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3-0058-08
近年来，随着行为经济学的逐步发展和日趋完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把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宏观经济学领域，解释了许多当代主流宏观经济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开辟了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宏观行为经济学。
在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看来，宏观行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宏观经济学的一种回归。因为凯恩斯早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里就强调过诸如认知偏见、互惠、公平、从众、社会地位等心理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许多宏观经济问题。例如，凯恩斯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及流动性偏好这“三大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出发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生产过剩的严重后果。又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幻觉、工会制度等因素造成了工资刚性，而工资刚性又是不完全就业和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30年的时间里，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为西方国家政府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战后西方经济的繁荣。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因此失灵。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理性预期学派脱颖而出。卢卡斯(Lucas)、萨金特(Sargent)、华莱士(Wallace)等人按照理性预期的思路，加上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对工资、失业、货币、通货膨胀、经济周期、政府行为和经济政策的作用等宏观经济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理性预期理论与货币中性及自然率假说等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称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新古典主义者抛弃了凯恩斯所强调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使得该学派面对许多经济问题无能为力，如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非垂直的菲力普斯曲线，储蓄不足，等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重视社会、心理等因素对经济的作用，将行为经济学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宏观行为经济学，为新古典主义所不能解释的那些宏观经济现象作出了新的诠释。
一、非自愿失业
凯恩斯将失业分为三种：摩擦失业、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他认为社会所需要解决的是非自愿失业的问题，只要解决了非自愿失业，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在“三大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下，有效需求往往不足，国民收入无法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再加上工资刚性的作用，就使得非自愿失业成为一种常态。
而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失业者都是自愿的，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商业萧条时期由于总需求水平的意外下降，或者由于负向供给冲击的作用，社会上对劳动力的雇佣量会减少。但只要失业者愿意降低工资标准就一定可以找到工作。按照新古典主义者的推论，高失业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低于其工资要求的工作而造成的，那么，辞职和失业应该是同步上升的。但在现实世界，当失业率上升时，辞职人数通常是减少，而非增加。因此，新古典的理论与现实是不相符的。
行为经济学对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有其独特的解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注：关于效率工资理论的系统性论述可参见Yellen,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Un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Vol.74(2).）认为，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非对称信息等原因，雇主有强烈的意愿向员工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使得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工作机会受到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成为非自愿失业者。[1]在这些造成效率工资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互惠(reciprocity)、公平(fairness)和对集体规范(group norm)的遵循（注：互惠来自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gift exchange theory)，公平来自心理学的公正理论(equity theory)，集体规范则产生于社会学中的参照群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和心理学的群体形成理论(theory of group formation)。关于互惠与公平的详细论述可参见董志勇，黄必红：从行为经济学谈社会公平和互惠，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11)。）。[2]基于互惠，雇主向员工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员工将以对公司的忠诚回报雇主；基于公平，雇主也愿意支付较高的工资，因为如果员工认为自己的工资低于其心目中的“公平工资”，就可能怠工；集体规范则决定了互惠的形式和公平工资的构成。费哈等人(Fehr et al.)通过实验证实了互惠行为和社会规范对工人工作努力程度的重要影响。[3][4][5]林德贝克和斯诺尔(Lindbeck & Snower)的内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routsider model)也很好地解释了效率工资的形成原因。该模型认为内部员工有能力阻止雇主以低于公司内部现行工资水平的市场出清工资雇佣外部新员工。[6]洛易(Roy)对一家位于伊利诺斯的机动船厂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之后发现，内部员工一方面建立起关于工作努力程度的集体规范，并以此排挤那些工作“过于努力”、产量高于“公平”标准的员工，另一方面又串通一气阻挠雇主以较低工资从外面雇佣新员工。