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嵌入”的公共空间：村庄关联与共同体重构的可能路径
——乡村文化礼堂研究
陈 勋
(温州市社科院 社会科学处，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 由政府发起组建的浙江乡村文化礼堂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完整的“场所—活动—记忆”的公共空间体系，通过增加和增强村民的福利与互惠、信任与合作、情感与记忆，造就了乡村社会更多元的利益、组织和情感关联。当然，以行政嵌入促发内生关系与秩序，必须准确把握村庄建构之特点，充分尊重村庄地方性知识、惯习与村庄生存理性，以实现在乡村社会的真正“嵌入”。
关键词： 公共空间；村庄关联；共同体；乡村文化礼堂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伴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原本附着于乡土社会的 “乡、土、人”开始“分崩离析”,村落共同体式微，村庄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联结模式和文化价值系统被重新解构。“村落的终结”[1]“村庄的再造”[2]“村将不村”[3]等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村落变迁的多元图景。在此过程中，传统公共空间萎缩、村落共同体没落以及由此引发的整合与治理困境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些变化折射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及其性质正在发生巨变，即乡村公共生活衰败、公共性减弱、村庄链接松散、社会建构主体与资源流失、乡土文化传承与共同体记忆断裂、社会控制与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弱化等，最终导致社会动员与整合能力不足，引发农村社会的价值危机、伦理危机和治理危机。[4]
表2给出了通过所提出的方法获得的次级电弧的灭弧时间与实际预期时间之间的比较，由此可见，本文所讨论的方法可以准确地识别次级电弧灭弧时间。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基层权力结构进行过多次解构与重构，但当下的乡村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其中之一便是治理的社会基础的丧失。对此，靠市场与国家政治力量(包括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其实就是为重获村庄秩序而生)，似乎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市场经济、城市化一方面将村庄的大量人财物等资源吸入城市，另一方面也系统破坏了村庄内生秩序与自组织的机制与能力。由国家植入的村民自治也因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异化导致了新的治理困境。对此，除却在制度与政治层面建构外，亦需要在社会与文化层面探寻解决之道。目前急需的应是乡村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的培育、形成和发展，夯实“基础社会”，使其与国家政治相配合，形成对乡村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良性治理。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社区建设的重视和推进①，重建“社会”与再造共同体再度成为热点议题。为推进社区建设，针对目前公共空间供给短缺、组织和制度化形式弱化、公共性不足、市场化倾向过重等问题，各地出现了诸多重构乡村公共空间的实践，其中有政府推动的，也有社会、市场力量驱动的。但现实是，很多新生公共空间因缺乏必要的公共资源和服务，或片面追求审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或缺乏有力的运营主体，加上村庄“空心化”，村民使用率低，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呈现萎靡或空置状态且严重缺失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并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公共场域，无力承担起社会教化、社会整合、秩序建构等功能。尤其是政府驱动的公共空间营造，经常被质疑为政绩工程，行政化倾向过重，脱离了农村实际，成为“华而不实”的摆设。相比而言，一些村庄内生的公共空间却整体表现得较有活力。
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SH-SY5Y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购买。细胞使用含10%胎牛血清，100 U/mL青霉素，100μg/mL链霉素的DMEM培养基，在37℃、5%CO2条件下静置培养。
乡村文化礼堂是近年来浙江农村出现的新生空间。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利用5年时间在全省行政村建成一大批集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礼堂，使其成为一个集思想道德建设、传统文化弘扬、文体娱乐活动、知识技能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本文想探讨：第一，由国家发起的为解决农村精神文化领域诸种问题而生的乡村文化礼堂建设于村民和村庄有何意义？对村庄共同体重构与乡村整合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第二，农村文化礼堂的发起者是政府，伴随集体化时代的结束，已有诸多学者注意到“外嵌型”公共空间衰弱和消逝的事实，但对于近年来新增的“行政嵌入式”公共空间的实践效果到底怎样？以行政嵌入来创设公共空间、促进社会整合与村庄共同体再造是否可行？有何条件？对此，浙江乡村文化礼堂所做的尝试势必可以提供一些实践经验与学理启示。
