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12世纪后中国南方海洋经济的发展--兼论中西海洋观的差异_海洋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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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世纪以后，具体地说是从南宋王朝开始之后，南部中国的海洋经济较此前有了较大的发展，海上贸易(包括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有长足的进步，其所依托的陆上经济腹地，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也有较大的提高。这里所说的南部中国，主要指南宋辖境内的东南、华南地区，而不包括其西南和西北地区，以及南宋之后元、明、清诸王朝的同一区域。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之后，以江浙地区为代表的精耕细作高产的农业，逐渐扩展到闽、广等地，为商品性农产品的外销提供了基础。其中，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进入海内外市场并占有重要地位。再者，南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商品性程度也大幅度提高，从而促进了其产品的外销。由于东南、华南商品贸易市场向海外的扩张，促使海外贸易持续发展。这样，就形成了南中国海洋经济与陆上经济的有机结合。当然，这种发展势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前行。南宋中叶这一发展状况曾达到一个高峰，宋末元初历经战乱，此发展势头受到抑制，但明中叶以后发展高峰再次出现，直至清初“迁界”。经过休养生息后，发展势头再一次出现，至鸦片战争前，南中国以陆上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海洋经济，在原有的发展水平之上又有所提高。

       南部中国如此长期的海洋经济发展，并非偶然。从长时段的、总体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固然是陆上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封建社会后期南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这是与经济重心南移相伴而行的)，人口压力和土地资源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向海洋寻找出路。再者，大部分时间处于北方的封建政治中心，对南方的控制相对薄弱。中央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和稳定民心的角度来看，也不得不对南中国的海洋经济网开一面。当然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利益至上的统治方式和传统，也有力地抑制着南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以致中国几次错失了进一步向海洋发展的大好时机。当“大航海时代”开启了西方的全球性扩张时，中国的海洋经济并未做好应对的准备。虽然明清时期“大帆船贸易”一度使中国以丝、瓷、茶等为代表的出口商品占据世界市场的优势，大量白银流入也一度使南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有了更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但最终敌不过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的海上征服(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征服)。全面地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和教训，显然十分必要，但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本文仅想从有限的史料中，简单地梳理南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脉络，并以中西海洋观的差异，来衬托出中国海洋经济历经数个世纪的长足发展之同时，其所受到的沉重的思想意识的制约。

       有学者指出，“海洋经济，指人类在海洋中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①。然而，这只是狭义的概念。笔者认为，广义的海洋经济概念应在包括陆地经济在内的整体社会经济中加以定义，亦即海洋经济是依托于相应区位的陆地经济，但主要是面向海洋的经济活动，当然此类经济活动是与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二者往往难以区分。还必须注意到，各国各历史阶段，其海洋经济的地位亦有所不同。海岛型国家是以海洋经济为主的国家，在大陆型国家中海洋经济是附属于陆地经济的，虽然其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成分要更高些，有的甚至重于内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海洋经济在层次上远高于封建社会时期，这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南部的海洋经济。

       南宋时期南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是基于该地区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此间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已经成为常态。从北宋开始，就出现了“福建路产铁至多，客贩遍于诸郡”②，“自来不产铁”的两浙即仰赖“漳、福、泉等州转海兴贩”③的情况。另外，福建所需粮食却要仰赖外地运入，南宋时“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④，“米船不至，军民便已乏食，籴价翔贵，公私病之”⑤。其中，自广东运往福建的粮食又是经由海路，而福建的手工业产品运往外地，也不排除海路的选择，因为福建多山，陆路难行，海路的成本可能更低。这样，至少是在浙、闽、粤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区域市场。

       对外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必然延伸。南宋海外贸易依托于南中国内部的商品经济而迅速发展，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种发展又不是居于向海外开拓市场的内部需求，而有复杂的原因。南中国不像北方那样拥有大平原，而是以丘陵山地为主，只有沿海地区拥有河流入海处的三角洲平原，以及其他较为狭小的平原。宋金战争推动大量人口向南挤压，加上南方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南中国地少人多的矛盾骤然凸显。南宋初，浙江东、西路和福建路的人口比北宋时增加了约1/3，而荆湖北路人口减少了约2/3，就是战争挤压的结果。至南宋中叶，著名学者叶适即提出“分闽浙以实荆楚”的人口迁移建议⑥，从反面说明当时东南地区土地的人口承载量已臻极限。因此，向海洋寻找出路是解决人口相对过剩的有效途径之一。

