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斗争与中国政府的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澳门论文,中国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葡萄牙人就以租居者的身份，在中国领土澳门半岛的南部沿海一带居住贸易。19世纪中叶，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割让香港。葡萄牙政府妄图步英国后尘，要求将澳门归其所有。当此无理要求被清政府严辞拒绝之后，它便采取蛮横的手段，驱逐中国的澳门官吏，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强占了澳门。为了使其侵占合法化，葡萄牙曾于1862年同清政府代表草签了中葡《和好贸易条约》。后因清政府发现该约中有中国在澳门设领事官的规定，有损中国领土主权，拒绝批准。1886年，清政府派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到澳门与葡萄牙澳门总督罗沙（Thomaz de Souza Roza）会谈，赫德擅自允许葡萄牙国官员永远驻扎管理澳门及其所属之地，换取葡萄牙答应帮助中国海关在澳门征收鸦片税。1887年，赫德的亲信英人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 ）到里斯本与葡萄牙外交大臣巴罗果美（Henrique de Barros Gomes）谈判，签订了《里斯本草约》，规定：清国“坚准葡萄牙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葡国坚允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5页。）同年中葡在北京签订了《和好通商条约》，重申了《里斯本草约》的上述规定。这样，澳门便成了一个特殊的地区，即葡萄牙管辖下的中国领土。关于澳门以及属澳之地的范围，该条约规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其未经订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勿动，彼此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 523页。）此后，葡萄牙不等待双方会勘界址，即违反条约规定，积极侵占澳门周围地区和附近海岛。1909年中葡代表在香港谈判澳门界务时，葡方向清政府提出一个野心勃勃的侵地方案，要求把整个澳门半岛及其周围的对面山、青洲、潭仔、过路环、大横琴、小横琴等岛和附近水域全部置于葡萄牙的管辖之下，并将关闸至北山岭作为局外之地。对于葡萄牙的侵略要求，清政府没有同意，谈判破裂。中国人民对葡萄牙违约侵占中国领土，残杀和迫害当地中国居民，早已忍无可忍，终于在1910年掀起了强烈要求废除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和收回澳门的浪潮，并影响了清朝官员中的一些人。例如卸任两广总督袁树勋就认为：“粤人多主收回澳门之说”，“若趁此时机，能将澳界收回，即酌费金钱，永断葛藤，似于领土国权均极有益”。（注：《袁树勋致高而谦电》（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年版，第579页。）对此， 清外务部也稍稍动心，曾向驻法、葡、西等国公使刘式训征求意见。刘式训是个因循守旧之人，他答复说，如果我突然露出废约收回澳门之意，恐欧洲列强之有属地在亚洲者群起干涉。所以他认为，收回澳门之事，难以办到。此时，中国国内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已无心顾及收回澳门的事情了。
但是，“收回澳门”乃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在清朝覆亡之后，中国人民仍然继续为实现这一神圣使命而奋斗。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是如何为收回澳门而进行斗争的，以及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使这种斗争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人民要求收回澳门与北洋政府态度的变化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仍然关注着澳门问题的发展，并继续为收回澳门进行不懈的斗争。
1914年4月，葡萄牙驻华公使符力特（Freitas，或译符礼德）奉葡国政府之命，向袁世凯政府外交部提出恢复勘定澳门界址谈判的要求，外交部立即表示同意，认为“此问题自应从速解决”（注：《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葡公使符力特问答》，杨翠华主编：《澳门专档》（四），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版，第75页。）。6 月外交部派驻墨西哥公使陈箓前往澳门及其附近地区进行调查，作为谈判的准备。中葡即将重开澳门界址谈判的消息传出之后，富有反对葡萄牙侵略传统的广东香山县人民立即作出反应，他们多次上书政府，诉说葡萄牙违约侵占澳门附近的土地和海域的罪行，要求政府拒绝葡萄牙的侵略要求，并采取措施收回澳门。1914年6月28日拱北96 乡代表杨瑞阶致北洋政府总统府政事堂、参政院和外交部的电文中说：中葡缔约允许葡萄牙永居澳门，是因为葡萄牙答应帮助中国查禁走私鸦片，“今澳门烟饷比前数年顿增十倍……非故纵走私而何？”此外，澳门的赌饷也比前增加数倍。“烟、赌为万国所禁，葡因以为利而诱吾民，是祸我者澳门也，尚何权利可许哉。”因此他们要求政府“据约布告友邦，数其祸我之罪，收回澳门，以绝后患”。（注：《拱北九十六乡代表杨瑞阶致政事堂等电》（1914年6月28日），《澳门专档》（四），第89页。 ）当时统治中国的袁世凯政府连想也不敢想要收回澳门，而是准备向葡萄牙做出一些让步，以解决澳门界址的争端。所以，它对于广东人民的正义呼声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加以指责和压制。外交部在给广东巡按使的电文中就说，香山县拱北96乡代表的言论，恐“易滋误会，引起仇外举动，于大局无益有损”，并要求广东政府“查明严行诫劝，毋得煽惑滋事”。