正是这种内部人的串谋迫使公司向员工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7]从非对称信息的角度来看，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是一种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里茨(Shapiro-Stiglitz)模型中，高工资可以减少员工偷懒的动机。这是因为如果所有的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整个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就会被抬高，甚至高于出清水平，从而造成普遍存在的非自愿失业。而失业又可以作为一种纪律工具，因为工人一旦被发现偷懒就会被解雇，而被解雇的工人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失业之后才可能重新就业。显然，工人纪律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以心理和社会因素为基础的行为模型却对非自愿失业做出了更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这些行为模型更接近于凯恩斯的观点，因为凯恩斯在《通论》的前几章里就强调过公平和相对工资的重要性。
除了以上这些理论模型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效率工资的普遍存在。早在效率工资的概念被提出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发现在相似的工作或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他们的报酬有很大的差异。研究表明工作地点的差异会造成同质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而且工资较高的行业辞职率通常较低。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对效率工资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暗示工作条件或利益的差别并不足以解释工资的差别，也就是说工作有“好”与“坏”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区别又为非自愿失业赋予更深的含义：失业者是指那些愿意接受，但无法得到被与其具有同等能力的人把持住的工作的人。此外，非自愿失业者也可能逃避那些现有的、但报酬太低或技能要求太低的工作。因此，从效率工资的角度定义的非自愿失业更符合实际情况。
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凯恩斯主义者坚信货币政策（或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良策之一。为了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他们主张国家应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性地增发货币，扩大信贷。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降低利率，减少投资成本，增强私人投资欲望；另一方面，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会造成物价上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地提高资本边际效率，增强了投资引诱。
而货币中性是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理性预期的理论，理性的经济人能够收集到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并据此作出理性预期，这种预期的结果非常准确，可以与职业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得出的结果相媲美。在理性预期的引导下，人们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意识到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并对政府政策和价格变动事先采取应对措施，从而抵消了政策的预期效果。
宏观行为经济学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和实验清楚地层示了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会像凯恩斯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影响实际产出。认知心理学认为决策者会像一个“直觉科学家”(intuitive scientist)那样收集信息，并根据简化的心理框架(mental frames)作出决策。根据拇指定律(rule of thumb)，决策者在作决策时会忽略掉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只有微小影响的因素。在这种简单化规则的作用下，总工资和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具有惰性，也就是新古典主义者所强烈批判的“工资／价格刚性”。阿克洛夫等人(Akerlof & Yellen)最先在一个具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中论证了这一现象。[8]他们发现面对由货币供给增加引起的需求冲击，一些价格制定者，如厂商，会根据拇指定律保持原有价格不变，而且这些厂商在这一过程中的损失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即使货币政策被公众预期到，但在拇指定律的作用下，公众不会像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预先采取行动。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厂商对价格的惰性反应行为是“近似理性”的，因为与新古典理论的最优化决策相比，依照拇指定律行事的厂商可能遭受的损失是很小的。
在这种近似理性的价格刚性的作用下，货币政策将对实际产出、就业等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垄断竞争模型中，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对价格都是二阶可导的，所以该函数在最优价格的邻近区域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偏离利润最大化的价格给厂商所带来的利润损失是很小的。这样，在名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大量厂商都保持价格不变或缓慢地调整其价格，也就是说这些厂商都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的价格水平，那么真实的货币供应量（注：又称真实平衡(real balance)，指名义货币供给量减去价格水平。在名义货币供给量增加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真实平衡将同比例增加。）也将相同幅度地增加，而真实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又必然带来总需求、总产出和总就业量的变化。行为经济学正是通过观察一系列“近似理性”行为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解决了新古典主义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无效性问题，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提供了“微观”支持。
三、菲利普斯曲线与自然失业率