       而从封建政府的角度来看，海外贸易还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已有学者指出，北宋政府通过舶来品的销售获得巨大收益，从而支撑了其庞大的财政支出。⑦这种情况同样可以解释南宋政府鼓励对外贸易的动因。南宋朝廷在泉州设“南外宗政司”管理南迁的皇族，就是因为泉州同时设有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以市舶收入供应官僚贵族的消费是南宋朝廷发展海外贸易的动力之一。因此，在错综复杂的诸种因素的推动下，海外贸易构成了南宋时期南中国海洋经济的重要成分。然而就其动因而言，却缺少国家内部因产业的发展向外寻找、拓展市场的因素。可以说，南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缺乏像西方那样的推动因素。

       尽管如此，南宋时期南中国的社会经济无论如何都是当时中国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其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绍兴年间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的市舶司净利钱收入即达200万缗，远超过辖境大得多的北宋末年的110万缗，⑧即可为证。元朝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封建政治和经济大不如前，其海外军事征服的失败(如对日本和爪哇征服的失败)，说明其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海外扩张。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又削弱了南部中国原本具有的优势，使全国各地的经济普遍呈下行趋势。表面上元朝的海外贸易仍在继续发展，然而其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亦即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后建立了广大而松散的帝国，在成吉思汗死后又分为几个国家(忽必烈的元朝即为其中之一)，以色目人为主在其间进行的商贸活动，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此间南中国以广州和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仍然活跃，但就其腹地商品经济的支撑而言，显然不如南宋时期。

       明清时期是南中国海洋经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时期(为了节省篇幅，以下将明代与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合并论述)。这一时期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因为此间南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与海外贸易相辅相成，而且因为此间西方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特别是南部中国的海外贸易开始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这与宋元时代中国商人与阿拉伯商人等外商的交易又有质的区别。这当中，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商品输出和以美洲白银为代表的外来商品输入(白银作为一种具有贵金属货币性质的特殊商品)，成为不同于以往的贸易现象。

       明代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东粤自来多谷。志称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东粤固多谷之地，然不能不仰资于西粤，则以田未尽垦，野多污莱，而游食者众也。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腊、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往者海道通行，虎门无阻，闽中白艚黑艚，盗载谷米，岁以千余艘计。……地虽膏腴，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奈之何而谷不仰资于西粤也。⑨

       由此可见，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东粤)，弃农经商者何止以千以万计，而本地所产谷米又有相当一部分输往福建。大量自西粤涌入的商品粮，则满足了此地非农业人口所需。由此可窥南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之一斑。其中提到的与东亚诸国，以及与西方商人(红毛)的贸易，正是此地商品经济向海外的必然延伸。

       再来看看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南中国丝绸原料产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情形。清代唐甄《潜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实际上它同样也反映了明代的情况)：

       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之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穷困，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萃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夫蚕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其无桑之方，人以为不宜桑也。今桂、蜀、河东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万里同之，而一畔异宜乎?桑如五谷，无土不宜，一畔之间，目睹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⑩

       虽然不能据此断定南中国除此地区之外即无蚕桑产出之处，然此地区为明清丝绸原料最重要的出口基地，则无疑问。以上两段史料足以说明，明清时期南中国以本地商品生产和销售为坚实基础的海洋经济，其水平确实超过了宋元时期。

       那么，明清时期南中国海外贸易与世界市场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何等程度?在这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张铠的《明清时代中国丝绸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一文，就做了恰如其分的描述。(11)文中大量引述西方史学论著介绍中国生丝和丝绸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广泛传播，证明产自南中国的生丝和丝绸已经成为拉美地区各阶层人民不可或缺的商品。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大帆船贸易”时代(1593～1815)，生丝和丝绸通过西属菲律宾的马尼拉运往西属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源源不断涌入拉美市场，而美洲白银(银元)则通过同一航路源源不断涌入南中国。这种以白银换丝绸为代表的海上贸易，成为联结太平洋两岸市场的典型标志。

