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中的“自然”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白论文,诗中论文,意识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前的“自然”概念，主要指自然无为、天然之意。而所谓“自然意识”，也应指人们对自然、无为的认识与体验。由于天地万物体法自然，自然意识当然关乎天地万物；又因为人有其自然本性，因此自然意识也关乎人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成为士人体悟自然、畅神适性的重要生活方式，自然意识中也有了山水这一必不可缺的内容。对于中国古代士人而言，“自然”意识与西方所说的自然意识有同有异，总体看来其内容比西方更为丰富。在西方，自然是与人的主体相对立的客体；而中国古代，自然既为客体，又在主体之中，情况远比西方复杂。对李白的自然意识亦当作如是观。
李白诗中的“自然”
李白诗中有多处提到“自然”，从诗的上下文看，“自然”的含义仍是传统的，主要指非人为的、天然的意思，有时候“自然”与“道”同义。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李白思想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并试图用老庄的自然之道来认识天地万物、指导人生。《月下独酌》其二诗云：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
诗中所说的“自然”与“大道”可互置。诗义谓：天上既有酒星，地下复有酒泉，是天地亦爱酒，故人之爱酒，与天地相通，饮酒既合于自然，又与道相通。李白《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也出现了“自然”一词：“天地为橐籥，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构腾精魄。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此处所说的“自然”，即自然而然之意。这几句诗是说天地造化有它奇妙的功用，它是自然的，无目的的。上二例说明，李白使用“自然”一词时，仍用的是唐前“自然”的含义。
在李白使用“自然”的诗里，《日出入行》一诗最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此诗反映出李白十分重要的自然观。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此诗首言天地，次言万物，贯穿了天地万物以自然运行的思想。古人对日出东方、西沉入海的天象有过种种解释。《淮南子·天文训》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和。”高诱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此说亦见于屈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可见羲和御日是古代关于太阳运行的较早的神话传说。《庄子》则认为，日月运行乃自然之道，《知北游篇》云：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也。
这种理论以自然之道否定了自然界外还有任何超自然的神力的存在。此诗深受庄子思想影响，在描绘了日出日落、终古不息的天象之后，对六龙载日的传说提出了质疑：所谓六龙载日的说法，不过是妄语而已，哪里有什么六龙停留的地方？诗的第二段由天体运行而及自然界的四时变化。“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是互文。此段意谓：花草树木，每当春风吹来，就会生长，就会繁荣；每逢秋天降临，就会凋落，就会枯萎。它们自生自衰，并非外力，既无须因新生而感谢春风，亦不应衰落而怨恨秋天。这是因为时序的变迁，草木的荣歇，非由某超自然的外力主宰，它们与天体运行一样，皆乃自然之道，即“万物兴歇皆自然”也。
李白此诗由天道而推及人道，主张人亦应顺应自然而行。《淮南子·览冥训》载：“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挥戈而
之，日为之反三舍。”李白以近乎嘲弄的口吻诘问道：羲和呀羲和，你不是驾驭六龙载着太阳行驶于天空的神吗？却又为何沉没到浩翰无涯的大海里了呢？楚国的鲁阳公，你又有何德何能？举戈一挥，竟想叫太阳停止运行呢？日月运行，四季轮转，草木荣枯，既然皆出于自然，那么，所谓天道，就是自然。只有顺应自然，才合于天道。鲁阳公的传说，就在于妄想改变天宇运行的自然之道，“逆道违天”，是妄言而不足以取信的。人的生命亦如此，既非化育万物的一元之气，也不能与太阳同寿，它自然而生，自然而死。人就是如此生生运转，以至无期。因此，人的最佳选择不是改变自然，而是顺应自然。正因为如此，李白在此诗的最后充满激情地高唱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何谓“大块”？《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成玄英疏：“大块者，造物之名，自然之称也。”何谓“溟涬”？《庄子·在宥》：“大同乎涬溟。”司马彪注：“涬溟，自然元气也。”可见“大块”与“溟涬”均为自然。李白要囊括大块，与溟涬同科，不是要与宇宙同生死，也不是要掌握什么自然规律，意在与自然融为一体。
