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发表的百年变迁——以《自然》与《科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自然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9－0001－07
曾经担任美国《科学》主编的唐纳德·肯尼迪说过，“出版物就是学术成果表现的基本货币形式”。[1](P231)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意味着学术水平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在中国现代大学成立的100多年里，我们的国际学术发表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与我们历史上大学那“很高的起点”[2](P9)相比较，现在的学术究竟有了多大程度的进步？在我国学术借鉴与追赶西方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独立与合作（或依附）又是如何表现的？本文试图以《自然》（Nature）与《科学》（Science）两种含金量最高的多学科国际科学期刊为研究样本，调查中国科学家在上面的发表情况，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样本与方法
选取《自然》与《科学》作为样本，是出于如下四方面的考虑：第一，权威性。根据美国汤森路透集团（Thomson Reuters）的独立计算，《自然》是目前引用率最高的多学科科学杂志。2008年度，《自然》的影响因子为31.434，《科学》的影响因子为28.103。而且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过他们的重要研究。“在过去40余年中，30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1200多篇论文。”[3](P121-124)《科学》“涉足世界科技领域的百年间发表了千余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4](P57-58)第二，多学科性。《自然》与《科学》是比较开放的多学科科学杂志，涵盖了生物学、生化学、医学、免疫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科学、药理学等学科。相对而言，选择这两种期刊能够考察我国比较多的学科研究在国际自然科学刊物上的发表情况。第三，历史性。《自然》问世于1869年，《科学》诞生于1880年，两者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国际学术发表作一项长时期的考察。第四，可检验性。《自然》与《科学》都是发行量很大的杂志，本文的研究结论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验证和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运用文献检索的方法，笔者在汤森路透集团属下的科学网（Web of Science）对《自然》和《科学》两本期刊里中国地区的作者进行检索。本文检索了中国三个主要地区，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发表情况，并剔除了其中不够准确的数据。因为澳门地区几乎没有在这两本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所以本文没有专门对其进行比较，但这并不意味着澳门的国际学术发表不应同等介绍。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者在《自然》与《科学》上发表的文章有不同的类型，见表1。在《自然》里，论文（Article）是结论具有现实的深远意义的原始研究报告，不超过5个页面；短文（Letter）是较短的原始研究报告，不超过3个页面；编辑资讯（Editorial Material）是由编辑剪辑选登的一些科研信息，篇幅不确定，通常较短；评论（Review）是对已有研究的述评，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书评（Book Review）是对已出版的书籍的评论；新闻事件（News Item）是对一些与科学或科学家有关事件的新闻报道。《科学》的文献类型与《自然》有些差异，但两者都以论文分量最重，其他类型的文献分量相对较轻，而新闻不能算为学术发表。本文接下来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将不包括报道新闻事件的文章。
二、基本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的呈现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国百年来在《自然》、《科学》上发表的情况做纵向描述；二是呈现出我国学术国际发表中国际合作的情况与特点；三是对香港、台湾和大陆地区的发表情况进行横向比较。
（一）百年的变迁
学术成果的发表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即使是通常被认为“价值无涉”的自然科学研究，同样不能够逃避政治的影响。“学术和教育不能和政治绝缘。政治清明，学术教育也清明，政治混乱，学术教育也混乱；政治而民主，学术也就客观，教育也就自由。”[5](P128-129)中国在《自然》、《科学》上发表作品数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大学所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
图1呈现了1900年至2008年中国在《自然》、《科学》上学术发表的数量变化。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每年在两本刊物上的学术发表都不足10篇。其中还出现了静默期，1944年至1972年近30年两岸三地的科学家没有在《自然》、《科学》上发表学术作品。还有一些短暂的间歇期如1916年至1923年、1905年至1909年，等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术发表步入增长期，由1990年4篇上升至2008年63篇。