（注：《外交部致广东巡按使电》（1914年7月1日），《澳门专档》（四），第87页。）7月26日，拱北96乡代表又致电政事堂、参政院、外交部， 指出葡萄牙占领中国之地，比原来租居地已增数倍，“只应于既占领地收回，万不能于未占地再许。无论葡人如何，民等誓死不从。增地之意，务乞严词拒绝，俾拱北数十万之民免沦奴隶”。他们恳切地表示：“异日国家有事，我拱北民人当执役以为前驱，临电不胜激切之至。”（注：《拱北九十六乡代表应权（杨瑞阶）电》（1914年7月26日）， 《澳门专档》（四），第110页。）维护领土主权和热爱祖国之忱， 溢于言表。1917年5月22日，广州香山公会孔小蓬暨全体会员800人也就澳门划界问题致电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伍廷芳、海军总长程璧光和参众两院、各报馆说：东起关闸、沙面洲、湾仔、银坑，西至横琴、马尿河，以及南面的过路环，所有这些葡萄牙人妄图据为已有之地，“皆数千百年来中国领土，万难尺寸让人，否则沿边居民尽沦异种，特电哀告”；同时表示将竭尽全力“搜罗证据，作交涉后盾”。（注：《广州香山公会孔小逢等电》（1917年5月22日），《澳门专档》（四）， 第306页。）北京《京报》和《北京时报》很快地登载了这个电文。 葡萄牙驻京公使符力特对此极为不满，他亲自到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禁止报纸发表这种议论。 （注：《外交部收王秘书景岐会晤符使问答》（1917年5月26日），《澳门专档》（四），第307页。）软弱的北洋政府即遵从葡使的要求，通知北京警察厅密饬北京各报馆以后不得登载此种言论，同时电告广东省长朱庆澜，要他与省中各界密为接洽，“嗣后对于澳界问题，勿作过激言论，以免葡使借口”（注：《外交部发广东省长朱庆澜函》（1917年5月29日），《澳门专档》（四），第307页。）。所谓“过激言论”，就是反对葡萄牙扩大侵地和要求收回澳门的言论。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维护澳门及其周围海岛的领土主权方面，北洋政府的态度是消极的，外交上是软弱的，这与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侵略、强烈要求收回澳门的态度恰成鲜明的对比。
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北洋政府的更迭，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北洋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形象，也不愿意在澳门问题上留下千古骂名。1921年，美国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远东会议，参加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九国。葡萄牙参加会议是因其在中国有澳门这个永居地。英国是葡萄牙的盟国，1909年中葡在香港举行澳门界址谈判时，英国就站在葡萄牙一边，竭力支持葡萄牙提出的扩大侵略澳门周围海岛的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曾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指责清政府不同意葡萄牙的要求是“无理取闹”，并威协说：“英葡两国订有互相保护之约”（注：《外务部与英使朱尔典会晤问答》（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澳门专档》（二），第289页。）， “彼时英国即不能不帮助葡国”（注：《外务部与英使朱尔典会晤问答》（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澳门专档》（二），第195页。）。 葡萄牙认为借助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将澳门划界问题提交华盛顿会议解决，肯定对葡萄牙有利。所以，它在取得美国同意之后，便询问中国代表是否同意将澳门问题提交华盛顿会议公断。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立即向北洋政府外交部请示。外交部答复说：1909年中葡谈判勘定澳门界址时，葡萄牙就曾主张把澳门问题交给海牙和平会议公断，当时即被中方所拒绝。现在“此案仍重在勘界，然新占旧占情形复杂，非他国所能深悉，断难付之公断”。外交部鉴于太平洋远东会议有取消租借地的议题，认为澳门“或可归入租借地问题，根本上筹收回之法，以图解决”。（注：《外交部给太平洋会议代表施肇基等电》（1921年12月7日），《澳门专档》（四），第452页。）于是指示施肇基等同葡代表酌商办理。施肇基等将外交部的意见转告葡萄牙代表。葡萄牙不同意把澳门归入租借地问题。因此，北洋政府的意图未能实现。此事表明北洋政府在澳门问题上已改变了过去压制人民的政策，而在一定程度上顺从民意，也希望澳门能够回归祖国。
二、1922年的收回澳门运动
1922年，中国人民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澳门运动。澳门葡萄牙兵警残酷地开枪打死打伤百多名华工，是这场运动的导火线。
1922年5月28日晚7时许，有一葡萄牙非洲士兵在澳门果栏街调戏一位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上前施救，双方发生殴斗。葡萄牙警察不分是非，将中国工人数名捕送警察局。数百名华工闻讯聚集在警察署门前，要求释放无辜被捕的中国工人。葡方调来葡兵，开枪打死请愿者数人，打伤10余人。葡兵警的这一血腥暴行，激起了全澳华人的公愤。5月29 日，澳门各工会工人数千人同赴警署要求惩办逞凶兵警，释放被捕工人。葡兵又开枪向请愿者射击，“当场毙命者约百人，伤者亦如之”，“流血遍地，惨不忍闻”。葡舰“又复运尸九州，弃之大海，以图售其灭尸狡计”。（注：《国民外交后援会致孙大总统电》（1922年5月31 日），1922年6月6日《民国日报》；《澳门葡兵惨杀华人详情》，1912 年6月7日《民国日报》；《澳门交涉案形势紧急， 交涉局委员调查报告》，1922年6月11日《民国日报》。）