二、村庄公共空间、社会关联与共同体重构
关于礼堂的具体建设，尽管各地的建设与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但文化礼堂建设与运行基本呈现以下特点：
1.乡村整合与村落共同体重构。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渗入，村庄边界开放，村落内部的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大大提高，异质性增长，原有村落共同体依存的基础慢慢瓦解。首先，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运作模式、制度设置和精神特质与村落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及理念大不相同。市场化力量对共同体的敌意和瓦解的最终目标是社会接受资本统治，以市场自由规则来支配社会。其次，城市化也带来了村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破坏了原有共同体的链接机制。如以土地作为村落共同体链接的纽带断裂，许多农民转向个体经营等其他生产方式。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与电子网络的兴起，村民的交流互动无需借助共同体创设的空间，也无需局限于原有共同体内的亲密人群，何况村庄内部相当部分青壮年村民的利益与社交均已不在村落。在很多村庄，没有了紧密的互动、共同的信仰，加上利益与情感的“离心化”, “我们感”已经大大削弱甚至消失，原有村落共同体对乡村整合与社会动员的意义已大不如前。
对文化礼堂意义的看待应突破提供文化产品与活跃文化生活的意义边界，它通过公共空间的重塑与拓展及系列公共活动的开展，借由村民福利与互惠、信任与合作、情感与记忆的增加，增进了村庄的利益关联、组织关联与情感关联，同时也对重建乡村社会价值共识、提升村民自组织与管理能力、推动乡风文明与社会和谐、改善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当然，文化礼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自组织与自运行能力弱的问题。当前乡村文化礼堂的“繁荣”景象得益于政府强大的扶持与推进力度，脱离外部扶持与资源输入后还能否良性发展尚存疑问。文化礼堂的组织管理队伍能力不强、资金供给困难、本土的文化资源与志愿资源不足以及村民自我组织及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弱，都能佐证这一担忧。因此，若要文化礼堂最终能持续作用于乡村发展与振兴，第一，政府必须真正理解和准确把握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义、内涵及目标定位，增强工作刚性与执行力，强化配套保障与扶持力度(如新建礼堂的土地、规划政策、运行经费保障等)，助力文化礼堂真正植入乡村社会。第二，要加大“种文化”力度及加强乡村社团的培育，增强“自文化”力量，增强村民参与文化生活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及能力。文化礼堂要能持久保持活力与人气，就必须有内生的本土力量作支撑。第三，礼堂建设过程中要强化需求导向，防止流于形式，成为一种脱离实际、华而不实的摆设。文化礼堂建设的关键不在于硬件与设施的豪华与齐备，而在于能否契合村庄发展与村民的现实需求。
学界在对我国村落共同体的界定、存在与否、转型方向等问题上一直存有较大争议。关于中国村落是否一个共同体以及表现形式，曾有著名的“戒能—平野之争”以及后来斯科特(Scott)和波普金(Popkin) 的“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之争。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总是以某种程度或类型的共同体形式存在着②，并呈现较强的共同体特性，如相对固定的地域空间、频繁且密切的交流互动、较强的生活互助性和伦理共同性等。经历了市场与现代化的洗礼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衰败已成公认事实。随着共同体外部生存条件的变化与内部维续机制的断裂，原有村落共同体解体之后便难以回到原点， 是“一个失去了而又无法找回的天堂”。但村落共同体及其作用不可能完全消失，因为无论从理论思维、社会实质还是现实需要来看，它都有地理、生产、文化和治理等价值。[5]尤其是共同体对于维系与增强村庄认同、强化村庄内聚力、修复村落过度分化、促进村落社会整合与稳定等均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目前，乡村社会仍存留共同体生存的价值、条件和因子，并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乡土的观念和逻辑仍以隐性的、精妙的方式在抗拒、消解着时代对乡村的现代性改造。共同体存在着重构的可能，只不过产生过程、形式、链接机制、松紧度、功能等将发生变化，关键问题在于关系亲密、彼此信任、互相依赖的共同体生活是否还被需要、没落的传统村落共同体如何顺应现代性实现转型与再造。
2. 村落共同体重构与村庄社会关联。涂尔干最早在回答“社会如何可能”时使用了“社会关联” (Solidarity)。贺雪峰从社群内部关系的状况与性质角度出发，将村庄社会关联界定为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从结构上看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包括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互惠关系、社会契约关系、权威—服从关系、共同经历及记忆等等。从功能角度来看，它是指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为村庄秩序提供了社会基础。[6]同时，原有社会关联的解体是当前农村社会危机和村庄失序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在同一情境或场域中多重且频繁的互动和建构，村庄成员身处多元社会关联中，才可能产生“同感”“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规范”，进而使一致行动与社会整合成为可能。
