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彭湃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贡献
马小芳
(北京联合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 彭湃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是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核心和灵魂，为海陆丰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彭湃客观、深入地阐述了农民问题，形成了切合实际、内容丰富的农民运动思想，为海陆丰农民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教育农民，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为海陆丰农民运动提供了丰富多样且接地气的宣教形式；以农会为载体，将农民组织起来，为海陆丰农民运动提供了组织保障；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为海陆丰农民运动确立了奋斗目标。
关键词： 彭湃；海陆丰农民运动；贡献
在中共早期农民运动中，彭湃是杰出的领袖，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当时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旗帜和典范。作为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核心和灵魂，彭湃为海陆丰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广东农民运动乃至全国农民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静秋放好茶壶，放好茶杯，放好茶盘、茶托、茶洗、茶针、茶勺、茶夹……静秋一直低头垂眼，客人面前，她像个忠实的奴仆。静秋轻轻问他：“需要帮你冲泡吗？”楚墨不说话，他看着静秋的手，那双手仍然又瘦又长。楚墨曾开玩笑说那双手为弹钢琴而生，而现在，细长的手指之间，只有茶杯叮当作响。
一、较早提出一系列农民运动思想，为海陆丰农民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只有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会取得成功。彭湃在努力从事农民运动实践的同时，结合旧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民的特点，积极研究农民问题，总结和提炼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丰富的农民运动思想。彭湃是中共成立初期党全力开展工人运动之时，最早重视、研究农民问题，并客观、生动地阐发农民问题的人。
(一)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彭湃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1922年11月，彭湃在与好友李春涛的通信中提出，与开展工人运动相比，开展农民运动具有五个更有利的条件。一是占农民中大多数的佃耕农，“因和田主的距离很远，凡甚么运动，田主都不知。不比工厂的工人，一经给资本家知道，马上就解雇”。二是农民与工人相比，虽然很少有团体训练，“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的尽忠于自己的阶级。”三是他们也可以采用“同盟罢耕”的斗争方式，将来“占领田地”非常容易。四是海丰“现在做官的钱很多，竞买田地，地价骤增”，地租随之增加，佃户和地主的争议也增加。五是“海丰物价日贵，农民生活日益困艰，他们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的心理。”[1]12值得注意的是，彭湃提出的这些思想，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一味强调并全力开展工人运动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更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
三组平均秩和及统计结果（见表）：进行Kruskal-Wallis H检验结果。在CTDIvol中故以χ2值（Chi-Square）表示统计量，χ2=52.564，v=2,P=0.000，按a=0.05水准，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三种扫描方式得到的容积剂量指数不同或不全相同。在DLP中，χ2=52.070，v=2,P=0.000，按a=0.05水准，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三种扫描方式得到的剂量长度乘积不同或不全相同。在ED中，χ2=52.070，v=2,P=0.000，按a=0.05水准，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三种扫描方式得到的有效剂量不同或不全相同。
1924年4月，彭湃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和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对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1926年5月，广东省召开了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由彭湃参与主持通过的《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2]100
(二)农民各阶层的特点、地位及其革命性
彭湃把中国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四种，并对各自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他总结道：自耕农，“自己有田耕种，不必向地主租赁”；半自耕农，“自己只有少许的田，还要向地主租些来耕种”，约占30%；佃农，“自己没有一些田地，所有的田地都是向地主租来耕种”，在农民中所占比重最多，约占50%；雇农，“连耕具都没有，为大地主雇去作工，每日给他多少工资，或每月给他多少工资”[1]105-106，人数不多。
