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学论文,机遇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对迅速变迁、复杂转型的社会现实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形成了许多直接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学术文献，而且敞开视野，广泛引入和评述西方社会学的新理论、新学派，促进中国社会学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在中国社会学呈现空前繁荣的喜人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却显得相对冷清，虽然也发表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文章并出版了几部著作，但同社会学其他方面的研究状况相比，实在令人感到有些清冷低沉。本文试图在对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状况作概括考察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些深层问题作些探讨。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
中国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李大钊、瞿秋白和李达等人，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阐释和传播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做出了很多努力，不仅留下了一些介绍和评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文献，而且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指导。从李大钊、瞿秋白和李达等人的文献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占有显著的中心地位。并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和社会发展变迁理论同实践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不仅仅是思想理论，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观点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转化成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淡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和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丰富思想，都被归结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之内。用历史唯物主义取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做法，显然是受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左倾政治和教条主义的影响。苏联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因为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被斯大林指责为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在斯大林认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社会学，社会学被看成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学遭遇了近30年的禁闭，不仅西方社会学理论被拒斥于国门之外，而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也无人敢提，因此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了。直至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国社会学开始重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也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其主要内容也就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所形成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把近30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文献大致分为三类：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些理论观点的专门研究，诸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的社会结构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对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理论、实践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交往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这类文献很多，大多数为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事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撰写的，而由社会学研究者撰写的文章数量不多。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掀起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性与选择性等方面内容的讨论，还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结构、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变迁机制等问题开展了深入讨论。虽然参加讨论的学者大部分是从哲学的学科视角进入的，讨论的内容也多集中于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很少同经验研究联系起来，但是这场讨论的很多内容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演化史。这里或许有如何看待社会学研究同哲学、史学和政治学等相近学科关系的问题，也可以将学者职业和学科设置清楚地划分为不同学科，但是对学者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涉及比较复杂的社会事实或理论现象的研究，事实上不可能做出严格的学科划分，因为有成就的研究往往是突破学科界限的。因此，总结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演化，应当突破职业划分的限制，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对事实上属于本学科的学术成果做出考察和概括。
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还形成了一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当时翻译出版了许多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了一些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著作，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演化、理论观点和方法原则做了深入探索，并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做出了分析。更重要的是，这次热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做出了讨论，杜章智等学者坚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探索，这对于解放思想、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其主要内容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范畴，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不过参与者主要都是社会学界之外的学者。
其二，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代表人物的研究活动及其思想理论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通常包含在中国社会学史的著作中，较早的有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来在纪念中国社会学百年的热潮中，又出版了郑杭生、王万俊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杭生、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阎明的《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这些著作对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衡和毛泽东等人的社会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作了介绍和评论。近年出版的一些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传中，也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相关内容，如余玉花的《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王炯华等人的《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虽然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屈指可数，但都是很重要的。这些研究成果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事实，即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实证社会学的引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重要传统之一，而且在中国社会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传统在后来中断了，但是这20多年的学术历史却深刻地向后人启示，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不仅需要注重描述经验事实的实证社会学，而且更需要对社会现象开展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且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坚持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消极落后等方面问题开展深入批判，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进步。
其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比较系统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少了，能够查阅到的著作仅有：常向群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钟金洪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著作的意义在于，突破了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理论仅仅归结为历史哲学的“左”倾教条主义束缚，展开了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体系和理论演化的学术追求，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2006年，郑杭生和刘少杰主编出版了一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这部著作是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做出了系统总结、对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做出了深入论述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包括4个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以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以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这种内容构成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视野，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思想做出了深入阐述，而且在国内社会学界首次把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思想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并且首次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社会学思想也编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该书充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各种消极现象的革命批判性，论述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各种进步现象的维护建设性，并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并呈现了不同的理论形式，这表明它具有其他社会学传统难以与之相比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薄弱的原因
