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联机制的面板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面板论文,规制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07）01—0011—04
进入1980年代以来，有关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出口贸易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机制与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已经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文献报告[1—7]。纵观这些文献，主要是通过检验FDI与一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重点放在衡量FDI的正溢出效应方面。对FDI的负溢出效应方面则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外资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当地发展经济的迫切性、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及生态环境规制的低标准，除了带来正面效应外，还会带来和产生一定、甚至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环境“污染天堂（避难所）假说”所描述的情形：发达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环境管制和排污费征收标准，要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后进国家，形成外国产品和投资进入本国时保护其环境的“绿色壁垒”。
也就是说，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管理能力和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导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污染产业或企业必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施加负面影响[8]。按照“污染天堂假说”的观点：环境规制的差异是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认识不同和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规制不尽一致。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较多，结论不尽一致[2—7]。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环境规制与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未能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现有的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分析及其合成的面板数据模型[9—13]，得出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应瑞瑶、周力在进行了时间序列（1985—2003年）和面板数据（2000—2003年）分析后认为，我国外资与环境问题基本符合国际学术界的“污染避难所”假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我国的工业污染已呈现上升趋势[9]；杨海生、贾佳、周永章等对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0]；陈红蕾和陈秋锋对中国截面数据（1999—2002年数据的平均值）的回归分析显示，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中国并未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11]；戴育琴、欧阳小迅从生产优势方面来进行了比较优势分析，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后认为，外商投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结构优于我国整体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结构，外商投资对我国整体污染产业具有拉升效应，中国在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并没有成为许多人所认为的“污染天堂”[12]。杨涛采用1998—2001年的截面数据（平均值）模型[13]，吴玉鸣进行了1998—2001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连续4年共120个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负面影响[14]，而且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规制的原因[15]。以上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引入的解释变量较少，未能控制一些重要变量对FDI流入的影响。众所周知，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将导致计量分析结果的较大差异。譬如杨海生等采用了省面板数据，但仅仅控制了人口和GDP两个变量；杨涛的界面分析仅仅考虑了国内生产总值与职工货币工资两个控制变量[13]，吴玉鸣也仅仅增加了市场化进程变量[14]。众所周知，人口密度和地位位置对FDI的流入具有重要影响。
但是以上研究均未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另外，以上截面和面板数据分析的一个共同不足就是时间跨度较短[9]，最新数据也就到2002或2003年[9—11]。因此本文的改进是：首先将数据拉长、更新到1988—2004年，然后控制住了人口密度和地位位置（包括市场化进程）变量对FDI的影响，以期获得更加科学和客观的结果、结论。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源开发和发展经济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然而，对外资流入和贸易往来对生态环境的各种正面和负面效应的认识，远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环境规制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制定并实施的环境标准、排污规定、治理费用投入等各种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的总和。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各个地区来说，由于发展经济、解决就业、环境管理能力低下等问题的迫切需要，对外资流入环境规制方面的要求则要低得多，有些地方甚至是“零环境规制”。经过多年的招商引资，尤其是近些年来，外国投资在我国寻求“污染天堂”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可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各个地区的环境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污染天堂”？这些的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研究课题。
本文尝试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各个地区寻找“污染天堂”的假说，并实证检验各个因素影响FDI流入的关联机制。为此，本文拟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合成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从时间和区域（空间）两个角度，运用我国1985—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大陆30个省级区域1998—2004年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研究FDI与环境规制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检验“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各个地区知否存在。
2 模型构建与变量含义
分析和研究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二者之间的关联机制，可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包括环境规制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函数来实现。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如经济发展水平、增长速度、劳动力成本、贸易自由度、经济制度、市场规模、经济政策、环境规制甚至文化差异等。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远没有完成经济市场化。因此，本文在选择研究变量时，在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及体制转型的实际情况后，选择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万美元）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分别为：SFZC代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万元），反映环境规制变量；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元），反映经济发展水平；FGY代表非工业化程度（％），反映经济市场化程度；PJGZ代表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元），反映劳动力的成本情况；RKMD代表人口密度（人／km[2]），反映市场规模；DLWZ代表地理位置，反应区位情况。若该地区为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东部地区，则DLWZ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FDI及其解释变量的函数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FDI＝f（SFZC，GDP，FGY，PJGZ，RKMD，DLWZ）（1）
函数（1）显示：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区位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表现出来。如果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SFZC与外商直接投资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则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为正，产生了正效应；如果SFZC的增加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量的增加，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为负，产生了负效应。
在进行参数估计时，具体的多元线性回归经验模型设定为：
FDI＝β[,0]＋β[,1]SFZC＋β[,2]GDP＋β[,3]FGY
＋β[,4]PJGZ＋β[,5]RKMD＋β[,6]DLWZ＋μ（2）
式（2）中，β[,0]为截距项，β[,1]、β[,2]、β[,3]、β[,4]、β[,5]、β[,6]分别表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国内生产总值、非国有化程度、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人口密度和地理位置的回归系数。当我们控制了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劳动力成本及市场规模和区位等的影响后，回归参数β[,1]的正负与大小就反映了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方向与程度，据此可以检验环境“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
3 数据来源和计量方法
