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化对高寒山区生态系统的适应——四川省盐源县羊圈村彝族生计方式的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彝族论文,盐源县论文,羊圈论文,个案论文,生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5/Q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1）01—0027—07
一、引言
位于四川西部的凉山地区，其地理自然结构具有一系列特异性。从地形上看，大致呈现为北高南低的坡面过渡，但整个坡面河谷深切，地表相对高度差异极大。海拔虽高，但因处于北半球的南坡，而且面向海洋，以至于光照相对强烈，年降雨量也较同纬度、同海拔区域大。上述两个方面的自然原因，使得这里的生态结构呈现为多样性和过渡性。从亚热带到寒漠带的植物，在这里都有分布，所有的生物群落年均生长量比同纬度、同海拔的其他生态系统要高得多。但因年均气温偏低，又使得有机物的降解速度比同纬度海拔偏低地带低得多。换句话说，从海拔高度看，这里呈现为高山草甸生态系统，但这里却能长出高大的乔木。按照所处的纬度看，这里本该是生物的生长量和降解量都偏高的地带，但这里的生长量却明显地大于降解量，所有的生物群落都沿着等高线做垂直分布，而且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都沿着等高线的提升而按垂直方向过渡，生态系统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十分突出。同时又因地貌结构差异，而呈现为镶嵌状分布，生态结构具有明显的破碎化特点，同质性生态系统的连片分布面积十分狭小。[1]
自然与生态系统的过渡性，进而使得差异极大的民族文化也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并发展壮大。在历史上，这里依次充当过藏族、蒙古族和彝族的密集分布地，并延续至今，形成这里多民族杂居分布的当代格局。[2]彝族进入这一地区为时较晚。当地彝族同胞的回忆表明，他们早年进入这一地区是靠依附当地藏族势力，并向蒙古王公缴纳税赋，才获得定居权，这样的收税地点在当地彝语中还被称为“鬼门关”。蒙古人在当地彝语中也有特定的称谓，被称为“特鲁人”。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对和硕特蒙古人的省译，而对藏族的称谓则与其他地区的彝语相同。这种称谓上的差异，还可以折射出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政治权利的消长，以及从彝族视角出发，他们对其他民族评估上的差异，而且可以充分表明彝族是非常晚才迁入的民族。结合上述两种背景作综合考虑，初步可以判定，当地彝族今天的生计特征显然属于彝族进入这一地区后文化再适应的产物。对文化适应已有成效的分析后不难发现，其适应的机制，及其适应的对象在适应策略上的灵活性。我们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梳理了最近在盐源县彝族地区的相关田野调查资料，从中证明当地最近一次彝族文化对生态系统适应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成为探讨文化适应的典型个案。
二、适应对象清晰可见
盐源地区的彝族与小凉山地区的彝族都实施农牧复合生计，作物秆蒿都要做牲畜饲料使用；农田收割后都要开放作牧场，持续多年的牧场又必须改做农田。[3]这些特点在两地差异不大，但对农家肥料的使用，两地区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两地的彝族都不像汉族地区那样，将牲畜粪便和吃剩的草料长期储存在畜圈中，到春耕前才集中一次性运输到农田中做肥料。而两地彝族的做法则是将畜圈中的牲畜粪便和剩草不断地移出畜圈，并将这些牲畜粪便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有的牲畜粪堆甚至直接堆放在农户的家门口，没有人会感到有任何的不妥。他们认为只有经过暴晒后，才能做肥料使用，其原因在于给粪便加温，促进其降解。盐源地区的彝族对这一点执行得更彻底，往往是每隔十天就要清理一次畜圈，将粪便移出去暴晒。以至于到春耕时，送到田里的粪便已经脱水成了干块，甚至可以点火直接焚毁。
