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与季扎访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季扎访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上有些结论下得轻率。比如因季扎访鲁听过演奏《诗》乐，就断定孔子不曾删诗。
孔子删诗是件大事，关乎孔子后半生评价。授徒讲学、修订传播《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孔子返鲁后全力以赴的大事业。
“古者诗三千余篇”，并非夸词。五百年间，存诗三千余篇，还多吗？孔子既从周，整理周代文化遗产以期发扬光大，删诗首当其冲。
此事似是旧话重提，但笔者仍觉有必要加以辩证。这里将否定孔子删诗的有关论据摆出，逐一辩驳。
一、关于“大体一致”
否定孔子删诗的论据之一，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扎至鲁观乐，鲁为之演奏《诗》乐，其十五国风与雅颂各部分，先后次第与今本《诗经》大体一致。”“大体一致”说法本身就不严密，大体一致毕竟还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么不一致的地方算不算数？立论者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把握的。乐工为季扎歌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八国之风和今本《诗经》次序一致，而下面的《豳》、《秦》、《魏》、《唐》、《陈》、《郐》就不一致了。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这样的“大体一致”能证明什么问题呢？一致的，是在传统中形成的自然次序，已在社会上约定俗成，孔子没有更换必要，所以一仍其旧，这并无足怪。而后面的七国国风，现今的次序是：《魏风》、《唐风》、《秦风》、《陈风》、《郐风》、《曹风》、《豳风》。“魏、唐”、“陈、郐”的次序没有变，“豳”从前边移到后边，“秦”从“魏、唐”前移到“魏、唐”后，这应是孔子变更的。
二、十五国风排列次序考辨
“二南”为什么放在首位，在历史上有何说法？《大序》是这样讲的：“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自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有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小序》说：《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二南”放在诸国之前，是周召时代即已如此，在儒家看来是所谓正风。孔子曾和其子伯鱼说：“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所以“二南”的位置，不但有其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其伦理鉴借的缘由。孔子只是删诗，并非革命，他安敢随意变动周公以来的次序呢！
事物没有变更，就是它在当时条件下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规律性。不要说季扎与孔子还算同代人，就是比季扎再早一百年，国序也会以这种次第排列着，因为无所谓无序只是相对的。
邶、鄘、卫三国在禹贡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东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纣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纣城。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邶、鄘，不详其始封；卫，则武王弟康叔之国也。邶、鄘、卫三国既是商都故地，周初才分而为三，自然国名要连在一起，无缘无故地把它们分开是没有道理的，只能保留三位一体式的联接局面。
再看《王风》。王，谓周东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贡豫州太华外方之间，北得河阳，渐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丰，武王居镐，至成王，周公始营洛邑，为时会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来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谓丰镐为西都，而洛邑为东都。至平王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其诗不为《雅》而为《风》，然其王号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这里说得非常明白，《王风》即洛阳之风。《王风》之所以列在《邶》、《鄘》、《卫》之后，乃《邶》、《鄘》、《卫》是商朝都城之地，而《王》为周朝东都之地，时间顺序先殷后周，是历史形成的自然次序，安可颠倒之！
再看《郑风》。郑，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郑桓公为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难。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东都，亦为司徒。又得虢、桧之地，乃徒其封，而施旧号于新邑。郑州在洛阳东，是河南比邻之城，《王风》之后排以《郑风》，地理位置如此，勿庸赘述矣。
