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孕妇产后抑郁影响因素分析论文_李晓璇,王秀,田省妹,季平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三区 519000

摘要:目的了解珠海市妇女产后抑郁发生情况,分析产后抑郁发病的影响因素。方法在2015年在珠海市保健院分娩的产妇中随机抽选500例,利用产前入院及产后42天复查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以贝克抑郁自评量表进行抑郁评估,分析社会人口学、围产期情况等对产后抑郁的影响。结果在500例产妇中,重度抑郁共8例,中度68例,轻度85例,抑郁发生率为32.2%。产后抑郁与产妇年龄、文化程度、产次无显著联系,而与高危妊娠、丈夫对胎儿性别期待及月子由婆家照顾等因素显著相关(p<0.05)。结论 珠海市孕妇产后抑郁发生率较高,高危妊娠、丈夫对胎儿性别期待及婆家照顾月子等可能是产后抑郁发生的高危因素。

关键词: 孕产妇,抑郁症,产后,影响因素

近年来,产后抑郁的发病率不断上升,有文献报道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在国际上为10%~15%[1],国内为15%~20%[2, 3]。产后抑郁不仅会对产妇及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夫妻关系及家庭社会功能造成损害,甚至可能导致产妇产后精神疾病的发生[4]。大量文献表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可导致产后抑郁的发生[5-7]。但由于不同地区文化、气候、生活方式等的差异,社会心理因素对产后抑郁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差异[5]。本研究对2015年1月至12月在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分娩的产妇进行研究,旨在了解珠海市孕妇产后抑郁的发生情况及可能的围产期影响因素,为孕妇产后抑郁的预防提供借鉴。

研究对象

选择2015年1月至12月期间在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分娩并进行产后检查的妇女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自愿参加调查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能履行咨询协议和完成研究的孕产妇。排除标准:①不同意签署书面知情同意;②非珠海市户籍人口;③患有脑部疾病或存在智力障碍等影响问卷填写及面谈的;④甲状腺功能异常或有焦虑症、抑郁症及精神病史等。

研究内容

通过现场调查收集归纳当前产后抑郁发生情况的相关资料,运用统计学方法对研究对象产后抑郁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研究设计和问卷编制过程中,采用预调查及专家咨询的方式,对问卷进行修订。调查人员均为产科临床工作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进行,且均经过统一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产后抑郁基本知识、调查方法、心理量表使用注意事项及问卷回收质量控制等内容。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两步进行。首先于产前1个月内完成基线调查评估,了解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并获准知情同意。调查表回收后进行质量控制,产后42天回院检查时再进行一次评估。评估内容包括:① 社会人口学因素: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月收入等;② 围产期因素:产次、高危妊娠、围产期并发症及分娩方式等;③家庭因素:产妇及丈夫对胎儿性别期待及月子期间照料者,丈夫照顾满意度等。所有评估方法均采用问卷调查形式,除抑郁评估量表采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外,其他问卷均根据前期文献调查自行设计。调查结果分析中,孕妇年龄采用计量方式,其他变量均采用计数方式。如年龄划分为<22岁,22~35岁,≥35岁;文化程度划分为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及以下;家庭月收入分为≦3000元,3000~5000元,5000~8000元,≥8000元;产次分为<1次和≥1次;高危妊娠分为“是”与“否”;分娩方式分为顺产和剖宫产;对胎儿性别期待分为“有”和“无”;月子期间照料者分为“婆家”、“娘家”及“婆家及娘家”;丈夫照顾分为“照顾不好”、“一般”、“较好”及“非常好”等。贝克抑郁量表由13个“症状-态度类别”条目组成,每个条目代表一个类别。各项症状分布为:抑郁、悲观、失败感、满意感缺失、自罪感、自我失望感、消极倾向、社会退缩、犹豫不决、自我形象改变、工作困难、疲惫感、食欲丧失。抑郁症状划分为:0~4分为无抑郁症状,5~7分轻度,8~15分中度,≥15分为严重。本研究所涉及统计方法均采用SPSS12.0进行。T检验用于检验产妇年龄在抑郁组和对照组中的差异,卡方检验用于分析各分类变量在抑郁组及对照组中的分布及差异;多元logistic回归用于分析抑郁症的相关因素。所有检验的显著统计学差异为p<0.05.