两地彝族的施肥办法一直受到农学专家的非议，认为这样处理粪便会使肥效丧失。但两地彝族坚持认为不这样做，粪便没有肥效。盐源地区的彝族甚至说：“山不过火，土不肥。”山不经过火烧，就没有肥效。对农学家和乡民之间观念上的冲突，在我们田野调查的初期，连我们也难以判断谁对谁错。只有当我们与盐源地区的彝族乡民一起收获马铃薯后，才知道他们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当地彝族种植马铃薯都是用整个马铃薯做种子，马铃薯种块一般都在200—300克之间，每亩马铃薯地光种薯就需要1000公斤左右，而产量则是种薯的五到六倍。同时，种下的种薯不会腐烂，也不会长大，还可以收回来喂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种植时种薯是直接放在半腐烂的脱水牲畜粪便上，因而所有的种薯表皮都呈现深灰褐色，这是因为种薯下面初春时施放的肥料在收获时大部分都没有腐烂，从而将种薯的表皮染上了较深的颜色。至于新长出的马铃薯，表皮是较浅的黄色，肉眼就可以分辨开来。对这样的现象，彝族乡民习以为常，但这样的景象却对我们具有很强的提示作用，使我们联想到，由于盐源地区的海拔在2700米以上，土层下方都有较长时间的永冻层，地下土层彻底解冻的时间，在一年中还不到三个月，因而牲畜粪便降解的速度极其缓慢，有机物不能降解，就不能给作物提供无机肥分。彝族乡民要将牲畜粪便暴晒在日光下，甚至用火焚毁，显然是对当地气温普遍偏低，生物降解速度极其缓慢的一种针对性极强的适应手段，他们的做法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对各种牲畜粪便的肥效排序，盐源地区彝族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他们认为鸡粪的肥效最好，其次是羊粪，而猪粪与人粪几乎没有肥效，因而也拒绝用这样的粪便做肥料。由于鸡粪的数量有限，他们必须精心收集，专门用来种园艺类作物。而羊粪主要用于种植园根，施肥办法也十分特殊。他们往往是用活动式围栏，在野外建构临时性过夜羊圈。在山上放牧时，每天晚上都将羊群赶到这样的圈中。但这样的羊圈使用个把星期后，就要将这样的羊圈移往他处，同时也要将羊群赶到新的羊圈中过夜。以至于供羊圈使用的地块，地表就会铺上一层半寸到一寸厚的羊粪，这样的地块就成了秋季种植圆根的耕地。因而可以说，圆根几乎是直接播种在羊粪上，任其自然生长。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种成的圆根产量极高，每亩地收割的圆根晾干后，还可以接近千斤。仔细观察发现，圆根的根部不是向下生长，而是分叉横向生长，须根的分布往往在羊粪与土层之间展开。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看重羊粪，是因为羊粪中有较多的伴生微生物，这样的微生物即使在气温偏低的季节，也能缓慢的降解，及时地为圆根的生长提供无机肥。同时在降解的过程中发出微热，使地表不冻结，以免窒息圆根的生长。同样的原因，他们之所以这样看重鸡粪，也是因为鸡粪在这样的高寒山区降解的速度比牛粪、马粪要快得多。猪粪由于含水量较高，极容易冻结，又难以升温，才被当地乡民视为没有肥效的粪便。
仔细观察他们所种植的其他农作物，也可以看到极其相似的现象。作物的根系，不管是马铃薯、燕麦，还是荞子，其根系都表现为横向贴近土地表层生长，生长的土层都是乡民频繁施肥的表土层。正是因为当地彝族对生态系统有了精当的认识，因而这里的农作物产量高得令人吃惊，马铃薯和荞子的产量比我国南方低海拔地区的马铃薯产量还要高。同样，这里的玉米根系和其他地区的玉米根系不同，这里也是横向生长的。原因也是因为地下土层的地温太低，深入土层的根会被窒息。为了照顾玉米的生物属性，这里的玉米只能种植在海拔相对降低的滩涂地带。这些区段地下一般不会有冻土层，玉米勉强才能较为正常生长。显然，当地彝族是看准了这些区段水热结构的特异性，才选择这样的区段种植玉米，这同样是一种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文化再适应对策。