澳门惨案发生后，全澳门工人实行总罢工，商人实行罢市。澳门工人共有66个团体，全部离开澳门，回到前山和澳门西边对岸的湾仔，以表示对葡萄牙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的抗议。（注：《粤人对澳门事件之愤慨》，1922年6月11日《申报》。 ）广东各工会均派代表前往慰问，并筹款援助罢工费用。中国共产党派谭平山与香山黄璧魂女士一起带领女子救护队，赶到湾仔救护罢工工人。（注：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 1册， 台北， 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203页。）澳葡政府在惨案发生后立即下令戒严，并宣布参与这次请愿的所有工会为非法，勒令解散。同时还命令各商店于6月1日恢复营业，否则不负保护责任。 （注：《6 月1 日香港电》， 1922年6月2日《申报》。）华商不顾葡方的威胁，纷纷收业束装赴港，或绕道由香港前往省城广州。“澳门全市萧条，水道电灯俱绝。”（注：《澳门最近恐慌状态》，1922年6月11日《民国日报》。）
多少年来，广东人民对葡萄牙不断扩大侵占中国领土早已恨之入骨，一直谋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并收回澳门。现在澳葡当局竟野蛮地开枪打死打伤百余名澳门同胞，造成震惊中外的流血惨案，旧恨加新仇，广东人民实在忍无可忍了。5月31日， 国民外交后援会邀集各界人士在广州召开紧急大会，共商对付葡萄牙的办法。他们对于“澳门葡兵淫辱我姊妹，枪杀我人民，视我国同胞如奴隶，等吾民性命于蚁蝼”，制造此“空前未见之惨剧，环球未闻之奇耻”，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会议做出了8条决议：（1）请愿政府速行收回澳门，即派北洋兵舰前往澳门保护华民；（2）由人民方面采取自动态度， 与葡人断绝关系；（3）不在澳门做工，不在葡人店中、家中服务；（4）抵制葡货，如有助葡为虐者，一并抵制之；（5 ）知照前山下恭镇民团义勇队积极防备；（6）通电全国，布告葡人此次之残虐行为， 请协助进行，务达收回领土之目的；（7）所有各乡镇运往澳门的蔬菜、 食物、米粮，一律停止；（8）银坑水商停止向澳门供水。 （注：《广州各界对葡大会议》，1922年6月6日《民国日报》。）大会还致电广州国民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要求“迅饬广东政府收回澳门领土，调派兵舰保护侨民，以维国命，而救危亡”。同时发表公告，呼吁全国同胞，“务希一致援助，以达收回领土目的”。 （注：《广州各界对葡大会议》， 1922年6月6日《民国日报》。）6月2日，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声讨葡萄牙的国民大会，通过了“请政府派舰收回澳门”的议案。（注：《今日在第一公园开国民对葡大会》，1922年6月3日《申报》。）在这次反对葡萄牙暴行、要求收回澳门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显示出团结对敌的强大力量。6月6日，广东总工会、工人合助社暨所属铜铁工会、洋服同研工会、西餐协进工会、土墨工会、船务工会、藤器工会、油业工会、革履工业联合会等一百数十个工人团体的两万多工人，以及澳门的旅业工会和机器工会等工会的数千工人，手执小旗，冒雨游行，前往总统府、外交部和省政府等处进行请愿，要求政府“收回澳门领土”。（注：《全省工团之请愿》，1922年6月13 日《民国日报》。）8日，广州工商学界数千人在第一公园开国民大会， 会上决定由黄兴夫人徐宗汉等带领市民向总统孙中山和省长伍廷芳请愿。接着广州市各校学生也开会声讨葡萄牙的罪行，讨论外交后援事宜，群情异常愤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香山学生联合会、海外华侨演说团香山分团和县立第一高小学校等，均组织演讲队，进行反对葡萄牙侵略的宣传。（注：《各界对葡之愤激》，1922年6月18日《民国日报》。 ）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香山民团义勇队，则扼要分守，严阵以待，为政府外交后盾。（注：《义勇队通告》，1922年6月25日《民国日报》。 ）湾仔临时义勇队，于码头各处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及义勇军旗，临风招展，声势甚壮，“对岸葡兵睹此，均栗栗自危”（ 注： 《澳门最近恐慌状态》，1922年6 月11日《民国日报》。）。
广东人民收回澳门的运动，很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6 月3日，上海各工团执行委员会致电广东省长， 就澳门葡兵惨杀华工案提出惩办肇祸凶手、赔偿损失和赞成广东国民大会收回澳门自治等8 项要求。（注：韩信夫等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889页。）6月5日， 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召开会议声讨葡萄牙违背国际公法，灭绝人道，惨杀华工的罪行，做出如下决议：（1）收回澳门；（2）驻澳葡官向我国政府道歉；（3）恤慰死伤者； （4）惩办凶手。与会者希望政府迅速与葡萄牙进行交涉。 （注：《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1922年6月9日《民国日报》。）上海汉口路商界联合会也为澳门葡兵惨杀华人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商采取一致态度，“不达收回澳门、赔命恤属之目的，誓不甘休”。（注：《汉口路商界对澳门案愤激》，1922年6月7日《民国日报》。）6月18日， 上海各工人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参加的有中国工会、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劳工同盟会和中华工界协进会等10余个团体。这些团体发起组织澳门外交后援会，以支持政府和澳门工人的对葡斗争。6 月25日，由中国工会、中华印刷工界联合会、上海纺织业工人会、沪北五区商会、地货商业友谊会、中文印刷工会、驻沪参战华工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工商友谊会等数十个团体发起召开的声讨葡萄牙惨杀澳门同胞和坚决收回澳门的国民外交大会在上海靶子场北青年会体操场举行，到会的有工、商、学各界120多个团体，会场四周密插小旗， 上写“收回澳门”，“替被害华工申冤”等反映大会主旨的口号。会议主席杨春绿报告澳门葡兵惨杀我华工的经过和中国收回澳门的理由。经过全体讨论，最后决定：（1）取消1887年中葡条约，收回澳门；（2）葡政府向我国正式道歉；（3）严办加害者；（4）优恤被害者。（注：《昨日之国民外交大会》，1922年6月26日《民国日报》。）同时发表宣言， 谴责葡萄牙在我澳门地方，凌辱我妇女，杀戮我劳动者，违反中葡条约“愿倍敦友谊，俾永相安”和“订立通商和好条约，彼此遵守”的规定。并向全世界宣布：“今葡人既不愿友谊，不遵条约”，中国自应将中葡之间的所有条约全部取消，“不准葡人永居管理澳门，并永远不与葡人通商”。（注：《今日开会之国民外交大会》，1922年6月25 日《民国日报》。）同时电促广州国民政府向葡据理力争。
