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信息化指数测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指数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化指数法（Index of Information）是日本学者小松崎清介在70年代后期提出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测度方法。由于其计算方便、数据易得、结论直观、实用性强，可以宏观地反映社会信息化程度的纵向趋势和进行横向比较，因而在传入我国以后，很快受到情报界的关注和青睐，成为分析我国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有利工具。但这种方法虽有许多优势，却明显地存在种种弊端。所以，一些学者在研究和应用的同时，对该模型纷纷提出了质疑，由初期的全盘照搬逐渐转向了修改和创建新模型。为了弄清其传播、应用和发展情况，我们检索了国内1989—1999年10年来公开出版的情报学、信息学、经济学以及有关综合性的社科期刊，从发文概况、方法质疑和探索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综述，最后根据目前我国研究该模型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今后在使用上的建议。
1 发文概况
从发文量看，10年中我国情报学、信息学以及相关社科类期刊，涉及使用信息化指数法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共28篇，平均每年发文2.8 篇，前5年平均发文1.5篇，后5年平均发文4篇，近3年尤甚， 反映了这一理论传播和接受的渐进过程。
从发文期刊看，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发表在情报学期刊，数量高达23篇，发表在其它期刊的仅5篇， 说明情报学期刊对我国社会信息化问题是较早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又由于信息化指数法本质上是一种分析实践的工具，所以那些具备理论与实践双重特色的期刊，诸如《情报理论与实践》发文量相对更高些，10年发文7篇，其次是《情报学报》，10 年发文4篇。
从作者职业分布看，高校图书情报部门和信息管理院系是社会信息化问题研究的主力军，发文18篇，占总量的64%；研究院所次之，发文8篇；政府部门仅2篇。笔者曾在河北省一些作为信息化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主体的信息管理与研究部门调查，感到他们大多忙于事务性工作和网络硬件建设，较少开展理论研究，有的甚至无人知晓社会信息化的计量研究方法，只是把社会信息化作为一句口号来理解或提及。另外，从文章的形成属性来看，发文中注明为政府研究项目成果的仅2篇， 这就是说其它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个人研究行为。这种情况表明，信息化指数法虽然在情报理论界形成了共识，但还没有被各级政府普遍了解和使用，还没有真正在实践上作为衡量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有力工具。
从发文题材看，将有研究深度和有创新的文章称为“理论探讨型”，共有9篇；将全盘使用现成理论和方法， 测度某一地域信息化水平的文章称为“实践研究型”，共有13篇；两者兼而有之的6篇。 总体上有新意的论文显得少了些，一般化的多了些。
2 方法质疑
信息化指数法原型的指标体系包括4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 即：“信息量指数”，包括“人均年使用函件数”、“人均年通电话次数”、“每百人报纸期发数”、“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5项指标；“信息装备率指数”， 包括“每百人电话机数”、“每百人电视机数”和“每万人计算机数”3项指标； “通信主体水平指数”，包括“第三产业就业百分比”和“每百人在校大学生数”2项指标；“信息系数”， 仅包括“个人消费中除衣食住外杂费比例”一项指标。模型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步算术平均法和二步算术平均法，前者是直接将三级指标的指数相加之和除以项数，后者是先计算出二级指数值再求最终的信息化指数。两种算法的权重基础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这种方法虽不像美国的“波拉特法”[1] 那样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然而其相对积极意义则不言而喻，这也正是它被普遍认可的原因所在。
但是，认可并不等于全盘接受。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已觉察出这一方法的局限性， 对其不合理因素或提出质疑或修改创新。 笔者也曾在1998年用此方法测度河北省的社会信息化程度[2]。 汇总大家的认识并结合我们的体会，感到这个模型至少存在以下4个不足。
2.1 落后于时代发展
该模型是日本70年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当时的日本正处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代，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至今为止，日本的产业结构仍未调整到像美国的那样能适应网络经济的需要。因而，在其设置的各项指标中，诸如“信息装备率”、“信息量”和“信息系数”等，缺少反映现代通信设备和其它信息产业变化情况的指标，忽视计算机和网络在社会信息化水平测度中的重要性[3]， 这与飞速发展的现代信息经济是极不适应的。
2.2 有悖于我国国情
把“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作为重要指标，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还适用，即人口越多，信息量越大。但在日趋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人口与信息量的关系早已不成正比，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都比较大，而社会信息化程度却比较低[4]， 这项指标显然与现实不符。同时日本统计口径与我国的不一致，有些数据在日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而在我国则难以获取[5]，如“人均年通话次数”，我国只计长话数，不计市话，等等。