图1 1900－2008年中国在《自然》与《科学》上学术发表的数量
1.1900年至1949年。1949年之前，中国在《自然》、《科学》上发表论文的作者基本在大陆地区。1900年至1949年，中国在两种刊物上发表了10篇论文，17篇短文。1904年，山东官立大学堂（现山东大学）一位学者（Tingle A）在《自然》上发表了关于竹子开花的短文。1910年，Tingle又以北洋银元局铸币厂的名义，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氢硫化物还原剂的短文。这是从科学网（1900年至今）查到中国在《自然》和《科学》上最早发表的学术作品。这时期国际学术发表的机构主要是大学，见表2。
1900年至1949年，中国在《自然》与《科学》上的学术发表78％来自大学。大部分学者采用个人独立发表的形式，有17篇，占总数的63％；其余10篇均由两位作者完成，可见当时个体研究的盛行。当时的国际合作似乎也不看重署名的问题，每篇学术发表的机构都是一个。如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由南京迁至四川重庆，命名为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6](P658)虽然所里的研究工作主要在美国进行，但研究人员在《自然》上发表论文用的仍是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的名称。
2.1950年至1989年。1944年至1972年，三地的大学长时间没有在《自然》、《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这种沉寂由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率先打破。1973年，《自然》刊发了2篇台湾大学的医学论文和1篇香港大学的化学论文。在1973年至1989年的《自然》与《科学》上，香港、台湾和大陆分别发表了11、20和74篇研究论文。
台湾与香港发表的主要机构为大学，而大陆发表的主要机构则为中国科学院及其属下的研究所，大学的发表数量不多。总体看来，高校在《自然》、《科学》的发表份额较1949年前明显下降，仅有28％的文章涉及高校作者。特别是大陆50年代采用苏联模式，将大学的科研活动分割到科学研究机构中进行，明显削弱了大学的研究性。1973年至1989年，大陆的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机构在两种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已经超过了大学发表的总量。
与此同时，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的合作发表还没有在《自然》、《科学》上出现，但开始出现了国际合作发表。整体看来，国际合作发表占总数的71％，其中大陆58篇、香港6篇、台湾11篇。与1949年前相比，个人独立发表的比例明显下降，占总数的14％。
3.1990年至2008年。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自然》、《科学》上发表的数量稳步增长。1990年至2008年，两种杂志分别刊发了90篇香港学者的研究、142篇台湾学者的研究和622篇大陆学者的研究。这19年间发表的数量几乎是过去90年的6倍。与70、80年代相比较，高校学者参与发表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超过半数的论文作者涉及高校学者。
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发表开始出现，但这其中多数的合作还涉及更大的范围，如其他国家学者的参与。在合作发表趋势不断明朗的同时，独立发表的比例急剧下降，这时期独立发表约为总数的7％。国际合作发表成为普遍现象，78％左右的研究采用了国际合作发表，其中又以与美国学者的合作最多，本地区学者的合作发表约占总数的15％。
粗略检视百年来中国在《自然》、《科学》学术发表的一些明显变化（表3），首先可以看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是独立发表的份额急剧下降，由63％减少到7％；二是国际合作发表的份额显著上升，从0％升至78％。反映了个人化手工作坊式的科学研究已迅速被企业化工厂式的研究取代，[7](P88-94)同时宣告了科学研究国际化时代的到来。其次是高校科学研究的恢复。1949年之前，高校学者是中国学术国际发表的主力，但在50年代大陆科学研究被分割出大学之后，研究性削弱，90年代后才逐步恢复。
（二）国际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合作部分占我国在《自然》、《科学》发表的70％以上，显然非常重要。那么，中国的学者究竟与哪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合作？合作究竟是平等的还是依附的？本文通过考察合作发表中的作者情况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中国在《自然》、《科学》上的国际合作发表相当多是与多个国家的学者合作进行的，有一些论文作者的单位多达100个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论文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也就包含了多个国家一起合作的论文与学术作品。1900年至2008年，与中国合作在《自然》、《科学》上发表学术研究最多的前6个国家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加拿大。57％涉及与美国学者的合作；14％涉及与英国学者的合作；13％涉及与法国学者的合作；11％涉及与德国学者的合作；8％涉及与日本学者的合作；7％涉及与加拿大学者的合作。可以看出，中国主要是同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合作发表的，这其中又以与美国的合作最多，占一半以上。