学界普遍认同，除却物理基础，“相对明确的交往与活动边界”“频繁的社会互动”“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较高的内聚与认同”既是共同体的特征，也是共同体形成和维续的基础。因此，共同体的本质在于“共”和“同”，即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利益与价值认同、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共同的社交圈与社会活动、共同的社会记忆与情感倾向。在共同体内，人们互相熟悉且互帮互助，满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交换与情感需求，拥有共同的利益，有共享的价值与认同，有可以分享的记忆与文化。我们认为这种能将特定边界内的人们连在一起并维续其团体生存的纽带实质就是各种程度与类型的“社会关联”。若无“社会关联”链接村庄，村民交往和互动不足，形同散沙，根本就无法成就“共”和“同”，公共精神与公共价值必定式微，难以形成集体意见与行动，村民集体行动所能提供的公共秩序与社会服务也因此而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形成“共同体”。共同体的修复和重构必须依赖成员的互动与互构，其实质是村庄内部关联的重构。只有高度的社会关联才可能产生村庄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动，进而产生内聚与认同，共同体才可能从“虚幻”走向现实，且不易在外部环境与社会条件变迁影响下迅速衰弱或解体。因此，我们认为传统村落共同体式微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导致的异质性与流动性冲断了原本维系共同体内部的链接机制，即各种社会关联的断裂。村落共同体的转型和重构的本质是村庄内部社会关联的重组与再造。
3.村庄社会关联与公共空间。综上，村庄共同体的形成与维持依赖于村庄社会内部的关联状态。尽管社会关联可以是多元多向度的，比如利益关联、组织关联与情感关联等，但其生成都必须依赖特定的场域，即村落公共空间，以及以公共空间为依托的公共交往与公共参与。村庄公共空间的结构及内部活动不断生产社会关联，并编织出多元关联的谱系。正是凭借着特定时空内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村庄价值体系才得以型塑，孕育着共同体粘合的基础。
传统古老的中医药理论，本身是抽象思维语言文化性质，现代人靠“会意”“揣测”不全的理解，总是用古代语言说现代人听不懂的事，很难有效的继承与发扬。生物化学分子学，是人类共有用来认识发现世界物质的一种方法与工具而已，本身就没有中医与西医的属性之分。中医药治病理论方法之所以在日、韩及西方国家得到认可与发展，也是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因此，中药治病原理，只有借助能揭示一切生物物质结构和功能的现代科技方法与手段－－生物化学分子学。
社会学层面上理解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通常更侧重关注价值规范的形成与社会建构，将其理解为具有文化内涵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间”包含两个层面：物理空间层面的公共场所及以此为依托所形成的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组织和公共性活动。这些组织与集体行动不仅是村民维持日常生活之必须，同时还能建构出一套象征符号和价值信仰体系，阐释村庄生活的内容和意义，并整合着乡村社会。王春光等更是认为，公共空间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方式，能增强村庄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村庄发展的动力源和生长点之一。[7]
5G是当前最受关注的产业之一，也是最确定的发展方向，家电厂商更需要准确判断市场环境，及时保持家电对热点技术、功能的研发，为消费者带来真正实用、好用的智慧家电。
尽管学界对村落公共空间的界定与分类意见不一，但对其价值及演变基本呈现以下共识：一是作为开展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是乡村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对乡村整合、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乡村急剧变迁，村落公共空间的数量、结构、运行方式均已发生重大改变，大量传统公共空间的衰败甚至消逝已是不争的事实，区别仅在于这种衰败在地区、程度及类型上有所不同而已。传统公共空间萎缩和凋敝的同时，新的公共空间生长缓慢。加上社会流动频繁，亲密社群不断解体，村民的“原子化”和陌生化已经比较严重。更糟糕的是，公共空间生产与维续的主体力量、基础性要素——村庄精英与青壮年大量外流，参与乡村构建与发展的主力主体缺失，很多村落已陷入“空心化”，有学者称其为“无主体熟人社会”[8]。公共空间衰弱既是村庄关联减弱、共同体式微的表现，也是原因。公共空间再造是重组乡村社会的必要环节，同时重建乡村共同体也是乡村公共空间重构的重要目标。