对于农民的地位和遭受的苦难，彭湃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进行了具体、生动的阐述。政治上，“不但不能脱了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官府的锁链。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恐吓。”[1]113-114经济上，因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农民日益贫困和无产阶级化，生活非常艰难。比如，在广东93个县中，据精确调查，“佃农都是蚀本。”[1]107怎么办？佃农通过做工，如抬轿、挑货、养牲畜等来还债。结果还不行，只好去“压迫父母妻子”，“鬻妻卖子”，甚至“自己卖身”做猪仔或上山为匪为兵，[1]108-109“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1]119。不仅佃农的生活惨不忍睹，自耕农的生活也“日陷困难”，入不敷出，逐渐沦为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文化上，农民多数是文盲，观念陈旧落后，相信天命。对于经济上所受的各种剥削压迫，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1]120；对于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政治地位，他们往往把命运寄托在“真命天子”身上，“‘真命天子不出世，天下是不会太平的”[1]120。
基于上述分析，彭湃强调，农民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革命的，一条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1]109。
第三，制定了农会章程。1923年1月，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总农会，颁布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简章》。《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包括纲领、组织、会务、附则四部分，共14条。其中，总农会的纲领是4个“图”，即“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宗旨是“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1]18。《约农会简章》比《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的内容要详细、丰富，包括会领(即纲领)、总则、职员、会议、会务五部分，共23条。
(三)工农联盟思想
三是工作作风和行动平民化。在宣传发动农民期间，农忙时节，彭湃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劳动；农闲的时候，彭湃与他们“一起厮混”，“向他们学习拳术，和他们一起玩弄乐器”[4]668。通过这样的方式，增进与农民的感情，逐渐与他们打成一片。
(四)土地革命思想
一是穿衣打扮平民化。最初到农村去的时候，彭湃身着洋装，很多农民以为他是官府的人，不敢和他接近。几次下来，彭湃深感自己的装扮与农民格格不入，无法走近农民、融入他们当中。后来，彭湃干脆换上农民的装束，拉近与农民的距离。
秦安县位于秦岭之北，地理位置独特，属陇中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区，气候条件优越，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是北方果椒最适宜生长的地区之一。目前，全县花椒面积达1.12万hm2，挂果面积0.93 hm2，产量1.05万t，产值12.6亿元。秦安花椒以颗粒大、色泽艳、麻味醇、绿色营养，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关于减租减息思想。1922年冬，彭湃就提出要“防止田主升租”[1]15。1923年7月，彭湃又提出“向田主请减租额”[1]40；凶年减租没什么价值，要丰年减租[1]44等。1923年7月底8月初，海丰遭遇了两次风灾水祸，农业严重歉收，彭湃召集农会议决减租事宜，最后决定“歉收之季”，“最高限度只能输纳三成”[1]48。彭湃的上述减租减息思想比1926年7月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的以减原租25%、借贷利率不超过二分等要求早三年。
关于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思想。彭湃不仅明确了土地革命的内容和任务，即把“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军士的家庭去耕种”，“毁灭一切土地的契约和债券”[1]294，而且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实施办法：一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二是确定土地分配标准，即按照人数多少、人的力量(老幼强弱)、家庭有无别的经济收入、土地贫瘠分，规定分配田地的期限没有限定，在乡苏维埃政府认为要分的时候再分。三是土地分配的根本原则，即不劳动不得田地、不革命不得田地。1927年11月中旬召开的海丰、陆丰两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采纳了彭湃关于分田的多数主张，制定并颁布了《没收土地案》。
(五)武装斗争思想
武装斗争是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取得成功的强有力保证。彭湃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十分重视武装斗争，强调武装农民，建立农民军，以革命武装消灭地主、官府和军阀。
正式测验是指选择一组被试进行两次或多次测试.研究两个变量间的关系，一组被试需要做两份量表测试；研究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组被试需要做多份量表测试.如果只做相关性研究，那么两次或多次测验的时间可以不相同；如果要做预测性研究，那么两次测试之间要间隔较长时间.