李白与自然为一的思想仍来自庄子。《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又《德充符》云：“与物为春。”庄子之意，并非真的与天地并生共存，而是主张从精神上打通人与宇宙有限与无限的分界，以人的自然，合于宇宙天地万物的自然，即以天合天的意思。李白高唱“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与庄子意思相近，就是要使主体的精神与自然相合，即心任自然。
李白《日出入行》反映出的自然思想，论者多把其作为宇宙观看。这种认识固有道理，但似不全面。《日出入行》不仅反映出了李白的宇宙观，也表现出了他的人生观，亦可作为他的部分人生观来看。《日出入行》反映出的李白的人生观，就是任自然。任自然的实质是追求个人身心的最大自由，不受羁约，不受束缚，自由适意，保持个人的本性。李白早在出川后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他就这样描述自己：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
这段描述，实际上表达了李白早年就已经形成的自然为人的品格。他是天地自然的儿子，所以他秉赋了自然的本性。在他以后的人生中，无论是追求功名，在长安供奉翰林，还是浪迹天下，“浮五湖，戏沧洲”，他都保持、坚守了自己的自然为人的品格。
“自然”与功名
李白极重功名，及早建功立业，清宁社稷，大济苍生，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也是他的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不断咏叹的一个情结。而李白之求取功名，是其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后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而生成的自然要求。李白《将进酒》云：“天生我材必有用”。生命之来，必有其用，功名即其用之一。取得了功名，就是实现了个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因此，功名不是自身之外的力量强加的，功名也就成为个人的一种自然的需要，而非生命之外的什么尘累。
就此而言，功名和山林之志并无实质性的冲突，诚如李白《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诗写的那样：“独用天地心，浮云乃吾身。虽将簪组狎，若与烟霞亲。”他的心是天地自然之心，行迹亦如浮云，自由来去于功名与山林之间。求取功名是为了满足诗人实现生命价值的本然需要，栖隐山林也是为了生命的本然需要。正因为这样，求取功名和栖隐山林构成了李白人生理想的两个阶段。对这两个阶段，李白一生从不掩饰，并形成了功成身退这一一以贯之的生命理想模式：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注：《留别王司马嵩》。）
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注：《商山四皓》。）
本来儒家的出与处是与人生境遇有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出与处决定于遇与不遇。然而到了李白这里却改造成了人生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出与处不在境遇，而在于个人的主观性情，“舒卷在胸臆”，“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注：《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舒卷出处决定于个人主观的需要与适意。这样，李白就用道家的自然观囊括并改造了儒家“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政治理想，使其成为个人生命的自然需要。他用自然、适意泯灭了出与处的差异：
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
终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注：《赠韦秘书子春》。）
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平交诸侯，遁则以俯视巢、许。朱绂狎我，绿萝未归，恨不得同栖烟林，对坐松月。（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物”指相对于诗人主观性情的入世与出世，“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就是任自然。但是，这里所说的任自然不是指顺物之自然，而是顺性情之自然。顺性情之自然，就是“舒卷在胸臆”，即人们常说的任性与适意。李白认为，对于任性与适意而言，出世亦可，入世亦可，因此不必拘执于出与处之间。
当然，这是从道理上来说，而事实上，一旦入世建功立业，就必然要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离不开君主，离不开大臣，离不开制度，也离不开世风。所以，功业理想不可能不与任自然的性情产生抵牾冲突。而一旦冲突，李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抛弃前者。“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注：《江上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注：《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也许就是李白辞京还山的主观原因吧？因此，长安放还后，李白写诗道：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
