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羽庙宇兴修看明代关羽信仰中心的北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羽论文,庙宇论文,明代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3-017105
关羽庙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盲占大多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社会中，对关羽信仰的传播功不可没①。它承载了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甚至最广大普通民众的价值理念、心理诉求、利益冲突。皇帝和士大夫们通过一系列的封号和庙记，述说着他们维护伦理纲常、追求社会稳定的需求。普通百姓则在缭绕的香雾中，倾诉着他们对生存环境最起码的渴望和满足。然后再形成一个个灵异故事，不断地传播和强化着他们既有的信念。
关羽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关羽生于山西解州，“起义于涿郡，战争于徐兖，奔走于冀豫，立功于江淮，而殁于荆楚”。因此到了元代，关羽信仰已经在其生前活动过的地方形成了较为厚重的信仰氛围。其“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千载之下，景仰向慕而犹若是。”[1]卷三十三，《碑文·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从明代开始，关羽信仰不仅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普及，且逐渐开始其信仰中心从湖北当阳到山西解州的北移进程。关羽信仰氛围较为浓厚的当阳、洛阳、解州，分别作为关羽的葬身、首冢、出生地，其信仰地位于明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当阳玉泉寺关庙作为关羽最早的圣迹出现地，渐渐失去其最初的中心地位。当阳关陵庙，修建较晚，朝廷无封，发展相对缓慢。河南洛阳关羽首冢庙，虽为后起之秀，但建修时间较晚，影响较微。山西解州关庙，因其建修较早，官府祭祀不断，志书强化及官商大力传播，逐渐成为新的关羽信仰中心。虽然南方地区的关羽信仰也有所普及，但信仰氛围并不浓厚，尚无法对解州关羽信仰的中心地位提出有力的挑战。
目前学术界关于关羽研究的成果颇丰②，但有关明代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情况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这与明代在关羽信仰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不太相称③。近年来不少学者也对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差异给予较多关注，但就跨地域民间信仰动态传播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④。因此本文以关羽庙宇修建为中心，从明代关羽信仰地域变迁这一角度，对关羽信仰中心的北移作一初步研究。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关羽神话最早是从荆门当阳开始的。湖广作为关羽的主要活动区域，当阳玉泉寺关庙遂成为关羽信仰活动的最早发源地，在关羽信仰的传播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玉泉寺位于当阳西北三十里处，在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2]卷六八四。世人谈及关羽成神及玉泉寺关庙的修建，都无法绕过陈朝时关羽帮助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玉泉山建寺一事。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一文称：“先是，陈光大中，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虩。前劈巨岭，后堙澄潭，良材丛仆，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2]五代时，《益州名画录》中也有蜀王令赵忠义作《关将军起玉泉寺图》的记载[3]卷中《赵忠义》。