2.3 不尽科学合理
从理论上分析，文献[6]认为，该模型过于简单、不全面， 有些重要的信息活动指标未能体现和包括；算数平均得出的测度结果没有区分不同参数或不同因子的贡献大小，掩盖了实质上的差异；同时其结果是在确立了某一基准点前提下的相对比较值，只有相对意义，无绝对意义。文献[7]认为，该模型没有反映人均生产方面的指标，没有准确、 系统地反映信息业发展状况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对就业情况未进行考察，从整体上降低和影响了测度质量。
2.4 某些概念缺乏明确界定和统一
如“人均年使用函件数”和“个人消费中杂费比例”两项，前者外延太窄，不包括电子邮件、图文传真和数据交换，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函件，而这种函件事实上却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在日益减少；后者内涵过宽，把娱乐性消费等与信息消费无关的各种杂费尽囊其中，未免有失偏颇。因而，文献[6]早在1992年就提出， 有关术语及测算方法应进一步科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3 修改创新
在80年代我国10例使用信息化指数法的研究中，修改与创新尚属空白[6]。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 许多学者提出了修改意见或创新模型，不乏灼见与深思。日益呈现的争鸣局面，对信息化指数法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肯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28篇论文中，对原模型作了修改或创新的有9篇，占32%。概括起来，情况如下。
3.1 修改意见
从检索到的文献看，我国学者从1992年就提出要对信息化指数法进行修改，这些修改基本上不打破原来模型的框架，即一、二级指标不变，只对三级指标的增删、多少和内涵提出了意见，并作了部分修改。
信息量指数。文献[3] 认为应该增加“每万人每天利用计算机小时数”，以便与“信息装备率”中的“每万人计算机数”相对应，强调计算机应用在信息化水平测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文献[ 5] 在测量我国1993—1997年信息化水平时，将“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修改为“人均年购买图书量”，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删掉，添上了“每万人专利批准量”。文献[8]增加了“人均年邮电业务量”， 将“人均年通话次数”界定为“人均年通长话次数”，“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改为“人均年图书出版数”。
信息装备率指数。因为目前我国没有计算机数方面的统计数据，故许多研究者把这项指标换成了别的数据或略去。文献[3]强调， 这项指标应该“能动态地反映现代化信息通信设备的变化和更新”，不能“固化于日本70年代制定的框框”。文献[5]等文献在删去这项指标后， 代之以“每万人长话电路数”等其它指标。
信息系数。文献[3] 建议将“信息系数”明确界定为“信息消费系数”，而不包含别的消费。文献[9] 将这一项分解为“城镇家庭个人消费中除衣食住外杂费的比率和农村家庭个人消费中除衣食住外杂费的比率”两项指标。文献[5]在文献[8]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人均GDP 指数”。
3.2 创新模型
关于创新框架，文献[10]认为其总体应包括3 方面内容：①信息活动水平评估；②信息传播基础结构评估；③信息需求满足程度评估。同时还就模型中变量和因子的筛选及权重的确定提出了办法。
图1 文献[4]建立的测度模型
图2 文献[7]建立的测试模型
关于创新原则，文献[3] 提出“独立创新测度模型与测试方法”应遵循：①测算结果的可比性；②转换数据的简便性；③统计数据的直观性；④获取数据的容易性；⑤测度未来的预测性。文献[4] 将建立新模型的原则概括为可比性、可操作性、可代表性、普遍性、先进性和准确性6项。笔者认为，两种意见虽构思和视角不同， 但完全可以融为一体。
我们把那些在体系构建、指标数量、概念名称和计算方法等方面打破了日本学者提出的模式，而建立了一套新的指标体系的模型称之为创新模型，其测度结果的意义与价值也相应有所拓宽。依据这个标准，我们检索到了两项成果，即文献[4]和文献[7]，它们建立的测度模型见图1和图2。
4 几点讨论
4.1 数据背景分析问题
信息化指数法是定量分析模型，选择数据和判断其特征十分重要。因而，必须对数据进行背景分析，这是优化模型和建立智能化模型的基础。如果不对数据作背景分析，那么就很难准确地测量信息化水平和进行横向对比。因为我们感到在检索到的文献中，对数据的选择并非都是慎重的，有的数据选择不科学或计算太粗糙，有的数据归类和转换不合理，有的把不同计算方法得出的不同结论进行了相同对比，这些研究缺陷的克服有赖于对数据进行必要的背景分析。另外，对某些关键性和标志性数据，据笔者经验，虽然公开出版物上没有，但在有关部门并不难找到，研究者应该深入到实践中采集，这样得来的数据背景更清楚。怎样进行数据背景分析是一个重要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分析指标考虑，选择的数量越多，能说明的问题也越多，当然就越复杂。如：算术均值可以反映数据列的大小强度特征；阶段均值可以反映数据列的趋势特征，即数据中含有的固定成份，如周期性直接观察是看不出来的，通过阶段均值则可反映出来；样本方差可反映数据发展的离散特征和异常值；相关函数可反映数据发展的依赖关系。此外，还可将数据进行差分分析、增量分析、叠加分析等，通过这些计算可判断数据是否具有线性特征、指数特征、生长曲线特征、周期特征及多种组合特征等，再加上其它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就不难对数据在信息产业中的地位及多重关系作出准确判断并决定取舍。
在对数据进行横向背景分析的同时，还要考虑数据发展的以下纵向趋势特征：①数据递增性或递减性特征。如在传统的信息产业中，电话日趋递增，纸质函件则日趋递减，这种单调特征的数据，在选择指标时不能有失偏颇。②数据渐进性特征。信息产业是新生事物，其发展一般都表现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渐进性，但并非直线和没有突变，实际上往往是曲线渐进。③数据极限性特征。电话机、计算机、电视机及其总容量等，客观上都有极限值，不可能是无限的，这个极值是多少？趋势如何？变化空间有多大？数据分析应作出正确的评价。④数据周期性特征。经济发展有周期，信息产业也不例外，因而要正确判断数据的“峰值”和“谷值”，考虑数据在宏观经济中地位和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4.2 指标权重问题
