究测算表明我国各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排名在全球56个国家中均居中下游水平。(236)有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即使是低效率但却报酬递增的高端产业部门才能摆脱国际分工陷阱，实现真正的致富。另有学者从关税结构扭曲出发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有效关税待遇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并在关税放大效应下面临着极为不平衡的发展前景，因而对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重于技术，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亟需获得政府的有效保护和国内市场的支持。(237) 从价值链分工出发，有学者指出，全球价值链影响经济失衡的机制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贸易统计向增加值核算转化的内在要求和贸易利得的内涵及决定因素的变化。(238) 3.全球生产网络 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分别从世界体系、资本循环和劳动过程三个角度对全球生产网络进行了分析。谢富胜教授等学者在综合世界体系理论与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上，从资本循环角度进行了扩展，构建了一个关于全球生产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首先，在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空间结构中，资本密集型的生产集中在核心进行，而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集中在半边缘或边缘进行。全球生产网络具有弹性专业化的特点，单个企业为了应对市场需求的迅速变化，从雇佣结构上将工人划分为核心和边缘，以实现产品品种变化的弹性。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劳动组织形式也具有空间化的特征，即核心和边缘的劳动力分散在各个空间维度上，最终形成劳动力的“边缘化”，这样核心与边缘的概念就由地理位置和工业类型转向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从资本循环出发，将全球生产网络分为“生产者驱动的网络”和“买方驱动的网络”。在“生产者驱动的网络”中，作为生产商的主导企业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控制整个循环过程中的生产环节。在“买方驱动的网络”中，作为零售商的主导企业控制了资本循环的流通环节，从而对最终产品的剩余价值实现具有关键性作用，这就使得零售商主导企业能够影响和控制供应商的生产活动，进而控制整个资本循环过程。(239) （三）世界贸易体系 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剖析了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生产力更为先进等优势，以贸易自由化为名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贸易限制，实际是为跨国资本获取最大程度的利润开辟道路。 1.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勾勒出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轮廓。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不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以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阐明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动力、利益的来源、利益的分割、模式的决定、世界市场的作用、国际贸易政策的性质。而西方经济学在大卫·李嘉图后便不再将生产关系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内容而是将研究对象设定为主权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包括贸易所得、贸易模式、贸易保护等，西方经济学者仅仅是通过抽象方法演绎出种种貌似新颖的结论。西方贸易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天然缺陷使得这种理论仅仅具有实证科学的理论表现形式，而不具备实证科学应有的正确逻辑内核。(240) 马克思提出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不平等交换”的思想，揭示了“生产条件”的不平等形成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关系的不平等性质。有学者对马克思的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理论作出了进一步的解读，认为在国际市场上，企业是分配的主体，较大的跨国公司更有条件获取超额利润，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经济组织也会影响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分配规律决定着国际贸易利益的流向和分配的水平，垄断是分配的主导因素，分配有利于发达国家、沿海国家和地区，而国际贸易是国内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241) 2.经济结构与贸易失衡 从一国经济内部结构出发，有学者对“浮动汇率会实现贸易自动均衡”的理论提出质疑，根据马克思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理论，提出了从一国内部经济结构角度认识贸易失衡状态的观点。认为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工业化程度越高，越是依赖外需；而随着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对外需的依赖将逐渐减少，直到出现持续的逆差。对于这些由国内经济结构长期发展趋势造成的贸易状态，汇率制度的调节作用甚微。(242) 从国际产业转移出发，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根源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引起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国际产业转移导致了部分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空洞化”，使得这些国家所需要的制造业产品严重依赖进口，也导致了这些国家产品出口能力呈现相对不足，进而出现持续性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东亚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并通过贸易顺差向全世界输送制造产品。(243) （四）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以及2008年以来危机的爆发，各类国际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沟通合作加以治理。学者们主要就气候问题、金融监管问题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1.生态问题 西方经济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进程和影响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并给出了各自的应对方案。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气候变化是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性的结果，并提出以市场化和地球工程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案。非正统经济学者则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系统性结果，主流方案无法根本解决气候问题。谢富胜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的气候变化理论进行了批评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分析。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气候变化归因于资本积累的扩大，认为新自由主义下市场化的气候治理，将增加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重建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范围的行动，生成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马克思式”大众运动，通过联合主张可持续发展的资本集团参与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运动，是实现大众气候治理的可能途径。(244) 碳市场是当今规模最大也最被看好的气候治理机制，然而其实际治理效果却远不尽如人意，有学者通过度量指出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与芝加哥气候环境交易所的碳交易市场都有正的风险溢价。(245)谢富胜等学者认为资本积累是造成碳市场失灵的根本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促成这一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应当吸取碳市场失灵的历史教训，走一条治理主权在我、独立自主决策、民众广泛参与的中国特色气候治理道路。(246) 2.金融监管问题 当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研究的聚焦点主要在于，如何判断当前金融监管合作变化的国际环境，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多样性、差异化的金融监管合作框架。 方芳等学者指出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挑战，各国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跨国金融监管组织的变革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全球统一的监管标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形势，未来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尊重各国金融监管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分权监管模式可能更有利于提高监管的效率。(247) （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推动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近一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讨论。 