此外，南京学生联合会、汕头旅宁学友会及海外华侨个人和团体，或致电广州政府，“一致主张收回澳门”，请对葡“强硬交涉，收回主权，以绝后患”（注：《旅日华侨主张收回澳门》；《广东留日学生之愤激》，1922年7月2日《民国日报》。）；或通电全国各界各公团，呼吁“协同南方当局（即广州民国政府——引者），一致力争，非达到收回澳门之目的不可”（注：《横滨全体华侨电》，1922年6月18 日《民国日报》。）。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葡萄牙侵略要求收回澳门的运动中，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知识分子，也结合自己的专长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教授，在得知葡人枪杀澳门华工之后，即怀着对葡萄牙侵略者的仇恨，奋笔疾书，于6月4日写成长达万言的《葡萄牙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吾国民，拟废约收回澳门意见书》，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东方杂志》和《民国日报》上。该文以政论的形式，列举了葡萄牙人自清光绪十三年与我国缔结条约以来，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剥夺我主权，蔑视我人种等种种暴横无道，并阐述了我国废除中葡条约有关条款、收回澳门、不许葡人永居管理澳门的合理性。文章呼吁国人群起斗争，“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并要求政府“檄使葡人退去澳门，如不听，则虽出于武力解决亦所不辞”。“与其贻祸于将来而纠葛不已，不如用武力于一朝而斩除一切。 ”（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期；1922年6月12—15日《民国日报》。 ）这篇充满爱国精神的文章，对当时收回澳门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在当时，无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学者，还是海外华侨，都异口同声地要求收回澳门。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又如何呢？当时中国南北尚未统一，北京有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广州有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这两个政府对民众收回澳门运动的态度截然不同。北京政府几乎是置身事外，广州政府则对民众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澳门惨案发生后，外交部广东交涉员李锦纶即于5月31 日照会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对葡兵枪杀华工的暴行提出严正抗议。同日，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广享、广贞、雷乾三艘军舰开赴澳门海面镇慑。后又加派陆军两营及江汉、雷兑两舰前往前山及其海面，保护从澳门回来的同胞。（注：1922年6月2、3日《申报》“短讯”。）6月1日， 外交总长伍廷芳召集外交人员商议决定对葡严重交涉，决不退让。同日，外交部广州交涉员向葡领提出3项要求：（1）澳门撤退非洲兵；（2 ）赔偿被杀华人损失；（3）澳门嗣后禁止烟、赌。6月5日， 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在复照中将惨杀华工事件说成是“澳门内政，不受中国干涉”，并诬华工为乱党，在澳门警察署前的抗议是“早经预谋作乱，借事发难”。（注：《交涉中之澳案》，1922年6月12日《民国日报》。）对此， 外交部特派员在6月10日致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的照会中严加驳斥， 指出其复照“皆属摭拾虚言，避重就轻，为属下饰过”。葡兵惨杀华工“实属惨无人道，灭绝公理”。并提出5条要求：（1）“澳门兵警，此次惨杀华工，侮辱国体，应由澳门政府派代表会同驻粤葡总领事向本省政府道歉”；（2）“将几次杀伤华人之军警及应负责之该长官从严惩办， 并将所惩办人之姓名及惩办方法通知本政府”；（3 ）“此次死者应优恤其家属，伤者应补给医药费，其数若干，应与本省政府协商同意； ”（4）“非洲黑兵之野蛮，旅澳华人久已深恶痛绝”，葡萄牙应“将此项黑兵限日撤离澳门之境，以免日后再生事端”；（5 ）“澳门准设烟摊及各项赌博，实系陷害华人之事”，“即应下令禁止”。（注：《粤交涉署驳葡领复文照会》，1922年6月19日《民国日报》。）孙中山在6 月6日接见广东省各工人团体和澳门各工会请愿代表时，也“允向葡政府严重交涉，复谓万一交涉无效，势成决裂，必借武力为后盾”（注：《全省工团之请愿》，1922年6月13日《民国日报》。）。