北宋时，张商英于元丰四年(1081)，为玉泉寺关庙所作《重建关将军庙记》，再次重复这个故事，并称“以是因缘，神亦庙食千里，内外庙供云”[4]。虽然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可以看出关羽在陈朝已开始被当阳等地人们所神化。不然，智顗也不会利用关羽来宣扬其佛教了。随着这一传说的形成，关羽显灵的故事逐渐由当阳向全国各地扩散。宋绍圣三年(1096)，玉泉寺关庙得赐庙名“显烈”。但当阳“地当楚蜀之交，时稍乱，即屯重兵”[5]卷十一，《碑铭·荆门州玉泉山景德禅寺碑铭有序》，再加上“自宝祐迄咸淳，干戈绎骚”，因此于荆州万城别建玉泉显烈庙行宫[6]《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卷三《坟庙考》。南宋末年，朝廷特封荆门玉泉寺“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为“忠壮义勇武安英烈王”，以求实现“慰荆旅，用旌忠臣之节，丕显烈士之风”的目的[7]卷五，《荆门玉泉寺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特封忠壮义勇武安英烈王〈关羽〉》。因南宋末年战乱破坏，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廷重建关羽正庙，再建昭贶庙，尽复原有规制。至大元年(1308)秋，元朝于冈上建正殿三间，榜其名曰“武安庙”。延祐二年(1315)秋完工。每年五月十三日和六月二十二日，“朝拜祭赛者，远近辐辏”[6]《关圣陵庙纪略》卷二《玉泉显烈祠》。脉望馆抄内府本《关云长大破蚩尤》一节，记载着湖广当阳玉泉寺土地神关羽帮助张天师大败蚩尤而得以在山西解州修建关庙的故事⑤，从侧面反映出当阳玉泉寺关庙在当时关羽信仰传播中的中心地位。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漳滨隐士胡琦在关羽殁地当阳，刊刻最早的关羽志书——《新编关王事迹》。书凡五卷，“以本传为主，旁搜前史，互阅故书，校其同异，差次而推衍之，编为实录”。首列八图，即“神像图、世系图、年谱图、司马印图、寿亭侯印图、大王冢图、显烈庙图、追封爵号图”。又“广览载记，采事摭实，析作四门，曰‘灵异’，曰‘制命’，曰‘碑记’，曰‘题咏’”[8]卷二一二《艺文·序》。由于书中内容主要以当阳为主，无形中强化了当阳玉泉寺关庙在关羽信仰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但入明以后，玉泉寺关庙的修建情况渐渐无闻，玉泉寺关庙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随着荆州当阳玉泉寺关庙的衰落，湖北当阳冢庙——关羽埋身之处，河南洛阳冢庙——关羽葬首之地，山西解州关庙——关羽出生之乡，在明代开始了新一轮信仰中心地位的角逐。
当阳冢庙，直到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才由荆门守臣王铢首次兴建祭亭[6]《关壮缪侯事迹》卷二《考证·当阳冢》。由于时局动荡，再加上玉泉寺关庙中心地位的映衬，当阳冢庙隐而无闻。入明以来，当阳冢庙才屡见记载。景泰四年(1453)，按察司佥事沈庆建庙于关冢前。成化三年(1467)，经当阳知县河南人黄恕奏请，当阳关羽冢庙始被秩入春秋祀典。这标志着当阳陵庙，正式取得官方的认可和支持。正德八年(1513)，主簿马绣立表于道[9]卷四十二《坛庙》。嘉靖三十五年(1556)，“司礼监太监黄公太保、都督陆公”共捐白金二千五百两，再加修缮，当阳陵庙的规制自此才算比较完备[6]《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卷八《艺文中·重修义勇武安王庙碑铭》。遗憾的是，当阳关陵庙虽然被当地官员屡加修葺，但朝廷参与较少，对整个关羽信仰活动影响较微。
河南在明代也是关羽信仰氛围十分浓厚的地区。成化年间，河南府及所属一州十三县，已有关庙十五座[10]卷七《河南府·祠庙》。嘉靖年间，河南省城开封“东、西、南门瓮城内，皆有汉寿亭侯庙”，关庙的数量达到了七座[11]卷一《宋京城》；卷十一《祠庙庵院·庙》；许州郾城县关庙，也已达到四座[12]卷二《庙宇》。此外，归德府已有三座关庙[13]卷八《杂述志》，邓州城至少有四座关庙。[14]卷十三《祀典志》万历初年，卫辉府的淇县和辉县，关庙数量分别达到四座和六座[15]。卷五《祠祀志·坛庙》虽然关羽庙宇到明万历以前已遍布河南众多州县，但洛阳关羽首冢依然破败如故。