盐源彝族的放牧方式与贵州毕节地区的彝族的放牧方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拥有的畜种与贵州地区的一样多，马、牛、羊、鸡、猪，甚至骡和驴一应俱全，唯一不同的是盐源地区的彝族拥有牦牛，这是其他地区的彝族所没有的。
在贵州的彝族地区，往往执行多畜种混合放养，马、牛、羊、猪、鸡等各种不同畜禽多以家户为单位，合成一个大的畜禽实施放牧。由于畜禽间物种的差异太大，因而放牧半径很小，对畜禽活动的限制也极为粗疏。盐源的彝族地区则不同，对各种畜禽的放牧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有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羊，有的家庭有较多的牛，至于放牧牦牛则是个别家庭的专利。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鸡和猪也放牧，但却听任这些畜禽在村寨周围觅食，一般对它们不加以特殊的限制。为了防止猪破坏农田，因而农田周围要设置障碍，甚至用土坯做成围栏。当然最经济的围栏建构办法是成行的种植低矮的灌木，再缠绕带刺的藤蔓植物，使其自然成篱。
与当地的彝族牧民交谈，他们会十分自豪地告诉你，他如何调教自己的牛和马。调教的内容包括牲畜觅食的路线，觅食的时间和返村的时间，牧人指挥的口哨声或者专用彝语等等。目的是使自家的畜禽每天能按牧人规定的不同路线觅食，而牧人则可以三五成群地坐在河滩上，悠闲地聊天抽烟，因为一到时间，自家的畜禽都会汇集到牧人身边来，一道回家。这样的放牧手段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人与畜禽的关系问题，或者理解为牧人为了放牧作业更加轻松，而作出的适应。但若进一步考虑到，在这里的彝族村寨、森林、草原、农田、水源、河流是相互穿插分布的，牧人不仅需要紧跟畜禽移动，监控畜禽，不懂事的牲畜偷食作物，破坏幼林的风险几乎天天存在。但经过观察，这样的破坏在当地几乎没有发生。要解读其间的生态适应价值，绝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经过综合分析后发现，这取决于好几个方面的知识积累：
其一是，当地的彝族乡民对自己生息地的生态结构几乎了如指掌。每一座坡面在什么季节，生长什么样的植物，他们基本一清二楚，并据此规定牲畜觅食的路线。其二是，对各种牲畜的食性有充分地把握，当地的口诀说：“羊爱浅草，牛爱深草，马爱独草，毛驴只吃巴地草。”同样是因为他们对每个坡面的季节性每种动物所需产草量有充分地把握，所以他们规定的牲畜觅食路线能保证不同的牲畜都能吃饱。其三是，他们对头羊、头牛、头马都做过精心调教，使这些带路的牲畜通了人性，放牧路线都远离农田和幼林。当然，为了以防万一，农田和幼林往往需要用人工设置围障。但这些围障并不是那样牢靠，牲畜也是能够强行穿越的，但牲畜穿越的情况却很少发生，这不能不归因于彝族农民对牲畜调教有方。
对牲畜的远程控制不仅是一项“创举”，同时也是对当地生物物种多样性的精当把握。值得郑重指出的是，在这里的坡面上，牧草种类极其丰富多样，季节的变化频度也极高。上文提到的“马爱独草”，经过调查后发现主要是菊科、十字花科和百合科的植物。因为这些植物在开花前都会长出高高的花径，这正是马群觅食的对象。这里的牧民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两者的联系，他们才有把握坚信自己的马匹不会丢开野生牧草，而盗食庄稼。他们对畜群的控制，才会做得这样精准可靠。应当看到，彝族的这种牲畜控制办法，不仅与蒙古草原上的放牧方式不同，也与其他地区的彝族放牧方式不相同。只有通过这样的文化再适应，当地彝族才能做到，牲畜在穿越幼林和农田时，一般不会偏离路线，盗食农作物。
总之，盐源地区气候偏于寒冷，生物多样性明显，日照充足，而雨量适中，高大乔木可以与各种草本植物混合并存，这些特点与其他彝族地区都不一样。这才使得这些从小凉山搬迁而来的彝族移民，在传统生计上与小凉山彝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些新起的内容无不表明，他们对新环境的再适应表现出极其鲜明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再适应手段善于取人之所长