       兹将张铠一文中的精彩片断征引如下：

       阿卡普尔科原是濒临太平洋的一个偏僻小镇，1598年不过二百五十户(原注：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59，p.373)。随着马尼拉帆船贸易的开展，该镇渐趋繁荣，到十九世纪初，已达四千人(原注：同上，p.374)。每逢满载中国货物的帆船到达时，这里就要举行盛大的集市贸易。当地的印第安人、黑人、混血种人和白人商人、来自东方的菲律宾人、中国人、印度水手和莫桑比克的卡菲尔人都齐聚一堂，蜂攒蚁集，一时可骤然增至一万二千人(原注：同上。p.375)。十八世纪末，在拉丁美洲游历并做科学考察的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封·洪堡有感这一集市的繁华曾称誉阿卡普尔科集市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集市”(原注：同上，p.381)。马尼拉帆船载到阿卡普尔科的产品，主要是以丝绸为主的中国货物，因而墨西哥人民亲切地称这些商船为“中国之船”或“丝船”。

       张铠在该文的另一处还说：“有一位美国学者在谈到中国丝绸在拉丁美洲传播的范围时，曾赞叹地说：‘沿着南美海岸，无处不有中国丝绸的踪迹。’(原注：Anita，Bradley，Trans-Pacific Relations of Latin America，New York，1941，p.6)。”

       如果说丝绸的消费主体是上层人士的话，那么从中国输入拉丁美洲的另两项大宗产品——棉和麻织品，其消费主体就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了。张铠在该文中又指出，此二项商品广受拉美劳动人民的欢迎：

       墨西哥温热低地的印第安人是廉价的中国货物的热情买主。当哈拉帕举行集市贸易时，当地的印第安人便带着土特产品到这里来换取从墨西哥城运来的中国货物。新西班牙总督拉维亚希赫多曾指出：“菲律宾贸易在本辖区内备受欢迎，因为它的商品恰适贫困者的需要。”(原注：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59，p.362)《秘鲁总督辖区纪略》一书也指出，中国衣物“是最赚钱也是销路最好的货物，因为穷人穿这些衣物”(原注：Virgilio Roel，Historica Socialy Economica de la Colonia，Lima，1970，p.179)。当印第安人和黑人买不到中国出产的亚麻衣物时，他们宁可破衣烂衫，而不去买西班牙的产品，因为“他们没有钱花上八个雷亚尔去买那些本来可以用一个半雷亚尔就能买到手的东西” (原注：E.H.Blair & J.A.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Cleverland，1903～1909，Vol.27，p.201)。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后，为了掠夺贵金属，驱赶大批印第安人到矿井下从事牛马不如的奴隶劳动。这些矿工也都是穿中国生产的衣物的，和西班牙产品比较起来，“中国货更便宜、更经久耐用。”(原注：同上，Vol.27，p.202)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明清时期以产自南中国的生丝和丝绸及其他纺织品为代表的外销商品，对这一时代的世界市场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如果再加上同一时代中国与欧洲和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贸易，那么南中国海洋经济带成为全球海洋经济之密不可分的部分，确实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明清时期南中国生产的生丝、丝绸和其他纺织品之所以畅销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其物美价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西班牙本国的生丝和丝绸业因此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本来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然而，“大帆船贸易”是一种垄断性贸易，西班牙王室在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也遭到其本国商人的强烈反对，从而使王室不得不对产自中国的生丝和丝绸实行进口限制，但这又引发了西属菲律宾和西属拉丁美洲的反对，因为它们从这一贸易中也获益甚巨，王室的限制措施直接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因此，宗主国的利益和菲律宾、墨西哥等地方殖民势力的利益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其结果是，围绕中国丝绸的进口在拉丁美洲展开了一场持久的限制和反限制的“丝绸之战”。这在世界贸易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出南中国的海洋经济已经深深地卷入全球海上贸易的矛盾冲突之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南中国的海洋经济已经和全球各地的海洋经济共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当中。

       我们在关注南中国出口商品对世界市场产生影响之同时，也应该关注它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南部中国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随着丝绸等的大量出口，产自世界各地特别是西属美洲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因为当时的西方世界，根本没有与中国的丝、瓷、茶等进行交换的相应商品，它们只能以贵金属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来进口中国商品。而西班牙入侵拉丁美洲，加以占领并实行殖民统治后，对其金银矿进行了大量掠夺，巨额金银的输入引起了欧洲的“价格革命”。美洲银矿的开采和银币的流通，又以“大帆船贸易”为渠道，使中国获得大量银币，从而构成世界海洋经济的另一个侧面。就中国本身而言，它是一个产银并不丰富的国家。来自海外的银币显然刺激了中国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贵金属货币的追求。这与明清时期中国本身的商品经济之发展需求也是相适应的。这样，世界海洋经济与货币经济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中国结合并有所体现。