概观30年来中国社会学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应当肯定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同中国社会学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绩相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无疑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在深入的程度上都是很有限的，甚至同欧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相比也是很薄弱的。这里应当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学获得快速发展的有利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却如此冷清？应当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以下几点可能是最基本的：
首先，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未能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否定。中国社会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禁闭了二十多年，从根源上说是遭到了从斯大林时期就已开始的“左”倾教条主义的迫害。因此，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就应当坚决彻底地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然而，忙于学科机构设立、学术队伍培养的中国社会学界，未能从思想理论和学科发展史上去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对于如何肯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地位、如何摆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其他社会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未能给予深入讨论，更谈不上在社会学界形成关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共识。甚至可以说，直至目前这些问题也未能得到深入研究，在很多学者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社会学，并且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在社会学领域谈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未能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否定，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自我意识的薄弱。正如某些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立起来一样，还有一些学者从实证主义社会学立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划在社会学范畴之外，至多不过把马克思等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论述称为有别于社会学的社会理论。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件令人惭愧的事情，就连那些被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者，在编写社会学史时，也都把马克思等人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加以深入论述，为什么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从不同角度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呢？应当承认，自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社会学重建后不但不能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否定，反而默认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排斥，这说明中国社会学既没有完整肯定自己的历史，也没有明确抵制错误观点对自己的否定，其结果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社会学领域中被删割出去。
其次，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没有深入清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对政治问题的有意回避。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已经对“左”倾教条主义展开了很多批判，但是不仅“左”倾教条主义在很多领域特别是思想领域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清除干净，而且长期在“左”倾政治压抑下的学术界也难免心存余悸，尽量避开被长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免遭过去曾多年被禁闭之难，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安全的策略选择。但是，这是一个回避矛盾的选择。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避而不谈，试图把中国社会学建成远离政治生活的实证科学，这种学术倾向的实质是以片面的科学主义立场排斥社会学研究的价值追求。
回顾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一个不难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价值追求是中国社会学得以兴旺发达的活力根源。笔者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就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就不是一个只讲科学不讲政治的实证科学。并且，正是因为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中国社会学先驱胸怀“救国保种、振兴中华”的强烈的价值追求，把活力合群、家族制度、群术治群、化育新民等社会学研究同国家命运和民族兴亡等政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才使自己的学说焕发出强烈的社会号召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占据了那个时代的学术中心，执掌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在李大钊、瞿秋白和李达等人笔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是以明确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价值追求而表达自己的思想内容，进而对推进中国社会革命与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学却因为片面强调实证的科学原则，不仅交出了时代的主流话语权，而且同时也退出学术中心，迈开了“从堂奥走向庭院的边缘化”步伐。①
再次，琳琅满目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引起了重建之初的中国社会学的极大兴趣，很少有人把注意力移向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各种新理论、新流派不断涌现，对外封闭已久的中国社会学，在解放思想、走向世界的旗帜下，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应当肯定，敞开胸怀迎接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新成果，是中国社会学发展振兴的重要途径，因此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当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转向西方社会学后，原本就存在很多意识形态纠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就更难以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了，甚至对一些同西方社会学并存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新成果也可能视而不见。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也获得了很丰富的发展，但中国社会学界对此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里还是面临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问题。如果人们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阐述的思想观念，那么在这些经典作家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新成果也就必然被抛在视野之外了。如果能够破除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限制，不难发现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原则做出新探索的理论成果实在是层出不穷。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他在《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反革命与造反》等著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立场、辩证分析原则和理性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扭曲、感性压抑、环境革命和人类解放等问题做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和创新性的丰富论述，这些被西方学者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当代新进展的理论成果，却被中国社会学置于视野之外。
最后，实证主义社会学观念限制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从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多样、观点各异，但是对中国社会学主流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是实证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社会学是在对立中形成与发展的，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孔德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给予了很多批判，而且后来的卢卡奇、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也给予了严厉的抨击。因此，尽管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也有一些交互借鉴，但就其学术立场、方法原则和历史演化而言，二者的对立是不可否认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中国社会学在主流上接受了实证社会学之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冷落。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同实证主义的长期对立中，最根本的分歧是以何种态度对待社会现象。在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学应当像物理学那样用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去描述社会现象，只问是什么，不问应当是什么；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现象并非都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生活，人们看到的社会现象往往是因为各种权力制约和利益矛盾而被扭曲的假象，因此欲真实地揭示社会问题的实质，不能仅仅用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去描述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坚持用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的价值原则去批判地揭示假象而阐明真相，并引导人们为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而积极实践。应当肯定，面对复杂分化、深刻变迁的中国社会，单纯用排斥价值理想的客观性原则去描述社会现象，显然无法完成社会学应当承担的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而欲完成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地位与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机遇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也面临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中央提出开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何在新形势下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发展，明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点与历史地位，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是中国社会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演化，形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同历史形态。尽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上始终保持了一致性，但因为历史条件和实践任务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四种历史形态在理论视野、面对问题、概念构架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演化，是在新形势下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始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问题批判。马克思在对底层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中，逐渐接触到同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领域相对立的经济社会领域——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观察、分析与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起点。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如下理论概括：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②