从上面一系列事实看来，孙中山和广州民国政府对人民运动是同情的，对葡萄牙交涉是积极的，坚决的。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广州政府给葡萄牙的照会，还是孙中山接见请愿民众代表的谈话，都没有涉及收回澳门的问题。这是不是孙中山对席卷全国的收回澳门运动无动于衷呢？我认为不是。孙中山这时没有提出收回澳门，这是因为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当时中国尚未统一，仍处于南北对峙状态，广州民国政府内部也不巩固，并已露出分裂迹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广州政府实在没有力量收回澳门。孙中山在接见广州工、商、学界请愿代表时说：“政府方当多事之秋，而忽发生重大外交，政府力量小，未免视国民之团结力为进退。若汝等各怀公愤，万不受辱，可规劝各侨澳同胞设法离其澳门，迁往就近香洲、金星等商埠实行开垦，外人纵无理，不能阻华人之去。如此不必武力，不必暴动，彼葡人自然力屈。此等办法，在国民方面较为实际。其余积极交涉，政府自万无卸责之理。”（注：《葡兵枪杀华人案扩大，国民大会数千人请愿》，1922年6月9日《民国日报》。）在这里，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即收回澳门尚非其时。实际上，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澳门，也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论述。
1922年6月16日， 广州发生了前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事件， 孙中山脱险，广州陷入无政府状态， 对葡交涉也因之而停顿。8月2日，广东外交后援会代表谭平山向上海国民外交后援会报告澳案交涉经过时说：“陈炯明未叛以前，经孙总统、伍外长等依本会之请求及国会之决议，向葡严重交涉，葡领已有退步之表示，讵自陈炯明变后，葡领态度益见强硬，甚至令葡兵高唱歌曲，以讥刺吾人者，思之深为痛心。”（注：《国民外交会对澳门案之愤激》，1922年8月4日《民国日报》。）此时澳门罢工工人生活困难，有些商人趁机帮助葡澳当局劝说罢工工人回澳门复工。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澳门运动，因未能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而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结束了。但是，这场运动已使收回澳门的要求深入人心，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成为此后历届政府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三、北伐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收回澳门的态度
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澳门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早在1907年，孙中山就指出：“满清政府对于外国人却是非常无能，非常的柔顺……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国势日蹙，国本动摇，土地沦于异族者，几达三分之一，如英国之割香港……葡萄牙的占澳门。”（注：《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1907年），陈旭麓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中国土地沦于外国是十分痛心的。但他坚信将来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收复已失之国土。1912年，他在对《大陆报》记者的谈话中，充满信心地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数年之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余深信中国必能恢复已失之疆土，且绝不需要外力之帮助。”（注：《在北京与〈大陆报〉记者的谈话》（1919年8月28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3—414页。）1924年， 孙中山在日本神户与头山满谈到“废除各国与中国所订不平等条约”时，便明确地提出要收回澳门。他说，对于“香港、澳门则有意收回，其中对于澳门为甚。因澳门之被葡萄牙割据，条约上未有载明，不过葡萄牙乘我内乱之际……私自割据而已”。（注：《孙中山在神户》，1924年12月4 日上海《时报》。）1924年，孙中山北上与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会谈，也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合作的条件。他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把它写入遗嘱。孙中山去世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澳门的思想在国民党内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曾一度成为国民党制定政策的依据。1925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称：“本党不忍中国之沦于次殖民地，故倡导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者奋斗，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即为奋斗之第一目的。本党总理孙先生毕生努力于此。”（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6 —1557页。）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童德乾撰写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刍议》的“中国对外政策”部分，开头也说：“本党遵守总理手定国民党对外政策，根据自由、平等等原则，以妥协精神，坚决意志，谋与列强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订结平等相互之新约，改正中外关系，维持世界和平。”在具体阐述对葡萄牙的方针政策时，也遵循了孙中山的思想和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愿望，写道：葡系弱小民族，吾国对之素表同情，“不幸彼固守上世纪思想，欲将昔日盗借之澳门为其殖民地，加中国无上之耻辱”。