目前学界在发展“一带一路”是国家的首要问题，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对“一带一路”经济体助力有限，与“一带一路”经济体合作既有机遇又有风险，中国模式与“一带一路”经济体是互利共赢的这几点上达成了普遍共识。(248) 1，“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 有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进行了探究。首先，“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各国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和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减少国内市场失衡的风险，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其次，“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来实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的目的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与经济互补性国家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此外，“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推动要素资源全球分工，提升沿线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增进区域互联互通、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的经贸环境并尝试在公共领域实现合作突破。最后，“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促进全球治理结构多样化，加速沿线一体化进程、扩充国际体系容量并抵御发达国家的要挟。(249) 还有学者提出，（实现）中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而（实现）经济全球一体化是重塑两个经济地理：一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二是重塑或者推动世界经济地理。(250)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维护中国政治安全也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最高政治目标，就是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亚投行的设立标志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与此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251) 2.风险与挑战 孙振宇先生指出“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大手笔而且也是中国对实现全球经济增长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个战略的提出也有着坚实的基础，中国具备许多有利条件，起步工作也比较顺利。(252) 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依然面临着众多风险和挑战。挑战在于：如何消除各方的战略疑虑、(253)如何规避和化解争端、如何减少投资损失、如何创建新的发展方式、如何维护中国整体安全。而风险在于：安全风险，包括地缘政治博弈、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经济风险，包括债务国违约风险、项目泡沫化风险、经济转型迟缓风险、运营环境风险、成本回收风险等；还有包括商业风险、工程安全、保护主义、汇率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在内的经营风险。(254) 3.政策建议 学界对于如何应对“一带一路”中的风险与挑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区域协调机制，加强双边、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处理好“一带一路”战略与现有机制间的关系。(255)二是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框架，推进海关合作，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三是加强宣传力度，赢得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理念的认识和认同，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即“循序渐进”“先重后轻”“先易后难”“分层分类”。四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建立金融风险管控机制。五是构建大国金融，实施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开放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市场部分，要建设强有力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机构。(256)六是要按国际标准进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七是要防范政治风险，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与相关国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国际法制规则应对风险；开展多方位的活动融入当地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并通过相关金融工具规避风险。 根据我们对近两年来多位学者对世界经济新格局相关主要研究的梳理，我们看到世界经济格局总体上正在向多极多边化发展，通过“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中国在世界经济新格局形成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新时期下国际发展道路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可以预见，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自贸区的成立、亚投行的成立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将不断深化和具体化。目前很多研究还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出发，对其国际化发展历程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研究并得出针对中国发展的政策建议，然而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我国自身国情出发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要真正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提升国际地位、在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发挥更关键的作用，我们就不能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老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七、当代资本主义研究(257) 2015年，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第八个年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复苏乏力，就业增长缓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升陷入停滞乃至倒退，经济政策效果难以令人满意，资本主义仍处在长期经济停滞之中。2015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矛盾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 金融危机爆发八年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长期经济停滞，曾经导致危机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越来越表现出新自由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本质。刘元琪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资本的力量持续扩大，劳动的力量持续削弱，导致全球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不平等问题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社会民主主义跟随民意，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向左转型，这成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畅销的基础。(258)杨艳认为，目前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正在持续加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入危机爆发之后的新阶段；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经破产；三是战争可能性正在激增；四是世界人民抵抗运动正在高涨。(259) 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量化宽松、再工业化、财政紧缩等措施，试图扭转经济颓势，解决财政赤字等问题，但这些措施在重振资本主义的繁荣方面并不奏效，而且许多举措进一步弱化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为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卢映西认为，西方国家为了应对长期经济衰退，在常规的货币政策用尽之后相继采用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在理论上还未经充分论证，实际效果也不太确定，但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已经充分地证伪了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西方主流货币理论。(260)张福军分析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情况，指出再工业化是西方国家掉入“发展陷阱”后的被动修正。美国再工业化的实际效果并不好，原因是美国所塑造的全球化生产结构和美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痼疾制约使奥巴马政府难以推行改革。再工业化将是下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开端。