菲利普斯曲线是凯恩斯主义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也是政府设计宏观经济政策的逻辑起点。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所取得的大量实证结果都支持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关系。196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与佩尔泊斯(Pelps)（注：卢卡斯将理性预期假设与弗里德曼和佩尔泊斯的模型相结合，使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与自然率假说成为新古典主义的完整理论。参见Lucas Robert,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g,1972,Vol.4(2).）首先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质疑。[9][10]他们认为工人关心的是“实际工资”而非“名义工资”。从凯恩斯主义的名义工资到新古典主义的实际工资的假设改变是微小的，但却会对菲利普斯曲线产生巨大的影响：新古典理论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只在短期可能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在长期它将是一条垂直线，与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相对应的那一失业率就是著名的自然失业率。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理性预期。因此，从长期来看，失业率低于自然率的扩张性政策会使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相反，央行使失业率高于自然率的政策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自然率是作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批判武器提出来的，由于当时特殊的“滞胀”经济环境，自然率假说一经提出，经济学界就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自然率理论的预测有偏差。例如，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的失业率大大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失业率。按照自然率理论，在整个30年代，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萧条时期，物价下降了一段时间，但在1932年之后就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尽管失业率仍很高，但并无明显的通货紧缩。这一史实说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在高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说失效了。
近年来，针对菲利普斯曲线和自然率假说，阿克洛夫等人提出了两种行为假设，它们使得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稳定的此消彼涨的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可能。[11][12]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即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削减名义工资；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即在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下，相当数量的工人不会将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显著因素纳入工资谈判之中。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忽略通货膨胀的成本将随之增大，越来越多的厂商和工人在谈判时会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一因素。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货币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而且这一假设正被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理论和证据所支持。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人的偏好是独立、客观、稳定和前后一致的，因此人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是依据期望效用理论作出选择的，即
其中，
是所得，
是获得
的概率。根据期望效用理论，人的效用取决于其最终所拥有的财产数量，而且人在面对所得或所失时总是风险规避者(risk aversion)，即效用函数是凹的。然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Kahneman & Tversky)在大量的实验中发现人们在面对所得或所失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人在面对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是风险规避者；在面对损失时，则愿意冒风险，是风险偏好者；而且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也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13]这就是著名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可概括为一条如图1所示的S型的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
图1 价值函数
与期望效用函数不同，价值函数以一定的参照点来评判得失，在以获得为自变量时是凹函数，即是风险规避的（或u″＜0）；在以损失为自变量时是凸函数，即是风险偏好的（或u″＞0）；以损失为自变量的那段函数比以获得为自变量的那段函数陡，即相比同样价值的所得，人们更厌恶失去，而且人们对失去的价值感知通常是相同数量所得的两倍多，这就是损失厌恶倾向(loss aversion)。
根据价值函数，如果工人以现有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点来评判得失，在损失厌恶倾向的作用下，工人必然对货币工资的削减产生巨大的抵触情绪，那么，从前景理论的观点来看，向下的工资刚性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另外，沙佛、戴尔蒙德和特维斯基(Shafir,Diamond & Tversky)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心理框架不仅具有新古典主义所假设的那样以实际单位，如实际工资为基本定义，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货币幻觉。[14]如果人们对名义工资的削减确实有厌恶倾向，那么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就存在着长期的此消彼长的关系，通货膨胀率的上涨会显著地减少失业，增加产出。这是因为，不论是经济景气还是萧条时期，总有一部分厂商和行业经营得比别人好。因此工资水平也需要根据厂商及行业间不同的经营状况而相应调整。在通货膨胀温和且生产力增长较快的情况下，相对工资很容易调整。经营较差的“不幸”厂商，可以以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幅度来“提高”工人的货币工资（而实际工资其实是下降了），经营较好的“幸运”厂商则可以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的幅度来增加工人的货币工资（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上升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适度通货膨胀的好处，它为“不幸”厂商提供了一个降低实际工资的“烟雾弹”和“缓冲带”，“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但是，在生产力增长缓慢（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情景）、而通货膨胀率很低或无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厂商则很难调整相对工资。