“现在中葡条约期满（注：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日后两国再欲修改条约，以每届10年为限。该约于1888年 4月28日互换生效，此时将满第四个十年。），当然宣告废止，另订新约。国民政府应根据本党优待弱小民族之政策，以至友好之精神，与葡政府协商还澳门办法，务从宽大。此案解决，则两国邦交和睦，永世弗衰也。”（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0页。）这样处理澳门问题，既符合孙中山的思想，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事实上，在南京政府策划与葡萄牙进行废除旧约重订新约的谈判之时，北京政府也在筹划如何利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届满第四个十年之机，与葡萄牙谈判废除旧约重订新约的问题。但对于能否收回澳门，北京政府驻葡萄牙公使王廷璋感到心中无数。1927年5月5日，他致函外交部说：“现下中葡条约届满，实为千载一时之机会。”他认为原约中所有不平等条款，如领事裁判权等，应完全取消，商务税则宜本互惠主义及各国现行法规订定。但对于是否收回澳门，他只是说“澳门纵不复归还亦应改良行政，如烟赌之类，并许中国派遣商务官员驻扎”。（注：《外交部条约司司长钱泰收驻葡公使王廷璋函》，《澳门专档》（四），第534页。）1928年3月24日，他又致函外交部，认为“澳门问题为中葡条约所最难解决之事”，“连年邦家多故，外交尚未统一，收回澳门，似不易易，莫若要求先设领事，速划境界，改革烟、赌二事，较为近情”。（注：《外交部收驻葡公使王廷璋函》（1928年 4月19日），《澳门专档》（四），第576—677页。）这说明王廷璋对收回澳门已失去信心。 差不多与此同时， 在北京政府司法部当顾问的法国人宝道（Georges Padoux）向外交总长罗文干递交一份《关于1887年中葡条约宣言失效问题上外交部说帖》。关于中国收回澳门问题，他的态度要比王廷璋积极得多。他指出，1887年中葡条约并“未将澳门主权由中国转移于葡，亦未将该地所有权之法定名分，畀之于葡”。条约中所载允葡萄牙占领管理澳门，与占领管理葡国其他领地无异，指的是允其“用同样管理手续，及同样的方式管理澳门”，“并非谓澳门为葡国殖民地也”。他还说：“中国反对葡国之步步侵占举动，向来抗议甚多”，“可见中国始终自视为澳门之合法主权者”。所以，无论何时，中国“仍可将澳门法律地位问题再向葡国提出”。他还认为，照情形而论，澳门“与现时之租界情形颇属相同”。“若主张澳门不过为变相之租界之一种”，中国提议收回，“似亦有其充足之理由也”。（注：《外交总长罗文干收宝道书》（1928年3月30日），《澳门专档》（四）， 第541—558页。）北京政府也知道，废除中葡条约收回澳门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在当时，南京、北京政府对立的情况下，它也不愿在澳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表现软弱，授人以柄，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所以， 在4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即照会葡萄牙驻北京公使毕安祺（Bianchi ），宣布废除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照会说，中国政府对1887年中葡条约自本届期满6个月之后，“意在不再照现行方式予以继续”， 希望葡萄牙政府予以赞同，“承允根据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另订新约之提议，并希望为达上项目的起见，两国从速开始修约之会商”，“以免发生现约既废，新约尚未成立情事，致使两国邦交陷于一种不定之状态也”。（注：《外交部发驻京葡使毕安祺照会》（1928年4月28 日），《澳门专档》（四），第581—584页。）前文已述及，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在1888年4月28日互换的， 北京政府给葡萄牙这个照会，实际上是通知葡萄牙政府，中国政府决定在1928年4月28日之后6个月，即1928年10月28日，废除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由于北京政府主张废除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另订新约，这对王廷璋可能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所以，他对澳门问题的态度也开始积极起来。4 月29日，他致函外交部说，中葡条约规定，大西洋国（葡萄牙国）允准未经清国首肯，永远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这是中国没有将主权让与葡萄牙的证据，所以“将来如果中葡条约取消，则中国政府根据该条可不承认澳门之让与，此仍中国国防及主权问题，自应重视也”（注：《外交部收驻葡公使王廷璋函》（1928年5月25日），《澳门专档》（四），第590—591页。）。葡萄牙外交部长于5月11日照会王廷璋说：“葡政府将根据与中国政府历来好感，以友谊及协调精神研究该问题。”（注：《葡外交部长给驻葡公使王廷璋的照会》（1928年5 月11日），《澳门专档》（四），第594—595页。）但北京政府没有来得及与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就覆灭了。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结束了南京、北京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7月7日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的宣言，郑重声明：国民政府“对于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及双方平等互尊主权新约之重订，久已视为当务之急。此种意志，迭经宣言在案。现在统一告成，国民政府对于上述意旨，应即力求贯彻。