(261)沈尤佳和张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经济计划，尤其是危机发生之后经济计划更为重要。尽管经济计划还没有在美欧国家普遍实践，但促进实体经济、扶植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规划，已经在国家战略层面或地区层面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发挥实质作用。(262) 学者们还就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和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林德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概念、研究视角和方法进行了梳理、比较和分析，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创新机制、体系变化、社会结构和阶级分析、价值观念等问题进行了剖析。(263)陈人江分析了国际左翼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帝国主义不能仅仅归于资本积累的矛盾的一个方面，前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与资本的积累逻辑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的基础，而两种积累逻辑间的辩证关系及其演变是帝国主义问题的核心。(264) 此外，一些外国学者分析了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治变化和应对危机的经济举措。萨米尔·阿明认为，法西斯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的复辟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有关，法西斯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情况下面临的挑战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回应。法西斯主义已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复辟，这种复辟是与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扩散联系在一起的。阿明认为，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暗中勾结需要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265)詹森·海耶斯、保罗·刘易斯和伊恩·克拉克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2008年经济危机所作的应对，认为当前寻求新的积累基础的做法导致了以削弱劳动者地位为目的的改革。由于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削减公共支出、削弱就业和社会保障、强化就业政策的工作福利制导向、降低养老金并削减公共部门工资和职位来重新建立良好的积累条件，因而就没能抓住机会对金融资本代理人进行控制，而劳动者的地位也进一步被削弱。(266)赫顿等人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之后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提出了批评。他们挑战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关于财政赤字会威胁经济增长的文章，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巨大反响。(267)维维恩·A.施密特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三个国家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同于“协调市场经济”，而是“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作者分析了三个国家在危机之后的不同经济表现，以及三国领导人和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政府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了其干预能力，影响了它们对经济危机的应对。(268) （二）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近年来的讨论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及其金融化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家阶级力量增强，在收入和财富中所占份额大幅提高，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从剩余价值生产转向金融投机，这一变化刺激了金融泡沫的膨胀并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裴小革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总趋势，都是由资产阶级及为他们服务的管理高层为争取更高收入的新目标决定的。从新自由主义本身想达到的目标来看，它成功地使少数资产者的收入和财富巨幅提高，也使少数资产者在全球的霸权支配地位一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新自由主义战略导致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本身的危机。(269)赵峰和马慎萧从马克思关于金融资本和职能资本矛盾关系的资本循环法和阶级分析法两种传统分析入手，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利息率和企业利润率的周期性波动关系体现了金融资本和职能资本在资本循环和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合作以及剩余价值分配中的权力对抗的关系。(270)刘美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危机首先转向全球化虚拟金融危机，而后这种虚拟金融危机又进一步转向空间危机，现在空间危机经过逐渐深化后转向制度危机。一方面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地转嫁危机，以期实现在时间中的延伸、在空间中的拓展，但另一方面这种延伸和拓展却引发了更复杂、更深刻、更难以治愈的多重危机。(271)鲁保林指出，20世纪7C年代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萎缩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调整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在促进利润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同时，导致美国国内经济失衡不断恶化，全球经济失衡是这种内部经济失衡的外在反映。(272)何萍和骆中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看法进行了综述，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缺陷视为危机趋势的根源。(273)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随着人们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矛盾认识的加深，随着西方国家危机应对政策的失效和贫富分化的进一步恶化，工人阶级的反抗在增加，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在动摇，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制度的吸引力在增强。赵曜认为，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具有规模大、范围广、时间长、打击重的特点，是新自由主义导向下的系统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调节，只能指标，不能治本。这次危机产生了更加严重的信任危机，使广大群众对新自由主义和其导向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已不再信任，资本主义正陷入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这场危机使掀起了“马克思热”“占领热”“中国热”，当前国际形势呈现出大动荡、大变革和大调整的特点。美国霸权从顶峰上跌落、欧盟各国经济严重衰退、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异军突起、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影响着世界格局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274)童晋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21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呈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规模较大的工人抗议活动和阶级意识的逐渐增强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新觉醒；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更加巧妙、更加隐蔽同时也程度更深地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控制，淡化或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策略和手段也日益隐蔽，更加具有迷惑性。(275) （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 当前资本主义正陷入长期经济停滞，前景一片黯淡。不抛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恐怕难以重新获得繁荣。学者们在总结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的结构性、制度性根源的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判断。王生升任为，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矛盾空前尖锐，积累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不断积累，生产和资本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金融投机浪潮加大了经济不稳定程度，此起彼伏的国际经济冲突直接威胁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金融帝国主义正面临包括经济衰退、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在内的全面危机。(276)邢文增认为，经济金融化诱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动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些金融改革举措，但是效果有限，经济金融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隐患。