《齐风》。齐，国名。本少昊时爽鸠氏所居之地。在禹贡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于棣。山东大国，紧连着中州，是由中而东也，次序井然。
从以上八国国风排列顺序，我们可以找出一个规律，即国风排列所遵循的路线：以系于周、召二公的二南正风为先，次为商都朝歌三小国，次为周东都王畿，次为王畿比邻之新郑，次为中州东邻之齐国。1、体现出重视正风的王化教育作用。2、体现出尊重历史，即把殷商都城故地三小国摆在前头。3、体现出尊重王室，所以《王风》列于商城之后。4、体现出按远近方位依次排列的秩序，即王而郑，郑而齐。王为中心。这都是有则可循的。今本《诗经》以上八国与季扎观乐的同序，孔子没有改动。
以下七国次序有改动，即异于季扎观乐时之次序。
且看《魏风》。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周初以封同姓，后为晋献公所灭，而取其地。今山西解州即其地也。魏地入晋久矣，其诗疑为晋而作，故列于《唐风》之前，犹《邶》、《鄘》之于《卫》也。
再看《唐风》。唐，国名。本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南有晋水，至子荧乃改国号曰晋。后徙曲沃，又徙居绛，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为何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唐叔所都在今山西曲沃及绛。
魏、唐皆晋地，由山东而山西，山西再往西，一路下去，即陕西秦地。
且看《秦》。秦，国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以保西垂。六世孙大骆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繁息，孝王封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时，犬戎灭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孙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不克，见杀。及幽王为西戎犬戎所杀，平王东迁，秦仲孙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为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丰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至玄孙德公又徙于雍。
下面接着是《陈》、《郐》二国。陈，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贡豫州之东，其地广平……帝舜之胄有虞阏父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满，而封之于陈，都于宛丘之侧。郐，国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其君妘姓，祝融之后。陈、郐都是古国君臣之后，去商、周远甚，此其一也；且都是外姓，一为舜之苗裔，一为祝融之子孙。周代已有重男轻女之习，所以大姬之国列于斯；而妘姓与周室无亲，则又次之。
国风次序不是从诗之质量、数量考虑，《陈风》十首，数量不少，在十五国中列第七。由此证明国风中诸国位置之安排大半是从政治影响、地域位置、历史渊源、亲疏远近等侯国自身条件为依据来考虑的。
季扎观乐至《郐》而止。至于《曹》，季扎观乐时并无此国。且看《曹》。曹，国名。其地在禹贡之州，陶丘之北，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锋，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再看《豳》。豳，国名。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际，弃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弃稷不务，弃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刘，能复修后稷之业，民以富实，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国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阳，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至于豳风为何被孔子单提出来居于变风之末，前人曾有揣度，认为夫子盖伤之也，故终之以豳风，言变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系之以正。变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终不失其本，其唯周公乎！