洛阳关羽首冢庙，自明万历年间关羽受封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先是，孙权遣将灭羽后，“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16]卷三六《蜀书·关羽传》注引《吴历》。虽然关羽自汉至明，“耿耿不磨，代有崇封显谥。递我皇上御极，乃敕封协天大帝护国真君，而元冢依然如汉制”[17]100。河南卫宣操秋班队长王禄等人见该庙“及今年久毁坏”，遂于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具状都察院御史陈公准行，分巡首崔公行，河南府知府张公、同知任公贴行，洛阳县知县钱公、河南卫掌印指挥孙公、李公准行，择日动工”，为关羽首冢建庙祭祀[17]95。由于工程浩大，四方乡民，无论男女，纷纷解囊，捐建的乡民几遍及河南府所属各州县乡及附近地方。一些江西商人和徽州商人，也纷纷出资助修关庙。万历后期，在洛阳关羽首冢庙扩建过程中，经商洛阳的江西商人“遇洛阳城南奉敕修建汉武安王崇奉义烈老爷正殿”，杨同、熊正良率众商一百二十八人，“共议喜设梁柱布施银七十两”[17]96。随后，杨、熊二人又带领同乡十三人，“为老爷司冠，计每年春秋送冠”，并“各出资财，共钱十千，修盖配殿一所”。万历四十七年(1619)，徽州商人、北京商人等，也捐资修建洛阳关庙石栏[17]24，99。工程完工后，每逢五月十三、九月十三，“远近毕集，焚香者无论男妇，接踵而来，不啻数万余”[17]100。虽然洛阳关羽首冢庙的影响日益扩大，但因其起步较晚，尚无法与有着浓厚关羽信仰底蕴的山西解州关庙相抗衡。
解州最早的关羽传说，就是关羽帮助张天师在山西解州盐池铲除蚩尤，从而恢复解盐正常生产的故事。这个故事一说发生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18]卷三，一说发生在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19]15。生活在元中期的隐士胡琦，已经为其“两出于传记小说，一见于祥符时，一见于崇宁时”感到迷惑。进而推测“想多张氏，世济其说也”[6]《解梁关帝志》卷二《考辨》。解州关庙的确切可考时间，最早可上溯到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⑥[20]卷五《祠庙》；卷十四《集文·重修汉寿亭侯庙记》。此后，解州关庙被屡加敕修。为笼络人心，金章宗于泰和初年，下令重修解州关庙，提醒人们惟有像关羽一样“忠而远识，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才能“收俊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独立千古”，否则只能是“当代无以建其功”，“没世无以成其名”[20]卷十四《集文·重修显烈庙即寿亭侯庙》。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元廷令靖应真人姜善信护持解州关庙。
元明鼎革，朝廷和官府对关羽庙宇的修建介入较少，地方士绅则积极参与到关庙的兴修中。至正二十五年(1365)，郡人蔡荣重修解州关庙。30余年后，其子蔡玉克绍父志，对解州关庙再加修葺[6]《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卷八《艺文中·至正二十五年郡人蔡荣等重饰庙记》。洪熙元年(1425)，再由道士李中谦重修。明成化十四年(1478)，知州张宁新修解州关庙，并在解州刻下了当地的第一本关羽志书《义勇录》，标志着官方开始介入解州关庙的修建。解州关庙自此进入迅速的发展时期，大有盖过当阳之势。明成化中期，山西的关羽庙宇已发展到“诸州县城市乡镇多建”的地步[20]卷五《祠庙》，解州关庙甚至一改宋时“俗以季秋九日，合诸里社之民，大享神而迎送之”的传统，逐渐形成了每年四月八日享赛的定制[20]卷十四《集文·重修汉寿亭侯庙记》。每逢此日，“秦、晋、燕、齐、汴、卫之人，肩摩毂击，相与试枪棒，较拳勇，倾动半天下”[6]《关圣帝君征信编》卷十一《祀典》。
弘治三年(1490)，监生蒲昭奏请釐正祀典，立春秋二祀，实现解州关庙祭祀的规范化[6]《关圣帝君征信编》卷十一《祀典》。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山西等地的特大地震，为解州关庙带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官方开始大规模的介入。由此，山西关羽庙宇的兴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羽庙宇逐渐扩及到太原府以北地区。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朝廷特赐崇宁宫关羽庙额为“英烈”⑦[6]《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卷二《祠墓志》。解州关庙的正统地位越发突显出来，其关羽信仰中心地位也日益形成。