目前，我国几乎都是沿袭日本学者的算术平均计算方法，各项指标权重平均化，不分大小、不分轻重。其实，这是很不合理的，不同属性的指标对信息化的贡献是不同的。首先，信息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和其它商品一样，其自身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存在着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的大小问题。其次，信息业在我国还没有成为独立统计体系，有些数据要经过转换才能得到，这些数据不能和显性信息业等量齐观，需要去粗取精、分清轻重。这些数据在客观上存在着对信息化贡献的大小问题，必须引入权重分析予以平衡。
4.3 测量精度问题
量化研究虽然是用数据对现实的客观分析，但由于数据的背景条件不同，还是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误差。这里的问题是，在建立模型和选择数据时要使误差尽可能地小一些。这既要做到使数据准确和来源可靠，又要有必要的质量监控和检验。一般地说，我们可以用均方差等数学方法来衡量其好坏，同时也要结合其它的判别方法，诸如用随机误差的信息熵H（e）和其它的经验公式来检验等，使误差减少到最低限度，误差越小，测量就越准确。
4.4 统计体系问题
笔者和大多数研究者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有关公开统计数据的不完整、不准确或缺乏科学性，甚至有些数据总是处于“调整”之中，前后不衔接，或变化太大和太快，或中间断档，由此给测算带来了巨大障碍。而且有些可以公开的数据较难获得，或仍冠以“机密”保存，这种封闭状态似乎与信息时代的要求相距甚远。出于研究的需要，笔者曾多年与本省有关信息部门或政府机关保持联系，有趣的是一些早已被新闻披露的信息，你要通过正式渠道去索取，就必须经过层层官员甚至主管省长批准才能得到，说起来这好象是笑话，但事实的确如此。我国的统计体系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不适应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需要，改革传统物质经济基础上的统计体系，建立能反映包括信息活动和信息产业在内的新的统计体系已势在必行。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在统计和公布数据时，应尽可能地把数据来源、统计口径、计算方法和原理、调整和修正的依据等解释清楚，并注意与历史数据、与其它相关部门数据相衔接。信息化指数模型乃至整个信息产业的研究，如果建立在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基础上，不仅会提高其测量精度，而且整个信息经济理论的研究也将呈现争奇斗艳的局面。
4.5 模型智能化问题
关于智能化问题，笔者认为，经过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统一而完善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是完全有必要和极具现实意义的。再通过政府部门的认可，在实践中加以推广和重视，进而形成专门的智能化的数据库程序模型，使其计算过程亦实现自动转换与存储。这种数据库式的管理，不仅会给研究者带来许多方便，而且会给政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4.6 模型创新的意义
目前，信息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新世纪追求的目标和公众谈论的热点，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信息化指数法的研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显而易见，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的疾进，其研究方法远远没有跟上。10年来，我国信息产业的宏观分析基本上拘泥于波拉特法和信息化指数法，而这两种方法不符合我国情况，大家虽多有议论，但有力度的给人以新视角的研究成果却十分鲜见。我们感到信息产业的现实轰轰烈烈，理论研究的进展却苍白无力，新东西太少，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理论发展的“瓶颈”。从方法论角度发现学科和现实的症结，寻找学科和事业发展的契机，毫无疑问是明智的选择。科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先例，如加菲斯德将引证分析法运用于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研究，结果译出了遗传密码，成为本世纪遗传学上最伟大的事件[11]。所以，我们对信息化指数法以及对整个信息产业的研究方法都有重新整理、认识和创新的必要，在继承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新的多学科的视角全面审视方法与理论发展和实践需要之间的关系，强化其创新意识，力争开辟出新的研究手段与途径，发挥研究方法在学科形成与发展中的诱导和激发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活跃学术研究，也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信息经济的内在规律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信息化指数法述评的意义亦在于此。我们坚信任何学科量化方法的研究，都是该学科发展中最难得的和最重要的部分，不仅对学科理论发展而且对社会实践都有预想不到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出理论、出智慧、出人才的“希望田野”。值此新世纪暨信息经济时代扑面而来之际，社会信息化问题的研究，必然伴随其新的认识和分析工具的出现而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200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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