除继续依法保护在华外侨生命财产外，对于一切不平等条约，特做下列之宣言：（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即应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特此宣言”。（注：关于这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关于重订新约的宣言》的发表日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一），第34页，作民国17年 6月15日。似误。理由：（一）《申报》6月16日登载外交部6月15日《宣言》与此不同；（二）《国闻周报》第5卷第27期、 《东方杂志》第25卷第17号和《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等，均作民国17年7月7日。） 7月 9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办法》，主要内容是：对未订新约各国之驻华外交官领事官给以国际公法赋予之待遇，在华外人之身体财产受中国法律之保护；在华外人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和中国法院之管辖；外人对华贸易应照章纳税等。（注：《国民政府公报》第74期，国民政府秘书处1928年 7月印行，第1页。）根据以上文件精神，外交部长王正廷于7月10日照会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祺，声明1887年中葡条约期满废止，请葡国定期派官员前来重订新约，并通知在新约尚未订立以前，暂行适用上述之《临时办法》。（注：《国民政府公报》第76期，国民政府秘书处1928年 7月印行，第23—24页。）废止1887年《中葡条约》，当然也包括废止条约中有关澳门的条款，也就是说，该约中关于澳门的规定已经无效。葡使毕安祺照复外交部说：“葡政府不能承认所言1887年12月 1日之中葡条约已归失效，即宣布之临时条例亦不能默认。但中葡两国友谊素睦，葡政府准备与中国开始磋商，根据平等及互尊主权之意见，以修改现约。葡政府愿与中国缔结新约。”（注：《葡使答复订约公文》，《国闻周报》第5 卷第31期。）9月4日，毕安祺南下到达上海。此后，中国外交部官员与毕安祺在上海曾初步交换意见。9月20 日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中葡交涉情况时说：“至于中葡修约及收回澳门的管理权，刻正在研究中。”（注： 《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外交近况》，1928年9月21日上海《时报》。）其后，双方在南京谈判，葡使仅允对旧约进行修改，中方不予同意。商议数次，意见未能一致。1928年12月12日，中国与丹麦重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葡萄牙要求依照中丹条约内容订立中葡条约。中国方面表示同意。于是，1928年12月9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祺在南京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该约共有5款， 内容与中丹条约完全相同，仅涉及通商关税和两国人民在对方领土内应受各该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再没有关于澳门的任何规定。（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册，第655—656页。）这说明旧约已经废止，新约已经重订，旧约关于澳门的规定已然失去其效力。但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收回澳门，而是听任葡萄牙继续统治下去，这是因为：（1 ）认为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中葡修约谈判时，双方之所以迟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关键就在于澳门问题，如果此时要收回澳门，不仅葡萄牙不会同意，而且可能引起葡萄牙盟国英国的干涉。（2 ）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异己势力方面，所以把收回澳门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解决。
四、抗日战争后的收回澳门运动和中国政府的设想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长期的抗日战争，无暇顾及澳门问题。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 德、意宣战。1942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1942年7月26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拟定了《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之收回办法》，规定了对敌国、同盟国、中立国在华之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之收回办法，并着手进行收回租界的工作。1945年8月14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坚忍不拔英勇奋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终于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在此背景下，中国几乎收回了全部外国在华的租界和租借地，收回香港和澳门也开始提到了日程上来。