作为一个迁入不久的人群，盐源地区的彝族很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成功经验，甚至照搬整套的技术和技能。当然这样的知识和技术技能也是其他民族适应当地特殊生态环境的成果，但可贵之处在于，当地的彝族最勇于排除文化的本位偏见，不仅勇于学，而且能做到大胆推广。盐源地区的制高点超过4900米，[4]盐源北部与木里交界就有大片的山区海拔超过3000米。而这一山区又恰好是藏族、蒙古族、苗族和彝族的杂居带，长期杂居的结果，最终使得从彝族现有的生计活动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来自周边各民族的生态适应手段和方法。
当地彝族最特异的生计活动莫过于饲养牦牛。在其他地区的彝族中，偶尔也喂养过牦牛，但这里却大规模地饲养牦牛，牦牛的饲养量已经与当地藏族的牦牛饲养量十分接近。更有趣的是，这些彝族牧民饲养的牦牛全用藏语名称，彝族乡民平常不说藏语，也只有少数人可以勉强听得懂藏语，但他们却能用纯熟的藏语称呼自己饲养的每一头牦牛。他们解释说，这些牦牛都是从藏族居民手中买来的，所以用藏语指挥更便捷。然而这样的解释对他们管理牦牛的特殊做法却没有说服力。因为这里的彝族不会跟着牦牛群转移，而是要建立固定的汇集点，作为牧民定期访问牦牛生息地的活动营地，也成了召集自己家牦牛的会面点。当牧民到达时，自己家的牦牛群不管在多远的地方觅食，只要一听到主人发出的藏语呼唤，都会准时到达，享用牧民带来的燕麦和食盐。当冬季高海拔地带封冻后，这里的牦牛会听从彝族牧民的指挥，游动到低海拔河谷地带觅食，但却不破坏村寨附近的森林、竹林和农田围障。这种冬夏营地分季节放牧的做法，是各地彝族较为一致的畜牧经营方式，但却与当地藏族控制牦牛的手段很不相同。藏族在冬季几乎不理会牦牛的存在，让它们自己谋生。因而在当地彝族的牦牛饲养中，既可以看到对本民族传统生计的延续，也可以看到从藏族学到的特种技术与技能。比如如何给牦牛挤奶，制作酥油；如何将牦牛扳倒在地等等，都是从藏族学来的。但延续与学习的结果却始终表现为对当地生物物种多样性和植物群落多样性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由此而发生的某些生态问题，仅是近几年来才偶有发生。我们在盐源调查时，县乡两级政府都提到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引种了大量楠竹和毛竹，长势不错，但牦牛总喜欢撬翻竹林，专门食用竹鞭，与当地的生态建设老是过不去，目前还没有办法对付。应当看到这既是例外，也是新起的问题，因为这些地方不会自然长出高大的连片竹林，只会长出箭竹。正因为是新起的生态问题，牦牛捣乱和彝族牧民无力对付也情有可原。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再适应总会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来，但从生态建设的成效着眼，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这也许是引种楠竹不适当引发的新问题。原因在于，在这样的高海拔区段，地下都会有永冻层，年际间的气温也会有很大的波动，因而目前长势良好的楠竹林一旦遇到极端低温的年份，即使没有牦牛拱翻也会被连片冻死的。牦牛表面上看是在搞破坏，其实质却是在向我们示警：也许我们不应当把喜温的楠竹做这样的引种；看上去的坏事，也许反倒是好事。
在木里与盐源的交界地的北端，定居着少数的苗族，此前我们并不知道，但在盐源调查期间，彝族乡民告诉我们这里有苗族，他们自己也能听得懂苗语，这让我们大感意外。凭借他们的发音特点，因为辅音有大量的鼻冠音，可以判断这里的苗族属于苗族西部支系。但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当地彝族也能听得懂苗语，而是这里的彝族将苗族的“刀耕火种”方式运用到自己的生产实践去。从表面上看，个别地区的苗族一直从事“刀耕火种”并不奇怪，但是这里的彝族偏巧从苗族中引进特有的“刀耕火种”方式倒是一件怪事。这种“刀耕火种”的特异之处在于，这里的彝族也像当地苗族一样，他们有充分的把握对活着的中幼林也实施“刀耕火种”，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正常延续着农林牧的复合经营。当地彝族的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特定季节纵火焚烧林区地表的枯枝和落叶。由于事前已经安排好了隔离带，所以顺风点火，火势可以得到极为精确地控制。火势不仅不会蔓延到其他的森林和草地，就连生长在其间的幼树，除了树皮被熏黑，不会影响到幼林的生长，而且经过火烧的中幼林的积材量反而比没有经过火烧的中幼林的积材量要加大一倍。