       那么，明清时期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呢?笔者根据钱江教授所著《16～18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一文，(12)编制了表1。

      

       仅仅从这些不完全的统计，就可以看出世界各地的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之巨。钱江教授在文中指出：“16～18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的主流是由西方向东方流动。依照大卫·李嘉图著名的比较价格学理论的说法，当时亚洲之所以能够汲取巨量的白银，除了金银比价在起作用之外，应该说是大规模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一种补偿支付。只有如此，方能维持国际贸易的平衡。”他同时又指出：“白银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国际贸易的途径实行空间与时间上的转移，源源不断地输往东方，从而使世界各地彼此独立的经济区域逐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明清时期的南中国海洋经济与世界各地的海洋经济近乎融为一体，并且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乃是居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如果从更长时段来看白银流入中国这一现象，就可以更加明了它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极其深刻的影响。“自从1571年黎牙实比征服马尼拉以后，中国市面所流通的白银日益增加。这些白银主要都来自马尼拉(笔者按：先从西属美洲流入马尼拉)。所谓‘比索’乃是墨西哥殖民政府所鼓铸的一种银币，重七钱二分。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墨西哥比索在中国市场流通得如此广泛，以致到了19世纪，竟成为市面普遍接受的银币。甚至到民国以后，历届反动政府还都按照比索的重量和成色鼓铸银元。而墨西哥比索也就和中国铸的银元并行流通，成为法定本位币。”(13)从宋元时代市面上流通的碎银子，到明清时期肇始于美洲白银的具有统一重量和成色的银币之流通，不能不说是中国贵金属货币流通的巨大进步，同时它也是中外海洋经济交融的成果。

       当然，我们在注意到南中国海洋经济于明清时期更上一个台阶之同时，万不可忽略其基础的脆弱。首先，从内部来看，无数的小农家庭所生产出来的生丝等出口商品，虽然集聚起来数量庞大，且能创造不菲的利润，但由于收购和运销的环节过多，小农家庭获益非常有限，因此无法从这种对外贸易中真正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更无法因此转型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丝绸生产中虽然也出现了手工工场，但工人的工资也一直偏低，工场主亦无法转型为真正的资本家。反观17世纪的英国，“乡村地区工业的发展为乡村居民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英格兰的真实工资(real wages)自1640年起直至18世纪中叶一直都在稳步增长，直到人口开始快速增长，这种(工资增长的)速度才慢了下来”。(14)同样是建立在对外出口的海洋经济基础之上的南中国与英格兰的部分产业对比，其生产者的获益程度显然是不同的，而生产者的积极性是决定产业发展前途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说南中国在这方面明显是脆弱的。

       其次，从外部来看，如果仅就造船和航海技术而言，在以蒸汽为动力的船舶出现以前，明清时期的中国并不亚于西方，郑和下西洋使用的船舶更是当时世界一流的。然而，由于西方逐渐掌握了海上霸权，以及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萌发，中国在航海方面渐趋下风。在“大帆船贸易”时代，跨越太平洋的海上贸易工具主要是掌握在西方手中的。而且，“18世纪西班牙与荷兰殖民者的(贸易)垄断特点，使它们能够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抗和干涉中国的帆船贸易”。(15)西方殖民者的垄断贸易是以国家为后盾的，而中国以私商为主的海上贸易不仅未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反而受到来自政府的诸多干涉甚至禁罚，因此完全无法与西方抗衡。两相比较，南中国海洋经济受到的外部制约远大于彼，尽管西方殖民者之间也有相互制约的情况存在。

       再把目光转回中国内部。幅员广大的中国本来就存在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封建社会后期南部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南与北、东与西的差距，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海洋经济的内陆支撑。从整体上看，海洋经济在中国所占分量虽然不能说无足轻重，但与19世纪其他大国相比仍大为逊色。虽然大陆型国家无法与海洋型(或海岛型)国家作简单类比，但像中国这样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其海洋经济本来应该有更大的发展。当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海上大门即将被西方炮舰轰开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依然沿着几千年的传统轨迹在运行，统治者并未觉察到世界海洋时代早已到来，人们仍然固守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即使从南中国涌进来的大量白银，也未能刺激思想界产生诸如西方的重商主义那样的新思想(此处暂且抛开重商主义对利润来自流通过程这一错误认识，仅就其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这一时代先进性而言)。所以，在中国，海洋经济缺乏思想动力，是不言而喻的。

