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小说”的另一种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十多年以后，当“文革”渐渐快要被人们淡忘的时候，沈乔生的小说《狗在1966年 咬谁》重新唤起了人们的记忆。尽管在这以前也曾有过不少作品向人们描述过关于文革 的记忆，但这部小说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心灵震撼。这不仅因为文革对于民族来说是一场 浩劫和巨大的灾难，对于个人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在于这部小说在表现文 革方面的独特的视角和个人化的体验，从而使文革情景更贴近生活本身。从某种意义上 说，它写出了文革的“寻常性”，或者说写出了文革与人性的某种“关联”，正因为“ 寻常”与“关联”，所以就更接近真实，也就更深刻地揭示了文革的必然性，这才是让 人感到的最恐怖之处。
一、少年心事
尽管表现少年人在文革中的经历的小说不乏其作，但是大多数作品侧重在清算“四人 帮”的罪恶，揭露动乱岁月对一代人的伤害，而这部小说却重在描写少年人独有的心理 特征，并将它与文革的某些方面联系在了一起。
15岁，这个年龄是由少年向青年转变的过渡时期，是清醒而又朦胧、纯真而又开始复 杂的阶段。这个敏感的阶段，本来就是“多事之年”、“问题之年”，而史无前例的文 化大革命又突然降临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社会涌动起打破现存一切 秩序的狂热。少年人正在萌芽的“自主、反叛”的意识被这种狂热烘烤得更强烈了。
15岁的凌泉申就是这样，而且他还有着让他感到郁闷的个人经历：资本家的小老婆所 生，幼年在地处平民世界的养母家生活，养母原是生父的原配，他朦胧地感到被遗弃的 养母的孤独与寂寞，6岁以后回到亲生父母家，生活很富裕，但是精神并不愉快，两个 母亲为争夺对他的爱而互相仇恨。
这场浩劫的初始带给少年人的感受是多重的，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灾难，不仅仅是压 抑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文革的“无法无天”与少年人的反叛心理相契合，生活脱离 了惯常的轨道，以往顾及的东西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像作品中凌泉申所说，他“胆子大 了起来”，他作出了一系列颠覆家庭和周围环境的事件来。
类似的少年心理的表现，在其他文革小说和作品中也有过描写，如老鬼的《血与铁》 ，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多人不赞成用这样的题目来反映那个动乱的时代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意义即少年人的反叛心理来说，那样的时代，实在也是一种释放 。也因此会懂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红卫兵小将，为什么会有如此 之猛烈的、有悖于常理的造反行动，不仅仅是忠于一种信仰，还有来自人性本身的那个 年龄阶段的一种冲动。
这种冲动，既有反叛和破坏的情绪，也有对浪漫与温情的向往。即使是在恐怖动乱的 年代，成长期的情感发展始终没有停止。《狗在1996年咬谁》里写到凌泉申对年轻女教 师林怡的倾慕情感，对女同学“小美人”柳薇的异性爱恋，都是真挚而纯洁的。
然而在非常的、恐怖的年代，这种美好人性的情感不是被遏止就是被引入歧途，他对 林怡老师的情感，被诬陷为“不清不白”的关系，林怡老师遭到政治势力的迫害，他也 被迫违心地写下“证明材料”；在“小美人”柳薇因病离他而去，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学 校生活遭到颠覆之后，他与女阿飞吴红妹发生了畸形的性行为，美好的感情在动乱的年 代里变形，这或许就是走向堕落的开始。
少年的心事，也可能助长一场浩劫。这是该让人们警觉的。培养并发展少年人美好的 情感，抑制并引导他们的不良冲动，这是社会的责任。
二、仇富情绪
主人公凌泉申的父亲是资本家，在当时属于“黑五类”这一层次的人。在当时阶级路 线分明的年代里，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一类人最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社会主义 社会里的“另类”，受压制受歧视是自然的。所以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在分析最初的伤 痕文学时注意到揭露文革罪恶的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叛徒”、“走资派”或“黑帮 分子”，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他们本来是革命者或革命干部，是遭受了四人帮的陷害 而蒙冤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落难’为核心情节的‘文革叙述模式’，有一条无 形的‘边界线’”。(注：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3页)描 写他们在文革中的受苦受难，特别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给他们平反是理所应当 的，而“黑五类”则不同，“读者很少看到描写真正的资本家、地主富豪在文革中‘受 难’的故事”。(注：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3页)
因此当《狗在1996年咬谁》以资本家及其子女作为受难者来书写文革的时候，不仅是 对以往观念以及“文革叙述模式”“边界线”的一种突破，更能使读者会从中得到许多 新的感悟。
处于“黑五类”的这一层次的资本家有其特殊性。由于解放以后政府实行“公私合营 ”、统战等政策，因此资本家不同于被全部剥夺了财产和土地的地主，在大都市生活的 他们依然有着物质上的富裕的生活。因此，如果说“黑五类”是作为政治上的敌人在文 革以前就已经受到打击的话，那么资本家在文革中受到直接的冲击，不仅有政治上的原 因，还在于社会普遍的仇富心理。在那个时代里，贫穷就是光荣、财富就是罪恶。
资本家的儿子凌泉申却没有这样的“革命意识”，他处处显示出他与同学在生活上的 贫富差距。全班同学外出春游时，多数同学带的午饭是馒头或是红薯，而他带的是香味 扑鼻的奶油蛋糕，同学们的眼光充满“憎恨和鄙视”；在多数同学生活困难、衣着简陋 的情况下，凌泉申穿着衣袂飘飘的名贵的“马头牌”风衣，难怪引起同学们的嫉恨。
他的风衣被同学扔进土坑，撒上尿，还重重地压上石头。没有对他人的忌妒和仇恨， 不可能作出这样的举动。借用小说主人公的话说，这风衣就像“一个垂危的生命”，或 者像“一具死尸”，“我知道人活着不可能看见自己死，可是我15岁却看见了自己的死 尸。”(注：沈乔生《狗在1996年咬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第5页)