文化礼堂已不仅仅是一个村民生活交流的物理空间，它通过整合多重功能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的开展，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改造并创新了传统叙事，形成了村庄历史与记忆的新的叙事空间。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制度等村庄层面的叙事，中到家庭、邻里的故事，小到微观层面各种重要人物、典型人物或是普通百姓的故事，都有立体且综合的记录和叙说。文化礼堂正是通过村庄传统记忆场景的再现、礼俗仪式的举行，村庄历史轨迹和发展脉络的记录，使集体记忆在村民的生活互动中得以重现与唤醒，乡村记忆在这种动态的保存与提取中实现了延续与传承，乡村价值也借此得到凸显与承载。其次，通过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文化娱乐活动、关爱村庄弱势群体的志愿活动等，促进流动背景下乡村集体认同与情感的修复，增强村庄内部的情感关联。一系列尚德崇贤活动的开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的为人处世，无形中型塑着村民的行为逻辑，有利于共同体内“宽容、理解、正义、责任、参与、奉献”等公共精神的回归。
静秋爱上楚墨，阿芳这句话起到关键性作用。但只有楚墨知道，他的那些眼泪，一半是因为害怕，一半是因为太累。
三、“行政嵌入”的公共空间：乡村文化礼堂
最后是志愿资源的输入，主要指志愿组织及志愿活动的开展。很多地方依托文化礼堂建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和志愿者中心，还开展了“新青年下乡”活动，发动本地高校大学生到农村开展“科学理论、文化传承、文艺送演、志愿服务、硕博惠农”等服务。也有许多村庄定期在寒暑假为留守儿童、返乡儿童甚至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办免费的兴趣班和托管班，这些班级的师资基本来自于村庄内外的志愿者。
村庄公共性与村落共同体的修复或重构在当下有着特定的整合价值与意义。城市化、市场化带来的人、物与货币流动破坏了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封闭、内聚和自足的特点。原有村落共同体维续的机制逐渐消解，村民对村庄的依赖度降低，传统社会关联断裂，村庄整合的基础与能力均遭到削弱。共同体的失落或解体本质上是村庄内部关联的解体是原本共同体内部共享的公共利益、公共交往、公共记忆、公共价值的消解。因此，共同体的再造与维持关键还在于村庄内部社会关联的重构，而社会关联状态又倚赖于村庄公共空间与公共活动。
第一，规划建设。文化礼堂的建设模式是多元的，但均秉承“一堂多能、一室多用、灵活多样、功能齐全”的原则。大多数礼堂由原有的宗祠、民间信仰场所、博物馆、电影院、文体活动中心、废弃校舍、居家养老中心等场所进行资源整合和科学规划后转化而来。同时将原有“各自为政”的场所进行充分整合，以提高各种设施的综合利用率。
第二，组织管理。实行“总干事”驻堂制，通常挑选当地德高望重、懂文化、擅管理的人担任文化礼堂“总干事”，负责文化礼堂的日常运转，大都由村两委负责人担任。此外，还配设了“八大员”③、文化大使、专家指导团、社会志愿者、村两委干部、文化社团、大学生实践队、企业互助员等，帮助文化礼堂策划和指导活动的开展，以增强组织管理力量。
第三，活动内容。政府在礼堂中力推价值引领、道德引领、文化传播、人文关怀等“四类工程”，并以“教育教化”“乡愁乡风”“礼仪礼节”“文艺文化”等四大类活动为主要载体，推动文化礼堂开展活动，借此将政策宣讲、文艺演出、艺术辅导、培训讲座、展览展示、书画表演、体育赛事等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入乡村。
第四，经费保障：除市、县两级财政安排以奖代补和部分工作经费外，主要由村庄与村民共同集资，有些地方还成立了文化礼堂公益基金。如XX市财政在2013至2014年间投入资金奖补共2400万元。此外，民间资本也积极参与，有的村庄甚至募集了1000余万元的民资用于礼堂的建设与管理。
文化礼堂由政府发起创建并推动建设，对村庄来说，这是一个新植入的公共空间。目前，文化礼堂通过充分整合利用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和空间，拓展文化创新与服务功能，已成为乡村学习知识、传授技能、传播文化的载体，也成为促进社会交往和融合的重要空间场所。从机制上分析，文化礼堂通过构筑“场所—活动—记忆”的公共空间体系，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利益关联、组织关联与情感关联，使“原子化”的乡村社会得到了更多重新粘合的机会，对强化村庄链接与公共性、修复村落共同体和改善乡村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福利与互惠——公共空间营造与公共资源输入。作为现代社会核心特征的社会流动，通常被认为是直接导致共同体解体、产生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但也有学者注意到，流动背景下共同体的瓦解并非村落无可逃避的宿命，村落社会自身的运作体系有在回应国家与市场，并与流动行为本身进行着互动。比如卢成仁发现，互惠机制的存在与运作构成了流动背景下村落共同体得以延续和维系的基础，互惠具有使不同主体在微观社会运作过程中建立、形成并维系社会关系的性质。[10]
福利与互惠即村庄能为村民提供的资源、机会、生产生活的互助及互惠是产生社会关联与村庄内聚力的重要基础。共同体的存在通常都以满足其成员各种共同或公共需求为前提。不论是传统村落还是后来集体化时代的村落，都因具备各种建设性与保护性功能，如耕作生产、治安防卫、权益维护、教育娱乐、医疗卫生等，而获得社员对集体的认同和依赖。在当下的乡村中，村庄能为村民提供的资源比重已经越来越小，能提供的福利与服务通常也视集体经济发展与集体资产积累的状况而定。但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与社会风险的增加，村民希望国家和村庄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要求其实有增无减。