国际合作发表主要以分量最重的论文形式出现，而独立发表则以短文、编辑资讯和评论为多。因此，笔者将学术发表的论文部分单独列出考察，并通过考察论文通讯作者的情况来探讨国际合作发表中的合作与依附问题。中国在《自然》、《科学》上的国际合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为了观察其中的趋势，这里仍然使用以上的阶段划分进行比较。
1973年至1989年，中国在《自然》、《科学》上发表的90篇论文中，独立发表为7篇，本地合作发表为14篇，国际合作发表为69篇。这时期，31篇论文的通讯作者是中国学者，占34％。在69篇国际合作论文的通讯作者中，14％是中国学者，48％是美国学者，26％为法国学者，还有12％分别为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和瑞典的学者。
1990年至2008年，中国在《自然》、《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中，独立发表的有4篇，本地合作发表的有47篇，国际合作发表的有551篇。这时期发表的602篇论文中，135篇论文通讯作者是中国学者，占22％。在551篇国际合作论文的通讯作者中，15％是中国学者，42％是美国学者，7％是英国学者，4％是日本学者，3％是德国学者，3％是加拿大学者，3％是瑞典学者，2％是法国学者，还有21％分别为意大利、巴拿马、荷兰、瑞士、芬兰、挪威、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新西兰、以色列、菲律宾、土耳其、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学者。
两个阶段的比较表明，在《自然》与《科学》上，我国学者独立发表的论文明显减少，由7篇减至4篇，比例由7％降至0.7％，这表明个人化手工作坊式的科学研究已迅速被企业化工厂式的研究所取代。本地合作发表的论文绝对数量上升，由14篇升至47篇，但所占总数的比例却由16％下降到8％，本地合作的趋势还不明朗。中国在《自然》与《科学》上国际合作发表的论文明显上升，绝对数量由69篇升至551篇，比例由77％增至91％，这似乎预示着未来大部分的学术发表将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完成。
然而，从《自然》、《科学》的数据看，国际合作中中国通讯作者的比例不高，为14％和15％，仍然处于“依附”状态。在我国的国际科研合作中，美国占据着中心位置，40％以上的通讯作者是美国学者。但是，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多，我国学术由比较集中的“依附”转向比较分散的“依附”。法国通讯作者的比例由上世纪70、80年代的26％降至目前的2％，美国通讯作者的比例也由48％减少到42％。我国学者增加了与瑞典、意大利、巴拿马、荷兰、瑞士、芬兰、挪威、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新西兰、以色列、菲律宾、土耳其、新加坡这些国家学者的科研合作。
（三）三地高校的比较
从中国在《自然》与《科学》上的学术发表看，尽管中国近代历史似乎人为地隔离了i地大学的一些联系，但三地大学却有一些类似的发展，这或许不仅仅是一种巧合。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三地大学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发表都处在静默中，80年代跃跃欲试，90年代后分享学术发表的增长与竞争。尽管三地大学的发展都受到中国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在国际学术发表方面，三地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具体差异。相对而言，香港和台湾高校的国际发表要稳定一些，而大陆的高校则经历了大落大起。
香港最早的大学是1910年成立的香港大学，其余一些著名大学都是在1949年以后创立的。由于香港大学在1949年之前没有在《自然》或《科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大陆和台湾当时还没有分离，并且，1900年至1949年发表的情况已在表2中详细列出，这里对三地高校的比较就从打破沉寂的1973年开始。比较的内容是除新闻事件之外在《自然》、《科学》刊物上发表的包括论文、短文、编辑资讯、评论和书评在内的学术作品。
表5比较了三地高校1973年至2008年在《自然》、《科学》上发表文章的情况。从高校发表在该地区所占的比重来看，香港高校的比例一直都比较高，70、80年代为82％、90年代后为92％；台湾高校在50年代也经历了政治强控制时期，但其在70、80年代发表的比例仍然保持在50％，90年代后升至65％；大陆高校则受挫的痕迹比较明显，70、80年代发表的比例仅为14％，但上升迅速，90年代后为43％。
表6呈现了1990年至2008年大陆、香港、台湾在《自然》、《科学》上发表数量最多的前5名高校情况。可以看出，大陆地区高校与香港或台湾高校在两种刊物上发表的数量没有太大的差别，大陆学者的科研生产力并不低于港台的同行。但是，“我们国家对排名和等级的热情，即追求‘谁是第一？’的热情成了很小差异的天然放大器”。[1](P32)以上数据可以说明，至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大陆高校与港台高校没有明显的差异，但从高校科研在地区所占的比例来看，香港高校为90％，台湾为65％，大陆只有43％。显然，香港和台湾保留了英美将基础研究放在大学进行的传统，而大陆则因50年代学习苏联将科学研究分割到科学院系统，这一做法削弱了大学在基础研究中的地位。
三、结论与思考
调查呈现了中国大学国际学术发表百年历程的一个剪影。尽管《自然》与《科学》两种期刊的调查数据只能反映出高水平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发表情况，但在近期普遍质疑中国高校科研成果“量多质少”的声浪中，此类“高端”调查显然有助于澄清事实的真相。在调查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几点结论和思考，以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1.学术进步的问题。近年来，流行一种以纵向数据的增长来证明科研生产力或者学术水平提高的倾向。从本文对《自然》、《科学》两本高水平期刊的调查发现，数据的变化，与其说是反映了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不如说是反映了大学外在环境的变化。从调查的数据看，与我国历史上大学那“很高的起点”相比较，还很难得出如今大学的学术水平提高的结论。