研究结果

产前预调查共问及550例孕妇,其中515例(93.6%)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配合本研究;产后42天回访到500例,失访15例。失访对象中有10例是不想继续参加调查,2例胎儿发生意外,3例搬迁。未参加产后调查的孕妇与参与产后调查的孕妇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产次、高危妊娠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在500例产妇中,年龄最小为18岁,最大为40岁,均值28.4,大部分产妇年龄均处在22岁~35岁(74.6%);文化程度主要以大专及以上为主,350例(70%)。大部分家庭月收入均在5000~8000元 (60.8%)。调查对象中初产妇占90%、高危妊娠30%,剖宫产35%,对胎儿性别有强烈期望的占42%。产后由婆家照顾月子者占52%,认为丈夫照顾较好者占53%。500例产妇中重度抑郁共8例,重度68例,轻度85例,抑郁发生率为32.2%。抑郁组与对照组社会人口学、围产期及产后家庭功能等情况的比较具体见表1.

讨论

珠海市孕妇产后抑郁发生率相对较高

国外报道的产后抑郁发生率为3.5%~33.0%[8, 9],国内报道为3.9%~18.5%[10, 11]。本研究筛查出的产后抑郁产妇占32%,接近国外水平而远高于国内水平。尽管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研究者对产后抑郁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也还是可以反映出珠海市妇女产后抑郁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女性从结婚、怀孕到分娩经受着生理、心理和家庭社会角色等一系列变化,对其身心影响很大。怀孕以后孕妇体内激素分娩增加,大多数孕妇情绪能保持愉快稳定。但由于孕酮的增多,孕妇对异性及性生活兴趣的降低等可能增加夫妻间感情的不协调;同时由于家庭关系和结构如婆媳关系不和、无业等带来的来自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缺乏;有些也出于对自身要求完美而过于敏感身体的变化等。这些因素均可能造成孕产妇的情绪焦虑、敏感、心境低落,而过分的身体压力与情绪波动可能会导致负面情绪与心理状态的持续从而发生产后抑郁。由于珠海地区全年夏季加长,炎热的天气常常令人感到烦躁易怒,情绪波动较大,易形成负性情绪。这些内外应激会令产妇应激压力相对较高,可能是珠海孕妇产后抑郁发病率高的主要原因。

高危妊娠及消极的应对方式是产后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显示,高危妊娠、丈夫对胎儿性别期待及产后婆家照料是产后抑郁的高危因素。由于孕妇对高危妊娠相关知识理解不足,可能认为高危妊娠对胎儿及自身会有很大影响,从而在心理上就产生担心,严重者可能在孕期就非常焦虑不安。同时来自家人的各种担心更会增加孕妇的心理负担,久而久之使孕妇的心理负压增加,提高了产后抑郁的风险。同时来自家庭特别是丈夫对胎儿性别的期望,致使产妇在孕期对胎儿性别产生担忧,这种担忧随着分娩的临近将越发强烈。分娩以后如果不能满足配偶的期望,产妇心理上可能会产生内疚、负罪等多种负向情绪。加之产后激素水平的变化和角色的改变,这种情绪会不断被放大。如果此时有婆家照顾,婆家无法理解产妇的情况下会让产妇更加易怒,有话不能吐等等。在各种负向情绪的压力下,抑郁的发生风险也增加了。

由于产后抑郁症病因的复杂性。高的发病率及强的隐蔽性,更要增加孕妇特别是围产期内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要鼓励开展多途径多阶段的预防措施,如建立孕妇学校、介绍妊娠、分娩及产后护理等基本知识。加强心理咨询和教育,帮助孕妇克服对妊娠分娩等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同时来自家庭的照顾,配合及婆媳关系等也是增强产妇自我调适,保持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的重要支持因素。

参考文献:

[1]Hong X, Li J, Wang Z, et al. [Study on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 and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al occupational status with depression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Nanjing][J]. Wei Sheng Yan Jiu, 2013,42(4):63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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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娟, 王玉琼. 成都市孕产妇产前抑郁与产后抑郁关系的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 2009(11):984-987.

[4]刘美莲, 张保娥, 邓雪萍, 等. 产妇产后抑郁的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J]. 家庭护士, 2008(18):1626-1628.

[5]Wittkowski A, Gardner P L, Bunton P, et al. Culturally determined risk factors for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 mixed method systematic review[J]. J Affect Disord, 2014,163:1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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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李晓璇,王秀,田省妹,季平

论文发表刊物:《健康世界》2016年第1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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