首先是文化礼堂能为村民提供的乡村福利及互惠主要体现在文化娱乐及生活领域。多数文化礼堂在建设过程中都突出了服务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项目，比如礼堂功能室的配置基本是针对儿童与老人设置的，其标配为图书室、阅览室、器乐室、棋艺室、书画室等。有条件的礼堂还会在暑期专门针对儿童开办免费的兴趣班或举办相应的活动。此外，政府借文化礼堂为乡村输入了各类公共精神文化产品。通过开展才艺展演、文体比赛等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文化活动来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这些活动面向的是村庄各类群体，甚至在青壮年大量外出的村庄，有些文化礼堂也专门组织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或是年轻人感兴趣的活动，如家庭才艺展示、新手爸妈讲座、瑜伽培训、网游竞技、最新影片展播等。
其次是治理资源的输入。大量农村青壮年为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与机会而外出，这不仅是乡村精英外流的问题，更严重的可能是农村的基层组织与文化活动根本无人开展、无人参与，乡村生活愈加显得寂落与清冷。在文化礼堂建设的过程中，通过施行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吸引乡贤能人、退休教师、企业家等参与家乡建设和管理；通过推动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开拓社团与志愿者活动平台空间等等，充实了乡村文化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空心化”和乡村治理资源的流失。
乡村文化礼堂是浙江省近几年重点推进的一项民生工程。从浙江省“十三五”规划的提出到2020年，全省要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0000家，覆盖80%的农村人口。政府推动礼堂建设的初衷是为了回应当前农村公共文化的需求，同时也是考虑到近年来国家在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上一直缺乏有效载体。政府以“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为主要功能定位，希望通过发动社会力量共建，确保文化礼堂常态化、规范化运行，来丰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巩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使其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和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场所。政府对文化礼堂“寄予厚望”，赋予其多重功能与意义，如传承农村优秀传统道德与地方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助推器、传递主流价值的思想阵地、凝聚民心的载体、百姓的“精神家园”、绵延乡情乡愁之地等。自2013年正式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以来，截至2018年底，浙江全省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1059家。到2022年，浙江省将实现规模以上行政村文化礼堂的全覆盖。
文化礼堂经由外部输入与内部组织动员，为村庄增设了福利和互惠的可能，也为此建构了村民与村庄的某种利益关联。这种利益可能未必以货币或物化形式表现出来，却能让村民真切感受到村庄给予的社会支持，这对加强村庄归属感与认同感无疑是有益的。
社会变迁中乡村记忆的延续需要一定的条件与途径。其中社会交往与公共活动是集体记忆形成与传播的基础和手段。在文化礼堂建设中，很多地区都开展了地方文史与村民记忆修复工程，如创建乡愁馆、乡贤馆、村史馆等，还有传统知识教育弘扬、农村景观塑造、农村文化形象营造等活动。通过挖掘和梳理地域特色文化，开展非遗进文化礼堂、传统礼仪活动展示(如成人礼和开蒙礼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如一些民间工艺、民间艺术表演、祭祀活动、农事体验等)，以及渲染乡情、乡愁、乡韵，乡村文化与文明得以有效地展示和传承，也丰富强化了属地村民的空间想像和文化认同，很好地扮演了村庄记忆场的角色。在很多农村，民间曲艺、庙会等传统正逐渐消失，一些传统礼仪节庆已为村民所淡忘，更被村庄新生代所不了解，乡土记忆已较为淡薄。以传统节日为形式展开的各类礼仪活动和文化活动能够真切唤起村民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记忆”，也能使村庄新生代受到教化与感染，乡村文化价值体系获得延续的可能。
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普及，加上大规模、高频率和跨区域的流动，目前村民参与公共活动的动力与条件均受到了削弱。如村民的闲暇时间、空间与方式更加多元，以往日常的串门聊天、聚集乘凉可能仅限于村庄部分老年群体。很多传统节日与习俗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淡出，原有的民俗节庆活动，如舞龙灯、唱地方戏等，也因现代生活方式与理念的冲击，加上缺乏组织者与参与者，在逐步衰落。公共场所也在不断减少，如一些村镇集市在消失，以前村民串门闲聊的庭院、晒场、池塘、河边等，很多已不再扮演公共空间的角色。
我决不能像猴子那样在姑娘面前做出下贱的举动，便装着漫不经心，踱到桌前，拿起她放在桌子上的一面镜子，后面有一张她的全身照，穿件泳衣站在遮阳伞下，全身透着健美。呵！是在明月岛上。美丽的明月岛，我太熟悉了。姥姥家就在齐齐哈尔，每年暑假，我都到明月岛去玩，那波光潋滟的江水，金子般的沙滩——真像梦一样留在我的记忆中。