       既然如此，在本文结束之前，简略地比较一下中西海洋观的差异，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首先，中西的海洋权力观有很大的差异。“坚实的陆地成为国家的领域，而海洋则保持自由，这构成了欧洲国际法的惊人的两元格局。”(16)然而，欧洲强国的全球扩张就是在这种所谓的“海洋自由”的名义下，对他们认为的“落后国家”的海洋权益进行肆意侵犯和践踏的。追溯其渊源，可以说，欧洲文化的起源希腊、罗马都是以地中海为依托而兴起的，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地中海沿岸城市更是以海洋贸易为发展起点。不过在欧洲真正的国际法诞生以前，海上权力仍然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依据的。直到1604年荷兰人雨果·格劳修斯(1583～1645)写了《海洋自由论》，欧洲人才开始了对海上自由的理论探讨。此书的作者是基于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最先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殖民国家企图瓜分世界海洋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而写作的，因为它显然威胁到了较此两国稍后兴起的荷兰的海上航行自由。格劳修斯的基本观点是，海洋是大家共有的，“海洋的任何一部分均不能被视作任何人的领地”。他引用了先哲的话：“除了上帝以外，它不受任何人支配”；“谈到海洋，触及它古老的权利和存在，那里面的一切事物都是共有的”。因此他认为，“按照事物本身的呈现，海洋不能被强加任何隶属状态，因为本质上它应该对所有人开放”。(17)格劳修斯的原则和理念后来为真正成为海上霸主的英国所利用。当然，在它为世界所公认以前，围绕它还是存在长期而激烈的争论的，直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世才告一段落。据说，这是“格劳修斯传统的胜利”(18)。

       反观中国，它是一个大陆型国家，陆权思想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那样，在其思想的发展历史上很早就出现海权思想。即使在宋元时期海外关系有了很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没有海权思想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明对农业的严重依赖，从而对水利(亦可称之为流域文明)的依赖日益加深。为了避免流域的内部冲突，就会产生对国家规模最大化的冲动。(19)所以，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统治者及社会精英的关注点始终在陆地而非海洋。进一步的探讨表明，“海洋文明的一个独特形式，是海岛文明。它们的特点是：经济上不自足，军事上易自卫。不自足，所以开放贸易；易自卫，所以不被入侵”(20)。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这就难怪统治者及精英们的眼光大多对内而非对外(以陆为内，以海为外)。直到近代，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从海上打开后，国人才被迫关注海洋。然而为时已晚，中国原本具有的海洋优势已无法发挥，漫长的海岸线反而成为国门洞开的安全软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海洋权力从何谈起?

       其次，中西的海外贸易观也存在不小差异。海外贸易作为一国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可脱离整个国民经济来谈论之。这就牵涉到人类社会的经济是如何从前资本主义时代跨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在其《经济史理论》一书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这一事实是欧洲历史与亚洲历史迥异的重要关键。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是地理方面的。欧洲城邦是地中海的恩赐……地中海已卓然成为联结生产力颇不相同的各国的一条公路……亚洲就没有完全类似这样的条件……至于中国海，长期以来它就是贸易的障碍；这个障碍(令人)望而生畏、难以逾越……在亚洲整个版图上，也许最有希望的是东南一角(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一种类似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制度最有可能在那里发展起来。不过机会较少，困难较大。那个地区虽然许多世纪以来有大量的海上贸易，但直到新加坡(在晚近)兴起，它才成为一个城邦的地区。(21)

       虽然笔者不完全同意约翰·希克斯的说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确实反映了中西海外贸易的巨大差异，那就是，欧洲各国(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各国)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不同程度地融入区域性的海上贸易体系之中，使各国(或各城邦)无法脱离之而单独存在，这就使它们在跨入资本主义时代后有了顺理成章的发展。因此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时代，欧洲产生了大量有关海外贸易的思想和理论，就不奇怪了。这些思想和理论的主基调是，对外贸易是一国强大的根本，因而开放性的自由贸易强于限制性的保护主义的贸易。