试以较早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为例，两校在1949年之前分别发表了4篇学术作品。清华大学部成立于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于1917年。两校在1949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但学者却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1990年至2008年，同样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两所名校，分别在两种期刊上发表了19篇和4篇学术研究。清华大学的数据看上去有明显的增长，但现在大学的规模已是过去的十几倍。以发表的数量来评判学术进步不免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但以更准确的数量分析质疑笼统数量造成的武断结论，却是有益的。学术是否进步，有待于未来更为深入的研究。
个案研究提供了大学学术与外在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证据。从中国百年学术发表的变迁看，当政治的控制比较弱并且科学研究的条件得到改善时，大学的学术发展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初大学创办初期艰苦条件中的学术发表、50年代到70年代三地大学国际发表的静默期与90年代后的增长期都是很好的证明。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200多年前洪堡（Von Humboldt）已发表过深刻的洞见，“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8](P125-126)
2.学术独立的问题。中国学术国际发表数量的增长有目共睹，但其中通讯作者的比例却有所下降，即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下降。中国在《自然》、《科学》上发表的论文里，1900年至1949年中国通讯作者的比例为100％；1950年至1989年中国通讯作者的比例为34％（其中国际合作发表部分的比例为14％）；1990年至2008年中国通讯作者的比例为22％（其中国际合作发表部分的比例为15％）。即在中国最近十几年发表的国际合作论文中，85％以上的通讯作者是外国学者。这样的数据意味着，在我国近年增长的论文数量里，主要由中国学者完成的论文实际上只有1／5左右，并且下降的趋势还可能延续。这说明，尽管有了发表数量的增长，但中国处于学术界的边缘状态可能没有改变。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依附状态呢？其根源在于“学术界本身具有等级性，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处于国际知识系统的中心。”“这些大学确立范式，生产研究成果，掌握主要的国际性杂志和其他通讯方式。”[9](P3)当前学术的主要评价体系由欧美国家主导是一种事实。但学术界的中心与边缘并非一成不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也有过充当欧洲学徒的时期，但他们很快就摆脱了学徒的身份，走向学术的中心。王国维说过，“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10](P153)实际上，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与跟随，那就很难称之为“学术”。学术中的独立创新与合作交流，应当并不矛盾。中国学术如何摆脱欧美学徒的身份，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任务。
3.学术发展的问题。学术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指向未来的问题。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列举了人类关心未来的时间类型，下星期、今后几年、一生和孩子们的一生。[11](P13)卓识远见取决于看到未来的能力。大学是人才的汇集之处，大学也是学术传承、创新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场所。作为培养人才的学府，大学具有影响未来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重要的基础研究放在大学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共识，大学与学术的共同发展为国家的发达注入了不竭动力。
与港台高校相比较，目前大陆高校在学术发表中所占比例是最低的，为43％，但大陆高校的科研生产力与港台高校没有明显的差异，这就关系到政策安排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大陆将科学研究分割到专门的科研机构，是考虑了当时急迫的发展问题。但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将研究设在大学里显然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而且，学术也是大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教学、研究和服务都是以学术为中心的，没有了学术，这些功能就成了掏空的形式。如何设计一个有利于学术发展的长期政策与稳定环境，也是对中国高校决策层与管理层胆识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