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逻辑”的文本解释学实质——略论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实质论文,政治思想论文,逻辑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9)03-0025-02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剑桥学派”因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笔者在此想借助乔治·J· E格拉肖的文本学理论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一浅显分析。
一、斯金纳的“问答逻辑”
斯金纳为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的核心观念——问答逻辑所折服。问答逻辑原本是柯林伍德从对艺术品的鉴赏的角度提出的。他认为要理解艺术作品必须理解艺术作品作者的意图，即使这件艺术可能丑陋不堪，它也是对艺术创作者内心所想回答的问题的一个答案。随后，柯林伍德把“问答逻辑”理论由艺术鉴赏拓宽至对所有哲学命题和文本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任何个人的任何命题性陈述都是针对个人内心的问题的某种回答。
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理论启发了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很多思想家。它也使得斯金纳认识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像斯特劳斯所主张的那样局限于对经典著作中的永恒主题的参悟，取而代之的，必须领会经典著作家们提出的问题，把经典著作看作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有这样才能以“问答综合体”的方式达到对文本的真正理解。问答综合体构成完整的文本，这一文本的真理性在于问题和答案两个方面。问题必须是属于清楚明白的问题，而同时答案又必须是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的回答。在问答综合体中，问题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答案。有的时候，即使答案是正确无误的，只要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不清晰的，那么整个问答综合体就不具备真理性。但关键在于：如何挖掘经典著作家们所想要提出的，但又没有明确提出的问题呢？斯金纳的研究方法蕴含一个假设：经典著作家们意图解决的问题是隐而不明的，必须通过对写作语境以及修辞学的解释才能够使其显现出来。因此，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仅仅在文本范围内关注所要解读的政治思想文本是不够的，必须超出文本的范围才能达到对文本的理解。
斯金纳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换言之，他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1]。他的意图当然不是去试图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思想家们之间的差异，恢复思想家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于是，斯金纳很自然地从对思想史的‘概念’考察转向了对思想史的‘修辞’考察，并更多地将政治思想的概念扩展到了包括‘思想的行动’，即将政治思想、政治行动和修辞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2]6所以，他的论点可以说是用实例来表明研究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种特定的途径。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本质在于试图把这类文本置于其特定的语境里，以便反过来使我们有能力识别这些文本的作者撰写的意图。“如这里所意味着的，在我认为可以区别的语言的两个纬度之间，我明显地做出了区分。一个是传统上所说的意义的纬度，即对据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意义及其范围的研究；另一个最好称之为语言行动的纬度，研究说话者在使用各个词和句子时他们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一般而言，传统的《圣经》的解释学经常专门集中在上述两个纬度的第一个纬度；我则着重集中在第二个纬度。我企图认真对待事实的含义，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说的，‘语言也是行动’”。[2]9
二、现实文本与意向文本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乔治·J·E格拉肖在《文本学理论：认识论与逻辑》一书中将理解对象的文本依据其存在的形态，划分为现实文本、意向文本和理想文本。现实文本有当前存在的文本(当前文本)或者以往曾经存在的文本(历史文本)两种形式，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不管它存在于文本作者头脑之外或者之中，它肯定不存在于文本解释者头脑之中。而理想文本则是存在于解释者的头脑之中，是文本解释者在研读著作时认为作者已经创作或应当创作，但事实上从未实际创作过的文本。在现实文本和理想文本之间的意向文本是仅仅作为作者的意向而存在的文本。
鉴于本文所要研讨的主题，即试图从现实文本和意向文本的角度分析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故而理想文本这个概念我们暂且忽略，而把笔墨集中于现实文本(主要包括历史文本和当前文本)和意向文本的概念分析中去。
意向文本不可能先于现实文本，它仅在现实文本被创作出来以后才作为解释者或者现实文本作者的猜想而存在。在这一点上，解释者会认为作者意向中要写的东西与实际写出来的文字不是相等的而是有差异的[3]。意向文本和现实文本的区别体现在不同的情形中。乔治·J ·E格拉肖以《圣经》为例指出：依据正统派的核心思想，《圣经》中的每一个单字都是神的默示，但是如何解释从同一部《圣经》文本中会引申出如此纷繁复杂的宗教思想呢？或许只能说，神的意向体现在完美如一的指示中，但是这种完美如一的意向文本只能通过不完美的现实文本来宣示，因而会有不同的宣示。有人会认为意义在作者的意向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中会遭到减损，所以，意向文本代表原始的完整意义，而现实文本则意味着完整意义的缺损。
三、问答逻辑的文本学分析
任何思想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本，文本是思想史研究的显在对象。虽然思想史的实质对象毫无疑问是思想本身，但是，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必须是通过文本显现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乔治·J·E格拉肖的文本学理论对斯金纳乃至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构成某种可能的挑战。
剑桥学派的问答逻辑的实质是一种文本解释学。譬如剑桥学派的思想先驱拉斯莱特，他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体现在《洛克〈政府论〉导论》一书中。拉斯莱特的研究贡献的起点就是文本解释。按照乔治·J·E格拉肖的文本学理论，1690年付印的《政府论》是现实文本，无论对于同时代的读者还是当代的读者，它都以过去或者当前的文本实体的形式提供给解释者，它是在解释者头脑之外存在的。但是，《政府论》的意向文本则毫无疑问地成为更有价值的问题。
拉斯莱特的贡献首先就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意向文本，这一文本的一部分在现实文本中，但最重要的另一部分却在现实文本之外。拉斯莱特贡献的第二点就在于从反面揭示了那种“抱守经书”式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模式的缺陷。
就斯金纳本人来说，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体现为文本解释学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的代表作之一《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理性和修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注释中，斯金纳写道：“霍布斯的评论家几乎尚未注意到这一事实，特别是未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内在含义：1668年印行的拉丁文版《利维坦》包含着对英文文本的广泛修改。如我试图在第9章和第10章所表明的，《利维坦》的拉丁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加修辞化的文本。但它也显露出一种删除的方式，这种删除方式显然是由于霍布斯感觉到以前他在嘲弄各种宗教信仰上走得太远而产生的。过度平铺直叙地阅读《利维坦》第3卷、第4卷的做法已经日益普遍，所以这一点具有极大的重要性。”[2]5
这段简短的文字中体现了斯金纳化解对《利维坦》的相互矛盾的评论的努力。霍布斯是无神论的，还是有神论的？是虚假的有神论，还是真实的有神论？我们必须注意斯金纳的用词：“霍布斯感觉到……”，结合斯金纳对于《利维坦》的两种语言文本的考察，他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体现在《利维坦》的两种现实文本之间的可解释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实际上是以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具有某种超越于现实文本的统一的意向文本为基础的。
通过区分经典著作的意向文本和现实文本，并且把意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关注经典著作者的写作语境和修辞手法，斯金纳揭开了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