文化礼堂的创建，扩展了村民私人闲聊与公共议事的交流空间，并通过一系列公共活动的开展与公共事务治理增进了村民的互动与合作。尽管文化礼堂由政府发起和设计，也从外部输入了较多资源，但具体的建设、管理以及活动的开展最终依托的还是村庄内部力量。以往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文化下乡”，并被看作向农村输送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文化下乡早已被批评为“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展演”，根本缺陷在于对农村自身文化传统及价值的忽视与低估，对农民主动性与参与性的忽略与遮蔽。当下，各地的文化礼堂普遍注重“我们的村晚”“我们的村歌”“我们的村规”“我们的家训”“我们的讲堂”“我们的故事”等“我们的”系列活动及培育“我们的社团”，充分突出强调了村民的主体性与参与性。村民在礼堂的规划、集资、建设、管理、文化活动与项目的设计组织等方面开展了多层次的对话与辩论、协商与交流、参与与协作，不仅村民的才能、才干得以展现，更重要的是村庄内不同阶层与人群的交往互动由此增多，有助增进信任与了解，更容易达成共识、形成合作，也更容易形成公共规则与公共舆论，还有利于平等、参与、责任、信任、团结与协作的公共精神的培育，村庄内部的组织关联得以增强。
3.记忆与情感——公共精神与公共价值培育。认同感是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之一，其产生离不开共同的情感归属与集体记忆，它们是决定社会关联度的重要因素。村庄内的共同经历造就了村庄的共有记忆和情感，共有记忆成为村民社会认同与归属感形成的基础，也使得村庄价值秩序与文明的传承成为可能。但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下，一方面是村民频繁向外流动，交通、通讯、传媒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带来社会活动范围与交际圈的极速扩大；另一方面，村庄内部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萎缩，作为社区记忆人格化体现者的老人日渐边缘化，社区记忆日趋碎片化。集体记忆的断裂，共同经历与体验的缺失，很可能导致社区成员在精神和情感上产生距离感甚至绝缘，造成乡村原有生活关联链条的撕裂。
2.信任与合作——公共交往建构与公共参与型塑。信任是社会秩序扩展之基础。信任不会凭空产生，熟悉、依赖、互动、合作、契约等都可能是产生信任的机制。公共空间与公共活动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互动与合作，它们是信任产生的重要来源。
此外，文化礼堂建设的另一项重点是培育“友善”文化，倡导人文关怀。如开展“家训、家风”教育，挖掘家谱村史、经典家训，整理、编写弘扬传统美德和体现时代要求的新家训，在文化礼堂集中展陈并通过相关活动进行宣传；围绕“孝敬长辈”“崇德尚贤”“善行义举”“创业创新”等内容，开设民间道德奖，举行“道德模范”“好邻里”“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展示村庄模范个体及其事迹；设置“全家福”“笑脸墙”“心愿墙”“乡风文明荣辱榜”、邻里互助墙；开展“春泥计划”“候鸟学堂”“感恩母亲”“让世界充满爱”等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残疾人等的志愿活动与服务等等。这些活动和举措均有助于推动尊重友善、和睦互助的乡风文明建设，强化共同体意识。
曹海林曾依据型构动力的不同，将村落公共空间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9]内生型公共空间因“先天优势”，通常都没有生存困境，反而行政嵌入型的公共空间却常常因“先天不足”，因其本身就可能不是源于村庄内部需求而生，加上后天“管理经营”不善，丧失了公共空间的意义与功能。因此，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如何持久生存并有效承载功能使命，是此类空间营造需要把握的最关键性的问题。
四、结论与讨论
式中k表示第k组位姿。本调姿托架共有41项结构误差，分别用er1,er2,,er41表示。由于δe13，δe21，δe23，δe33，δe43各包含两个未知量，因此式(13)包含41-5=36个未知量，单个位姿能够提供有关未知量的12个代数方程，因此要辨识全部36个位姿误差，在矩阵T行向量、列向量线性无关的情况下，需要测量3组或以上位姿误差数据组成总误差模型：
从农村文化礼堂的缘起看，它属于靠外部力量生成的“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国家输入了部分资源，通过指导甚至亲自参与组织设计，利用行政化考核等手段，催生并一路扶持礼堂的发展。礼堂的建设及很多活动受到行政力量的驱使，并表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无疑，一个文化礼堂无力承担彻底解决目前乡村社会发展所遇难题的重任，但必须承认，在当下村庄精英与发展资源外流、乡村社会自我调节与自组织能力弱化的背景下，文化礼堂的出现仍是件值得肯定之事。行政植入公共空间，输入资源，拓展村庄关联，也可能是触发乡村“社会”再造、实现村庄公共性和共同体修复的一条路径。不过值得提醒的是，这样的“外嵌型”公共空间必须实现转型，发展出内生型公共空间的特质，与村庄内部的传统、结构及需求相融合，实现在乡村社会的真正“嵌入”，以汲取可持续生长的动力和能量，而非借助国家力量“悬浮”于村庄。“嵌入”，即发生关联，一个体系有机地“植入”到另一个体系中去，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互惠的、可期的交流机制。外嵌型公共空间如何成功实现转型，实现真正嵌入，从浙江文化礼堂的实践看，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启示：