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
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
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
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注：《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一。）
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据《后汉书·严光传》：“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车驾即幸其馆，光卧不起。……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上诗由衷赞叹严子陵事迹，且以严子陵自况，可见李白供奉翰林，是以玄宗朋友身份自居的，他并不想改变自己孤直的本性，似桃李一样投人所好。当他一旦发现自己所期望的严子陵与汉光武帝的关系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时，他就长揖万乘之君，遗弃功名，离开长安，去寻找自己“心与浮云闲”的生活了。
正因为李白的功名思想带有很强的自然意识，所以，李白的求仕、入仕就走了一条与常人不相同的道路。
唐代以科举取士，科举是一般士子的进身之阶，《唐摭言》卷九说：“三百年来，科举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科举是庶族寒门士子取得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世袭士族保其门第的重要手段。故唐代士子趋之若鹜。唐代科举制的实行，是封建社会铨选官员制度的一大改革与进步，它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门阀世袭统治，使士族与庶族寒门出身的士子，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极大地解决了人才。但是，科举制也有其戕害士人心灵、扭曲其人格的弊端。据《通典·选举》：“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据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介绍，“唐代进士科所取的人数，前后期有所不同，但大致在三十人左右。据唐宋人的统计，录取的名额约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明经科较多，约一百人到二百人之间。进士、明经加起来，也不过占考试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见，风尘仆仆奔波于长安道上的，绝大部分是落第者。”这些失意落第的士子尝尽了科举的苦辛与落第的悲哀。而对于那些一旦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士人来说，其中举前，亦潜隐着人所不知的辛酸和人性的扭曲与压抑。
对于应科举试这一普遍的入仕道路，李白是不屑择取的。李白不屑于科举，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认为自己有超乎常人的才能，不屑于走常人的科举之路，他要像吕尚、张良、诸葛亮、谢安等历史名人一样，受帝王礼遇，起于东山，为帝王师佐，以建不朽的功业。其二，李白对科举戕害人性情的弊病有清醒的认识，他写有著名的《嘲鲁叟》一诗：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
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
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此诗批评儒生刻薄尖锐，旧说多把其视为李白对待儒家的态度。其实，此诗所反映的恰恰是李白对待科举的认识。唐代科举，作为常贡之科有六科，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但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二科。“明经者，仕进之多数也。”（注：权德舆《答柳福州书》。）而明经考试的主要特点是要求应举士人精熟儒家经典，关键是要记诵经书及其注疏文字。因此才造成了应试经生只知经文，不通经义，更不知治国之术的迂腐。这样的人是与李白格格不入的，而造成这种迂腐之人的考试制度与李白的性格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不愿潜晦自己的辅弼之志、帝王之术，去“修养慎行，虽处子之不若”；也不会似鲁生一样褒衣博带，循规蹈矩，徒务章句之学。总之，他不愿违背自己的自然之性，让科举束缚了个人的自由，或改变了个人的性情。