这种仇恨的心理在文革的环境中得以彻底地发散。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文革中流行的歌 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以及革命样板戏 所调动的群体情绪。即便是抄家等文革中的政治行为，其深层也与这种群体情绪有关。 《“文化大革命”简史》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当时同一时间内，上海被抄家的人数户 数远比北京来得多，而之所以上海要超过“黑帮”云集的首都，因为抄家的对象除了“ 走资派”以外，更多的是比较富有的“民族资产阶级”。(注：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 体记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3页)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应该能够被理性的 人们所容忍的。尽管人性的劣根性会使一些人产生出忌妒的心态，但不至于酿成社会性 的冲突和对抗。而文革，这场本来就建立在仇富基础上的政治运动，使原本潜伏着的人 性恶变成了公开的堂而皇之的“革命”行动。倘若我们的民族不能有效地使自己对财富 的态度变得更为理性，那么，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贫富差距的必然拉大，再来一次文 革的担心或许就不是杞人忧天。
三、市民心态
小说的故事背景在上海，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化的城市，是市民意识浓厚的地方。一般 来说，“市民”这个概念，相对于官方的、权贵的来说，它是民间的、平民的；相对于 政治中心和意识形态来说，它是世俗的、边缘的。社会学家杨东平这样认为，“在建国 后的政治压力中，尽管上海人的商业天性遭到压抑，但在上海，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表现 可能是最显著的。”(注：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第473页 ，第476页)“对中国社会而言，世俗化同时表现为非政治化，这是上海和北京给人以很 不同的感觉的原因之一。”(注：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第 473页，第476页)
因此，《狗在1996年咬谁》这部小说在叙事方面的又一特点是反映了比较明显的市民 立场和市民心态。所谓市民立场和市民心态，指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以及他周围的人们大 都不是或不曾有过权贵身份，他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环境中，他们与意识形态保持着距 离，他们是大都市里的芸芸众生，关注的是具体的眼前的利益，看重的是个体的、能够 得到的实惠。即便是在文革当中，市民的这种心态也依然存在。
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尽管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但是对市民来说，日常的生活是最 重要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文化大革命照样革不了市民生活文化的命。小说中写到 即使城市里的造反行动已经开始，凌家还是要到西餐馆享受法式餐饮，身为资本家的凌 泉申父亲无论何时也不会放弃美食之欲，而他的妻子为了满足丈夫的口福，在严厉打击 资本主义的时候，仍然“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冒着危险到乡下向农民购买鱼虾。而这 时的上海大都市之夜，虽然早已是灯火阑珊市面暗淡，女阿飞吴红妹却还在街道僻静的 一角偷偷地引诱男人。生活的欲望是如此地强烈，无论怎样的政治高压也难以抑止。
尽管当时政治口号震天动地，但是对市民来说，他们只关注生活的本身，他们没有高 深的理想，他们只注重自身的愉悦。小说中写到凌泉申与“小美人”之间的爱恋，这在 爱情被禁锢的年代，不仅是市民的生活意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的一种消解，而且他 们的爱恋也非常的世俗化，他们只是青春时期少男少女的彼此好感以及互相喜爱，甚至 他们互相吸引的主要原因是男的身高体壮、学习好，女的皮肤白净，心眼好。而不是像 王朔、姜文作品中的“军队大院子弟”那样带有“精神贵族”的味道，即使恋爱也带有 革命、理想、英雄的情绪，他们笔下的爱情总是与“保尔”、“冬妮亚”联系在一起， 或者是一方为另一方的精神气质、文化修养所吸引。
在市民世界中，出于个人利害关系的行动远比出于政治需要的来得更为激烈。例如小 说讲述的对凌家的几次抄家，第一次是店里的职工组织了“战斗队”，为了投身政治运 动而到资本家的家里抄家，结果他们“简直就是一支文明之师”，“有条不紊”，走时 只带走了象征“四旧”的“旧黄历”、“佛珠”、“外国的和解放前的书”；第二次带 头抄家的是过去一直对凌泉申母亲图谋不轨的汤阿三和始终觊觎凌家“钻石”的“大舅 ”，于是这次不仅“凿墙掘地”、洗劫一空，抄去的东西用“三辆六轮大卡车”装，“ 各跑了两趟”才拉完，而且凌泉申母亲还蒙受了羞辱和毒打。(注：沈乔生《狗在1996 年咬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第5页)
即使少年人的一些反叛行为，市民子弟与“贵族”子弟也不同，凌泉申对家庭的反抗 只是因为父母没有满足他的某些要求，而老鬼笔下的“干部子弟”马清波对家庭的造反 则是出于革命的原则。
市民心态与文革的关联表现为正负两面的效应。在一般情况下，市民心态总是对政治 动乱起抑制作用。“市场行为、商品经济所造就的世俗化，必然意味着对个人利益的尊 重、以及个体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划界。中国社会传统的群体本位的价值 便渐为个人本位的价值所取代。这是上海人‘各管各’心态在价值观上的深层原因。” (注：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第473页，第476页)但是，如 果一个不讲规则的世道，市民的世俗心态也会转化成为政治上的投机行为，为“获利” 而掺和社会的混乱。因此，建立规则有序的社会环境，让市民通过“合理”的途径不断 得到实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民心态的正面效应，使之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推 动力量，同时也就可能形成一道群体的心理屏障，避免《狗在1996年咬谁》这样的故事 发生。这也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