有明一代，南方地区关羽信仰氛围并不十分浓厚。关羽本欲拥蜀翦魏，以次取吴，结果竟遭吴人毒害，北伐大业功败垂成，因此关羽成神以后能否荫佑吴地就成了问题。弘治十六年(1503)，陆伸在《太仓关王庙记》中辩解道：“或者谓公毙吴人之手，当不食于吴，殆非通论。今天下大一统，非复偏据一隅之吴矣，况国初定鼎于钟山，钟山非孙氏开国之地乎，故有公庙而新之，是时礼官无以为否者，必有说也。”[21]卷十四《祠庙》嘉靖倭变，给南方地区，特别是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地带，带来关羽信仰的真正大规模普及[22]。即便如此，在倭乱以后，南方民众在祭祀关羽时，对关羽能否给当地带来庇护仍心存疑虑。姚汝舟捐资修建浙江崇德关王庙时，在其所作《关王庙记》中回应“王雠吴人甚于雠魏，奈何歆吴祀”的质疑时，称“吴故汉南服，其人故汉人。当魏掩荆，权制其命，蒙在其事，邦人何能为？藉使王竟疾下吴，江东之地，可全而有，汉人见存，王其歼之，无亦绥之。夫举大功者不雠匹夫，吴人以义祀王，矧王义绥吴人，当亦如吴人之慕义者。”[6]《关圣帝君征信编》卷二十六《碑记二》万历四年(1576)安庆府望江县重新关庙时，仍在为此争辩：“我望后汉时，前属魏，后属吴，恐公之神不依焉。予曰，当公忠汉时，所仇者吴魏之君，民皆汉民也，果何仇于吴魏之民乎？矧我望属荆襄下流，公之精忠大义浸人心髓，其血食无穷也，非人秉彝好德之良，有不容泯乎？”[23]卷二《宫室类·坛庙》甚至到清代，南方一些地区的关羽信仰，仍然无法在当地百姓中获得有力支持。中山大学陈春声先生在对广东潮州樟林地区关羽信仰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后写道：“关羽庙宇，从一开始就具有‘外来’的性质，在潮州樟林地区，关羽庙宇与社区内部的日常生活始终有较大的距离，并未完成‘本地化’和‘民间化’的过程。”[24]
鉴于明代南方地区关羽信仰相对于北方的弱势地位，尤其在解州作为关羽信仰中心地位突起的背景下，他地民众在为当地所修关庙作记时，总是不自觉地同山西解州关庙相比。浙江余姚灵绪山旧有关庙，“曩岁倭奴寇姚，倅而几陷。祷于公庙，卒以却贼，于是当路暨邑父老，议恢庙制”。经始于“嘉靖丙辰(1556)六月，积二十四年规模始宏。解州、当阳，恐伟丽不若是”[6]《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卷八《艺文中·余姚灵绪山重建武安王庙碑》。万历二十七年(1599)，洛阳关庙完工后，碑文作者赞颂道，“然其规模壮丽，殆与解梁崇宁宫无异焉”[17]100。
解州关庙地位之所以在明代日益突出，除与其建庙时间较早，建修持续不断外，至少还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恰恰也是当阳等地关庙所不具备的。
(一)与王朝政治中心的北移密不可分
由于关羽的忠义仁勇符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直较受朝廷重视。北宋南迁后，朝廷仍屡次对当阳玉泉寺关庙进行赐封。北方的金章宗也不甘示弱，于泰和初年重修解州关庙，希望臣民能像关羽那样“忠而远识，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入元不久，元世祖更是派专人看护解州关庙。宋亡元兴，中国的政治中心日益北移，解州关庙的政治特色日益突显，为它在明代关羽信仰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提供政治保障。
(二)解盐经济地位独特，解州关庙较受政府重视
山西解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池盐产区，解盐的盐课收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此，元明清三朝，都曾在此设立河东都转运盐使司，对解盐加以管理。一旦池盐受灾，必然惊动朝廷，故有“盐池斩蚩尤”的神话，解州关庙也就成为民众时时寻求庇护的对象。明成化年间所修《山西通志》记载，每年四月初八，山西解州“运盐使司官各致祭，晋王遣祭，居民远近，莫不享赛”[20]卷五《祠庙》。成化十七年(1481)，明廷遣使所颁敕祭文中提到，宋时盐池受灾，关羽奉命统率阴符之兵，剿灭蚩尤，盐池从而获安[6]《解梁关帝志》卷一《封号》。景泰二年(1451)，河东运使何永芳在致祭关羽时，也提到关羽保护盐池之事，“惟神义全大节，勇冠三军，生为上将，没为明神，保护盐池，富国利民”[6]《汉前军关公祠志》卷九《艺文下》。解州崇宁宫关庙的这种礼遇，是当阳等地关庙所无法比拟的。