因此，李白虽是唐代人，却坚定不移地效法吕尚、诸葛亮、谢安等古代名臣贤相，走上一条古老的入仕道路：蓄其高名，以达明主，通过征召，致身卿相。李白进身朝廷，正是走了这样一条非常之路。如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李白《代宋中丞自荐表》亦言：“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亦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对于这样的入仕之经历，李白是十分得意的，离开长安前后，他还常常动情地回忆起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还要津津乐道于玄宗对他的礼遇。如《玉壶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走笔赠独孤驸马》：“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又《赠崔司户文昆季》：“惟昔不自媒，担簦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布衣待丹墀，密勿草丝纶。”《赠从第南平太守之遥》其一：“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对于这些诗，有些学者颇有微词，认为李白虽自视甚高，仍不免以长安之生活自我标榜。其实，李白之所以把这一段生活看得如此重要，自吹自擂，并不是李白的浅薄。一提起长安待诏，李白就不无得意，是因为李白如吕尚、诸葛亮一样，以高名而获皇帝的征召与恩遇。这是一种布衣之傲。他不屈己，不干人，既不曾屈就自己的傲性，又未曾改变或潜隐自己的天然之性，更不似一般士子那样“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就走进了朝中。他得意的是自己的入仕之路，得意的是舒卷在自己的主动与自由，说到底，还是李白的自然意识在起作用。
“自然”与山水
研究李白的自然意识，我们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李白的山水诗。这不仅仅是因为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对山水情有独钟，纵浪于山水之中，写下大量的名垂千古的山水诗，山水成为李白诗歌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李白的自然意识在他的山水诗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
李白为什么热爱山水？为什么投身大自然，写下大量优秀的山水诗？今之论者有种种解释，概括起来，不外有四种：其一，李白生性热爱山水；其二，李白政治抱负不得实现，山水成为他挥斥幽愤的所在；其三，李白“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注：《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游览山水，是为道教的神仙信仰所趋动；其四，笔者提出，山水是李白排遣生命苦闷，解脱和安顿灵魂的一种形式。此外，李白山水之游，亦来自他的自然意识。
李白自青少年时就喜登临，钟情山水。开元间在蜀中时，就写有《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锦城散花楼》、《登峨眉山》等诗。出蜀途中，又写有《峨眉山月歌》、《渡荆门送别》、《秋下荆门》等脍炙人口的山水诗。出川后，李白漫游了洞庭、苍梧、金陵、会稽等地。此后寓居安陆，又以安陆为中心，漫游了嵩山、洛阳和太原等地。出川后，李白目不暇接的是与川内完全不同的峻秀山水，尤其是吴越之地素为风景奥区，更加激发了诗人纵览山川的豪兴。在饱览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后，李白写下了《望天门山》、《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夜下征虏亭》、《别储邕之剡中》、《望庐山瀑布》等名篇。这些诗多实写山川风景，清新俊朗，表现出诗人对山林的热爱。李白天宝初入长安，此时他写下了《蜀道难》这篇著名的诗。据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考证，此诗与《送友人入蜀》为同时之作，当是天宝初李白在长安送友人王炎入蜀而作。这首诗一改此前山水诗的写实笔法，运神思于山水，融神话、传说为一体，想象雄奇，气势磅礴，意气豪纵，开创了山水诗新的一体。长安放还后，李白又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漫游，足及梁宋、齐鲁，然流连之处，仍在江南，集中在金陵、秋浦、宣城诸地。安史之乱中，李白因从永王璘而获罪流放夜郎，中途遇赦，回到江夏，后又重游宣城等地。《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梦游天姥吟留别》、《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清溪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山水名篇即写于这两个时期。这些山水诗仍分二体：一类诗如《清溪行》、《秋登宣城谢朓北楼》，仍为实写山水；一类诗则似《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体同《蜀道难》，并不拘泥于山水实境，而是虚实结合，大胆想象，创造山水诗境，别开山水生面。