       中国在进入宋代以后，整个国民经济水平比汉唐时期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外贸易更是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总的来说，以士人阶层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对海外贸易的看法仍然是以保守为基调的(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探讨)。虽然进入明清时期以后，以私商为代表的中国海外贸易又比宋元时期更上一层楼，但官方反而有了不止一次的海禁举措。此间士大夫们尽管也偶尔发出反对海禁、支持海外贸易的言论，但总体上仍然是以维护封建政治统治为最高目的，是否开放海禁、发展贸易乃是以是否有利于政治统治为准绳的。即使被称为“启蒙时期的进步思想家”的王夫之，其贸易观点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正在成长中的市民社会崇拜商业资本的新观点也具有同等强烈的信仰”，另一方面他却“在思想意识上被轻商的传统观点所浸透”。(22)如此则明清时期也就产生不了像西方那样的明确支持海外贸易，并视其为国之根本的思想家了。这当然与中国的封建经济密切相关。因为即便明清时期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中国的真正资本主义处于中国之外，譬如说在东南亚诸岛。在那里，中国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与作主”。(23)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事国内贸易还是海外贸易，中国本土的商人都是受到重重束缚的。只有作为海外华侨的中国人，在东南亚才能发挥其经商的全部才干。

       最后再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亦即12世纪以后南部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回顾这一发展过程，可以说宋代开了一个好头。北宋时期，“就人均生产力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头号国家。这一成就的背后正是技术能力和政治状况的联合作用”。除了农业的发展以外，“11世纪的繁荣还带来了整个中国范围内手工业产品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与日俱增的对外贸易。尽管通往西方的陆上路线不太重要，但与南亚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航海业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路线越发重要。中国出口丝绸及其他纺织品、漆器及部分钢铁，并以此换得香辛料及其他热带产品。到12世纪初，政府从对外贸易中收缴的税款已占到了所有收入的20％”。(24)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接近完成，东南和华南已经开始取代北方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主要经济区，这当中，海洋经济的贡献是明显的。可以说，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也是海洋经济所占比重增加的过程。

       此后南部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延续了下来，到了明中叶以后又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除了上文所论通过“大帆船贸易”与世界市场连接以外，东南亚成为以中国南方为基地和轴心的私人海上贸易网络的主要扩张地区。此间“大多数中国贸易均涉及东南亚的热带产品，群岛或印度洋的贸易以此换得所需的中国制造品。运往欧洲的货物中，只有少部分由欧洲商船承载，而大部分货物的运输则由存在时间长久的东南亚中国贸易离散社群(25)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承担”。(26)反过来，东南亚的华侨商人(以闽粤籍为主)又反哺了南中国的地方经济。这样，南部中国的海洋经济就其贸易范围而言，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境。遗憾的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并未推动这一海洋经济的发展势头，以士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也缺乏这方面的敏感性，最终使中国失去了进一步向海洋发展的大好机会。

       注释：

       ①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页。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7，绍兴二十七年五月庚午，中华书局，1956，第2917页。

       ③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1《土俗类三·物产》，载《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第8252页。

       ④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商务印书馆，1937，第253页。

       ⑤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第251页。

       ⑥叶适：《水心别集》卷2《进卷·民事中》，收《叶适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3，第655页。

       ⑦廖大珂：《宋代官方海外舶货销售制度初探》，载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第181页。

       ⑧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第136页。

       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收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第65页。

       ⑩唐甄：《潜书》下篇下，收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第67～68页。

       (11)张铠：《明清时代中国丝绸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

       (12)钱江：《16～18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1988年第2期。

       (13)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4)R.Bin Wong,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Development:A Note on the Myers-Huang Exchang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1,No.3,August 1992,p.605.

       (15)Ng Chin-Keong,The South Fukienese Junk Trade at Amo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E.B.Vermeer edited,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Leiden,the Netherlands:E.J.Brill,1990,p.310.

       (16)[荷]格劳修斯：《海洋自由论》，字川译，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荷]格劳修斯：《海洋自由论》，第29、30页。

       (18)林国基：《海洋自由论》中译本序言，第9页。

       (19)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44页。

       (20)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第45页。

       (21)[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37页。

       (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502～503页。

       (2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第49页。

       (24)[美]菲利普·D.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鲍晨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05～106页。

       (25)笔者按：指以商人为主的华侨社区。

       (26)[美]菲利普·D.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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