这种思想多少有点辩证味道，礼崩乐坏，经克己复礼，即可扶而正之，这样《豳》、《曹》居后就可以理解了。《曹风》在季扎听乐时还没有出现在乐谱之列，处于被省略位置，孔子排列时无法把它插在前头，而豳风既已放在最后，以和二南前后呼应，则《曹风》正好留与《豳风》作伴，因皆武王之弟也。这样看来十五国风之次第是随弯就曲，大半是在自然无为状态中形成的，孔子也不是没有改动，《秦》、《曹》、《豳》三国的位置，就是孔子定下来的。但改得自然，几乎不留痕迹。《秦》置晋后，乃是考虑由东而西的排列次序，《豳风》收秋，寓有匡正之义。而《曹风》插于豳前，乃因振铎与姬旦地位相当。因此，所谓“大体一致”论，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诗》，绝非是季扎之前早有人“编定”了，这种说法排斥了孔子劳绩，不符合史实。从以上诸国国情可以辨明，国序是西周以来几百年间在朝廷乐官那里自然形成一个顺乎时代情理之次第，各国间有个不成文的照应，通过文化交流来彼此协调一致。从汉初三家所传《鲁诗》、《韩诗》、《齐诗》来看，可以证明，春秋时期不止一国有经太师保存的周诗，而鲁国只是列国中保存诗乐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鲁国当时的文化基础较其它诸国较为雄厚，这样才能以“鲁乐”的形式闻名遐迩，也才能吸引季扎到鲁国观乐；相反，如果鲁国没有这些丰饶的文化遗产，孔子也就不会产生整理古文化的宏愿，因为他首先就失去了条件。
至于各国的排列名次，孔子有的地方确实未改，但也不是都未改，还有改的地方；而改，不一定全改才叫改，改动一处也是改，何况改了三处！
三、国风排列次序并不影响删诗
即使今本《诗经》《风》、《雅》、《颂》各部排列次序与季扎听乐之时完全一致，也并不能证明孔子未删诗。季扎听的只是列国之风的典型代表乐章，并未指出具体篇名，无法推知诗的具体内容；再说季扎根本不可能听三千首诗，三百首也不能听，他每风听一曲已足够有耐性的了。若让他听一百首，季扎就得在鲁国住上三天；若让他听一千首，就得一个月。那么季扎只听听各国之风的代表作，怎么就能证明那时《风》、《雅》、《颂》已删改完毕了呢？这样的思维线条岂非太粗疏了吗！
我们现在可以揣度，《周南》也就听听《关雎》，《召南》也就听听《鹊巢》，《卫风》听听《淇奥》，《王风》听听《黍离》，《秦风》听听《无衣》，《豳风》听听《东山》，《小雅》听听《四牡》，《大雅》听听《文王》……如此而已。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诗》已经删完，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诗》已定为三百零五篇，因为国风次序和删诗多少根本没有关系。司马迁说的是孔子“删诗”没有说孔子“排序”。季扎听乐时的《周南》完全可以存诗百首，即使《周南》存诗三百首，和季扎只听一曲《关雎》又有何关系！
四、人与诗的遇合
周诗既已加入时流，它就将与人类文化史一道长存，而人作为一个点，随时可以介入时流，而与《诗》遇合。
孔子八岁不能删诗，半个世纪之后，总可以删诗了吧！——不妨假设孔子大器晚成，六十八岁删诗如何？《诗》，不因孔子删与不删而存在，即使孔子压根不出世，《诗》，照样顺着历史的河床流淌。季扎听乐时孔子八岁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时间在流逝。小，可以长，长大了再删。《诗》，只要没被秦火烧光，即使孔子不删，到了汉朝，董仲舒还可以删。就是时流到了当代，我们也不因孔子删过诗而不再研究《诗经》。
五、疑古风之影响
近代受疑古风影响，以为欧洲历史相对短些，中国文明史就不该如此悠长。夏禹无非是一条虫，一条虫豸如何能够建立朝代！所以夏是不存在的，商朝赖有甲骨碎片保佑，不然在历史上也有被抹去的危险。
近代的欧风美雨，唯利是图，虚假文化，动摇了人们的信仰。我们素以信史著称于世的古文化，也用近代人的心态加以比照。以为近代人作假，古代人安能不作假！所以，我们的权威史学家司马迁，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怀疑。
孔子晚年回鲁，整理古代典籍，《诗》首当其冲。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排列次序，只是诗多而杂，重复残缺，必须比较研究，逐篇鉴别。孔子周游列国之后，深谙春秋文化与世风人情，根据礼崩乐坏的现状，孔子选诗就要有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一是艺术标准，不待说，从孔子角度来看，正风是树立榜样的，《雅》诗里某些充满艰苦卓绝奋斗精神的创业作品，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东周以后，世风骤变，现实主义诗篇雨后春笋般涌现，孔子选用变风，正有讽谕社会、影响社会之意。孔子选诗标准，证明孔子是个现实主义唯物求实的批评家。孔子选的“变风”明显多于“正风”，他不靠颂歌来阿谀社会，也不靠颂诗有求于社会；相反，由于他生于春秋末年，饱经乱世，敢于直面人生，他把忧国伤时之诗，征战徭役之诗，反映社会黑暗腐朽之诗，一一予以肯定，一一选入他的《诗三百》。他是既不惧“文字狱”，也不为“稻粱谋”。这种严正立场，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不愧为千载之师。是值得后人敬佩的。孔子选用的桑间濮上之风，虽被视为淫风，但却是人间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孔子的文艺批评观不是落后的，而是具有开放精神的，具有远见卓识的。
我们相信古诗虽多至三千首，但孔子留了精华。孔子做到了去伪存真，他不曾扔掉一首好诗。他选定的三百零五篇，足以代表殷、周以来华夏诗坛的主流。经了这一删，诗的质量更上一层楼，整齐了，水平统一了。经孔子敲定之后，更成型了，更完整了。该淘汰的淘汰了。这是孔子的功劳，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孔子删诗的时代必要性，及其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