李白浪游山水，主要是出自对山水的兴致，他的《秋下荆门》诗云：“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亦云：“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游赏山水，是出自他对山水的热爱，山水对李白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使他一见山水便兴致勃勃，产生感发和冲动。他的山水诗中经常谈到“兴”和“兴趣”，《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云：“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下浔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云：“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江上寄元六林宗》云：“幽赏颇自得，兴远与谁豁？”《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云：“兴在趣方遥，欢余情未终。”《送杨山人归天台》云：“兴发登山屐，情催泛海船。”《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云：“时时或乘兴，往往云无心。”诗中所说的“兴”，实际上就是李白对待山水的一种审美的冲动。正是这种审美的冲动，使李白完全进入审美的境界。而李白的这种审美态度产生的基础则是诗人审美主体与山水审美客体的契合，更具体些说，是李白尚自然的性情在山水中找到了对应，山水的自然之态因此而与李白的热爱自由的性情实现了同构与融合。
审美的境界实质上就是心灵的自由得到最大释放的生理和心理的体验。前文言及，李白的山水诗中，有一类是不拘于实境、飞驰艺术想象创造出的山水诗境。这样的山水诗境多为雄奇的诗境，而这种雄奇的诗境就是李白豪放超逸的自由天性的释放。请看《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描写山水的诗句：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
百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
三峰却立发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
白帝金精运云气，石作莲花云作台。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河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华山和庐山自然高峻，但诗中突出的是二山的超拔和峥嵘，即华山和庐山不受天宇掩压的摧天凌云之势。自然界的黄河自有其汹涌流长的特点，但诗中强调的则是黄河擘山喷流、一泻万里，即黄河不受阻约的撼地之威。李白这样写华山、庐山和黄河，无论是潜意识还是显意识，都是要释放他不受束缚和约制的自由天性，华山、庐山和黄河等山川不为一切所迫压的自由之态和纵逸之势，使李白豪放纵任的天性找到了可以释放、可以表现、可以宣泄的自然物。《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于李白流放夜郎中途遇赦，返回江夏，重游庐山之时。至德二载（757 ）夏秋之间，李白坐从永王璘罪系浔阳狱，幸得宋若思营救出狱，乾元元年（758）流放夜郎，乾元二年遇赦得还。这二年间， 李白过的是“独幽怨而沉迷”的生活，豪纵自由的天性受到了无情地压抑。因此，一旦来到了庐山，李白纵任狂放的性情遂被雄奇的山水所唤醒，并借描写山水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同样，李白的另一雄奇的山水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李白自由的天性遭到屈曲而复得解放后所作。李白天宝初入长安，后得赐金放还，此诗即写于放还之后的天宝五载（746）。 此诗穷极笔力，创造出奇山幻境。梦中天姥，势拔五岳压倒赤城与天台。因是借梦写山，实写不足，继之以仙，山林变幻奇景，仙境瑰丽神奇。而从诗人梦醒后长嗟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李白创造的超拔宏伟的天姥之境，是有意识的。他写天姥，正是要释放他曾经在长安遭到压抑的自由天性。天姥的横天之势，我们是否可以看作李白的目空一切、为所欲为性格的象征？而梦中见到的奇幻山水，遇到的飘然来去的仙人，全是与羁缚人的自由、屈曲人的天性的世间生活相对照的意象，依然是李白尚自然的性情与理想的一种形象反映。
李白尚自然的性情既有其豪放不羁的一面，又有自在天然的一面。李白的心态有时如西岳险峰凌凌然峥嵘崛起，冲破一切束缚；有时则似天际的白云飘飘然舒卷随意。追求精神的自由与追求心灵的自在构成李白尚自然性情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对应，李白的山水诗，除雄奇一类外，又有澄明清秀之境。这一类山水诗多为写实境实景的山水诗。如《清溪行》所写的清溪，《终南山寄紫阁隐者》所写的终南山，《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所写的宣城，《过崔八丈水亭》所写的宛溪、敬亭，白云舒卷，水明如镜，秀色满眼，诗境一片澄明，一片秀丽，一片清虚，大自然充满了自在与天机。我们可说这是自然界的自在，亦可说是李白的自在，“心中与之然”，山水中有李白心态的自在与天然，反映出李白性情的另一面。虽然这方面的心态，不是其主要方面。所以，可以这样说，无论是雄奇山水，还是清秀山水，都反映了李白尚自然的性情，不受羁约的豪纵狂放是任自然，心灵的自在无拘也是任自然，在对不同山水的审美观照中，李白任自然的天性得到了释放。
热爱山水，任自然的天性在山水诗中自然而然地得到了释放，这样山水诗仅是李白山水诗的一部分。在李白的大部分山水诗中，李白则明确表达了他投身山林的动机：澡雪心灵，涤除机心，追寻并保持素心。如《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诗云：“回作玉镜潭，澄明洗心魂。此中有佳境，可以绝嚣喧。”《望庐山瀑布》其二诗云：“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还得洗尘颜。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又《日夕山中忽然有怀》诗云：“久卧青山云，遂为青山客。山深云更好，赏弄终日夕。月衔楼间峰，泉漱阶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送李青归华阳川》：“日月秘灵洞，云霞辞世人。化心养精魄，隐机窅天真。”如果说前一类山水诗中的自然意识，除《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个别诗外，大部分还是一种非自觉的流露与释放的话，此类山水诗，则表现出鲜明的尚自然的自觉意识。