(三)解州关庙香火兴旺，庙宇得以日新
解州“俗传四月八日，乃王受封之日，本省及邻邦士夫军民，携香币走祭庭下者，肩摩踵接，无虑数十万人”[6]《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卷八《艺文中·正德五年知州李文敏重修庙记》。“而商贾因以为市，人有施香钱及赋其市地之廛，岁不下二百金，少亦半之”。[6]《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卷八《艺文中·嘉靖修庙记》故从正德五年(1510)山西解州知州李文敏修崇宁宫关庙开始，解州关庙于嘉靖三年(1524)、二十五年(1546)、二十七年(1548)的短短38年间就大修了四次。虽然解州关庙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因地震倾圮，但短短的12年之后就再次焕然一新。在午门修建中，其“工费尤巨”，因“发赎金暨香税诸项，计共千四百两有奇”，才得以渡过难关，从而加速解州关庙的重建过程[6]《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卷八《艺文中·嘉靖重修午门记》。
(四)关羽志书的刊刻和传播，不断强化着解州的中心地位
关羽生地解州的第一本关羽志书，为成化年间解州知州张宁所编的《义勇录》，该书系胡琦《新编关王事迹》的简单增补本。弘治二年(1489)，解州知州任福在张氏《义勇录》基础上，加入了宋元碑铭题咏。被谪解州的州守吕柟，“以胡书虽增刻二三次，板复模糊，文多讹缺”，因“考诸正史、蜀记、当阳志”，于嘉靖四年(1525)刊成六卷本《义勇武安王集》[6]《关圣帝君事迹征信编》卷三十《书略·关圣帝君事迹征信编》。但这些志书都是以胡琦《新编关王事迹》为主进行增补而成，因此很难改变胡书详在当阳的缺陷。吕文南守解州后，据旧集补绘图四十一幅，插入不少题记，于隆庆元年(1567)刊刻《重订义勇武安王集》，与万历三十一年(1603)焦竑所刊的《关公祠志》一起，改变了胡书八图详在当阳的缺陷，开始以解州为重心，完成了关羽志书本土化的历程。同时，解州官绅利用在外宦游的机会，不断对关羽志书进行完善和刊布。解人赵钦汤利用其在江浙任职的机会刊成《关侯祠志》，因“浙，文献邦也”，所以“其所采事词，关于公生平与士大夫所惠赐颂公修美者，视旧集几半焉”。万历二十九年(1601)，赵又利用其子巡抚山东的机会，再于山东刊刻[6]《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序之重刻关志颠末》。
(五)晋籍官商担负起他地关羽信仰传播的媒介，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解州关羽信仰中心地位认同
为官在外的山西人对关羽有着一种无形的认同感。江西瑞州府关庙，为明代以前所建旧庙。直到天顺八年(1464)，才由解籍知府史宗礼加以重修[25]卷五七《瑞州府·祠庙》。江苏太仓州“城西之巽隅”关庙，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和三十三年(1554)倭变之后，“诸将吏、士人，归德于公之神，稍稍饰庙貌。而病呰窳，且前逼狭径不称”。万历之庚辰(1580)，“饬兵观察使临汾徐公来谒而心动，谋所以更新之而会御史中丞。绛州孙公按部至，与徐公咨，考政吏民疾苦。而徐公以间请新公祠，孙公慨然许之。”但由于官职变动，未能如愿。后来在继任者的努力下，终于完工。“孙公、徐公，则皆公乡人，其知公宁在余下”，当能有所心安[26]卷六十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庙记》。山西蒲州人杨博为兵部尚书时，“每过前门武安王庙，必投乡晚生帖”[27]卷2。
而山西商人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也成为关羽信仰传播和关庙兴修的积极参与者。如明代扬州小东门关庙“香火最盛，蒲州人商扬州者，以岁五月十三日为侯生朝，用鼓乐舁侯像出，周行坊市。已，归像于庙，诞祭，令优人歌舞享侯，诸商列坐，享其馂”[28]卷十一《秩祀志》。游历在外的“山右客陈君舜”，还参加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辽东都司广宁中左所关庙的重修工程[29]卷八《艺文志·重修关王庙记》。