这是因为大部分公司经营状况不理想，必须通过削减实际工资来降低成本维持生存。但是，由于没有了通货膨胀这个“烟雾弹”的掩盖，这些公司只有削减名义货币工资才能达到削减实际工资的目的，而在损失厌恶心理的作用下削减货币工资必将招致工人的抵制，也是厂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无法降低实际工资的情况下，厂商只能减少工人雇佣量。可见，在生产力增长缓慢且无通货膨胀的情形下，实际工资将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因此供过于求，导致长期失业率上升。根据该行为假设，阿克洛夫等人建立了一个模型，模型中的参数与现实非常接近，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发现如果年通货膨胀率从2%永久性地降低到零，失业率将永久性地增加两个百分点。[11]阿克洛夫又以该模型估算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菲利普斯曲线，得到的结果与模拟结果很相似。如果以这一菲利普斯曲线来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得到的结果则与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惊人地相符。相反，对自然率模型的模拟，得到的结果是整个30年代加速的通货紧缩，而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概而言之，宏观行为经济学以前景理论为基础、针对菲利普斯曲线和自然率提出的第一个行为假设及其实证结果说明，在低通胀和低生产增长率的情形下，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第二个假设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胀率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通货膨胀不显著，在工资谈判时工人会忽略掉对未来物价变化的预期。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的条件下，这种对不显著的通货膨胀的忽略是一种“近似理性”的行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一再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掉那些对其决策不重要的变量。从实证方面看，行为经济学家们曾估算过这样一条菲利普斯曲线：由于通货膨胀率的高低不同，允许过去的通货膨胀对现在的通货膨胀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估算出的菲利普斯曲线与该行为假设的推断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非常接近于0。相似地，在以实际调查获得的预期通货膨胀值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预期通货膨胀的系数在高通货膨胀时期高于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些实证结果都证实了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受实际通货膨胀率、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宏观行为经济学以上这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过低的通货膨胀会招致永久性的高失业和低产出。该研究结果对货币政策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大多数人认为中央银行的行为应该是谨慎、保守和安全的。但在阿克洛夫看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听信自然率假说，像身处险境的司机似的，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小心翼翼地行驶在道路的边缘，结果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15]例如，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很低，失业率却很高，高出美国失业率约4个百分点。欧洲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日本则走得更远，甚至一度出现过通货紧缩。
四、储蓄行为
凯恩斯认为决定和影响储蓄的因素很多，可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主观因素包括人的心理偏好、社会习俗、生活习惯等等，除非在反常的情况下，主观因素通常比较稳定，不会有重大改变。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收入水平，个人一般是根据其收入水平来决定将收入的多少比例用于消费或储蓄，与主观因素相比，客观因素具有不稳定性，会经常发生变化。
而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储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个人的储蓄水平必定是最优的。储蓄过多或过少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与其模型的基本假定是相矛盾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新古典主义用于描述个人储蓄行为的代表性理论是生命周期理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储蓄取决于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总额或永久收入，而与现期或短期收入水平无关。然而，事实表明大部分人的消费水平是随其各阶段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收入增加时其消费水平也提高，收入下降时其消费水平也相应降低。
近年来，在发达国家，个人储蓄不足似乎是一个趋势。比如，为了弥补该不足，发达国家政府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储蓄，或斥巨资为退休老人提供津贴；许多雇主要求或资助员工缴纳养老保险金；等等。除了这些“强制”储蓄计划和一系列的社会保险之外，退休人口消费的大幅度减少是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而且，退休人口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人员的消费减少量要小得多。这些现象是新古典主义的标准生命周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近年来从理论和实证上对个人储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增进了人们对储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储蓄不足行为的理解。在这方面，宏观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对于储蓄，人们心目中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函数，一个是用以决定实际储蓄量的（跨期）效用函数，另一个函数则是用以衡量储蓄所带来的福利大小。[16]人们最大化的是第一个目标函数，而该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并不能保证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为了进一步阐述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替代关系，行为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双曲线贴现函数这一新概念，它描述了人们在自我控制(self-control)能力上的有限性。