第一，重视武装农民，主张建立农民自卫军。1924年12月，彭湃认为，如果不把农民武装起来，“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3]282。1925年2月，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军到达海丰，彭湃提出：“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3]283-284。1926年8月，在《慰劳农军词》中，彭湃再次强调：“我们要革命，一定要武装起来！农民必须有了武器，然后革命才能成功。”[1]218
第二，提出全民武装主张。一是实行征兵制。1928年2月底，海丰县苏维埃政府颁布《征兵条例》，规定：“工人农民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壮者应当兵一年”，以保证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有足够的兵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义务兵役法。二是建立各种群众武装，如工人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劳动儿童团、妇女粉枪团等。
（2）“就业目标实现”包含“可促进就业的”“能找到好工作的”“有助于自主创业的”这三个自由节点，指的是个体在“再就业培训参与决策”之前对“培训项目在促进就业目标实现”方面形成的前景价值判断。
第三，提出武装斗争的重要原则。在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彭湃概括和总结了一些武装斗争的重要原则，如“武装一切群众”“用群众作战方法来消灭敌人”“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2]288-289等等。
彭湃的上述思想为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此外，彭湃还提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注意掌握政权，重视统一战线，争取各方面支持等思想。
二、采取多种宣教形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为海陆丰农民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宣教形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没什么文化且观念陈旧落后的广大农民动员、组织起来，就必须对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信仰并践行马克思主义，使其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彭湃在海陆丰采取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针对性强的宣教形式，极大地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从而将农民很好地动员、组织起来。
(一)以“平民化”形象深入农民，获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
马克思主义的宣教者，要想让当时广大中国农民接受、信仰并践行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做到“平民化”，即穿衣打扮、语言表达、行动要平民化，要深入到农民当中，和他们打成一片，以便使农民打心眼里拥护你，从情感上接受你。彭湃非常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作为出生于工商业和大地主家庭，又曾留过洋的彭湃，自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后，为向广大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脱下洋服，以平民化形象走近农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彭湃是这一时期党内最早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领导人之一。党解决土地问题主要通过减租减息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两种方式来实现。彭湃在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中，率先对这两种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从中概括出了相关思想。
二是语言表达平民化。刚开始到农村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作为曾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彭湃说话文绉绉的，农民既不习惯，也听不太懂。为便于同农民交流，他尽量把深奥、难懂的革命理论用通俗生动、接地气的语言进行表达。比如，在向农民宣传农民要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农会的革命道理时，他说，“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互相推诿，结果没有一个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亲如兄弟的机关。”[1]129
治疗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1922年,党的二大从工人阶级是革命主体的角度提出工农联盟思想，即工人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联合广大农民。彭湃也主张工农联盟思想，不过，他更强调农民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即农民运动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团结工人阶级，实现工农联合。彭湃的这一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旧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基于工农联盟思想，1923年彭湃起草的《约农会简章》和《广东农会章程》都明确指出，农会对于各处工会、学生会及其他无产阶级团体均与之联络。[1]371925年10月，彭湃进一步指出：“现在社会中有两种人主张革命最彻底的”，分别是工人和农民，“由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农民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工人，这已成为铁律”[1]105。
通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平民化”，彭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打心眼里拥护他，从情感上接纳他，进而愿意跟着他干革命。
一是演讲前，带着留声机播放农民喜欢听的地方戏、小调等，或者通过变魔术和耍杂技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农民听他演讲。“久而久之，四乡无知之农民，趋之若鹜。”[5]650
(二)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教育农民
南部湖区是悬浮颗粒物粒径值最小的区域，在空间上的粒径变幅较小。南湖来水来沙主要源于抚河和饶河，饶河是五河中年均输水、输沙量最小的一条河流，水动力条件较弱，入湖的泥沙对该区域影响较小。该区域为滞水区，湖水流速为全湖最小，主要对湖水起调蓄作用，且该区湖水清澈，大部分粗粒径颗粒物沉积，只有细颗粒物悬浮，所以表现出该区域的悬浮小粒径颗粒物占比大。主湖区的悬浮颗粒物粒径空间变化最为复杂，靠松门山区域受人为采砂的影响较大，湖心区域受赣江中支南支来水的影响水流紊乱，悬浮颗粒物粒径增大。