伴随着王朝政治中心的北移，经过有明一代的发展，解州崇宁宫关庙，以无可比拟的优势，逐渐取代当阳发展成为新的关羽信仰中心。解州关庙中心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明代关羽信仰中心北移的完成。但这一格局的出现，还只能算是初步的。当阳玉泉寺关庙，作为有着最早关羽传说的庙宇，依然发挥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而当阳关陵庙，作为关羽遗冢所在，也很难被人们遗忘。洛阳关羽首冢庙作为后起之秀，得益于河南相对浓厚的关羽信仰氛围，发展较为迅猛。到了明末，随着关羽被封为帝，全国各地关庙也开始迎来一轮新的发展机遇。解州关庙中心地位暨关羽信仰中心北移的最终巩固，也要到清代才完全实现。
注释：
①关于庙宇的功能和作用，参见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第58、75、86、8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专著有洪淑苓《关公民间造型之研究：以关公传说为重心的考察》，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蔡东洲、文廷海《关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刘海燕《从民间到经典》，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论文集卢晓衡《关羽、关公和关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等。论文有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王齐洲《论关羽崇拜》，《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葛继勇、施梦嘉《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等。
③参见笔者相关论述《明代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传播》，《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明代关羽信仰传播基础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④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郑衡泌、俞黎媛《妈祖信仰分布的地理特征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等。代表性的论著有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⑤该故事称：宋朝仁宗时，蚩尤作祟，使解州盐池干涸，朝廷命寇准请张天师来京询问，方知其故。张天师又使人请玉泉寺关羽驱邪，最后战败蚩尤。范仲淹奉命为关羽在解州立庙，关羽初被封为“武安王神威义勇”，再封为“破蚩尤崇宁真君”。(《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古本戏曲丛刊》(第四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⑥按：清雍正时期修《山西通志》卷一六七《祠庙四》引《古纪》，称解州关庙创建时间为“大中祥符甲寅”。四部丛刊续编本《大清一统志》卷一五四《解州直隶州·祠庙》，则认为该庙“创自陈隋，宋大中祥符时重建”，将修庙时间又大大提前。
⑦《汉前军关公祠志》卷二《祠墓志》称，万历二十三年(1595)，“崇宁宫道士张通厚奏请祠额，时有祠司郎中杨凤者，力赞其事，得礼部覆奏。奉旨：祠名与‘英烈’。而庙貌为之一新。”而《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七，万历二十三年七月戊子条称：“立汉前将军寿亭侯关羽庙于所生地解州西门外，赐额曰‘英烈’。”(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按：此次只为奏请祠额，而祠额颁布后，只是将原关庙重新进行整修，并无重新立庙之事，疑《实录》所称立庙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