1．公共空间供给应与乡村传统对接，回归村庄地方性知识、惯习与村庄生存理性。浙江农村的文化礼堂很多是老的公共活动场所改建而成的，比如祠堂、庙宇、老年活动中心、老旧校舍等，这些场所原本就为村民所熟悉和接受，村民对传统空间特有的情感体验容易延续下来，使礼堂一开始就具备了一定的物理基础与情感基础。因此在这些地址上增设硬件与软件，比创设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的接纳度更高。此外，即使是新建的礼堂，大部分都是村民集资共建的，礼堂内有大量村史和身边人故事的记载，对于凝聚了村民大量心血和智慧又自带村庄与村民历史叙事的礼堂，他们自然多了一些亲切与情感认同。因此，礼堂建设的本质是对传统叙事空间的改造和创新，这是它初期能成功植入乡村社会的一个策略性“技巧”。
当下，乡村公共空间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并非全面衰退问题，而是供需错配问题，即现有的公共空间无法满足村庄与村民的现实需求，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公共空间营造，通常都带有一定的社会规制目的，呈现较强的意识形态诉求与政治意味，在空间规划与建设理念上很容易从一开始便脱离了村庄与村民的实际需求。公共空间供给要回归到村庄地方性知识与生存理性上来，充分尊重并回应村庄和村民的内在需求，以免造成公共空间建设的失误。必须承认，农村文化礼堂满足和回应了村庄与村民的部分文化及发展需求，这是它持续生存的根本。没有对需求的把握和回应，再豪华的空间配置与再强势的政府植入最终都将徒劳无功。任何外来制度或空间“嵌入”的动力和关键均来源于对村庄地方性知识、惯习与村庄生存理性的尊重。
2.须加大资源与公共服务的输入，扶持与培育乡村内生力量的成长。一些“外嵌型”公共空间营造失败，除了政府对村庄内部结构、村民实际需求把握不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村庄后期对空间的管理和维护乏力。在礼堂建设中，政府已经注意到在动员国家与社会力量输入文化产品与治理资源的同时，若村民缺乏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意识，缺乏参与乡村生活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及能力，文化礼堂的可持续发展一样面临巨大挑战。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需要多元合作，有赖于国家、社会、市场和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必须以村庄和村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契合乡村社会内部建构，加大资源与公共服务的输入，来帮助村庄内部社会力量的成长。一方面原因是村庄异质性的增加，村民对公共空间以及公共服务的需求差异加大，公共空间形成与维持的成本在增加，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体量也在增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尽管国家在政治层面上给予了村庄较大的自我发展和自治空间，但市场与现代化力量一直在汲取和解构乡村资源与内生力量，挤压乡村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城乡二元格局造成乡村社会在公共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长期处于劣势，且短期内村庄无力也无法全面扭转这种劣势，乡村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能力长时间被高估。如果单靠乡村社会自身的修复与自我均衡，这个过程将是艰辛而漫长的。由于乡村社会自主公共空间与自组织力量的生长缓慢，国家嵌入乡村社会存在一定的现实需要。
从“国家—社会”关系看，文化礼堂的兴建也可看作是“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乡村的一次渗透。近年来一些民间力量正积极进入乡村，如宗教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等，国家也希望通过文化礼堂向乡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发展资源，将国家和政党意志植入乡村社会肌体，实现权力渗透及社会规制。但不管是国家渗透还是介入干预，只要是能增强乡村自组织与秩序生成能力的尝试，在当下都应被视作有益的尝试。
哈耶克(Hayek)曾把社会秩序类分为生成性的和建构性的两种。共同体的重构也是一样。其实，无论是共同体重塑还是良性秩序的实现，都无法离开特定社会基础的支撑。这其中，培育与构建多元化的村落公共空间、增进村庄社会关联乃是重要的一环。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解体本质上是村庄内部关联的破碎与断裂。因此，共同体的再造与重构实质上是村庄社会关联的重构与重组问题。因市场、自由、民主等现代元素的嵌入，加上政体与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解构已经不可逆转，只能是立足当下乡村发展的实际，重构与现代性相匹配的村落共同体。我们认为，只要搭建足够多的村庄关联，重建村庄公共性，共同体的重构便成为现实。村庄关联的生产必须有公共空间、公共交往和公共利益做支撑。一些公共空间的衰弱的实质主要是蕴于其中的公共活动、公共参与、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在流失或变异。所以，公共空间的营造除了物理空间建设，应更加重视公共性与社会性建设，强化其社会建构功能。当然，国家必须同时加大公共服务与公共资源的输入，以加强共同体公共利益，增进村庄归属感和内聚力。简言之，乡村社会整合与共同体重构的实现，必须以公共空间建构与公共资源输入为依托。
凉州区作为全国水利改革试点县（区），2014年组建成立凉州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与安全管理站，负责全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与安全管理工作，委派监督员，对辖区内在建水利工程进行监督管理。近年来，按照质量监督分级管理权限，先后承担了全区高效节水灌溉、农村饮水安全、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抗旱应急、山洪灾害和山洪沟治理等工程的质量监督任务，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注释：