李白的入世与功业理想是建立在自然意识基础之上的。入世，但不能放弃自由；建功立业，但不应以违背本性为代价，他不愿用自己的自然性情去换取荣华富贵。而在世风浇薄的名利场中，心很可能会迷失了本性，走失在喧嚣的利益之中。人疏离了自然，也丧失了自我。一旦如此，李白毅然走向山林草野，以保持他的自然本性，一方澄清的潭水，一片萧萧青松，一群沙上的白鸥，荡涤了人世的尘浊，找回了内心自由。在山林中，诗人甚至不仅忘掉了尘世，也忘掉了我之为我，我与物化为一体。荡涤尘累，去掉名利之心，是洗心；忘却了机心，忘却了是非，心由嚣喧之界重归自然，目送游鱼，心与水俱，自由自在，是心闲；人而心闲，不求外饰，回归到赤子状态，即回到了素心状态。素心，即真心，《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又《庄子·秋水》：“无以人鲤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真心即人的自然本性。当然，如果心与物冥，身世两忘，不知自然之为我，我之为自然，那可能就达到了化心的境界了吧！山水可以洗心、闲心，亦可化心，山水成了心性回归自然的诗意的栖居之地了。
中国古代山水诗，自产生之日的东晋时起，就与士人的自然意识纠缠到了一起。中国古代人的所谓自然意识，不是把山水作为客体，纯粹的观照它的风景美。这样的诗不是没有，但数量不多，也不典型。而主要是指山水把人的思想、意识引向自由或适意，引向内心的自我解脱或愉悦。当然，山水同为士人心灵的栖居之地，带给人的心理活动又有所不同。以晋末宋初的两位田园山水诗人陶渊明、谢灵运来说，二人都与大自然相亲，以大自然为心灵的栖居之地，但心理、心态却有很大不同。陶渊明是把自然融入血肉气质之中的人，真正达到了心物一体、纵浪大化中的人生境界，“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注：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他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中，真正感受到了陶然自得的欢乐。谢灵运则是既纵情山水、又萦怀禄位的人。“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注：谢灵运《述祖德》其二。），山水是他体悟玄理、排遣尘世情感苦闷的地方。他人虽披林钻深，心却未与自然合一。诗中处处见山水自然之态，而其要表达的自然思想却要靠玄言的尾巴说出，山水与自然思想两张皮。山水并未使谢灵运的心灵归于宁寂。所以，可以这样说，谢灵运的诗虽表达了自然思想，而其人却并未真正做到自然恬如。
唐代的田园山水诗人王维和孟浩然心尚自然，诗近陶渊明。当然，王维半官半隐，孟浩然隐不忘仕，与陶渊明的真隐相去甚远。但他们高卧林园，体验栖隐的闲适淡泊，真心地感受自然之乐，则是与陶渊明异代相通的。尤其是王维，深受禅宗思想影响，他的田园山水诗于空寂中表现出大自然的自在和个人心灵的静穆恬如，如《酬张少府》：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松风自吹，山月自照，是大自然的自性与自在。而人之巾带任风吹解，人之弹琴随月来照，是人亦处于自性与自在之中，山水与诗人表现出了自然的境界。由此可见，王维、孟浩然的田园山水有着较强的自然意识，都表现了他们自然的人格理想。
对于孟浩然的自然人格，李白怀着深深的敬意，在《赠孟浩然》诗中写道：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认为孟浩然的人格高山仰止。但是，李白的自然人格与王孟二人不同，自然意识也有区别。王孟以闲适恬淡为自然人格，而李白的性情并非真的人淡如菊，心如止水。不能排除他的性情中也有闲适的一面，但恐怕不是其主要的方面。李白的性情就是豪放，说白了就是酷爱自由，不喜约束，不愿屈曲这种本性。所以他所说的心闲，与王、孟的心闲不同，是指心灵挣脱了世俗的枷锁，回归自然本性的心闲，即心灵获得了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状态。王、孟栖止山林，追求的是心灵的宁静；李白虽也有短暂的栖隐，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在浪游山林，在浪游山林中体验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快乐。追求自由，构成了李白自然意识的本质方面。而李白的山水诗，虽然实写的澄明秀山水与运想象创造的雄奇山水，都表现了李白的自然意识，但最能反映李白自然意识、且独树旗帜于山水之林的诗，则是后一种。
总之，李白的自然意识的实质是追求个人身心的最大自由，不受任何束缚，自由适意，保持个人的自然本性。这种意识，影响到他的功名思想，形成了他的功成身退、舒卷在我的思想；反映到他的山水诗，山水诗成为他释放豪纵天性、摆脱尘累、保持素心的所在。以上对李白自然意识的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李白的心态及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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