用当地彝族乡民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从松树枝条上的节距之间的长短就可以看出当地是否动过火焚烧枯叶，从而加速了木材的生长速度。动过火的林地，云南松枝条上的节距枯叶达到70公分，而没有动过火的林地，枝条上的节距不会超过30公分左右。这就表明，用火焚烧林地后，幼树的生长加快了一倍。据此他们强调，在他们的这个特有地区，纵火焚烧是育林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手段。如果幼林地不过火，树木的生长就极为缓慢，弄不好就会长成“老头树”。幼林如果年年都掌握好按期火焚，林下不仅可以播种粮食作物，而且树木会长得很好。如果不播种粮食作物，林下也可以长出鲜美的牧草，用于放牧牛羊，只需要控制山羊的进入就够了。山羊会破坏森林，牛和绵羊在林间放牧对森林的快速郁蔽反而有好处。
对这种特殊的技能，在调查初期，由于乡民的解释其说不一，因而我们也无法抓住要领。在对他们纵火的季节作了综合排比后，正确的答案才逐步清晰起来。原来在这个特殊的地区，秋冬之交，日照十分充足，气温比同等海拔地区要高得多，因而相对湿度很低。但由于刚经历过雨季，土壤极为湿润，幼树的含水量也非常高，以至于在同海拔的地区，落叶树已经凋零时，这儿的落叶树并没有凋零，甚至还处在旺盛的生长期。与乔木相反，地表的草本植物，以及掉落的落叶则会处于充分高度干枯脱水状况，几乎是见火就着。正因为他们对这种天干地湿的特殊季节有充分的理解和把握，这里的彝族才与苗族一样，敢于顺山放火，做到既不会毁林，又能确保农牧增产。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绝活。
在调查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当地彝族对这种技能到底有多大的自信心。访问了几个老牧民后，他们引经据典地作了如下解释。他们说：“最近几年，西昌地区为了搞生态建设，从日本引进了很多落叶松，这些落叶松已经初步成林，但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当地的所有动物都不食用落叶松的枝叶，所有落叶松的枝叶都沉积下来，有的地方已经超过了一尺多，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一方面，一旦失火，整个森林将无可救药，但这个地区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要绝对确保不失火又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不相信，走着瞧，这样的落叶松林危险得很。另一方面，落叶松林下寸草不生，既不能放牧，又不能耕种。只是样子好看，但却毫无用途，而且落叶松目前虽然长得快，以后却会越长越慢，甚至会染病，其后果更难说。”林业部门的有识之士正在惊呼引进落叶松已经构成了生物污染，但这些牧民却不以为然。他们满怀信心地说，“只需每年看准季节焚烧一遍，落叶松林下就可以长出其他植物，林间同样可以耕种和放牧。如果对长大的落叶松执行间伐，逐步置换其他乔木，同样可以重新形成我们当地特有的冷杉林。”从他们的口吻中，我们可以感知他们的自信，也可以从中明白，在气温偏低的此类高海拔地带，只要是处在面向海洋的迎风坡，由于有机物的降解速度太慢，降解有机物的昆虫和微生物生长季太短，因而他们采用火焚的方法，加速生物的降解，应当理解为是一项明智的抉择，而不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因地制宜的做法，因为这是他们文化再适应过程中获得的创新。