二是使用简单、生动的表演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一次，彭湃装着惊慌失措的样子，在天后宫前的大榕树下，大嚷大喊：“老虎来啦！”来往的农民信以为真，纷纷逃避。过了一会儿，没见什么动静，只看见彭湃微笑着来到大榕树下，等大家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后，彭湃就抓住这个机会，先说明既不是骗人，更不是有病，而是看见“收租佬”和“批捐佬”来了。他说，这些家伙就是吃人的“老虎”。接着，就鼓励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同反动派斗争。[4]1038
六是成功组织了北京市第八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中式烹调师）比赛。来自全聚德、便宜坊、东来顺、华天等近60家餐饮企业的551名选手参加了比拼，通过初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产生金牌奖9名、银牌奖14名、铜牌奖23名、优秀组织奖11家企业。
三是编写一些生动的歌谣，教农民诵唱。彭湃曾创作了一首歌谣教给农民诵唱。“冬呀！冬冬冬！田仔(佃农)骂田公(地主)！田仔耕田耕到死；田公在厝(在家里)食白米！做个(的)颠倒俄；做个(的)颠倒好！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戆！地是天作！天还天公！你无分！我无分！有来耕，有来食！无来耕，就请歇！”[3]108通过教唱首歌谣方式，彭湃引导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争取自身的自由解放。
(三)培养农民运动骨干，通过骨干去宣传教育农民
当时，海丰县约有40多万人，其中农民约有30多万人。单靠个别人的力量去宣传发动如此众多的农民，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培养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在赤山约的几个乡村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时，彭湃发现张妈安、林沛、李老四、李思贤等几个性格开朗、活泼、热情、聪明，并有一定阶级觉悟，就培养他们成为骨干，帮他“到各村去演说宣传”。后来，他在农民中又发现和培养了杨其姗、蓝镜清、黄正当、万维新等骨干，在知识分子中发现和培养了林甦、吕楚雄、李劳工、彭汉垣等骨干。彭湃通过这些骨干发动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农会，从事农民运动。
(四)采取为农民谋取实际利益的方式，宣传教育农民
第二，确定了符合当地农民实际的会旗、印章。海丰总农会的会旗选择红黑两色，是因为当时海丰农民分红黑两派，两派间经常发生纠纷和斗争。当时的官府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经常利用两派间的矛盾和斗争。为使两派农民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在设计会旗时，不单独使用红色或黑色，而是两色兼有，寓意两派不再对立，实现团结、联合。海丰总农会的印章为圆形，以区别于官府的四方印，意味着农会中的农民将摆脱“四方印官府”的剥削和压迫。
三、以农会为载体，将农民组织起来，为海陆丰农民运动提供了组织保障
要把分散、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为实现其利益而不懈斗争，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巩固的组织。因此，彭湃在海丰宣传发动农民的同时，就积极筹划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1922年7月，在从事农民运动一个月后，彭湃领导成立了“六人农会”，这是中共农会的雏形。1922年10月，彭湃领导成立了赤山约农会，会员多达500多人，遍及28个乡，这是中共最早正式成立的农会。1923年1月，彭湃又领导成立了海丰总农会，占全县人口1/4的农户参加，会员多达10万人，这是中共最早成立的县级农会。同年5月，彭湃将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包括海丰、陆丰、惠阳3县，会员20多万人。1923年6月，彭湃领导成立了陆丰县总农会。1925年5月，彭湃又领导成立了广东省农会，这是中共成立的第一个省级农会。这样，彭湃领导建立了由低到高、多层级的农会组织。在具体的农会组织工作中：
第一，建立起内部分工明确的组织系统。海丰总农会成立后，设会长1人、副会长2人，负责总农会的领导工作。总农会内设文牍部、农业部、宣传部、仲裁部、财政部、交际部、庶务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总农会下设各约农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总览会务，并出席总农会。另外，各约农会设干事员、会计员、书记员、调查员若干人，各自承担相应的职责。
要想把广大农民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就必须满足他们最关切、最直接的需要，为其带来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土地是农民最关切、最直接的需要。要发动、组织农民，就必须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22年10月，彭湃搞了著名的“烧毁田契”行动，当众烧毁了家中所有的田契，誓言要把祖父遗下的土地给“农民兄弟享受，农友们不要担还给我”[3]27。这次行动，彭湃赢得了人心，让农民对他所领导的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愿意加入到农会中来。后来，彭湃又领导海陆丰农民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在土地上获得了更多、更实际的利益。于是，海陆丰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式中k表示第k组位姿。本调姿托架共有41项结构误差，分别用er1,er2,,er41表示。由于δe13，δe21，δe23，δe33，δe43各包含两个未知量，因此式(13)包含41-5=36个未知量，单个位姿能够提供有关未知量的12个代数方程，因此要辨识全部36个位姿误差，在矩阵T行向量、列向量线性无关的情况下，需要测量3组或以上位姿误差数据组成总误差模型：
经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56.67%)高于对照组(36.67%)(Z=-2.546，P<0.05)，见表1。
第四，确立了民主制度。《约农会简章》明确规定，农会代表、会长、副会长及相关部门人员，由民主选举产生。“约内各乡会员，均得选出代表若干人，出席本会。惟代表人数，以该乡会员人数多少为比例。计每三百人得选出代表一人。但不足三百人者，亦得选代表一人。”至于正副会长、干事员、会计员、书记员等职员“由各乡代表于每年正月某日开职员选举会互选之，任期一年，再选得再连任”[1]21。
第五，确立了严格的纪律。一是严格的会员入会手续。《约农会简章》规定，凡约内“农民赞成本会宗旨者，均得随时加入为会员。但入会时，宜先纳入会金若干毫。每人每年纳会费若干毫”[1]20-21。农民入会后，由农会颁给他一个会员证。二是严格的组织纪律。《约农会简章》中“会务”一项规定，对于违背如下纪律者，即“滥用本会名义者”、“违背本会规章者”、“不纳会费而无通告者”、“其他不正行为者”，“由职员会议提出忠告或除名”。严格的纪律和规范，便于形成农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通过上述措施，农会就成为一个有会旗、纲领、宗旨、民主制度、严明纪律和分工明确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农民的组织化，有利于加强对农民的管理，从而有利于农民革命奋斗目标的实现。