例如，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游戏，那么在英语课上可以采用游戏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兴趣，巩固英语基础。在三年级英语中，要学习26个字母的大小写，学生很容易混淆，那么可以采用“找朋友”的游戏来检查学生对字母四种体（大写、小写）的熟悉程度。（1）准备好印刷体和书写体的大小写字母卡片若干张，分成几组；（2）选出其中几组卡片，发给学生每人一张，允许他们互相看一看，但不能读出声音来；（3）教师发令，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速度找到相同字母的三位学生为优胜。这样一来，学生不仅对26个字母牢记在心，而且也提升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无形中为核心素养做好了铺垫。
①国家给社区建设预定的主要目标是把社区建构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我国耕种土壤的有机质和氮素含量不高，全氮量一般为1～2 g/kg，土壤氮主要为全氮量和有效氮量，全氮量通常用于衡量土壤氮素的基础肥力[14]。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中的土壤养分元素含量分级标准[16]，对本区土壤养分元素含量进行分级统计(表5)。
与依靠不断开发自然资源来增加经济效益的传统模式不同，循环经济是在依靠现有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在利用资源的每一个步骤上都充分发挥资源的作用。循环经济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分解、消化作为一个循环的过程，使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有机的结合，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相应的经济效益。循环经济的特点是低污染、高利用、可持续发展[1]。
②如生活共同体、家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基层生产共同体等。
The operation of electronic corpora can come up with huge amount of statistical data required to make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language investigated.A frequency list,for example,reveals the whole categories of language occurrences with their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specified(Hunston 2002).
③即“时政宣讲员、文体辅导员、文明督导员、科普指导员、文史保管员、法制协理员、舆情信息员、网络宣传员”，共同构成文化礼堂的干事。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董磊明.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J]．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 2007.
[4]董磊明.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5).
[5]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6]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J]．社会学研究，2010，(1).
[7]王春光等.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J]．浙江学刊，2004，(1).
[8]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J]．开放时代，2002，(1).
[9]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6).
[10]卢成仁.流动中村落共同体何以维系——一个中缅边境村落的流动与互惠行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5，(1).
收稿日期： 2019—07—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传统村落文化的活化发展研究》(编号：18BKS131)；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项目《行政“嵌入”的公共空间：村庄关联、共同体与乡村秩序重构的可能路径—— 乡村文化礼堂研究》(编号：2017B34)。
作者简介： 陈勋(1980—)，女，浙江金华人，浙江省温州市社科院、行政学院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转型与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533(2019)06-0062-09
DOI :10.13975/j.cnki.gdxz.2019.06.008
责任编辑：谢青，王升平
标签：公共空间论文; 村庄关联论文; 共同体论文; 乡村文化礼堂论文; 温州市社科院社会科学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