目前国内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时主要采用单一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某一特定时间的截面数据，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计算，估计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理论与经验发现，这种只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或仅使用截面数据的计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常常无法满足分析的目的，研究结果也大打折扣。局限性主要表现在：①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经济统计的有效数据大多只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来选取，而且许多数据在1978年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进行规范的统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时，样本区间显得太短；②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空间差异非常显著，利用整个全国性的综合数据，往往会掩盖这种十分显著的区域空间差异。如果采用横截面数据（通常选取某一年全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有关数据），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时间序列数据不能反映地区间的差别性的缺陷，但其只能静态地反映某一个时点的经济情况，而不能全面、动态地从一个时段上描述经济现象的变化态势；③截面数据的计量分析，没有考虑各个地区（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特殊性，暗含了一个与现实不符的假定：各地区具有相同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且选择哪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均会对计算结果产生影响。而采用时间序列数据与截面数据合成的面板数据，则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局限。
面板数据（Panel Data），又称平行数据或合成数据，是一种同时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综合数据信息，分析变量间相互关系并预测其变化趋势的计量经济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空间）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地区）的特性。由于中国各个地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是从1984年开始才进行统计的，而大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直到1998年以后才开始有完整、连续的数据，为了使我们的回归分析不至于数据太少，同时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及环境规制对FDI在不同地区的影响的差异，根据1999—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5] 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16]，我们采集了1998—2004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其FDI多年一直为0）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以上7个变量连续7年共210个面板数据， 以及1985—2004年FDI与环境规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两种数据的信息， 本文采用在国际上常用的Panel Data模型的计量方法进行分析时，考虑到Panel Data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横截面数据，可能产生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问题，从而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失效。故在数据可以得到的情况下，除了采用混合最小二乘估计（Pooled Least Squares,PLS）外，还采用了尽量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截面加权回归（Cross Section Weights,CSW）、时期加权回归（Period Weights EGLS）和时期貌似不相关回归（Period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PSUR）等方法进行估计，以消除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现象的影响。
4 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4.1 环境规制与FDI的关联性分析
以中国内地1998—2004年30个省市区7个变量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采用混合最小二乘估计（Pooled Least Squares,PLS）、截面加权回归（Cross Section Weights,CSW）、时期加权回归（Period Weights,EGLS）和时期貌似不相关回归（Period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PSUR）等方法进行估计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①表中括号内数值分别为该系数的标准差。②*、**、***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Ⅰ到Ⅳ均可通过5％水平下的拟合优度R2检验（解释能力在85.3％—99.7％之间）、通过1％水平下的模型整体显著性F检验，以及通过5％水平下的变量显著性t检验（除了模型Ⅳ的市场化程度FGY通过10％的检验外）。随着估计方法的改进，基于时期貌似不相关回归（Period SUR）的模型序列相关检验DW值表明，参差的序列相关性已经不存在了。
1998—2004年，环境规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弹性系数为负，即从整体上看，环境规制（lnSFZC）每加强（增加）1个百分点，可使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lnFDI）减少0.15—0.23个百分点（表1）。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环境“污染天堂”假说所描述的现象在中国各个地区是存在的。该结果与杨海生等[10]、杨涛[13]、吴玉鸣[14] 的结果基本一致。
当然，到目前为止，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地理区位、国民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地理位置（DLWZ）的回归系数稳定在1.3左右，表明外商在进入中国各个地区进行投资时对区位具有独特的偏好；当市场化进程（lnFGY）每推进1个百分点，则流入我国各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lnFDI）将平均增加0.8—1.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水平（lnGDP）增加了1个百分点，流入我国各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lnFDI）将平均增加0.9—1.1个百分点。
另外，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对FDI的流入的影响为负，当劳动力成本（lnPJGZ）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流入我国各个地区的FDI将平均减少0.6—0.8个百分点，这符合一般的预期，也与List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7]。调查显示，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首先出现的“民工荒”，并且很快地扩散到其他沿海各省，甚至部分内陆城市的现象表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的这些变化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持续存在下去。可见，劳动力成本应该是未来FDI进入中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考虑因素。
4.2 环境规制与FDI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
以上分析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为了从时间序列的角度验证以上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建立了环境规制（SFZC）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2）
表2的可决系数R[2]、F统计量和DW统计量以通过5％的变量显著性检验和模型整体显著性F检验，序列相关DW检验基本通过。分析表明，虽然没有通过5％水平下的变量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可能是样本较短，整体时间序列数据掩盖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之间分布的差异性），但是FDI与环境规制（SFZC）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有可能导致环境规制的加强，这表明环境“污染天堂”假说也可能存在。但是环境规制对FDI流入的负面影响还很小，近期对吸收外资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大[15]。
5 结论
利用Panel Data模型和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及经济发展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实证计量研究，检验了中国是否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天堂”。基于中国时间序列及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陆30个省域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机制比较复杂：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为负效应。也就是说，FDI的流入我国环境影响的“污染天堂（避难所）”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而劳动力成本逐渐也成为外商企业投资选址时考虑的因素。
已有实证研究[9] 表明：在中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的原因与地方政府盲目引进外资不无关系。对于引进外资往往提供十分优惠的条件，对于一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企业也不加限制，只注重引进的项目数和资金额，忽视环境保护，经济虽然在短期内发展，而资源与环境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虽然经济、地理和制度因素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重要因素，但在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业已结束之后，世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时，FDI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各级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关注。
收稿日期：2005—09—16；修加日期：2006—04—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463001）和广西科学基金项目（桂科基0448034）联合资助。
标签：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时间序列论文; 面板数据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回归模型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计量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