假定某人的消费效用函数为
其中，
为各期的消费水平，β和δ为贴现率，即期的效用函数为
如果等式(2)中的β=1，那么该效用函数的贴现率就是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指数贴现率，它代表着稳定一致的偏好。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人的偏好既不稳定也不是前后一致的，因此其贴现率不是常数，而是一双曲线函数，可表示为
双曲线贴现函数意味着贴现率随时间的增长而递减：人们在面对需要即时作出牺牲而在未来获得收益的抉择时采用较高的贴现率，而如果同样的牺牲被推迟到更远的未来时，人们则倾向于采用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人们在面对需要推迟享受（或作出即时牺牲）的抉择时，如果这种牺牲可以被推迟，那么人们会表现的较有耐心，如果这种牺牲需要在短期内作出，人们则比较没有耐心。从消费与储蓄来看，由于现期的消费比未来的消费更有吸引力，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由于不同人的自制能力有差异，行为经济学家从双曲线贴现函数推导出两种形式的拖延(procrastination)：幼稚拖延(naive procrastination)和老练拖延(sophisticated procrastination)。那些具有“幼稚拖延”倾向的人总是认为明天与今天不同，明天的效用函数与今天的不同，但没有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与今天的自己也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总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明天会去做那些需要牺牲现时享受的事，如储蓄、减肥、运动等，虽然自己今天并没有这么做。结果，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的自己一样拖延下去，老练拖延行为的表现形式是提前行动（注：提前行动的概念首先由都农佛和拉宾提出。参见O'Donoghue Ted and Rabin Matthew,Doing It Now or Lat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Vol,89(1).）(preproperation)。具有老练拖延行为倾向的人对未来的自己有完全理性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他们不会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的享受，而只会“提前”享受。
泰勒等人(Thaler & Benartzi)为了研究拖延行为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曾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做过这样一个实验：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他们可以优先选择从工资增量中提取多少比例用作储蓄。与双曲线贴现函数的推论一致，雇员们虽然只愿意从现有工资中提取较少比例用作储蓄，但愿意从未来工资的增量中提取较大比例用作储蓄。在这一储蓄计划下，该公司雇员的储蓄率提高了约一倍。[17]
除了以上这四个宏观问题外，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行为经济学在其他领域也有分歧。例如，针对证券市场，凯恩斯在《通论》里就提出过著名的“选美理论”：他认为选股票就像选美竞赛（注：即由报纸公布一批照片，由公众进行评选，如果参赛者选出的美女与最后评审结果相符，那么该参赛者将获得奖励，类似于当今流行的网民评选网络小姐的竞赛。），如果你需要在上百张照片中选出六张，为了胜出，你不能选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六张脸蛋，而必须选那些大多数人会选中的那六张。股票市场也是如此，为了获利，投资者不是选择自己心目中的绩优股，而是选择为大多数人所推崇的“绩优股”。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证券市场将对各类信息作出过度反应，证券价格也因之而过度波动。有效市场假说是理性预期理论在金融领域的经典应用。有效市场假说认为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对证券价值会作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在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上，所有信息均能反映在证券价格上，市场具有价格调整功能，任何时候都能对广泛的具有投资价值的信息给予正确的评价与反映，证券价格不会大幅度偏离基本价值。行为经济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开辟了金融学的新分支——行为金融学。行为金融学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总有一部分投资者是非理性的，他们的投资行为受非理性的投资情绪的影响。在非理性投资行为的作用下，金融市场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证券价格偏离基本价值是一种常态。与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相似，行为金融学也是从心理因素出发研究投资行为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见，行为金融学也是对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的一种回归。
五、结论
在以上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还是宏观行为经济学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其实都是以个人行为，即“微观基础”作为分析的起点。凯恩斯理论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出发，对失业、投资、储蓄等一系列宏观问题提出了开创性的见解，强调政府需求管理政策的重要性，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遗憾的是，凯恩斯的后继者们对凯恩斯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和关注逐步超越了凯恩斯所强调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使得“缺乏微观基础”成为新古典主义者反对和批判凯恩斯理论的一贯托辞。然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微观基础”却是过于单一化的“理性预期”，忽略了“经济人”行为中丰富、生动同时也是复杂的一面。新古典主义者企图以理性预期来解释宏观问题，但其理论在很多现实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令人庆幸的是，新崛起的宏观行为经济学为经济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它重新重视凯恩斯曾强调过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从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厌恶、羊群行为等角度出发，对许多宏观问题做出了更符合实际也更令人信服的诠释，使我们对经济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当然，宏观行为经济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但我们期待着它能够带领经济学回到应有的道路上。
［收稿日期］200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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