四、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为海陆丰农民运动确立了奋斗目标
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1927年5月1日、9月上旬、10月底海陆丰人民分别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失败了，但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当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后，在香港从事南方局领导工作的彭湃很快回到海丰，积极筹建苏维埃。起义胜利后，在彭湃主持下，陆丰、海丰两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27年11月中旬先后召开，会议以民主的形式通过了施政纲领，产生了两县的苏维埃政权，统称海陆丰苏维埃，这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也标志着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和解放。
(一)在政权建设方面，彭湃领导建立起较完备的政权系统，颁布和实施了多项代表工农兵利益的法案、政策
首先，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民主方式建立起机构较为健全的工农民主政府。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其代表经过民主方式产生，即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名额，通过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具体来说，在农村，代表比例分配为：农民占60%，工人占30%，士兵占10%；在市镇，代表比例则分配为：工人占60%，农民占30%，士兵占10%。另外，工农兵代表大会实行主席团制，主席团成员由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也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当时，实行差额选举，差额达5人之多。
1927年11月，海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的县级苏维埃政府，由军事、人民、财政、土地四个委员会组成，县级苏维埃政府之下设区级苏维埃政府。1928年2月，海丰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县级苏维埃政府，将主席团制改为委员会制，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秘书处、军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等机构，各委员会下设科，政权组织机构逐渐完善。各区也设区苏维埃政府。海陆丰人民拥有了自己选出来、代表自己利益、由自己管理的政权，一改过去被统治、受奴役的地位。
其次，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颁布实施了多项法案和政策。海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没收土地案》，规定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了几千年来农民梦寐以求的拥有土地的强烈渴望，彻底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妇女儿童案》首次提出和规定保护妇女儿童的条款，保证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对妇女是空前的解放；《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士兵生活案》《抚恤遭难烈士及被祸工人农民家属案》等议案以法令的形式维护了工人、士兵的权利和利益，抚恤了烈士及其家属。这些法案，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上保证了工农兵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
从国别结构分析看，广西与越南跨境贸易便利得益于地理位置毗邻，使得广西与越南的跨境贸易发展迅速，但也凸显出与东盟国家贸易的不均衡问题。
(二)在土地革命方面，海陆丰在全国最早提出分田标准和《没收土地案》，并最早进行了土地革命实践
《没收土地案》首先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田地分配后，不规定何时再分，经乡苏维埃政府认为要分时再分。其次，该法案还具体规定了每年应交的办公费、士兵如何分田等问题。再次，规定了土地分配原则，即按照人数多少、土地贫瘠分。最后，土地分配后，立即由苏维埃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该法案彻底否定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当时全国革命根据地中颁布最早的土地革命法规，对其他根据地土地法案的制定具有示范作用。
海陆丰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还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领导得力、机构健全。当时海陆丰的分田分地，由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并依靠各区土地科、各乡土地委员或农会展开。二是程序规范、开展有序。分田前，由区、乡派专人核实应分土地的人数，重新丈量土地，制定分配方案。然后，以行政村为单位，召集各户代表进行酝酿，插红旗进行分配。分田时，县土地委员会或区土地科派出委员和工作人员，亲自主持乡村分配。分田后，中共海丰县委又颁发文件，检查、督促土地分配工作的进行。三是行动迅速、成效显著。仅20多天时间，海丰就按照彭湃等人提出的分田原则，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并由政府给农民颁发土地使用证。据1928年2月统计，海丰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陆丰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40%。[2]278在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同时，进行了焚烧田契、铲掘田界和山林、桥梁、鱼塘、盐町等其他财产的处理工作，这些工作也开展得井然有序，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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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5—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赴苏百位中共党史人物档案初编与研究》(编号:14AZD062)。
作者简介： 马小芳(1968—)，女，山西介休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海外中国学。
中图分类号： 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62(2019)05-0021-06
DOI :10.13977/j.cnki.lnxk.2019.05.003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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