马克思的这段著名的理论概括通常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但我认为它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理论构架的经典阐述。这里我们又面临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系的问题。笔者认为，列宁已经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894年撰写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时明确指出：“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③列宁紧接着引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阐述(如上所引)，然后，列宁得出的结论是：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④
简言之，列宁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发展变化推动人类社会变迁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正是这个根本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和客观规律，使人们能够正确认识社会现象，进而把社会学放在科学基础之上，社会学由此而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列宁接着指出，在马克思做出这种论断之前，没有发现哪种学说能像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把社会学变成科学，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⑤。这就是说，列宁不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之上，而且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本身就是社会科学亦即“科学的社会学”⑥。
1921年，布哈林编写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在这部著作中，布哈林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它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也就是社会学。”“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它的名称是历史唯物主义。”⑦布哈林的观点在斯大林时期遭到了严厉批判，但是应当肯定，布哈林的观点同列宁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对列宁的观点的进一步发挥，把布哈林的观点说成是篡改和反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各种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或教科书中，那些直接引述或进一步阐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和历史发展变迁的观点，哪一点不可以看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内容？或许出于同实证主义论战的需要，为了同实证主义划清界限，使人们不至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等同为实证社会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直接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称为社会学。列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内容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学”，布哈林则对列宁的论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且，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坚持了列宁的观点，他们都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传播。
由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等阐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些观点上同列宁等人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有分歧，但是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并且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且形成了丰富的、对20世纪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成果。这些至今都被各种流派的西方社会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理论，我们不仅没必要也不应当把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阵营中开除出去，而且还应当在他们具有广泛创新性的社会学著述中充分肯定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在中国没有形成热潮，但是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开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新形势、新任务，确实给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和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并且，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关于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已经直接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增添了丰富的新内容。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形成的一些理论偏见，及时抓住难得的新机遇，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既是中国社会学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更真实地认识中国社会问题、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
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深刻变迁的历史时期，在取得经济增长、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等方面显著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也以十分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发展失衡、贫富分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制度失灵、分配不公、贪污腐化等方面的社会问题，都不是仅仅用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科学观察和客观分析就能说清楚的，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原则、辩证分析方法以及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对于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中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具有明显优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地位和作用。
论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其他社会学流派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基本立场、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原则等方面，超越了社会学中长期存在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传统的对立。
科学主义传统的代表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对实证社会学的根本立场、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理论追求和方法原则等问题做出最清楚讨论的是迪尔凯姆，他曾反复强调，实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客观现象的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必须作为外在于思想观念的“物”去看待，对于外在的、客观的“物”，社会学应当像物理学那样去观察，像数学那样去计算，亦即用科学的方法把握之，其目的在于把握社会生活中作为客观必然性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律。
坚持人本主义传统的解释学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和后结构主义社会学等流派，坚决反对把社会事实简单地理解为外在的“物”，认为社会生活是由人们的社会行动展开的，人们是根据自己的意志、目的和利益等主观性因素支配自己的社会行动，所以不能把社会生活仅仅看作外在的客观对象，不能仅仅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和描述，更重要的是对话、沟通和理解，是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价值做出阐释、导引和批判。
概言之，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从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出发，把社会事实当作外在的客观的“物”去看待，以物理学的研究方式去追求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定性，试图在社会现象中揭示像自然规律一样的社会本质或社会规律；社会学中的人本主义则从社会生活的主观性出发，认为社会事实的本质是人们在社会行动中的主观意愿，而不是客观的“物”，研究社会生活应当用体验和解释人们主观性的理解方法，应当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中揭示出意义与价值。更明确地说，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传统和人本主义传统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两极对立，前者抓住了社会生活中客观的物的方面，后者抓住了社会生活中主观的精神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超越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两极对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实践出发，在社会生活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双向统一中把握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不仅要研究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定性，认识社会结构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而且还要研究社会生活的主观意愿，理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理想和意义追求；不仅要坚持按照科学精神去发现和揭示社会历史运动变化的客观根据，而且还要发扬人文精神，关心人生困苦，追求人类幸福与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把科学主义社会学和人本主义社会学在两极对立中展开的两个方面都纳入了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学术胸怀，严格相互排斥的两极对立由此被熔化在相互转化的交融关系之中。
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科学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人本主义社会学传统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它对社会生活开展的总体性研究以及批判性与建设性的思考，对于认识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处于复杂变迁、深刻转型且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然而，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点、地位、功能和历史等重要问题上还有很多意见分歧或模糊认识，只有努力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给予深入研究和明确回答，才能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地位，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巨大作用。
注释：
①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③④⑤⑥《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111、112、110页。
⑦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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