收回澳门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事情，当时有人这样写道：“真如游子之思念其故土一样，从百年前我们祖上起，一直到我们这一代，这三四代间，我们是一直在思念着香港与澳门。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还有这样的思念，所以希望它现在的住客先见而明智的还给它原来的主人。这不只是友谊，或是德行，而是历史的正直。”（注：叶林：《港澳与橱窗》，1947年6月22日《申报》。）这些话， 反映了多少年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回澳门的愿望。当时的政府也考虑到这个问题。1945 年8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了《关于收回澳门的方案》，其中写道：“电令驻葡张公使向葡政府表示我国收回澳门之决心，请由葡政府提出办法与条件，以凭考虑。 ”（注：《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18 ）第1905号，转引自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第9页。）在广州的国民党驻军中，特别是中下级官兵，也强烈地要求收回港、澳。他们此时出入港、澳有一个口号：“我们不是进入外国，而是在自己的家乡走动。”（注：李汉冲：《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门的一些事件》， 广东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63—164页。）10月间，澳门同胞纷纷集会游行，提出反对葡萄牙统治澳门的口号。广东省中山县各界为支援澳门同胞的爱国行动，亦组织代表团赴澳与澳门同胞共同研究反葡运动大计。澳门葡萄牙当局为维持其在澳门的殖民统治，禁止内地人民进入澳门，严厉取缔澳门的反葡运动，禁止一切人民集会。葡萄牙的这些措施，激起了中国军民更大的愤慨，驻扎中山县的第64军159 师师长刘绍武派兵进驻与澳门连界的前山边境，对澳门实行封锁，禁止一切商品出口，包括澳门每日必需的肉类、蔬菜。澳门被封锁后，食品奇缺，社会秩序混乱。澳葡当局不得不改变态度，允许中国军民自由出入澳门，并派雅玛纽前来广州道歉。1946年2月，刘绍武带领警卫武装进入澳门，慰问同胞，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在澳门各界招待会上发表必须收回澳门的演讲，他说：“澳门由于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受治外人，同胞痛苦有如水深火热，现在战争已经胜利，中国已为五强之一，所有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中国领土必须完整，澳门必须迅速收回，才可用副同胞之愿望。”（注：李汉冲：《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门的一些事件》，广东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81—182页。）这番话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
1947年，收回澳门的运动达到了高潮。4月11日，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通过了“请政府向葡萄牙交涉，收回澳门，以增进中葡邦交案”，并决议“送请政府迅速办理”。（注：《参会提议收回澳门》，1947年4月12日《申报》。）4月19日，广东省参议会和各民众团体组织了一个“收回澳门运动促进会”，电请国民政府积极向葡萄牙交涉收回澳门，并通电各省民众团体，呼吁共同行动，同时派人与澳门侨团联络，研究收回澳门问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7页。）不少省市参议会也做出收回澳门的决议，并电请政府与葡萄牙切实交涉。（注：程志政：《各方要求收回声中，东方蒙特卡罗澳门》，1947年6月15日《申报》。）5月31日国民参政会又召开会议，做出《收回香港、九龙和澳门的决议》。该决议指出：“收回澳门及九龙、香港问题，此乃国人一致之要求”，“本会深盼政府切实继续努力交涉，窃以和平谈判之精神，达成收回领土主权之目的”。（注：《参政会通过决议文》，1947年6月1日《申报》。）6月21日，立法院开328次例会，“建议外交部积极迅速向葡交涉，于最短期内收回澳门”（注：《中菲、中沙友好条约立院会议已予批准，建议外部交涉收回澳门》，1947年6月22 日《申报》。）。收回澳门已是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
中国外交部曾为收回澳门之事多次与葡萄牙驻京公使进行交涉，希望葡萄牙将澳门归还中国。但葡公使一直未作赞成此举之答复。而葡萄牙殖民部部长杜亚德在接见澳门代表团时，仍然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悍然声称：“葡萄牙如不在澳门遍地流血，决不以澳门归还中国。”但为了缓和人民的反葡斗争，他答应“葡萄牙将采取措置，以校正澳门人民所不同意之任何葡萄牙法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122页。）此时， 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形势正在蓬勃发展，国民党政府已无心进行关于收回澳门的交涉了。所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各省参议会要求收回澳门的电文中批云：“关于收回澳门，参政会曾有此项建议，经交外交部核办。据称：目前国际形势之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注：《国民政府对各省参议会请求收回港澳的批语》，《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9224号，外13号。转引自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人民要求收回澳门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澳门问题仍然成为中葡之间的悬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实行和平外交政策，通过和平谈判，于1987年同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百多年来萦绕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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