当前资本主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仍然严重，金融化加剧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更容易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经济金融化必将在未来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动荡。(277)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意味着资本主义面临一场严重的制度性危机，已经到了考虑资本主义终结的时候。沃夫冈·斯特里克指出，当今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持续上升，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持续加剧。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社会平等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现在到了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有终的历史现象的时候了。资本主义终结将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278)迈克尔·罗伯茨分析了大衰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对未来全球经济是否将经历另一次衰退作出了设想。他认为，要“净化”资本主义经济体过多的债务和过多的低效僵尸企业，有必要来一次新的暴跌。(279) ①本部分由课题组成员赵峰、李彬、田佳禾撰写。 ②顾海良：《追寻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路径》，《光明日报》2015年1月7日。 ③孟捷：《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④冯金华：《价值的形成和实现：一个新的解释》，《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5期。 ⑤胡若痴、卫兴华：《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把握劳动价值论的拓展性和科学性——兼对某些相关争论问题的辨析》，《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 ⑥尹敬东、周绍东：《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资源配置理论研究》，《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期。 ⑦孟捷、冯金华；《部门内企业的代谢竞争与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一个演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⑧赵磊：《“虚拟价格”何以可能——关于马克思土地价格理论的重大分歧》，《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 ⑨孟捷、龚剑：《金融资本与“阶级一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⑩裴宏：《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形式》，《经济学家》2015年第7期。 (11)杨继瑞、彭国川、黄潇：《绝对地租的价值构成实体及其演变的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 (12)李济广：《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利润平均化》，《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13)李海海：《级差地租分配、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城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14)陈艳伟：《马克思地租理论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3期。 (15)杨锦英、肖磊：《超额利润的性质及其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马克思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扩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 (16)鲁品越：《利润率下降规律与资本的时空极化理论——利润率下行背景下的资本扩张路径》，《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7)薛宇峰：《利润率变化方向是“不确定”的吗？——基于经济思想史的批判与反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7期。 (18)许捷、饶育蕾：《“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经济生态学解释与现实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19)方敏、蒋澈：《格罗斯曼的崩溃与危机理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5期。 (20)孔智键：《对格罗斯曼崩溃理论的一个再反思》，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5年4月。 (21)吴易风、朱勇：《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 (22)徐春华、吴易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加速原理”比较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8月。 (23)古里尔奠·卡尔凯迪、迈克尔·罗伯茨：《当前危机的长期根源：凯恩斯主义、紧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张建刚译，《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 (24)张志敏、刘雨：《经济危机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改革与战略》2015年第3期。 (25)贾倩、张志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金融危机理论比较研究》，《改革与战略》2015年第4期。 (26)徐春华、吴易风：《国际产业转移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6期。 (27)刘文超：《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比较——基于批判实在论的视角》，《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10期。 (28)丁霞：《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吗？》，《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3期。 (29)余斌：《浅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阶级性与欺骗性》.《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 (30)张新宁：《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学派及其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4期。 (31)托马斯·E.韦斯科普夫：《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禚明亮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4期。 (32)姜霁青：《“超经济”领域的收缩与政治的贬值——埃伦·伍德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理论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 (33)张开：《工资挤压与官僚负担——大卫·戈登经济思想研究系列》，《经济学家》2015年第11期。 (34)马艳、严金强：《论SSA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5)张雪琴：《新自由主义与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评大卫·科茨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5期。 (36)蔡万焕：《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大卫·科兹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红旗文稿》2015年第14期。 (37)张沁悦、特伦斯·麦克唐纳：《环境因素引致劳资关系变动的SSA理论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8)龚剑、孟捷：《中国房地产业积累的社会结构——围绕“支柱产业”概念的考察》，《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9)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40)胡海峰：《对法国调节学派及其理论的分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41)马艳、王琳：《三大经济长波理论的比较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42)张才国、张昊：《克沃尔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从〈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到〈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2期。 (43)刘顺、胡涵锦《生态代谢断裂与社会代谢断裂——福斯特对资本积累的双重批判》，《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 (44)张剑：《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4期。 (45)沈尤佳、翟敏园：《资本主义的全球联合干预可以治愈生态危机吗？——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4期。 (46)周人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3期。 (4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48)斯蒂芬·A雷斯尼克、理查德·D.沃尔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王虎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49)理查德·D.