当地彝族从蒙古族居民手中也学到了不少的经验。彝族本来就长于制毡，但这里的彝族居民所披的毡子被称为“特鲁毡”，制毡的工艺与彝族传统的制毡办法稍有区别，与蒙古人的制毡也有区别。这里的毡子是用多种牲畜的毛擀成，而且多染成红色，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彝族毡子保留白色的本色，或者染成黑色。披毡的式样也剪裁成扇形，这样的毡子具有很好的绝热和防水功效，在当地的浓雾天气穿着，不会将衣服打湿。
蒙古族远距离放牧的做法却没有被当地彝族接受，他们仍然坚持在固定的坡面上，分季节流动放牧，很少进行跨地区、跨村寨放牧。其聪明之处在于，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比蒙古草原要高得多，生长季也比蒙古草原要长得多。即使在隆冬季节，地表都不会完全封冻。在河谷地带，甚至到隆冬季节，也会温暖如春，因而远距离放牧，躲避“白灾”和“黑灾”，在盐源完全没有必要。加上产草量极高，森林落叶也可以放牧，因而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跨地区放牧，但是，控制牲畜每天放牧的路线各不相同，却是他们独特的创造。因为，只有这样做，草场才能得到均衡的消费。由此看出，彝族在接受其他民族的技术和技能时，一直掌握着引进和消化吸收的主动权，表现出明显的灵活性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地彝族不仅善于吸取异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技能，也长于消化吸收引进的外来技术和技能，甚至对于新出现的生态问题，也有足够的敏感性，并充满自信，这才是最令我们最受感动之所在。
四、讨论与推演
毫无疑问，盐源地区彝族当前的生计方式显然做到了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和精心维护，对生态环境的再适应既不失明确的针对性，又表现了务实的灵活性。生计方式流变的合理性十分明显，对迁入地生态环境的特异性认识和理解也能准确到位，但这还不是此次调查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更值得关注之处在于，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作一对一的分析，去解读其适应机制和适应成效。这种传统的分析模式，在这一个案中，会明显地暴露出缺陷来。
首先是，这里彝族的生计方式与其他彝族地区已经拉开了一定的差距，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的对应关系不再是同一个框架内的已有内容，传统生计方式显然遇到了新的问题，如果对这样的新问题不能做出再适应，那么对文化适应能力的认识就得重新理解。
其次是，这儿的民族文化背景比以往研究的领域要复杂得多。如果结合彝族的迁移史，可以明显地看到，并存异民族对当地彝族的生计方式已经产生了极其明显的影响，墨守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线性关系，显然不能对这里彝族当代生计方式的流变做出正确的解释。要正确理解他们的生态意识变迁，显然需要注意到藏族、蒙古族、苗族等这些并存民族对他们的影响。
最后是，以往理解的生态适应总是在生态现象和文化事实之间，直接建立关联性去作出描述和评估。[5][p.47]但在上述个案中，情况有所不同。很多生计方式的流变不是针对特定的生态系统的表征作出响应，比如说，不是针对有什么样的动物与植物去寻求对策，而是针对当地一种带普遍性的生命物质和生物能的转化机制做出应对。表面上的原因和结果之间插入了很多中间环节，表现出多重因果关系的复合并存。其中有机物降解缓慢成了众多适应性对策的聚焦点。
总之，这个个案中提供的适应过程，比此前的分析模式要复杂得多。如果不完善已有的分析模型，只遵循因果关系的一一对应，显然很难对这个个案中揭示的再适应机制作出准确地说明。只有注意到上述三个方面的特殊性，在讨论文化的再适应时，才可望得以深入与精当。笔者认为这才是本个案最值得关注的核心内容。
［收稿日期］2010-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