沃尔夫、斯蒂芬·A.雷斯尼克：《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孙来斌、王今朝、杨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50)罗伯特·布伦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1)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2)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3)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54)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55)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杨燕飞、冯春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6)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57)本部分由课题组成员王金秋、高文、张晨撰写。 (58)邱海平：《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日报》2016年1月6日。 (59)逄锦聚：《为什么和怎么样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1期。 (60)丁堡骏、高冠中：《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8期。 (61)刘伟：《今天为何需要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1期。 (62)洪银兴：《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1期。 (63)吴宣恭：《重视所有制研究，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1期。 (64)陈伯庚、陈承明：《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65)简新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认识中国经济的最有效工具》，《辽宁日报》2016年1月6日。 (66)黄泰岩：《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新华日报》2016年2月2日。 (67)何干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7日。 (68)程恩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日。 (69)张晖明、张成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以“十三五”规划《建议》为样本分析》，《解放日报》2015年12月1日。 (70)林岗：《摆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71)张宇：《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川日报》2016年1月28日。 (72)邱海平：《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日报》2016年1月6日。 (73)卫兴华：《怎样理解和把握“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74)顾海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做好几方面的工作》，《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75)洪银兴：《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6年1月25日。 (76)何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77)顾海良：《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78)张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6年2月23日。 (79)任保平、何军：《立足中国发展实践创新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6年2月28日。 (80)张雷声：《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人民日报》2016年2月29日。 (81)朱富强：《破除经济学的计量实证拜物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5日。 (82)邱海平：《“西化”的经济学教育不能成为主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0日。 (83)邱海平：《积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开创中国经济学教育新局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84)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85)顾海良：《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86)沈民鸣：《二元价值转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87)陈享光：《储蓄投资金融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88)杨志、赵秀丽、张丰兰等：《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89)本部分由课题组成员李英东、顾梦佳、崔晓雪、张开撰写。 (90)《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91)《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92)《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5月11日。 (9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9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95)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96)辜胜阻：《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科学航标》，《学习时报》2015年11月12日。 (97)逄锦聚：《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握的四个理论问题》，《新重庆》2015年第9期。 (98)刘伟：《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管理的重大意义》，《人民论坛》2015年第36期。 (99)张宇：《聚焦五大发展理念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新篇章》，《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9日。 (100)逄锦聚：《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握的几个理论问题》，《光明日报》2015年7月1日。 (101)李扬：《“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102)洪银兴：《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新华日报》2015年1月6日。 (103)马建堂：《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6日。 (104)程恩富：《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价值导向》，《探索》2015年第1期。 (105)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期。 (106)《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11月30日。 (107)《习近平：经济发展根本出路在创新关键靠科技力量》，《科技日报》2013年11月15日。 (108)逄锦聚：《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建成更高水平小康》，《天津日报》2015年11月23日。 (109)张宇：《聚焦五大发展理念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新篇章》，《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9日。 (110)《习近平：经济发展根本出路在创新关键靠科技力量》，《科技日报》2013年11月15日。 (111)程恩富：《经济新常态下增强创新驱动力度》，《科技创新与品牌》2015年第4期。 (112)洪银兴：《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新华日报》2015年1月6日。 (113)王一鸣：《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实现百年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114)辜胜阻：《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科学航标》，《学习时报》2015年11月12日。 (115)蔡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光明日报》2015年11月5日。 (116)任理轩：《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11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118)程恩富：《坚持协调发展新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0日。 (119)《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7月2日。 (12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121)《云南省该如何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春城晚报》2015年1月29日。 (122)《习近平与“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绿色》，《石油和化工节能》2015年第6期。 (123)《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实现百年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劳动价值论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地租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美国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